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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为了新中国诞生而奋斗拼搏甚至流血牺牲的人们充满无限的崇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繁荣富强、百姓幸福安康感到由衷地自豪，于是，我怀着这种崇敬与自豪——用画笔描绘新中国的诞生。
——唐勇力
人物名片
唐勇力，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民进中央开明画院院长，中国国家画院院委，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在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的正中央，有一幅巨型画作《新中国诞生》，描述了1949年开国大典的情景，是继董希文油画《开国大典》之后的一幅同题材的工笔经典力作，启动了用中国传统笔法描绘巨幅画作的开端。《新中国诞生》的作者就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工笔人物画家唐勇力。本期邀请唐勇力讲述他创作《新中国诞生》的经历及心路历程，以及如何用中国传统工笔来表现当时那庄严恢弘的伟大时刻及建国者所经历过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一
创作《新中国诞生》，有一段比较具有戏剧性的经历。2005年，文化部正式立项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组织历史学家选取1840年至2000年期间的100多个重大历史主题，于2006年与财政部联合公布《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实施办法》，向全国美术家公布选题，由美术家挑选感兴趣的主题进行草图创作，提交到组委会，入选的美术家签署合同协议书后就可以进行正式创作。我当时挑选了关于唐山大地震的题材，因为我是唐山人，曾亲身经历过，比较了解。
关于新中国的诞生这一题材，很显然，在100多个重大历史题材中分量颇重，但因已有董希文先生的同题材油画经典作品《开国大典》，很难超越，没有一位美术家来申报这一重大题材。组委会经过协商研究，决定指派专人承担这一创作任务，最后落在我身上。当时安远远女士给我打来电话，说组委会希望我能承担创作新中国诞生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我刚开始拒绝了，毕竟经典难以超越，且我已经选定了其他题材。过了大约一周，安远远女士又打来电话，说组委会再次协商后认为，不管在造型能力还是创作经验上，我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我有些犹豫起来，毕竟我没有接触过这一历史题材，且涉及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刻画，但内心开始掂量起自己如何承担，怎样承担，能否完成。又过了一周，安远远女士第三次打来电话，说你就下决心去创作吧。于是，我算是接受了创作任务。
之后，便是一段很长的蛰伏期。我开始搜集、整理、阅读有关那段历史的资料，包括《开国大典》纪录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1949年前后毛泽东同志与民主党派人士的接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过程等，还专门拜访请教有关的历史学者专家，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有了比较深切的理解与认识——开国大典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接着，我开始分析研究董希文先生的《开国大典》，这一画作将主题落实在了典礼上，十几位人物侧影，如同瞬间的记者式的眼光来拍摄的侧面照片，表现了当时那庄严恢宏的历史时刻。其实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共有63人，包括1位主席、6位副主席和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那一霎间，我终于找到与《开国大典》不同的思路，区别于董希文先生将作品落实在开国大典的瞬间时刻，我将作品落实在63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身上。
用美术来表现国家重大历史，如何做到既尊重历史又不仅限于某一瞬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共有63位委员，但在开国大典举行时，并不是所有委员都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有一部分委员还在其他地方工作或战斗。于是，我采取了尊重当时有63位委员的历史事实，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将其全部画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一字排开，主席在中间，副主席在两边，委员再两边。因为当时的委员还没有具体分工，于是在创作时参考其后来所担任的职务进行了松散的排位。
《新中国诞生》的草图出来，得到组委会的肯定后，我便将全部时间用在了深化创作上，直到2009年8月最终完成第一张2米×8米、人物80厘米高的画作。当年9月23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所有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得到了时任国家领导人及美术界同仁的好评。
在《新中国诞生》的创作过程中，我遇到了诸多困难，尤其是在人物素材搜集方面。开国大典是在1949年，距今已逾60年。我是1951年生人，可以说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对时任领导人的印象最早也要追溯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了，距离1949年也已20年左右，人物的形象变化是很大的。为尽量还原历史原貌，塑造真实的人物形象，必须参考1949年前后的人物照片，于是我遍寻新华社档案室、各级图书馆等多处寻找资料，共搜集了几千张人物照片。人物塑造除年龄有要求外，还需注意人物的高矮胖瘦、形象服饰、表情站姿等，所搜寻到的照片多为人物合影，具体到某个人则比较模糊。在服饰上，主要国家领导人多穿中山装，民主党派人士多穿长袍马褂，归国华侨则多穿西装，服装的样式、颜色等各有差别。这些都需要搜集很多素材进行论证。为了精确到每一个人物，我对63位委员分别进行了反复推敲与仔细研究，并为每个人都单独创作了整体素描与头像素描。因为当时的素描稿是为创作而准备的，画得还不够深入与完美，因此，在作品完成后，我就把素描稿当作独立的肖像画进一步完善，不断加深研究。
二
2012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其中就有《新中国诞生》。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委员看到后，问我，能不能为国家博物馆再创作一幅？重复一幅已经创作过的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想到自己在创作第一张画时还留有些许遗憾，比如因过于借鉴《敦煌之梦》系列的创作手法导致人脸颜色比较重，且画作可以挂放在被称为国家文化祠堂的国家博物馆中，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第二张画可以说是巨幅画，5米×16米，于我而言，这是不小的挑战。因为画作尺幅较大，家里放不下，我便在北京郊区租下了一间工作室，刚开始还辗转于家与工作室两头跑，后来就干脆住在了工作室。从2013年初正式创作到2015年年底完成创作，整整花费了3年时间。
相比第一张，我在第二张上更加强调艺术表现性，并暗自给自己定下一个标杆——创作一幅具有世界水平的名画。于是，我特意飞赴法国卢浮宫去参观学习，虽然里面多是油画，但艺术是相通的，肯定有可借鉴的东西。其中《拿破仑加冕图》是卢浮宫中十分著名的巨幅画作，也属于多人物创作，我每天来到这幅画作前不断地欣赏、分析和研究，反复揣摩画面构成、组织关系处理等有关艺术因素的东西，还拍了很多照片。回国后，脑海中一直有个声音督促自己，必须要画出世界水平，否则这幅画就是失败的。
绘画的过程，有时是亢奋、有趣的，但更多的是枯燥、乏味与劳累的。毕竟我已到花甲之年，且工作室所处位置比较僻静，于是每当极度疲劳所导致的孤独感来临时，我就在工作室大喊几声，聊以发泄。还好，创作世界水平名画的目标以及师友的鼓励，给予我继续创作下去的动力与毅力，我坚持了下来。
2015年年底，第二张《新中国诞生》终于正式创作完成。记得当时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委员激动地说，我参观过多国的博物馆，见过很多世界名画，《新中国诞生》是完全可以与之相媲美的。还有一位刚刚从法国回来的朋友看到《新中国诞生》后脱口而出说，这幅人物画不比卢浮宫的名画差。是安慰，也是鼓励，我当时激动万分——如果从2006年草图创作开始算起，《新中国诞生》的最终完成整整跨越了10年，十年磨一剑，这十年我磨出了一把亮剑。但是对于这幅画，我仍有不满意的地方，比如因过于求精，有些人物画得过实，实的东西多了，虚的东西就少了，艺术是讲究虚实相生的。
创作《新中国诞生》，也让我对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感知，对那些为了新中国诞生而奋斗拼搏甚至流血牺牲的人们充满无限的崇敬，对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繁荣富强、百姓幸福安康感到由衷的自豪。这种崇敬与自豪始终贯穿于我的整个创作过程。
《新中国诞生》采取了中国传统工笔画和传统壁画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完全颠覆了以前美术界只有油画才能创作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观念。近年来，用中国传统笔法来创作大型画作的现象不断涌现，《新中国诞生》在这方面，可谓开创了一条新路，这也更加说明，中国画也能完成巨幅历史主题创作！
三
我的创作心境、理念颇受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绘画艺术的影响，尤其是敦煌壁画，其历经1000多年时间，经过剥落、颜色蜕变等自然的再创作，呈现出新的艺术面貌。每一幅壁画的任何局部，都是一幅完整出色的具有现代色彩的作品，形象肌理、色彩气韵等尤为突出。我特别喜欢用盛唐绘画的语言、手法进行创作，创作了《敦煌之梦》、《丝绸之路》等系列作品，尝试把现代人的生活理念和古代壁画上的生活方式融合在一起，来表现新时代下大众的审美理念与审美追求。我有个作品叫《童年的回忆》，画的是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孩，将敦煌壁画的绘画语言与手法，与我童年时期的牛马、耕田等农耕方式糅合在一起，启发现代人来理解今人与古人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用现代人的想法去理解古人，或者可以说将古人的生活融入现代人的观念，包括我之前所创作的《花木兰》、《桃园三结义》等其他历史题材作品，都是采用传统手法来表现现代人对古代历史的理解。其实，现代的艺术观念与古代的传统文化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与人为善的道德观念，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都讲求以善为本，只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于善的处理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
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大多时候并不复杂，往往是理论家会解读出很多东西来，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任何一个事物，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解读，甚至还会出现误读。但有一个标准是艺术家所应该始终坚守的，就是扬美善、抑丑恶。我在教学中，总是提倡学生用美和善的手法、心境去创作作品。当然，艺术家可以选择表现一些丑恶的事物，毕竟现实社会是两面的，有阳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但不能以丑为美，对丑恶的事物只能是揭露而不是张扬，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认识社会。比如欲望，其本身是人的正常心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梦想、希望都是欲望的一种，这些是美与善的，在创作中就可以大力弘扬。而过度膨胀后的欲望，则充斥着丑恶的东西，则需要在创作中进行揭露批判。因此我总是要求学生首先要做一个正直、友善、有诚信的人，对人温良恭俭让，不做有损道德的事情。绘画本身的技法是可以教的，学生也是可以学的，但创作一幅优秀的作品，靠得是画家的思想境界。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大多数国人都能喜欢中国画，会欣赏中国画，并最终把中国画推向世界，让全世界人喜欢中国画、会欣赏中国画。当今的年轻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很多都倾向于西方美术作品，对中国画或中华传统文化表现得比较疏离、陌生。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才能使中国文化实现真正的伟大复兴，才能做到真正的文化自信。前年我提交了一个关于开展全民审美艺术教育的提案，建议在高校、中小学、党校等开展艺术审美教育，培养全民在绘画、建筑等方面的审美能力。提案提交后，得到了教育部的回应，“十三五”规划中把开展全民审美艺术教育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写了进去，在教育目标中，以前都是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现在变成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今年的提案则将其具体化，提交了关于开展中国画审美教育的提案，建议各级学校能开设关于中国画的课程，让孩子从小学会欣赏、热爱中国画。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我会将普及中国画、创作中国画，提高全民审美艺术素养作为自身职责坚持做下去。
——唐勇力
人物名片
唐勇力，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民进中央开明画院院长，中国国家画院院委，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在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的正中央，有一幅巨型画作《新中国诞生》，描述了1949年开国大典的情景，是继董希文油画《开国大典》之后的一幅同题材的工笔经典力作，启动了用中国传统笔法描绘巨幅画作的开端。《新中国诞生》的作者就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工笔人物画家唐勇力。本期邀请唐勇力讲述他创作《新中国诞生》的经历及心路历程，以及如何用中国传统工笔来表现当时那庄严恢弘的伟大时刻及建国者所经历过的波澜壮阔的历史。
一
创作《新中国诞生》，有一段比较具有戏剧性的经历。2005年，文化部正式立项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组织历史学家选取1840年至2000年期间的100多个重大历史主题，于2006年与财政部联合公布《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实施办法》，向全国美术家公布选题，由美术家挑选感兴趣的主题进行草图创作，提交到组委会，入选的美术家签署合同协议书后就可以进行正式创作。我当时挑选了关于唐山大地震的题材，因为我是唐山人，曾亲身经历过，比较了解。
关于新中国的诞生这一题材，很显然，在100多个重大历史题材中分量颇重，但因已有董希文先生的同题材油画经典作品《开国大典》，很难超越，没有一位美术家来申报这一重大题材。组委会经过协商研究，决定指派专人承担这一创作任务，最后落在我身上。当时安远远女士给我打来电话，说组委会希望我能承担创作新中国诞生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我刚开始拒绝了，毕竟经典难以超越，且我已经选定了其他题材。过了大约一周，安远远女士又打来电话，说组委会再次协商后认为，不管在造型能力还是创作经验上，我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我有些犹豫起来，毕竟我没有接触过这一历史题材，且涉及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刻画，但内心开始掂量起自己如何承担，怎样承担，能否完成。又过了一周，安远远女士第三次打来电话，说你就下决心去创作吧。于是，我算是接受了创作任务。
之后，便是一段很长的蛰伏期。我开始搜集、整理、阅读有关那段历史的资料，包括《开国大典》纪录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1949年前后毛泽东同志与民主党派人士的接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筹备过程等，还专门拜访请教有关的历史学者专家，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有了比较深切的理解与认识——开国大典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接着，我开始分析研究董希文先生的《开国大典》，这一画作将主题落实在了典礼上，十几位人物侧影，如同瞬间的记者式的眼光来拍摄的侧面照片，表现了当时那庄严恢宏的历史时刻。其实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共有63人，包括1位主席、6位副主席和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那一霎间，我终于找到与《开国大典》不同的思路，区别于董希文先生将作品落实在开国大典的瞬间时刻，我将作品落实在63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身上。
用美术来表现国家重大历史，如何做到既尊重历史又不仅限于某一瞬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共有63位委员，但在开国大典举行时，并不是所有委员都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有一部分委员还在其他地方工作或战斗。于是，我采取了尊重当时有63位委员的历史事实，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将其全部画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一字排开，主席在中间，副主席在两边，委员再两边。因为当时的委员还没有具体分工，于是在创作时参考其后来所担任的职务进行了松散的排位。
《新中国诞生》的草图出来，得到组委会的肯定后，我便将全部时间用在了深化创作上，直到2009年8月最终完成第一张2米×8米、人物80厘米高的画作。当年9月23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所有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得到了时任国家领导人及美术界同仁的好评。
在《新中国诞生》的创作过程中，我遇到了诸多困难，尤其是在人物素材搜集方面。开国大典是在1949年，距今已逾60年。我是1951年生人，可以说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对时任领导人的印象最早也要追溯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了，距离1949年也已20年左右，人物的形象变化是很大的。为尽量还原历史原貌，塑造真实的人物形象，必须参考1949年前后的人物照片，于是我遍寻新华社档案室、各级图书馆等多处寻找资料，共搜集了几千张人物照片。人物塑造除年龄有要求外，还需注意人物的高矮胖瘦、形象服饰、表情站姿等，所搜寻到的照片多为人物合影，具体到某个人则比较模糊。在服饰上，主要国家领导人多穿中山装，民主党派人士多穿长袍马褂，归国华侨则多穿西装，服装的样式、颜色等各有差别。这些都需要搜集很多素材进行论证。为了精确到每一个人物，我对63位委员分别进行了反复推敲与仔细研究，并为每个人都单独创作了整体素描与头像素描。因为当时的素描稿是为创作而准备的，画得还不够深入与完美，因此，在作品完成后，我就把素描稿当作独立的肖像画进一步完善，不断加深研究。
二
2012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其中就有《新中国诞生》。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委员看到后，问我，能不能为国家博物馆再创作一幅？重复一幅已经创作过的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想到自己在创作第一张画时还留有些许遗憾，比如因过于借鉴《敦煌之梦》系列的创作手法导致人脸颜色比较重，且画作可以挂放在被称为国家文化祠堂的国家博物馆中，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第二张画可以说是巨幅画，5米×16米，于我而言，这是不小的挑战。因为画作尺幅较大，家里放不下，我便在北京郊区租下了一间工作室，刚开始还辗转于家与工作室两头跑，后来就干脆住在了工作室。从2013年初正式创作到2015年年底完成创作，整整花费了3年时间。
相比第一张，我在第二张上更加强调艺术表现性，并暗自给自己定下一个标杆——创作一幅具有世界水平的名画。于是，我特意飞赴法国卢浮宫去参观学习，虽然里面多是油画，但艺术是相通的，肯定有可借鉴的东西。其中《拿破仑加冕图》是卢浮宫中十分著名的巨幅画作，也属于多人物创作，我每天来到这幅画作前不断地欣赏、分析和研究，反复揣摩画面构成、组织关系处理等有关艺术因素的东西，还拍了很多照片。回国后，脑海中一直有个声音督促自己，必须要画出世界水平，否则这幅画就是失败的。
绘画的过程，有时是亢奋、有趣的，但更多的是枯燥、乏味与劳累的。毕竟我已到花甲之年，且工作室所处位置比较僻静，于是每当极度疲劳所导致的孤独感来临时，我就在工作室大喊几声，聊以发泄。还好，创作世界水平名画的目标以及师友的鼓励，给予我继续创作下去的动力与毅力，我坚持了下来。
2015年年底，第二张《新中国诞生》终于正式创作完成。记得当时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委员激动地说，我参观过多国的博物馆，见过很多世界名画，《新中国诞生》是完全可以与之相媲美的。还有一位刚刚从法国回来的朋友看到《新中国诞生》后脱口而出说，这幅人物画不比卢浮宫的名画差。是安慰，也是鼓励，我当时激动万分——如果从2006年草图创作开始算起，《新中国诞生》的最终完成整整跨越了10年，十年磨一剑，这十年我磨出了一把亮剑。但是对于这幅画，我仍有不满意的地方，比如因过于求精，有些人物画得过实，实的东西多了，虚的东西就少了，艺术是讲究虚实相生的。
创作《新中国诞生》，也让我对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感知，对那些为了新中国诞生而奋斗拼搏甚至流血牺牲的人们充满无限的崇敬，对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繁荣富强、百姓幸福安康感到由衷的自豪。这种崇敬与自豪始终贯穿于我的整个创作过程。
《新中国诞生》采取了中国传统工笔画和传统壁画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完全颠覆了以前美术界只有油画才能创作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观念。近年来，用中国传统笔法来创作大型画作的现象不断涌现，《新中国诞生》在这方面，可谓开创了一条新路，这也更加说明，中国画也能完成巨幅历史主题创作！
三
我的创作心境、理念颇受唐代特别是盛唐时期绘画艺术的影响，尤其是敦煌壁画，其历经1000多年时间，经过剥落、颜色蜕变等自然的再创作，呈现出新的艺术面貌。每一幅壁画的任何局部，都是一幅完整出色的具有现代色彩的作品，形象肌理、色彩气韵等尤为突出。我特别喜欢用盛唐绘画的语言、手法进行创作，创作了《敦煌之梦》、《丝绸之路》等系列作品，尝试把现代人的生活理念和古代壁画上的生活方式融合在一起，来表现新时代下大众的审美理念与审美追求。我有个作品叫《童年的回忆》，画的是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孩，将敦煌壁画的绘画语言与手法，与我童年时期的牛马、耕田等农耕方式糅合在一起，启发现代人来理解今人与古人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用现代人的想法去理解古人，或者可以说将古人的生活融入现代人的观念，包括我之前所创作的《花木兰》、《桃园三结义》等其他历史题材作品，都是采用传统手法来表现现代人对古代历史的理解。其实，现代的艺术观念与古代的传统文化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与人为善的道德观念，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都讲求以善为本，只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于善的处理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
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大多时候并不复杂，往往是理论家会解读出很多东西来，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任何一个事物，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解读，甚至还会出现误读。但有一个标准是艺术家所应该始终坚守的，就是扬美善、抑丑恶。我在教学中，总是提倡学生用美和善的手法、心境去创作作品。当然，艺术家可以选择表现一些丑恶的事物，毕竟现实社会是两面的，有阳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但不能以丑为美，对丑恶的事物只能是揭露而不是张扬，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认识社会。比如欲望，其本身是人的正常心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梦想、希望都是欲望的一种，这些是美与善的，在创作中就可以大力弘扬。而过度膨胀后的欲望，则充斥着丑恶的东西，则需要在创作中进行揭露批判。因此我总是要求学生首先要做一个正直、友善、有诚信的人，对人温良恭俭让，不做有损道德的事情。绘画本身的技法是可以教的，学生也是可以学的，但创作一幅优秀的作品，靠得是画家的思想境界。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大多数国人都能喜欢中国画，会欣赏中国画，并最终把中国画推向世界，让全世界人喜欢中国画、会欣赏中国画。当今的年轻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很多都倾向于西方美术作品，对中国画或中华传统文化表现得比较疏离、陌生。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才能使中国文化实现真正的伟大复兴，才能做到真正的文化自信。前年我提交了一个关于开展全民审美艺术教育的提案，建议在高校、中小学、党校等开展艺术审美教育，培养全民在绘画、建筑等方面的审美能力。提案提交后，得到了教育部的回应，“十三五”规划中把开展全民审美艺术教育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写了进去，在教育目标中，以前都是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现在变成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今年的提案则将其具体化，提交了关于开展中国画审美教育的提案，建议各级学校能开设关于中国画的课程，让孩子从小学会欣赏、热爱中国画。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我会将普及中国画、创作中国画，提高全民审美艺术素养作为自身职责坚持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