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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全媒体时代，作为印刷传媒时代的重要文体报告文学的存在价值几何？作用何在？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在本世纪之初，曾有人断言报告文学即将日薄西山，像恐龙那样死去。但是，近十余年来，报告文学非但没有死去，还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我想，这其中必有其存在的价值和作用。
从记录社会、展示社会、砥砺社会的角度讲，报告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和作用体现在对于现实的真实把握，也就是非虚构精神的强化与践行，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进程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本身及人与生态关系的关怀等方面，诸多作家的主体意识以及他们的文本可说明这一点。报告文学具有强烈现实关怀文体的本质，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十分显明。譬如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它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是与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一道最早成为新时期文学中对“文革”进行反思作品。而且，《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后随即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报纸用头版头条方式同时转载，“《人民日报》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一篇文学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所未有的。”（陈磊：《30年前，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前后后》，《新华文摘》2008年第10期。）这当然就成为了当代文学的空前奇观。以至于后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进程中，报告文学都成为了“急先锋”。特别是声势浩大的1987至1988年“中国潮”全国报告文学征文活动，全国一百多家主要文学刊物齐齐参与，发表了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极大地推动了报告文学对于中国改革现实的深度关注，获得良好效果。新世纪以来，鲁迅文学奖对优秀报告文学的奖励，也使我们看到报告文学现实关怀力量的强大。可以说，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报告文学是当之无愧的。张光年先生早在1983年就说过：“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所以，与其他文体相比，报告文学对于现实的依存度、切近度和反应度，无疑是最高的。“时代文体”正是对报告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形象概括。
近十余年来，中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迅速融入国际经济的高速发展举世瞩目。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亲身参与并亲手描绘了中华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伟大变革时代。当下报告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可以用“主旋律”和“多声部”来概括。“主旋律”主要指的是报告文学对于近十余年来具有全国性影响或意义的事件与人物的再现、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典型的表现；而“多声部”则表示报告文学对于当下现实生活各个领域所做的及时的艺术传达。前者譬如对于抗击“非典”、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等。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和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在我看来是大地震灾难写作中的突出之作。前者着力描述于大地震对于人心的震撼与重创，讲诉大难当前时人性、人情、人生的善与爱，恶与丑，具有别具一格的深度。后者视角并未着眼于汶川地震的全景纪实，而是对震中北川的灾难直击和救援书写，真挚的情感和流畅的表达使这篇作品感人至深。何建明的《英雄北川》、张胜友的《北川重生》、赵瑜等的《晋人援蜀记》、李春雷的《夜宿棚花村》和刘堂江等的《热血师魂》等作品，也从不同视角传达了作家们对于大地震惨状、救灾、重建等过程的亲历与感受。何建明的《北京保卫战》、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和徐刚的《国难》则力图表现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斗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角度为报告文学的灾难写作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李春雷的《木棉花开》，何建明的《台州农民革命风暴》《破天荒》和《我的天堂》，张胜友的《珠江，东方的觉醒》，吕雷和赵洪的《国运》等，则是报告文学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优秀之作。着力于人的道德、理想、信念、操守建设，是构建人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十余年间，报告文学对于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先进典型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文学的“正能量”和社会的“正能量”。譬如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和《为了弱者的尊严》中的梁雨润，李春雷《幸福是什么》中的郭明义等。
在充分肯定我们社会的正面力量的同时，报告文学并没有遗忘对于社会中还存在的“负能量”——即假丑恶现象的揭露与抨击。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陈桂棣等的《中国农民调查》、魏荣汉等的《昂贵的选票》对于“三农”问题的关注，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对于医疗卫生界某些严重问题的揭露，一合的《红与黑》、杨黎光的《惊天铁案》、邢军纪的《第一种危险》对于官员腐败和“人性腐败”的书写，赵瑜等的《王家岭的诉说》、长江的《矿难如麻》对矿难事件的调查等，都诠释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些侧面，体现出报告文学对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而刚性的介入，以及作家的主体批判精神。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报告文学以自己的实绩超越了新闻体式，而趋向于思想性文体和主体性文体。这种趋向其实是在适应读者对于报告文学“文体期待”的位移，即他们并不指望报告文学给出多少“新闻面”，而是期待“新闻面”里面的东西，期待作家对于重大新闻事件具有深度和广度的认知和思考。
正像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越来越变得更加多元化一样，报告文学也在形成一个“多声部”的格局。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日常生活开始进入作家的描述视野，在抵达表现的深度的同时，尽可能地拓展其表现的宽度。譬如黄传会的《天下婚姻》书写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的制定和修改历程，由“婚姻”而论“天下”；周勍以《民以何食为天》为题关注当下的国人食品卫生安全；郝敬堂等的《厕所革命》直言厕所改革；徐江善的《中国，车祸之痛》思考交通安全问题；林因等的《太阳灼伤的土地》直击海外中国劳工的生活；刘茵的《砸车奇遇》描述邻里好人；陈歆耕的《猫鼠博弈》聚焦反扒“神警”与小偷；李迪的《丹东看守所的故事》描述特殊环境下的温暖和温情。另外，还有许多作品立足于对于历史的个性化深度解读或重新阐释：比如王树增的《长征》《解放战争》和《1911》、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黄传会的《潜航》、陈秉安的《大逃港》、刘国强的《日本遗孤》等。 当下报告文学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的艺术记录，或许将成为当代人甚至后代人了解这段中国现代史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艺术的方式记录现实、再现时代，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文体内质。今天的报告，就是明天的历史。这正是报告文学的文献性之所在。在我看来，是否具有文献性，是衡量一部或一篇报告文学能否成为优秀之作，甚至成为经典的必备条件。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对民族国家处于重大转折或激变时期的描绘与再现，成就了这一文体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附庸到独立的辉煌。这十余年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大写了这一个大时代。当然，与过去相比，作家“大写”时代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即由过去单一的公共话语走向公共话语与个人话语的结合，甚至完全就是个人话语的书写方式，譬如，近几年来风行的“非虚构”写作。这个意义非常大，它使报告文学的新闻特性逐渐走向隐性的同时，放大了这一文体以个性化为特质的文学性表达。作为非虚构文体，报告文学切近现实、连通现实、再现现实，既是凸显它的文学价值，也是防止文学游离社会、自说自话、甚至最终被边缘化的一个好途径。
报告文学在当下的价值和作用还表现在其文体的自觉。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成长史中我们不难看出，时代文化语境的价值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扮演着一双推动文体前行的手，而不能替代文体内在运作的本身。如果说，非虚构精神的强化与践行成为当下报告文学的一个强音，那么，报告文学在艺术表现上的跨越，也是不容忽视的主旋律之一。譬如叙述模式的“一体到多元”的流变态势，这其中又包含许多内容，诸如体裁和语言体式、叙述视角、叙述结构、叙述人称、非叙事性话语等文体内在建构的日趋成熟与丰富。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这种跨越就已经基本实现，譬如叙述结构中的全景式和集合式，它们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经典结构模式，当我们说到“全景式报告文学”或“集合式报告文学”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联想到当代文学中所创设的“朦胧诗”“文化散文”“新写实小说”等极具个性化的文体符号。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正在进入“文体时代”。
报告文学的价值显现还与其传播方式的变化相关联。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报告文学突破纸质媒介单一传播的局限，通过电影电视和网络广泛传播。杨黎光的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曾连载于《深圳特区报》《羊城晚报》，继而又由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来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他的报告文学《生死一线》被改编变成电影《五颗子弹》。王宏甲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新教育风暴》由中央电视台拍摄成30集大型电视报告文学片《新教育风暴》。一合的《黑脸》传播更显广泛，《北京文学》（2001年第1期）曾言：“两年前，一合4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黑脸》获得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之后，被改编为12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引起强烈反响，观众达11亿人次，为1998年之最，并获得了‘飞天奖’、‘金鹰奖’和中央纪委颁发的‘卫士奖’。一时间，主人公姜瑞峰名声大震，成为新闻人物，屡上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并使播他的这些节目成为‘名节目’，同电视剧《黑脸》一样被广泛传颂。”何建明的《落泪是金》成为多媒体联手运作引起轰动的文本，《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9年6月第129期）曾经报道说：“近百家报刊、广播电台、电视节目纷纷转载和连播该作品，据不完全统计，《落泪是金》的直接读者超过2000万人次，通过广播电台连播节目收听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他的报告文学《国家行动》和《部长与国家》分别被改编成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热播电视剧《国家行动》和《奠基者》，后者更是成为近十余年来央视开年大戏中唯一一部根据报告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这些名声远播的作品创造了当下报告文学可观的“收视率”和“票房”，使这一传统文体获得了新质和新生。
作为非虚构文学的主力文体，报告文学正在渡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谷期，走向裂变与复兴的新时期。但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报告文学领域，对现实的反思与对现实的逃离、对非虚构性的坚守与失守、对艺术表现的精准与粗鄙、作家队伍的质数提升等令人纠结的诸多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因此，我们由衷地希望报告文学作家在当下社会转型时期，努力做到不为资本写作、不为权贵写作、不为获奖写作，而要为良知写作、为正义写作、为人类写作。真正以博大胸襟和人类关怀的眼光，站在人的角度写人，使作品具有超越感和人学本质。还要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写中国人，使作品具有民族气派和本土特色。最终使报告文学成为当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真正“顶天立地”的文体。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记录社会、展示社会、砥砺社会的角度讲，报告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和作用体现在对于现实的真实把握，也就是非虚构精神的强化与践行，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进程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本身及人与生态关系的关怀等方面，诸多作家的主体意识以及他们的文本可说明这一点。报告文学具有强烈现实关怀文体的本质，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十分显明。譬如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它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是与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一道最早成为新时期文学中对“文革”进行反思作品。而且，《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后随即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报纸用头版头条方式同时转载，“《人民日报》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一篇文学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所未有的。”（陈磊：《30年前，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前后后》，《新华文摘》2008年第10期。）这当然就成为了当代文学的空前奇观。以至于后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进程中，报告文学都成为了“急先锋”。特别是声势浩大的1987至1988年“中国潮”全国报告文学征文活动，全国一百多家主要文学刊物齐齐参与，发表了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极大地推动了报告文学对于中国改革现实的深度关注，获得良好效果。新世纪以来，鲁迅文学奖对优秀报告文学的奖励，也使我们看到报告文学现实关怀力量的强大。可以说，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报告文学是当之无愧的。张光年先生早在1983年就说过：“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所以，与其他文体相比，报告文学对于现实的依存度、切近度和反应度，无疑是最高的。“时代文体”正是对报告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形象概括。
近十余年来，中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迅速融入国际经济的高速发展举世瞩目。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亲身参与并亲手描绘了中华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伟大变革时代。当下报告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可以用“主旋律”和“多声部”来概括。“主旋律”主要指的是报告文学对于近十余年来具有全国性影响或意义的事件与人物的再现、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典型的表现；而“多声部”则表示报告文学对于当下现实生活各个领域所做的及时的艺术传达。前者譬如对于抗击“非典”、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等。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和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在我看来是大地震灾难写作中的突出之作。前者着力描述于大地震对于人心的震撼与重创，讲诉大难当前时人性、人情、人生的善与爱，恶与丑，具有别具一格的深度。后者视角并未着眼于汶川地震的全景纪实，而是对震中北川的灾难直击和救援书写，真挚的情感和流畅的表达使这篇作品感人至深。何建明的《英雄北川》、张胜友的《北川重生》、赵瑜等的《晋人援蜀记》、李春雷的《夜宿棚花村》和刘堂江等的《热血师魂》等作品，也从不同视角传达了作家们对于大地震惨状、救灾、重建等过程的亲历与感受。何建明的《北京保卫战》、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和徐刚的《国难》则力图表现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斗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角度为报告文学的灾难写作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李春雷的《木棉花开》，何建明的《台州农民革命风暴》《破天荒》和《我的天堂》，张胜友的《珠江，东方的觉醒》，吕雷和赵洪的《国运》等，则是报告文学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优秀之作。着力于人的道德、理想、信念、操守建设，是构建人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十余年间，报告文学对于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先进典型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文学的“正能量”和社会的“正能量”。譬如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和《为了弱者的尊严》中的梁雨润，李春雷《幸福是什么》中的郭明义等。
在充分肯定我们社会的正面力量的同时，报告文学并没有遗忘对于社会中还存在的“负能量”——即假丑恶现象的揭露与抨击。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陈桂棣等的《中国农民调查》、魏荣汉等的《昂贵的选票》对于“三农”问题的关注，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对于医疗卫生界某些严重问题的揭露，一合的《红与黑》、杨黎光的《惊天铁案》、邢军纪的《第一种危险》对于官员腐败和“人性腐败”的书写，赵瑜等的《王家岭的诉说》、长江的《矿难如麻》对矿难事件的调查等，都诠释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些侧面，体现出报告文学对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而刚性的介入，以及作家的主体批判精神。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报告文学以自己的实绩超越了新闻体式，而趋向于思想性文体和主体性文体。这种趋向其实是在适应读者对于报告文学“文体期待”的位移，即他们并不指望报告文学给出多少“新闻面”，而是期待“新闻面”里面的东西，期待作家对于重大新闻事件具有深度和广度的认知和思考。
正像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越来越变得更加多元化一样，报告文学也在形成一个“多声部”的格局。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日常生活开始进入作家的描述视野，在抵达表现的深度的同时，尽可能地拓展其表现的宽度。譬如黄传会的《天下婚姻》书写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的制定和修改历程，由“婚姻”而论“天下”；周勍以《民以何食为天》为题关注当下的国人食品卫生安全；郝敬堂等的《厕所革命》直言厕所改革；徐江善的《中国，车祸之痛》思考交通安全问题；林因等的《太阳灼伤的土地》直击海外中国劳工的生活；刘茵的《砸车奇遇》描述邻里好人；陈歆耕的《猫鼠博弈》聚焦反扒“神警”与小偷；李迪的《丹东看守所的故事》描述特殊环境下的温暖和温情。另外，还有许多作品立足于对于历史的个性化深度解读或重新阐释：比如王树增的《长征》《解放战争》和《1911》、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黄传会的《潜航》、陈秉安的《大逃港》、刘国强的《日本遗孤》等。 当下报告文学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的艺术记录，或许将成为当代人甚至后代人了解这段中国现代史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艺术的方式记录现实、再现时代，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文体内质。今天的报告，就是明天的历史。这正是报告文学的文献性之所在。在我看来，是否具有文献性，是衡量一部或一篇报告文学能否成为优秀之作，甚至成为经典的必备条件。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对民族国家处于重大转折或激变时期的描绘与再现，成就了这一文体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附庸到独立的辉煌。这十余年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大写了这一个大时代。当然，与过去相比，作家“大写”时代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即由过去单一的公共话语走向公共话语与个人话语的结合，甚至完全就是个人话语的书写方式，譬如，近几年来风行的“非虚构”写作。这个意义非常大，它使报告文学的新闻特性逐渐走向隐性的同时，放大了这一文体以个性化为特质的文学性表达。作为非虚构文体，报告文学切近现实、连通现实、再现现实，既是凸显它的文学价值，也是防止文学游离社会、自说自话、甚至最终被边缘化的一个好途径。
报告文学在当下的价值和作用还表现在其文体的自觉。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成长史中我们不难看出，时代文化语境的价值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扮演着一双推动文体前行的手，而不能替代文体内在运作的本身。如果说，非虚构精神的强化与践行成为当下报告文学的一个强音，那么，报告文学在艺术表现上的跨越，也是不容忽视的主旋律之一。譬如叙述模式的“一体到多元”的流变态势，这其中又包含许多内容，诸如体裁和语言体式、叙述视角、叙述结构、叙述人称、非叙事性话语等文体内在建构的日趋成熟与丰富。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这种跨越就已经基本实现，譬如叙述结构中的全景式和集合式，它们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经典结构模式，当我们说到“全景式报告文学”或“集合式报告文学”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联想到当代文学中所创设的“朦胧诗”“文化散文”“新写实小说”等极具个性化的文体符号。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正在进入“文体时代”。
报告文学的价值显现还与其传播方式的变化相关联。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报告文学突破纸质媒介单一传播的局限，通过电影电视和网络广泛传播。杨黎光的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曾连载于《深圳特区报》《羊城晚报》，继而又由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来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他的报告文学《生死一线》被改编变成电影《五颗子弹》。王宏甲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新教育风暴》由中央电视台拍摄成30集大型电视报告文学片《新教育风暴》。一合的《黑脸》传播更显广泛，《北京文学》（2001年第1期）曾言：“两年前，一合4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黑脸》获得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之后，被改编为12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引起强烈反响，观众达11亿人次，为1998年之最，并获得了‘飞天奖’、‘金鹰奖’和中央纪委颁发的‘卫士奖’。一时间，主人公姜瑞峰名声大震，成为新闻人物，屡上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并使播他的这些节目成为‘名节目’，同电视剧《黑脸》一样被广泛传颂。”何建明的《落泪是金》成为多媒体联手运作引起轰动的文本，《羊城晚报新闻周刊》（1999年6月第129期）曾经报道说：“近百家报刊、广播电台、电视节目纷纷转载和连播该作品，据不完全统计，《落泪是金》的直接读者超过2000万人次，通过广播电台连播节目收听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他的报告文学《国家行动》和《部长与国家》分别被改编成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热播电视剧《国家行动》和《奠基者》，后者更是成为近十余年来央视开年大戏中唯一一部根据报告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这些名声远播的作品创造了当下报告文学可观的“收视率”和“票房”，使这一传统文体获得了新质和新生。
作为非虚构文学的主力文体，报告文学正在渡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谷期，走向裂变与复兴的新时期。但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报告文学领域，对现实的反思与对现实的逃离、对非虚构性的坚守与失守、对艺术表现的精准与粗鄙、作家队伍的质数提升等令人纠结的诸多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因此，我们由衷地希望报告文学作家在当下社会转型时期，努力做到不为资本写作、不为权贵写作、不为获奖写作，而要为良知写作、为正义写作、为人类写作。真正以博大胸襟和人类关怀的眼光，站在人的角度写人，使作品具有超越感和人学本质。还要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写中国人，使作品具有民族气派和本土特色。最终使报告文学成为当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真正“顶天立地”的文体。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