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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关于各国居民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从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来看，除了传统的人均收入、经济增长速度、利率等因素外，人口因素、预防性储蓄动机、宏观经济政策冲击、外部融资条件、贸易条件冲击和教育等因素对储蓄率的影响也得到了越来越深入的讨论。在对众多因素的讨论中，人口结构的转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谨慎性储蓄动机）与储蓄率变化的关系一直是讨论的重点。由于储蓄率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因此很多研究文献都致力于解释个别国家储蓄率过高或过低的原因，或者比较国别间或地区间储蓄率的高低并探究其原因。最近几年来，中国的高储蓄现象得到了国际经济学界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储蓄率；生命周期模型；谨慎性储蓄动机
国民储蓄是国民收入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投资的重要来源。国民储蓄是指一国国民可支配收入与总消费之差，它可以划分为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居民（住户）储蓄等于居民（住户）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消费；企业储蓄等于企业未分配的留存盈利；政府储蓄等于政府可支配收入减去政府支出；而国民储蓄等于以上三者之和。例如Kujis（2005）的研究成果指出，2001年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为25.3％、企业储蓄率为15.0％、政府储蓄率为7.5％，而国民储蓄率为38.5％。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居民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研究在各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本文从数量众多的文献中选取了代表性的文献，试图概括国际上对于储蓄率问题研究的理论进展和成果。
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都是最高的。中国国内储蓄远大于国内投资，但是中国同时还是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这一矛盾的背后是中国国内储蓄不能充分转化为投资，这意味着中国在资本的募集和运用上存在很高的效率损失。当然，中国的高储蓄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国外关于中国高储蓄率的研究文献也相当丰富。
大部分文献集中对中国高储蓄率的成因进行解释。Kraay（2000）发现，中国过高的国民储蓄率（在1978到1995年期间平均为37％，而这一期间全球平均水平为21％）部分可以由高增长来解释，另一部分可以由人口因素的变化来解释。但是大约有10％的储蓄不能由中国的特殊因素来解释。Modigliani和Cao (2004)把中国的家庭高储蓄归因于经济的增长和人口格局的变化。他们认为家庭储蓄的上升是因为：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以及由改革引致的经济增长和增长前景；二是在大概同一时间引入的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导致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的不断上升，并且破坏了家庭在抚养老人方面的传统角色。他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在改革启动之时非常低（大约5％），随后增长很快，在1994年达到33％的高峰，然后逐渐回落到2000年的24％。Harbaugh（2003）逐一分析了可能导致中国高储蓄现象的诸多因素，包括文化因素、保险市场不发达、流动性约束、历史体验、转型因素、人口因素、资本短缺国家的高储蓄回报、生存性消费、习惯性坚持（habit persistence）、相对消费等。其中，未充分发育的保险市场、流动性约束和高储蓄收益率等假设预测中国的储蓄率将会稳步下降；生存性消费和转型假设预测中国的储蓄率将会迅速下降；预测中国储蓄率将在近期上升的因素是人口因素，但是随着中国婴儿潮一代人的逐渐衰老，中国的储蓄率将在长期内迅速下降；预测中国储蓄率将会继续维持在高水平上的假设是文化因素、习惯性坚持和相对消费理论。另一些文献试图估计中国的储蓄函数，或者用新增长模型来探究中国的最优储蓄率。Wakabayashi和MacKellar（1999）分别估计了中国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储蓄函数，在估计的过程中特别关注人口结构的变化。结果证实了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率以及未成年人抚养比率存在反向变动的观点，但是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率的负相关性更强。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将会使得中国家庭储蓄率面临向下的压力，并且预测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将从2025年左右开始下降。Lu和McDonald（2005）为了验证中国的储蓄率是否过高，使用了一个开放经济下的拉姆奇模型，来模拟中国在1998到2050年期间国民储蓄和生活水平的最优水平。如果中国当前的储蓄率是社会最优的话，那么该期间内的时间偏好率就非常之低（实际上为负），这就说明当前中国相对于当代人的福利，更加偏重于未来若干代人的福利，这就意味着中国当前的储蓄率过高了。一些文献对于中国国民储蓄的组成和结构进行分析，同时对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进行探讨，也是非常有益的尝试。Kuijs（2005）通过对中国储蓄和投资的部门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同时通过进行跨期比较以及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试图发现推动中国高投资的因素，以及查明储蓄是怎样转化为投资的。其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中国企业投资率高于其他国家企业投资率的关键因素。中国家庭投资和政府投资的水平与其他国家基本相似（分别占GDP的7％和3%~4％），但是中国企业的投资率却大大高于其他国家。中国企业投资水平很高的原因在于中国资本密集型行业在GDP中的比重过高（换句话说即是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例过低）。第二，高的家庭储蓄只能部分解释中国国民储蓄率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大部分的差异应该通过政府高储蓄和企业高储蓄（通过留存收益的形式）来解释。第三，当前只有1/3的企业投资是通过金融部门获得的，这一比率甚至低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超过一半的企业投资是通过自身的留存收益进行融资的。第四，中国政府的高储蓄是政府收入上升的同时，政府开支显著下降的结果。中国政府也利用这部分储蓄为国有企业进行资金融通。
【关键词】储蓄率；生命周期模型；谨慎性储蓄动机
国民储蓄是国民收入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投资的重要来源。国民储蓄是指一国国民可支配收入与总消费之差，它可以划分为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居民（住户）储蓄等于居民（住户）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消费；企业储蓄等于企业未分配的留存盈利；政府储蓄等于政府可支配收入减去政府支出；而国民储蓄等于以上三者之和。例如Kujis（2005）的研究成果指出，2001年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为25.3％、企业储蓄率为15.0％、政府储蓄率为7.5％，而国民储蓄率为38.5％。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居民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研究在各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本文从数量众多的文献中选取了代表性的文献，试图概括国际上对于储蓄率问题研究的理论进展和成果。
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都是最高的。中国国内储蓄远大于国内投资，但是中国同时还是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这一矛盾的背后是中国国内储蓄不能充分转化为投资，这意味着中国在资本的募集和运用上存在很高的效率损失。当然，中国的高储蓄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国外关于中国高储蓄率的研究文献也相当丰富。
大部分文献集中对中国高储蓄率的成因进行解释。Kraay（2000）发现，中国过高的国民储蓄率（在1978到1995年期间平均为37％，而这一期间全球平均水平为21％）部分可以由高增长来解释，另一部分可以由人口因素的变化来解释。但是大约有10％的储蓄不能由中国的特殊因素来解释。Modigliani和Cao (2004)把中国的家庭高储蓄归因于经济的增长和人口格局的变化。他们认为家庭储蓄的上升是因为：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以及由改革引致的经济增长和增长前景；二是在大概同一时间引入的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导致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的不断上升，并且破坏了家庭在抚养老人方面的传统角色。他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在改革启动之时非常低（大约5％），随后增长很快，在1994年达到33％的高峰，然后逐渐回落到2000年的24％。Harbaugh（2003）逐一分析了可能导致中国高储蓄现象的诸多因素，包括文化因素、保险市场不发达、流动性约束、历史体验、转型因素、人口因素、资本短缺国家的高储蓄回报、生存性消费、习惯性坚持（habit persistence）、相对消费等。其中，未充分发育的保险市场、流动性约束和高储蓄收益率等假设预测中国的储蓄率将会稳步下降；生存性消费和转型假设预测中国的储蓄率将会迅速下降；预测中国储蓄率将在近期上升的因素是人口因素，但是随着中国婴儿潮一代人的逐渐衰老，中国的储蓄率将在长期内迅速下降；预测中国储蓄率将会继续维持在高水平上的假设是文化因素、习惯性坚持和相对消费理论。另一些文献试图估计中国的储蓄函数，或者用新增长模型来探究中国的最优储蓄率。Wakabayashi和MacKellar（1999）分别估计了中国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储蓄函数，在估计的过程中特别关注人口结构的变化。结果证实了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率以及未成年人抚养比率存在反向变动的观点，但是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率的负相关性更强。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将会使得中国家庭储蓄率面临向下的压力，并且预测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将从2025年左右开始下降。Lu和McDonald（2005）为了验证中国的储蓄率是否过高，使用了一个开放经济下的拉姆奇模型，来模拟中国在1998到2050年期间国民储蓄和生活水平的最优水平。如果中国当前的储蓄率是社会最优的话，那么该期间内的时间偏好率就非常之低（实际上为负），这就说明当前中国相对于当代人的福利，更加偏重于未来若干代人的福利，这就意味着中国当前的储蓄率过高了。一些文献对于中国国民储蓄的组成和结构进行分析，同时对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进行探讨，也是非常有益的尝试。Kuijs（2005）通过对中国储蓄和投资的部门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同时通过进行跨期比较以及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试图发现推动中国高投资的因素，以及查明储蓄是怎样转化为投资的。其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中国企业投资率高于其他国家企业投资率的关键因素。中国家庭投资和政府投资的水平与其他国家基本相似（分别占GDP的7％和3%~4％），但是中国企业的投资率却大大高于其他国家。中国企业投资水平很高的原因在于中国资本密集型行业在GDP中的比重过高（换句话说即是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例过低）。第二，高的家庭储蓄只能部分解释中国国民储蓄率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大部分的差异应该通过政府高储蓄和企业高储蓄（通过留存收益的形式）来解释。第三，当前只有1/3的企业投资是通过金融部门获得的，这一比率甚至低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超过一半的企业投资是通过自身的留存收益进行融资的。第四，中国政府的高储蓄是政府收入上升的同时，政府开支显著下降的结果。中国政府也利用这部分储蓄为国有企业进行资金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