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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6月开始，北京、上海等地的地铗、路牌广告、移动电视上频现韩寒、王珞丹代言的某服饰网站的产品广告，从此，以“爱……不爱……”、“是……不是……”为关键词和主旋律的“凡客体”开始在青年人中广为流传，成为时下的流行语录。
实际上，这种“凡客体”采取的是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和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基本语法形式。诗性的形式与大众化的内容是它在当下广为流行的两大支点。
众所周知，后现代社会是一个话语狂欢的时代。各种新概念、新符号、新句型层出不穷，媒体上各种“雷人”话语和人物沧海横流，但由于“墙上的画马不能骑，镜子里的烧饼不能充饥”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原理，所有虚拟的符号狂欢绝不会仅止于符号游戏本身，它总是要千方百计地与现实世界中真实的事物挂靠起来。“凡客体”亦是如此。
表面上看，“凡客体”只是一套广告文案，其根本的意图在于推销某服饰。它走的是一条典型的文化产业之路——以库房中服饰的质料、款式和风格为基础，通过缜密的算计和高明的策划，精心打造了一整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审美趣味，精准地刺激了当下普通年轻人的消费欲望与心态，比如，“爱网络，爱自由；爱晚起，爱夜间大排档”，“爱奋斗，也爱享受；爱漂亮衣服，更爱打折标签”，并成功地借用传统的文学模式和当代的信息技术，使之易于记诵和传播，这是“凡客体”迅速起家最重要的“资本”和“秘密”。
或许会有人会觉得“凡客体”是一种独创，但实际上，这只是人们普遍不读书和读书不认真的一个反映。作为一种时下流行的新语体，“凡客体”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再现了当前文化生产中存在的深层问题与困境。进一步说，它只是一种历史叙事的轮回而已：
从西方看，“凡客”的生存状态可追溯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批判的“常人”。这是一种因为害怕承担生存责任而自甘沉沦于物质和感官享受的个体，所以“常人”又被海德格尔称为“人的沉沦状态”。由于每天都要受到内心幂处那个“本真的自我”的召唤，“常人”的生活也总是处于矛盾紧张的状态和左右为难的选择中。在“凡客”语录中，“不是什么旗手，不是谁的代言，我是韩寒，我只代表我自己”，以及“我没什么特别，我很特别”等表述，就是“常人”在日常生活中充满矛盾和困惑的真实写照。由于这种矛盾在当代社会，特别是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因而它大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
从中国看，“凡客体”的基本理论可追潮到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性格组合论》。针对“文革”文学中人物性格的单一化和模式化，如好人绝对的好、坏人绝对的坏等，它揭示了人性是一个包括各种对立因素的复杂结构。对于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性格组合论》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和启蒙意义。“凡客体”在自我表达与认同上的两面性，如“爱……不爱……”、“是……不是……”，在深层结构上与《性格组合论》揭示的人性的各种对立因素如出一辙。当然，由于时代不同，这两者也有重要的差别。如果说，当时揭示人性复杂的主要目的在于清理“极左”思潮对人丰富本性的异化，那么，在“凡客体”中流露的，主要是一种在城市化与物质主义直行背景下青春的迷惘，在青年人内心焦躁、不安的时候，“凡客体”恰好起到“安慰奶嘴”的作用。
从根本上讲，消费社会需要不断的话语和符号生产推动自身的再生产，因而，以“消费文化”为本质特征的后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急需各种符号资源的时代，但另一方面，由于后现代本身创造符号的能力严重不足，因而，在话语狂欢的同时又必然要经常性地陷入话语短缺的危机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预言，“凡客体”将和很；流行的时尚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是它一出现就已注定了的命运。所有“只消费、不生产”的后现代话语，在一阵激动和新鲜刺激之后，都会像泰坦尼克号一样迅速沉没。因此，要想生产出真正的意义，还需要另找其他的出路。
责任编辑 刘荣
实际上，这种“凡客体”采取的是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和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基本语法形式。诗性的形式与大众化的内容是它在当下广为流行的两大支点。
众所周知，后现代社会是一个话语狂欢的时代。各种新概念、新符号、新句型层出不穷，媒体上各种“雷人”话语和人物沧海横流，但由于“墙上的画马不能骑，镜子里的烧饼不能充饥”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原理，所有虚拟的符号狂欢绝不会仅止于符号游戏本身，它总是要千方百计地与现实世界中真实的事物挂靠起来。“凡客体”亦是如此。
表面上看，“凡客体”只是一套广告文案，其根本的意图在于推销某服饰。它走的是一条典型的文化产业之路——以库房中服饰的质料、款式和风格为基础，通过缜密的算计和高明的策划，精心打造了一整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审美趣味，精准地刺激了当下普通年轻人的消费欲望与心态，比如，“爱网络，爱自由；爱晚起，爱夜间大排档”，“爱奋斗，也爱享受；爱漂亮衣服，更爱打折标签”，并成功地借用传统的文学模式和当代的信息技术，使之易于记诵和传播，这是“凡客体”迅速起家最重要的“资本”和“秘密”。
或许会有人会觉得“凡客体”是一种独创，但实际上，这只是人们普遍不读书和读书不认真的一个反映。作为一种时下流行的新语体，“凡客体”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再现了当前文化生产中存在的深层问题与困境。进一步说，它只是一种历史叙事的轮回而已：
从西方看，“凡客”的生存状态可追溯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批判的“常人”。这是一种因为害怕承担生存责任而自甘沉沦于物质和感官享受的个体，所以“常人”又被海德格尔称为“人的沉沦状态”。由于每天都要受到内心幂处那个“本真的自我”的召唤，“常人”的生活也总是处于矛盾紧张的状态和左右为难的选择中。在“凡客”语录中，“不是什么旗手，不是谁的代言，我是韩寒，我只代表我自己”，以及“我没什么特别，我很特别”等表述，就是“常人”在日常生活中充满矛盾和困惑的真实写照。由于这种矛盾在当代社会，特别是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因而它大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
从中国看，“凡客体”的基本理论可追潮到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性格组合论》。针对“文革”文学中人物性格的单一化和模式化，如好人绝对的好、坏人绝对的坏等，它揭示了人性是一个包括各种对立因素的复杂结构。对于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性格组合论》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和启蒙意义。“凡客体”在自我表达与认同上的两面性，如“爱……不爱……”、“是……不是……”，在深层结构上与《性格组合论》揭示的人性的各种对立因素如出一辙。当然，由于时代不同，这两者也有重要的差别。如果说，当时揭示人性复杂的主要目的在于清理“极左”思潮对人丰富本性的异化，那么，在“凡客体”中流露的，主要是一种在城市化与物质主义直行背景下青春的迷惘，在青年人内心焦躁、不安的时候，“凡客体”恰好起到“安慰奶嘴”的作用。
从根本上讲，消费社会需要不断的话语和符号生产推动自身的再生产，因而，以“消费文化”为本质特征的后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急需各种符号资源的时代，但另一方面，由于后现代本身创造符号的能力严重不足，因而，在话语狂欢的同时又必然要经常性地陷入话语短缺的危机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预言，“凡客体”将和很；流行的时尚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是它一出现就已注定了的命运。所有“只消费、不生产”的后现代话语，在一阵激动和新鲜刺激之后，都会像泰坦尼克号一样迅速沉没。因此，要想生产出真正的意义，还需要另找其他的出路。
责任编辑 刘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