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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鹏程密密麻麻的身份和职务令人咂舌：台湾南华大学和佛光大学两校的创校校长，中华两岸文化统合会的理事长，北师大特聘教授……
这位未满三十岁就取得博士学位、未满三十五岁就荣升正教授的最年轻的文学院长与大学校长，一直是台湾学界与政坛的争议人物。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于对台湾文学的研究论点与研究方法的不满，龚鹏程写出一本《台湾文学在台湾》，使得许多“本土派”学者都非常讨厌他，却又无法跳过或忽视这位“论敌”所提出的诸多尖锐质疑。再如，龚鹏程谈旧诗也写旧诗，但谦称不懂新诗的他，却能从整体文化历史的角度来检讨新诗的成绩，并在两岸新诗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精彩的讲演……虽然龚鹏程对上述领域的批评常常带着不屑，然而，很多被他批评过的学者也承认，听他的犀利观察及严格批判是一大乐事。
龚鹏程对台湾社会所持的批评态度，更是人所共见，常常上得了报章头条。
这样一个名人，2004年后长居内地，趁授道讲学之机游山玩水，大陆社会的诸般世相，自然也没逃过他的眼睛。
以“文化遗民”自称的龚鹏程，除了风景名胜，最喜留意各处的古迹。于是，2004年起，龚鹏程就成为各大名胜古迹景点“密切注意”的特殊客人。
无论到何地，他能立刻指出该名胜的展品、说明、图画错误之处。他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常引得身边一群游客，伸长脖子跟着听。参观徐州博物馆等地，当别人对着歌风台内汉代历代皇帝画像发呆时，他在一旁挑出服饰颜色之误(汉初为黑，后来才有红、黄)、壁画的马兵阵容、武器之误(汉代已无车战，且车上应为三人)。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参观模式：游客先听从导游介绍，然后集体转向龚鹏程，由他指出谬误之处，提出修正意见等。许多游客还会和他对话请益辩论，俨然是专家带队的深度旅游团。
遇到实在看不过眼的，他将所见、所闻、所思记录下来，于是有了这本《北溟行记》。
书名取自《庄子·逍遥游》：“北溟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龚鹏程仿佛那只大鹏鸟，往来各地，讲学会友、访古览胜。
《北溟行记》里有一篇，描写龚鹏程“生平所见最烂的一次祭孔”。“典礼就是在曲阜的孔庙，祭礼祭器祭仪全都是错的：祭三牲放颠倒了，牛尾巴猪屁股对着孔子像。音乐舞蹈都是错的。祭祀的礼生穿的是舞台的戏装，司仪穿一套太监服，打鼓的乐手还穿着一品文官的白鹤补服……看得我非常生气。祭孔大典是古代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有很多典籍记载，有很多专家嘛，怎么会搞到这么烂呢。”
虽然龚鹏程专拣那尴尬的令人避之不及的痛处说，却不会令人觉得刻薄。这又与他“多才多艺、文史哲、诗画字无所不通”有关，其文史哲涵养之深，有“两岸第一人”之美誉。他的淡定，正如一评论所言：“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写出来的文章会格外好看：浅白的叙事口吻，绝无赘语，极少修饰，海阔天空，不留痕迹，像山水条幅上钤刻的一枚印章，是坦然确定的美。所有的这一类书一翻开，那种老旧亲切无所求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所谓自在无碍，就是这样了。”而看《北溟行记》中谈名园、谈帝京景物诸篇，如《雄秀》、《离馆春深》，以及由八达岭长城谈到《悲伤的铁路》等，无不被龚鹏程晚清史事这方面的学养所折服。其谈天说地嬉笑讽喻的文风又“犹如当代版、散文体的《老残游记》”。
这位未满三十岁就取得博士学位、未满三十五岁就荣升正教授的最年轻的文学院长与大学校长，一直是台湾学界与政坛的争议人物。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于对台湾文学的研究论点与研究方法的不满，龚鹏程写出一本《台湾文学在台湾》，使得许多“本土派”学者都非常讨厌他，却又无法跳过或忽视这位“论敌”所提出的诸多尖锐质疑。再如，龚鹏程谈旧诗也写旧诗，但谦称不懂新诗的他，却能从整体文化历史的角度来检讨新诗的成绩，并在两岸新诗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精彩的讲演……虽然龚鹏程对上述领域的批评常常带着不屑，然而，很多被他批评过的学者也承认，听他的犀利观察及严格批判是一大乐事。
龚鹏程对台湾社会所持的批评态度，更是人所共见，常常上得了报章头条。
这样一个名人，2004年后长居内地，趁授道讲学之机游山玩水，大陆社会的诸般世相，自然也没逃过他的眼睛。
以“文化遗民”自称的龚鹏程，除了风景名胜，最喜留意各处的古迹。于是，2004年起，龚鹏程就成为各大名胜古迹景点“密切注意”的特殊客人。
无论到何地，他能立刻指出该名胜的展品、说明、图画错误之处。他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常引得身边一群游客，伸长脖子跟着听。参观徐州博物馆等地，当别人对着歌风台内汉代历代皇帝画像发呆时，他在一旁挑出服饰颜色之误(汉初为黑，后来才有红、黄)、壁画的马兵阵容、武器之误(汉代已无车战，且车上应为三人)。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参观模式：游客先听从导游介绍，然后集体转向龚鹏程，由他指出谬误之处，提出修正意见等。许多游客还会和他对话请益辩论，俨然是专家带队的深度旅游团。
遇到实在看不过眼的，他将所见、所闻、所思记录下来，于是有了这本《北溟行记》。
书名取自《庄子·逍遥游》：“北溟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龚鹏程仿佛那只大鹏鸟，往来各地，讲学会友、访古览胜。
《北溟行记》里有一篇，描写龚鹏程“生平所见最烂的一次祭孔”。“典礼就是在曲阜的孔庙，祭礼祭器祭仪全都是错的：祭三牲放颠倒了，牛尾巴猪屁股对着孔子像。音乐舞蹈都是错的。祭祀的礼生穿的是舞台的戏装，司仪穿一套太监服，打鼓的乐手还穿着一品文官的白鹤补服……看得我非常生气。祭孔大典是古代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有很多典籍记载，有很多专家嘛，怎么会搞到这么烂呢。”
虽然龚鹏程专拣那尴尬的令人避之不及的痛处说，却不会令人觉得刻薄。这又与他“多才多艺、文史哲、诗画字无所不通”有关，其文史哲涵养之深，有“两岸第一人”之美誉。他的淡定，正如一评论所言：“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写出来的文章会格外好看：浅白的叙事口吻，绝无赘语，极少修饰，海阔天空，不留痕迹，像山水条幅上钤刻的一枚印章，是坦然确定的美。所有的这一类书一翻开，那种老旧亲切无所求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所谓自在无碍，就是这样了。”而看《北溟行记》中谈名园、谈帝京景物诸篇，如《雄秀》、《离馆春深》，以及由八达岭长城谈到《悲伤的铁路》等，无不被龚鹏程晚清史事这方面的学养所折服。其谈天说地嬉笑讽喻的文风又“犹如当代版、散文体的《老残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