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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工人阶级尤其传统产业工人阶级面临从“社会契约”到“市场契约”以及从“单位”到“社会”的转变。与既往的状况相比较，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具体表现在其所拥有的政治地位、经济收入及社会声望的变化等方面；而国企工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及所建立的自我认同的状况及其变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国企改制工人阶级社会资本地位变化
一、国企改制与工人阶级的发展与变迁
1.国企改制的发展历程
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国有企业被看作是政府主管部门的附属物，只是用来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的生产单位，缺少自主经营权。企业的各项活动过程和结果都受到国家控制，特别是企业的利润，除一部分留作厂长基金外，企业全部上缴。这种体制在建国之初确实有助于集中力量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进而进行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建设。
20世纪70年代末的国内政治变动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利时机。另外，在组织、思想上的解放也为改革开放政策和举措的出台提供了重要前提。具体到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我国从1977年始对经济进行了局部调整，其中包含加强对某些部门集中统一的领导，调整部分工业企业的隶属关系，上收部分财政、税收、物资管理权，恢复企业奖励、计件工资和企业基金制度以及整顿市场等举措。这些举措有效地消除了混乱，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经济秩序，也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正式启动企业改革以期使国家的工业化走上合理化的轨道，而改革的焦点就集中在国有部门的工业企业。
2.工人阶级的发展历程
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历经了不同阶段。早在建国以前，工人阶级就已初步形成，传统产业工人是构成主体。追溯到解放前期，我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大约出现于19世纪60年沿海地区外资开办的工厂中，这时的工人阶级基本上具有马克思所描述的一般特征。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改变，一跃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是先锋队、主人翁。建国初期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我们要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随着中国积极推进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建设，传统产业工人群体不断壮大，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工作重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的所有制结构。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实行，单位制解体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身份制与单位制消解，这项变革同样也使得产业工人终身就业的传统逐渐消解，工人与单位的关系只限于经济上的契约关系，工人从“单位”走向“社会”，传统产业工人以及以之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原先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优越地位也在这个新的利益格局当中逐渐下移。
二、国企改制进程中工人阶级的地位变化
1.国企改制前工人阶级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劳动者和企业、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社会契约”关系，由此形成的企业劳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隶属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其特点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将城镇劳动力统一分配到国有或集体所有企业后，再以“固定工”的形式使劳动者与企业保持终身固定的劳动关系，即“铁饭碗”。相较其他阶级，“铁饭碗”制度给国企工人带来了诸多地位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于政治、经济及社会地位上。
（1）政治地位
从政治立场、政治身份、家庭出身等角度来看，工人阶级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首先，特殊的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使得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翁”，即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因而传统产业工人被赋予了非常特殊并优越的政治身份；其次，我国实行人员配置的“身份分割”，用档案、户口、粮食供应本等制度在不同阶层之间划出了界线，工人阶级内部根据职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不同划分为干部和工人两种类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农民、工人、干部等级结构，而实质上这也是对工人阶级成员的政治身份的定位。相较于农民，在这种“身份分割”背景下，传统产业工人在政治地位或政治身份方面都有较大的优势。
（2）经济地位
改革开放前，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得到强化，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因此，在将这一优越的政治地位落实到社会生活特别是职业生涯之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有别于农民的生存方式：在30多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几乎工人阶级的全部成员都被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是“单位”所容纳，并因此获得了全面的职业和生活保障。具体来看，在传统收入分配方式上，虽然人们通常认为城市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具有“低工资，高福利”的特点，但与农民相比，传统产业工人仍然具有明显优越的经济地位。改革开放前，虽然传统产业工人并未拥有较高的工资收入，但由于其报酬中福利成分所占比例大。因此，总体来看，传统产业工人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
（3）社会地位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传统产业工人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拥有国家领导阶级的地位；在经济方面，较高的福利待遇弥补了较低的工资收入，使得传统产业工人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由此带来的则是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基础上，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分层体系中占有拥有较高的位次。这些不仅体现于其家属、子女获得的社会资源上，同时体现于社交、婚姻选择等方面，所有这些条件都使得工人阶级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
可以看到，在企业职工与国家的“社会契约”关系中，职工通过国家赋予的方式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三个方面都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并以此获得了更多资源。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转轨，国企职工的社会地位趋于下移。 2.国企改制后工人阶级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始，随着一系列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与国有企业工人关系密切的“身份制”和“单位制”逐渐解体，工人与企业、国家之间历史性形成的“社会契约”逐渐被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契约”所取代。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传统产业工人以及以之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原先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优越地位也在这个新的利益格局当中逐渐下移。
（1）政治地位
改革开放伊始，国家的总体目标由先前获得各阶层合法性支持以巩固政权过渡到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中心目标。与以前相比，工人阶级作为先前国家领导阶级的政治地位优势明显下降。根据全国总工会1988年4月至9月对全国17个城市的21万名职工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工人群众普遍反映自身地位下降了。在调查中，有36.6%的职工认为自己在企业中没有主人翁地位，有51.5%的职工认为在企业中主人翁地位不高。由此看到，虽然在名义上工人阶级依然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但在工人阶级内部，他们开始丧失对自身“主人翁”地位认同的自信，这样一种主观自我认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印证工人阶级政治地位的下移。
（2）经济地位
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工人的“终身工作制”逐渐转变为“市场合同聘用制”，随着逐渐失去原有“铁饭碗”体制的庇护，传统产业工人阶级也从以单位为主体的保障体系走向劳动力市场与市场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总体来看，政府从经济领域的逐渐退出，打破了原有传统产业工人高福利的状态，国企工人的经济地位明显趋于下移。
（3）社会地位
随着传统产业工人逐渐丧失“主人翁”地位所带来的政治地位的下移，以及由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所带来的传统产业工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缩减，传统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趋于下移，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国企改制所造成的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后果。随着单位制及身份制的解体，在工人与企业、国家之间由“社会契约”走向“劳动关系契约”的过程中，传统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程度不同地呈现下移趋势。
三、社会资本与工人阶级的地位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原来有占有的社会资本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工人阶级社会资本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工人阶级地位的变化。
1.社会政策与工人阶级的地位变化
着眼于国内范围，户籍制度的松动及单位制的解体直接导致了工人社会资本总量及构成的变化，进而导致工人阶级总体地位及内部结构的改变。改制前，由于特殊的国家制度与体制，工人阶级内部构成比较一致，分化较小，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时的社会政策构成了工人阶级总体的一种社会资本，保证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上的较高地位及内部的高度一致性。国企改制打破了原先的体制束缚，工人阶级的流动性增强，相比阶级的总体资本，工人的个体资本对其身份和地位的影响更加凸显，直接决定了他们的流向及新的社会地位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的松动直接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最为明显的表现即是增加了农民流入城市的机会，而农民进城就业客观上对原有工人阶级造成了多方面的冲击。在工作机会方面，由于农民工的雇佣工资相对较低，因此农民工在劳动市场中更具竞争力，而这直接导致了传统产业工人的工作机会的流失。而随着单位制向市场制的逐渐转变，大中型企业和集体企业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工人。职工不仅没有了原有的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下岗后也缺少相应的社会保障，而这则直接导致了传统产业工人经济地位的下移。
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得大量的农民流动至城市，进而挤压了传统产业工人的生存空间，在与农民工的竞争之中，传统产业工人在总体工作机会减少的同时，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也随之下移；而单位制的逐渐解体更不仅缩减了传统产业工人的原有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更迫使一部分工人下岗。与改制前相比，这无疑使得传统产业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处于下移趋势。
2.全球化与工人阶级的地位变化
在国际范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政治经济等各领域深受全球化影响，它带来的不仅是民族生产方式向世界生产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是民族社会形态向世界社会形态的转变。从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全球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有利有弊，并体现于其经济、社会地位的转变上。
可以说全球化进程为工人阶级带来了诸多益处，并集中体现于其经济地位的强化和巩固。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中国逐渐变为世界工厂，工人在其中受到的价值剥削也体现了其经济利益的受损。以短期合同比例增多、工作时间延长、劳动强度加大等为典型表征的劳动不稳定性（precarity）日益突出，无不体现了其经济利益的受损和经济地位的下移，相应地也造成了他们在社会福利及政治权利方面的不稳定性，甚至因此而沦落到社会的边缘。由此可见，全球化对于传统工人阶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双重效应。
四、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
工人阶级的美好未来或许首先需要工人阶级——尤其是传统的工人阶级——舍弃工人阶级的传统身份。此外，再辅之以工会等社会组织的扶助来促进工人阶级的发展或新工人阶级的形成。
1.重建身份认同
一方面，他们认同传统的工人阶级，认为待遇和地位以及生活当中的稳定应和先前一样；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在这种转型与变化当中受到应有的保护和利益。遵循市场逻辑、按供求关系运行的市场化非公有制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早已存在，它的发展为后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借鉴。市场转型中的国有企业改制，其实质是将国有企业不断推向市场的“企业本位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关系完成了商品化。国企改制过程中，工人将不可避免地要逐渐直接面对资本市场中的企业管理者、面对国家的政策和法律，而不再直接面对行政性的企业管理者和国家的计划总体。
将工人阶级不愿舍弃的对计划经济体制时传统工人身份的认同放在现代化进程的市场经济转型当中我们就会十分清晰应当如何对待工人阶级的传统身份认同。在这种历史性的转型当中，虽然工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获得计划好的、稳定的福利和生活，但却获得了转型所带来的平等地参与到市场当中的机会，也获得了运用相应规章制度保护权益的权利。在现代化的潮流当中，工人阶级如何正确地看待转型并及时调整身份认同，以及利用好自身的自由及权利去维护权益、争取机会，将会对工人阶级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2.再造工会功能
国有企业的转型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原来处于主人翁地位的工人阶级，在劳动力市场当中一下处于弱势地位，在国家经济建设提到台前来的同时，也容易出现“大资本”“小工人”的现象，引发各种劳动关系上的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修正）》当中明确写道：“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就现实的情况来看，工会组织的功能发挥还存在一定的障碍。”有观点认为，工会组织在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发挥作用不力，对上千万职工的下岗分流负有一定的“道义责任”。在当今新一轮国企改制即将启动的时候尤其需要我们警醒，需要切实提高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的认识、提高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的能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外来资本和技术的涌入，传统工人阶级社会资本相对匮乏的局面可能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通过各项教育培训活动实现工人阶级的增能应当是工会的重要使命。
总之，中国工人阶级曾经有过辉煌的昨天，在转型期的今天虽然面临了比较严峻的形势，出现了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下移。但通过工人阶级自身的努力，借助工会组织的扶助和社会政策的完善，重建认同、再造资本，可望在新的社会结构体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正确位置。
参考文献：
[1]陆学艺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范晓斐.论工会的作用及其工作优化措施.管理论坛，2013，（2）.
[3]黄旭东.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与和谐社会构建.贵州社会科学，2007，（12）.
[4]李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2008，（5）.
[5]李锦峰.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及其文献述评.社会，2013，（3）.
[6]李锦峰.国企改制以来的工人身份认同.太平洋学报，2012，（7）.
[7]刘爱玉.国企变革与下岗失业人员的行动回应.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4）.
[8]刘建洲.传统产业工人阶级的“消解”与“再形成”.人文，2010，（2）.
[9]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2）.
[10]唐军.生存资源剥夺与传统体制依赖：当代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河南省Z市Z厂兼并事件的个案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6，（6）.
国企改制工人阶级社会资本地位变化
一、国企改制与工人阶级的发展与变迁
1.国企改制的发展历程
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国有企业被看作是政府主管部门的附属物，只是用来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的生产单位，缺少自主经营权。企业的各项活动过程和结果都受到国家控制，特别是企业的利润，除一部分留作厂长基金外，企业全部上缴。这种体制在建国之初确实有助于集中力量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进而进行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建设。
20世纪70年代末的国内政治变动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利时机。另外，在组织、思想上的解放也为改革开放政策和举措的出台提供了重要前提。具体到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我国从1977年始对经济进行了局部调整，其中包含加强对某些部门集中统一的领导，调整部分工业企业的隶属关系，上收部分财政、税收、物资管理权，恢复企业奖励、计件工资和企业基金制度以及整顿市场等举措。这些举措有效地消除了混乱，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经济秩序，也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正式启动企业改革以期使国家的工业化走上合理化的轨道，而改革的焦点就集中在国有部门的工业企业。
2.工人阶级的发展历程
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历经了不同阶段。早在建国以前，工人阶级就已初步形成，传统产业工人是构成主体。追溯到解放前期，我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大约出现于19世纪60年沿海地区外资开办的工厂中，这时的工人阶级基本上具有马克思所描述的一般特征。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改变，一跃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是先锋队、主人翁。建国初期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我们要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随着中国积极推进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建设，传统产业工人群体不断壮大，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工作重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的所有制结构。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实行，单位制解体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身份制与单位制消解，这项变革同样也使得产业工人终身就业的传统逐渐消解，工人与单位的关系只限于经济上的契约关系，工人从“单位”走向“社会”，传统产业工人以及以之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原先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优越地位也在这个新的利益格局当中逐渐下移。
二、国企改制进程中工人阶级的地位变化
1.国企改制前工人阶级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劳动者和企业、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社会契约”关系，由此形成的企业劳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隶属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其特点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将城镇劳动力统一分配到国有或集体所有企业后，再以“固定工”的形式使劳动者与企业保持终身固定的劳动关系，即“铁饭碗”。相较其他阶级，“铁饭碗”制度给国企工人带来了诸多地位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于政治、经济及社会地位上。
（1）政治地位
从政治立场、政治身份、家庭出身等角度来看，工人阶级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首先，特殊的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使得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翁”，即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因而传统产业工人被赋予了非常特殊并优越的政治身份；其次，我国实行人员配置的“身份分割”，用档案、户口、粮食供应本等制度在不同阶层之间划出了界线，工人阶级内部根据职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不同划分为干部和工人两种类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农民、工人、干部等级结构，而实质上这也是对工人阶级成员的政治身份的定位。相较于农民，在这种“身份分割”背景下，传统产业工人在政治地位或政治身份方面都有较大的优势。
（2）经济地位
改革开放前，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得到强化，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因此，在将这一优越的政治地位落实到社会生活特别是职业生涯之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有别于农民的生存方式：在30多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几乎工人阶级的全部成员都被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是“单位”所容纳，并因此获得了全面的职业和生活保障。具体来看，在传统收入分配方式上，虽然人们通常认为城市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具有“低工资，高福利”的特点，但与农民相比，传统产业工人仍然具有明显优越的经济地位。改革开放前，虽然传统产业工人并未拥有较高的工资收入，但由于其报酬中福利成分所占比例大。因此，总体来看，传统产业工人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
（3）社会地位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传统产业工人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拥有国家领导阶级的地位；在经济方面，较高的福利待遇弥补了较低的工资收入，使得传统产业工人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由此带来的则是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基础上，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分层体系中占有拥有较高的位次。这些不仅体现于其家属、子女获得的社会资源上，同时体现于社交、婚姻选择等方面，所有这些条件都使得工人阶级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
可以看到，在企业职工与国家的“社会契约”关系中，职工通过国家赋予的方式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三个方面都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并以此获得了更多资源。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转轨，国企职工的社会地位趋于下移。 2.国企改制后工人阶级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始，随着一系列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与国有企业工人关系密切的“身份制”和“单位制”逐渐解体，工人与企业、国家之间历史性形成的“社会契约”逐渐被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契约”所取代。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传统产业工人以及以之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原先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优越地位也在这个新的利益格局当中逐渐下移。
（1）政治地位
改革开放伊始，国家的总体目标由先前获得各阶层合法性支持以巩固政权过渡到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中心目标。与以前相比，工人阶级作为先前国家领导阶级的政治地位优势明显下降。根据全国总工会1988年4月至9月对全国17个城市的21万名职工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工人群众普遍反映自身地位下降了。在调查中，有36.6%的职工认为自己在企业中没有主人翁地位，有51.5%的职工认为在企业中主人翁地位不高。由此看到，虽然在名义上工人阶级依然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但在工人阶级内部，他们开始丧失对自身“主人翁”地位认同的自信，这样一种主观自我认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印证工人阶级政治地位的下移。
（2）经济地位
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工人的“终身工作制”逐渐转变为“市场合同聘用制”，随着逐渐失去原有“铁饭碗”体制的庇护，传统产业工人阶级也从以单位为主体的保障体系走向劳动力市场与市场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总体来看，政府从经济领域的逐渐退出，打破了原有传统产业工人高福利的状态，国企工人的经济地位明显趋于下移。
（3）社会地位
随着传统产业工人逐渐丧失“主人翁”地位所带来的政治地位的下移，以及由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所带来的传统产业工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缩减，传统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趋于下移，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国企改制所造成的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后果。随着单位制及身份制的解体，在工人与企业、国家之间由“社会契约”走向“劳动关系契约”的过程中，传统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程度不同地呈现下移趋势。
三、社会资本与工人阶级的地位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原来有占有的社会资本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工人阶级社会资本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工人阶级地位的变化。
1.社会政策与工人阶级的地位变化
着眼于国内范围，户籍制度的松动及单位制的解体直接导致了工人社会资本总量及构成的变化，进而导致工人阶级总体地位及内部结构的改变。改制前，由于特殊的国家制度与体制，工人阶级内部构成比较一致，分化较小，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时的社会政策构成了工人阶级总体的一种社会资本，保证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上的较高地位及内部的高度一致性。国企改制打破了原先的体制束缚，工人阶级的流动性增强，相比阶级的总体资本，工人的个体资本对其身份和地位的影响更加凸显，直接决定了他们的流向及新的社会地位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的松动直接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最为明显的表现即是增加了农民流入城市的机会，而农民进城就业客观上对原有工人阶级造成了多方面的冲击。在工作机会方面，由于农民工的雇佣工资相对较低，因此农民工在劳动市场中更具竞争力，而这直接导致了传统产业工人的工作机会的流失。而随着单位制向市场制的逐渐转变，大中型企业和集体企业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工人。职工不仅没有了原有的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下岗后也缺少相应的社会保障，而这则直接导致了传统产业工人经济地位的下移。
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得大量的农民流动至城市，进而挤压了传统产业工人的生存空间，在与农民工的竞争之中，传统产业工人在总体工作机会减少的同时，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也随之下移；而单位制的逐渐解体更不仅缩减了传统产业工人的原有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更迫使一部分工人下岗。与改制前相比，这无疑使得传统产业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处于下移趋势。
2.全球化与工人阶级的地位变化
在国际范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政治经济等各领域深受全球化影响，它带来的不仅是民族生产方式向世界生产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是民族社会形态向世界社会形态的转变。从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全球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有利有弊，并体现于其经济、社会地位的转变上。
可以说全球化进程为工人阶级带来了诸多益处，并集中体现于其经济地位的强化和巩固。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中国逐渐变为世界工厂，工人在其中受到的价值剥削也体现了其经济利益的受损。以短期合同比例增多、工作时间延长、劳动强度加大等为典型表征的劳动不稳定性（precarity）日益突出，无不体现了其经济利益的受损和经济地位的下移，相应地也造成了他们在社会福利及政治权利方面的不稳定性，甚至因此而沦落到社会的边缘。由此可见，全球化对于传统工人阶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双重效应。
四、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
工人阶级的美好未来或许首先需要工人阶级——尤其是传统的工人阶级——舍弃工人阶级的传统身份。此外，再辅之以工会等社会组织的扶助来促进工人阶级的发展或新工人阶级的形成。
1.重建身份认同
一方面，他们认同传统的工人阶级，认为待遇和地位以及生活当中的稳定应和先前一样；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在这种转型与变化当中受到应有的保护和利益。遵循市场逻辑、按供求关系运行的市场化非公有制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早已存在，它的发展为后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借鉴。市场转型中的国有企业改制，其实质是将国有企业不断推向市场的“企业本位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关系完成了商品化。国企改制过程中，工人将不可避免地要逐渐直接面对资本市场中的企业管理者、面对国家的政策和法律，而不再直接面对行政性的企业管理者和国家的计划总体。
将工人阶级不愿舍弃的对计划经济体制时传统工人身份的认同放在现代化进程的市场经济转型当中我们就会十分清晰应当如何对待工人阶级的传统身份认同。在这种历史性的转型当中，虽然工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获得计划好的、稳定的福利和生活，但却获得了转型所带来的平等地参与到市场当中的机会，也获得了运用相应规章制度保护权益的权利。在现代化的潮流当中，工人阶级如何正确地看待转型并及时调整身份认同，以及利用好自身的自由及权利去维护权益、争取机会，将会对工人阶级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2.再造工会功能
国有企业的转型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原来处于主人翁地位的工人阶级，在劳动力市场当中一下处于弱势地位，在国家经济建设提到台前来的同时，也容易出现“大资本”“小工人”的现象，引发各种劳动关系上的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修正）》当中明确写道：“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就现实的情况来看，工会组织的功能发挥还存在一定的障碍。”有观点认为，工会组织在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发挥作用不力，对上千万职工的下岗分流负有一定的“道义责任”。在当今新一轮国企改制即将启动的时候尤其需要我们警醒，需要切实提高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的认识、提高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的能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外来资本和技术的涌入，传统工人阶级社会资本相对匮乏的局面可能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通过各项教育培训活动实现工人阶级的增能应当是工会的重要使命。
总之，中国工人阶级曾经有过辉煌的昨天，在转型期的今天虽然面临了比较严峻的形势，出现了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下移。但通过工人阶级自身的努力，借助工会组织的扶助和社会政策的完善，重建认同、再造资本，可望在新的社会结构体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正确位置。
参考文献：
[1]陆学艺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范晓斐.论工会的作用及其工作优化措施.管理论坛，2013，（2）.
[3]黄旭东.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与和谐社会构建.贵州社会科学，2007，（12）.
[4]李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2008，（5）.
[5]李锦峰.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及其文献述评.社会，2013，（3）.
[6]李锦峰.国企改制以来的工人身份认同.太平洋学报，2012，（7）.
[7]刘爱玉.国企变革与下岗失业人员的行动回应.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4）.
[8]刘建洲.传统产业工人阶级的“消解”与“再形成”.人文，2010，（2）.
[9]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2）.
[10]唐军.生存资源剥夺与传统体制依赖：当代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河南省Z市Z厂兼并事件的个案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