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会破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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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雪没能阻挡达沃斯的脚步。
  70个国家元首、4000多位企业家、2000多位社会名流聚集在达沃斯,这似乎加剧了达沃斯小镇的焦虑。
  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主题是“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这延续了习近平主席去年在达沃斯论述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而被视为“分化世界”代表的特朗普则被认为有意让美国引领世界走向“分化趋势”。但无论特朗普如何闹分化,美国都逃不脱摆在达沃斯精英面前的问题:如果人类不能共同努力,地球是不是会破产?
  全球债务究竟有多严重?
  国际金融研究所(IIF)2018年1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提醒: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全球债务已经升至纪录新高233万亿美元,是同期全球GDP的318%。
  全球的债务还会继续增加吗?我们是否有能力背负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这样下去的结果又会如何?
  我们看到的分项数据是:233万亿美元当中,政府债务63万亿美元、金融部门债务58万亿美元、非金融部门债务68万亿美元、家庭部门债务44万亿美元。IIF的统计数据同时表明,仅仅2017年前9个月,全球债务就增加了16.5万亿美元,增长率为8%,而同时全球GDP增长率不过3%到4%而已。毫无疑问,债务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之间的落差,还将继续拉高全球的债务率。
  如果这样的财务状况出现在一家企业,那他早就破产好几回了。就是因为没有其它星球作为地球的经济竞争对手,所以债务这么高,谁也拿它没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球不会破产。对拉高整个地球债务贡献最大的是谁?当然是发达国家,由于其公共债务总量的大幅增加,发达国家债务与GDP比例已经达到了390%,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其国债均出现大幅增加。你可能已经看到,美国部分政府部门再一次停摆了,而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国会怀疑美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据公开数据,2017年年末,美国的国债总量突破20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美国GDP的112%。
  毫无疑问,全球债务暴涨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密切相关。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为降低对经济的影响,支撑经济发展,许多发达国家推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政府大量举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债务总量大幅增加。IIF的统计表明:自2006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债务余额上涨了100%。与此同时,日本和欧元区以美元计价的未偿还债务也上涨了50%。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情况。IIF的数据显示,中国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当中,债务上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过去10年间,新兴市场的债务总量增加了40万亿美元,而前一个10年仅仅增加了9万亿美元。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尽管中国债务率尚未达到全球318%的水平,但2017年,中国债务占GDP比重还是上升了2个百分点,至294%。而此前的2012年至2016年,中國债务率年均增速高达17%,这可不是一个小增幅,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新增债务中,中国新增债务占比最大。2017年开始由于中国精准施策,大幅降杠杆,债务增长出现大幅放缓,增幅降至2%。
  IIF的报告也指出,尽管全球债务已经飙升至新的纪录高位,但受到中国持续打击影子银行等因素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扩张,全球债务占GDP比重已经连续第四个季度下降,目前318%的比重,相对于2016年第三季度——历史最高纪录已经降低了约3个百分点。
  说实话,看到全球债务率在降低,十分欣慰。目前新兴市场的总债务量达到了56万亿美元,这相当于新兴市场GDP总量的215%;其中48.5万亿美元是以本币计价发行的,剩下的债务则是以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外币发行的。IIF统计显示,新兴市场的债务增量主要来自于非金融机构企业,这一领域的债务和GDP比例已经从2006年的68%上涨至2016年的100%。其中,中国、土耳其、智利和沙特阿拉伯的公司债务增加的数量最多。
  如何才能既保住中产财富又化解债务风险?
  IIF的数据到底有多少可信度?我们暂且搁下这个疑问,而作为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必须专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一定要明白,美国、欧洲,甚至日本,他们是发达国家,他们的货币优势给他们提供了转嫁危机的能力,即通过低价收购他国资产而降低自身债务水平的能力。但中国不行,人民币没有发达国家的强度,也没有转嫁债务风险的可能。所以中国债务率低于发达国家没什么可骄傲的,重要的是我们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债务增长过快,这是不可低估的债务风险。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内利率不断上涨正在加大中国的债务风险和债务负担,这是不可回避的风险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置这是个重大难题。
  中国的债务主要是内债问题,是比较容易通过技术性处理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让中产阶层的财富因解决债务问题而缩水。多年来,我们为中产阶层社会构建付出了巨大努力,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找出既能保住中产阶层财富,又能有效化解债务杠杆风险的良策。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吗?不对,债务杠杆风险的化解和中产阶层财富保全之间其实并不矛盾。
  笔者认为,中国的债务杠杆过高并不是绝对概念,而是“因短而高”的相对概念。所以,只要处理好中国金融短期化、货币化、套利化——这个杜绝债务危机发生的关键问题,中产阶层的财富就不会被侵蚀,中国经济就可以良性发展,而这一点关键取决于中国金融管理当局是否愿意改变过去的做法,即放弃向华尔街的过去学习金融。最大的改变在于实实在在地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源。
  习近平主席已经明确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破除千难万险避免中国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做到这一点:第一,必须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发展中国经济,加厚中国净资产而降低债务率;第二,让金融市场产品更加长期化,有利于资本市场扩张,而不是一味地鼓励短期的货币投机。这两点都是根本问题,容不得丝毫怠慢。
  实际上,恢复本国实体经济能力已经是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努力的着力点。特朗普为什么近乎疯狂地推动美国制造业占比,恐怕并非简单的“美国再强大”的考量,而通过美元霸权打劫“经济遇难者”,甩掉其无以复加的债务,才是根本目的。因此我们看到,特朗普一方面通过低廉的金融价格、减税压低美元币值,为美国本土营造实体经济成长的环境;另一方面,启动201、310、232等一系列贸易条款,压制中国经济,给中国经济加霜加雪,制造危机。
  这时候,转变中国金融的管理方式是不是倍显迫切?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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