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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诗词是中华文化精髓，在翻译领域中，诗词翻译却是一大难点，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李商隐作为我国代表性晚唐诗人，其作品中有很多典故，但这些典故却为翻译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如不能找到解决策略，必将影响译文质量。本文以李商隐诗歌的用典特色为研究基点，分析李诗典故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并对比现有译本中的典故翻译，针对翻译现状，提出对李诗典故进行分类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李商隐；文化内涵；典故分类
李商隐其诗词用词考究、情感细腻、擅长用典。使用典故是李诗的一大特色，也正因其大量的用典，使得李诗比较晦涩难懂，而且李诗中所用典故大多出自民间故事、志怪小说，而非四书五经等当时主流文学，这也为其英译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在现有的诗词翻译著作中，对李诗的翻译作品并不多，而且普遍浅显，很多唯美的意向都没有得到体现，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一、李商隐诗歌用典特色分析
李商隐诗歌中的典故繁多，绝大多数运用的都是事典，而且在使用时很少借鉴前人的用法，而是对典故进行再造与升华，不仅如此，李诗中所用的事典还有很多都是“生典”，这也大大提升了李诗的英译难度。另外，李商隐在用典时往往不用典故原来的意义，而是着眼于典故所传达或喻示的情思韵味，通过典故来表达自身情绪[1]。从总体上看，李诗的用典广泛，善于突破传统，具有很强的创新性，通过非主流文学典故来烘托气氛，以典达情，融典入景。
二、李诗典故翻译的难点分析
李诗用典数量多，密度大，很多情况下，一句诗中常有三五个，若单纯运用直译或加注等传统翻译方式，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工作内容非常繁复；而运用多次加注的方式，便会打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连贯性，从而无法体现李诗中的唯美的意境与美感[2]。另外，由于李诗中所用的典故多为民间故事，志怪小说，西方读者都很难了解到其中的文化内涵。加之李诗用典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即便是人们熟知的典故，李商隐也会着意对其进行增改删减，从而改变原典故的意义，赋予其更多内涵。所以，如果运用直译方式来翻译李诗，不仅不利于读者对原诗的理解，还会对读者产生误导。
三、现有李诗译本中典故翻译的现状及优缺点
李诗因其用典较多、翻译难度大，现有的翻译作品并不多，这些翻译作品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诗歌的大体情感，但在诸多典故的翻译上都选择了浅尝辄止。通过对现有李诗译本的研究，很容易发现很多翻译者对李诗典故的翻译都存在“一刀切”现象，其作品 中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没有针对性。如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其作品为了最大程度上将李诗独具特色的朦胧感体现出来，在典故翻译时大多运用意译，有时还会出现略译，这种方式虽能够体现诗歌意境，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典故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流失，使得西方读者不能理解到典故背后的深层含义。如他的名句“心有灵犀一点通”此句中的典故“灵犀”。在古代人们犀牛角视为灵异之物，犀牛角中心的髓质像一条白线贯通上下，诗中借喻相爱的双方心灵相通。许译为“Our hearts at one， your ears can hear my inner call.”可以说将诗中的情感和神韵表达的淋漓尽致，“灵犀”这一典故在他的译文中却没有得到充分地表达，实为可惜。再如葛瑞汉，其作品非常重视对原诗意境与典故文化的保留，因此，在他的翻译作品中，最常用的方式便是直译和直译加注。如“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这一句中出现了“贾氏窥帘”和“宓妃留枕”两个事典，借晋朝贾充之女与少年韩寿私通的故事，借曹植与洛神梦中相会的传说，描写了一段诗人与情人的幽会。Graham的译文为“Chia’s daughter peeped through the screen when Han the clerk was young， The goddess of the river left her pillow for the great Prince of Wei.”這种借古喻今的手法在李诗中常常出现，而葛瑞汉为了将其典故保留只译出了古代传说，但西方读者并不熟知这两个事典，反而会觉得不知所云。直译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诗歌的意识流美感，将原本虚实相映的典故全都夯实，降低了诗歌的可读性。
四、李商隐诗中典故的翻译策略
针对当前李诗典故翻译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在翻译过程中，可以以文化内涵为基础，对李诗中的典故进行分类：
（一）文化符号型典故
文化符号型典故，其主要特点有三方面：第一，非事典；第二，多为地名；第三，本身意义不大。这些典故普遍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如“蓬莱”、“瑶台”、“刘郎”等民间访道求仙故事中会出现的地点和人物，属于文化负载词[4]。这些典故是具有很大辨识度的，但其本身的意义却有限。所以，对于这类典故，可以将其作为“文化符号”插入到译文中，从而表现出李商隐鲜明的个人风格，运用直译或直译加注的方式进行简单解释，以提升其辨识度，不仅能够最大限度的保留中国文化，而且能够将李诗中所蕴含的“仙气”表现出来，而由于这类词因为本身便属于人名或地名，也不会过多的影响诗歌的意境与美感。
（二）文化替换型典故
文化交替型典故，其主要特点有两方面：第一，具有中西方文化相同性；第二，不影响诗歌原意。这类典故在使中西方文化中都存在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通过替代翻译法，将原本的中国典故翻译成与之意思相近的西方典故，以便于西方读者对李诗的理解。如李商隐《锦瑟》中的“沧海月明珠有泪”中的典故指的是神话传说中鲛人的泪珠化为珍珠，鲛人也许西方读者难以理解，译者宾纳将其翻译为“mermen”美人鱼，就巧妙地将东西方文化进行了替换。这种翻译方式不仅保留了李商隐诗歌原本的浪漫意境与“仙气”，还做到了对中西方文化的有效转化。
（三）不可译型典故
不可译典故，主要特点有两方面：第一，一典多义性；第二，移神，留貌。李商隐在用典过程中，其使用手法灵活，很多情况下，都会赋予典故新的意思，改变典故的原意，经常对典故进行删减组合，虽然保留了典故的形象，但其所要表达的意思却与典故的本义大相径庭。例如“庄生晓梦迷蝴蝶”，原有典故的意思是借以阐述万物本无差的“齐物论”思想，而此典运用于诗中仅为了表达人生如梦的惆怅与迷惘情思。针对此类典故，若在翻译时过分纠结，反而弄巧成拙，不易于西方读者的理解，更不要谈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了。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大胆的选择意译甚至略译的方式，从表面上看，这种做法是屈从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但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翻译方式却有利于李商隐诗歌英译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与推广。
五、结论
综上所述，李商隐作为我国晚唐时期朦胧诗派的代表，其诗歌的英译需要受到重视，但由于李诗用典较多，翻译难度较大，现有英译作品相对较少等实际问题。针对这种现象，本文提出对李诗典故进行分类的翻译策略，将典故分为文化符号型典故、文化替换型典故以及不可译型典 故三种，针对每种典故的不同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翻译，以提升对李诗典故的翻译质量。
参考文献：
[1]王珊.“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的文化负载词的归化翻译——以许渊冲中诗英译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为例[J].海外英语，2013，24：144-145+151.
[2]章国军.认知语言学翻译观视角下诗歌的意象翻译——以李商隐诗歌中的“蜡烛”意象为例[J].外国语文，2011，04：78-81.
[3]袁翠.古汉语诗词互文性翻译探析——以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为例[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2：113-116.
[4]张妤.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的英译比较——试从英汉诗歌翻译中意境的传达来分析[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03：183﹢204.
[5]朱纯深，崔英.从词义连贯、隐喻连贯与意象聚焦看诗歌意境之“出”——以李商隐诗《夜雨寄北》及其英译为例[J].中国翻译，2010，01：57-64+95-96.
关键词：李商隐；文化内涵；典故分类
李商隐其诗词用词考究、情感细腻、擅长用典。使用典故是李诗的一大特色，也正因其大量的用典，使得李诗比较晦涩难懂，而且李诗中所用典故大多出自民间故事、志怪小说，而非四书五经等当时主流文学，这也为其英译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在现有的诗词翻译著作中，对李诗的翻译作品并不多，而且普遍浅显，很多唯美的意向都没有得到体现，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一、李商隐诗歌用典特色分析
李商隐诗歌中的典故繁多，绝大多数运用的都是事典，而且在使用时很少借鉴前人的用法，而是对典故进行再造与升华，不仅如此，李诗中所用的事典还有很多都是“生典”，这也大大提升了李诗的英译难度。另外，李商隐在用典时往往不用典故原来的意义，而是着眼于典故所传达或喻示的情思韵味，通过典故来表达自身情绪[1]。从总体上看，李诗的用典广泛，善于突破传统，具有很强的创新性，通过非主流文学典故来烘托气氛，以典达情，融典入景。
二、李诗典故翻译的难点分析
李诗用典数量多，密度大，很多情况下，一句诗中常有三五个，若单纯运用直译或加注等传统翻译方式，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工作内容非常繁复；而运用多次加注的方式，便会打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连贯性，从而无法体现李诗中的唯美的意境与美感[2]。另外，由于李诗中所用的典故多为民间故事，志怪小说，西方读者都很难了解到其中的文化内涵。加之李诗用典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即便是人们熟知的典故，李商隐也会着意对其进行增改删减，从而改变原典故的意义，赋予其更多内涵。所以，如果运用直译方式来翻译李诗，不仅不利于读者对原诗的理解，还会对读者产生误导。
三、现有李诗译本中典故翻译的现状及优缺点
李诗因其用典较多、翻译难度大，现有的翻译作品并不多，这些翻译作品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诗歌的大体情感，但在诸多典故的翻译上都选择了浅尝辄止。通过对现有李诗译本的研究，很容易发现很多翻译者对李诗典故的翻译都存在“一刀切”现象，其作品 中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没有针对性。如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其作品为了最大程度上将李诗独具特色的朦胧感体现出来，在典故翻译时大多运用意译，有时还会出现略译，这种方式虽能够体现诗歌意境，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典故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流失，使得西方读者不能理解到典故背后的深层含义。如他的名句“心有灵犀一点通”此句中的典故“灵犀”。在古代人们犀牛角视为灵异之物，犀牛角中心的髓质像一条白线贯通上下，诗中借喻相爱的双方心灵相通。许译为“Our hearts at one， your ears can hear my inner call.”可以说将诗中的情感和神韵表达的淋漓尽致，“灵犀”这一典故在他的译文中却没有得到充分地表达，实为可惜。再如葛瑞汉，其作品非常重视对原诗意境与典故文化的保留，因此，在他的翻译作品中，最常用的方式便是直译和直译加注。如“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这一句中出现了“贾氏窥帘”和“宓妃留枕”两个事典，借晋朝贾充之女与少年韩寿私通的故事，借曹植与洛神梦中相会的传说，描写了一段诗人与情人的幽会。Graham的译文为“Chia’s daughter peeped through the screen when Han the clerk was young， The goddess of the river left her pillow for the great Prince of Wei.”這种借古喻今的手法在李诗中常常出现，而葛瑞汉为了将其典故保留只译出了古代传说，但西方读者并不熟知这两个事典，反而会觉得不知所云。直译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诗歌的意识流美感，将原本虚实相映的典故全都夯实，降低了诗歌的可读性。
四、李商隐诗中典故的翻译策略
针对当前李诗典故翻译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在翻译过程中，可以以文化内涵为基础，对李诗中的典故进行分类：
（一）文化符号型典故
文化符号型典故，其主要特点有三方面：第一，非事典；第二，多为地名；第三，本身意义不大。这些典故普遍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如“蓬莱”、“瑶台”、“刘郎”等民间访道求仙故事中会出现的地点和人物，属于文化负载词[4]。这些典故是具有很大辨识度的，但其本身的意义却有限。所以，对于这类典故，可以将其作为“文化符号”插入到译文中，从而表现出李商隐鲜明的个人风格，运用直译或直译加注的方式进行简单解释，以提升其辨识度，不仅能够最大限度的保留中国文化，而且能够将李诗中所蕴含的“仙气”表现出来，而由于这类词因为本身便属于人名或地名，也不会过多的影响诗歌的意境与美感。
（二）文化替换型典故
文化交替型典故，其主要特点有两方面：第一，具有中西方文化相同性；第二，不影响诗歌原意。这类典故在使中西方文化中都存在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通过替代翻译法，将原本的中国典故翻译成与之意思相近的西方典故，以便于西方读者对李诗的理解。如李商隐《锦瑟》中的“沧海月明珠有泪”中的典故指的是神话传说中鲛人的泪珠化为珍珠，鲛人也许西方读者难以理解，译者宾纳将其翻译为“mermen”美人鱼，就巧妙地将东西方文化进行了替换。这种翻译方式不仅保留了李商隐诗歌原本的浪漫意境与“仙气”，还做到了对中西方文化的有效转化。
（三）不可译型典故
不可译典故，主要特点有两方面：第一，一典多义性；第二，移神，留貌。李商隐在用典过程中，其使用手法灵活，很多情况下，都会赋予典故新的意思，改变典故的原意，经常对典故进行删减组合，虽然保留了典故的形象，但其所要表达的意思却与典故的本义大相径庭。例如“庄生晓梦迷蝴蝶”，原有典故的意思是借以阐述万物本无差的“齐物论”思想，而此典运用于诗中仅为了表达人生如梦的惆怅与迷惘情思。针对此类典故，若在翻译时过分纠结，反而弄巧成拙，不易于西方读者的理解，更不要谈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了。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大胆的选择意译甚至略译的方式，从表面上看，这种做法是屈从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但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翻译方式却有利于李商隐诗歌英译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与推广。
五、结论
综上所述，李商隐作为我国晚唐时期朦胧诗派的代表，其诗歌的英译需要受到重视，但由于李诗用典较多，翻译难度较大，现有英译作品相对较少等实际问题。针对这种现象，本文提出对李诗典故进行分类的翻译策略，将典故分为文化符号型典故、文化替换型典故以及不可译型典 故三种，针对每种典故的不同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翻译，以提升对李诗典故的翻译质量。
参考文献：
[1]王珊.“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的文化负载词的归化翻译——以许渊冲中诗英译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为例[J].海外英语，2013，24：144-145+151.
[2]章国军.认知语言学翻译观视角下诗歌的意象翻译——以李商隐诗歌中的“蜡烛”意象为例[J].外国语文，2011，04：78-81.
[3]袁翠.古汉语诗词互文性翻译探析——以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为例[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2：113-116.
[4]张妤.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的英译比较——试从英汉诗歌翻译中意境的传达来分析[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03：183﹢204.
[5]朱纯深，崔英.从词义连贯、隐喻连贯与意象聚焦看诗歌意境之“出”——以李商隐诗《夜雨寄北》及其英译为例[J].中国翻译，2010，01：57-64+9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