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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正是放学做值日的时间，值日小组长撅着嘴气呼呼地来到办公室找我：“老师，毛毛又逃走了！这个学期他都逃了N回值日了！”值日组长告诉我，今天大家发现毛毛又准备溜回家，于是，他们藏起毛毛的饭盒试图阻止，谁知毛毛大发雷霆，在大声吼叫的同时，不断敲打课桌，吓得同学们赶紧归还饭盒，任由他回家了。
这个学期，班级开展“值日明星小队”评比，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都很高，可是，唯独这个毛毛依然我行我素，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小组是否能夺得值日红旗，同组的同学对他很有意见，可又拿他没有办法。
第二天，我把毛毛叫到办公室，严肃地问他：“昨天该你们组做值日，你不知道吗？你又逃了？”毛毛摸着后脑勺，满不在乎地说：“我忘了。”一听这话，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个学期，为了值日的事情，我已经和他谈过好几次，可每次得到的回答，不是“我忘了”，就是“我做完值日就走了”，或者是“我昨天家里有事”。在大家眼里，毛毛是一个“值日生老赖”！看来，要整治这个“老赖”，只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群策群力。
经过考虑，我在班会上组织了一次以“聊聊做值日”为主题的民主讨论。
首先，我直接提出了问题：如果人人不做值日，教室会是什么样？如果人人不遵守制度，班级会是什么样？
同学们认为做值日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美好品德的体现；值日制度是每个同学都必须遵守的班级制度。这时，我观察着毛毛的反应，只见他低着头，一言不发。
接着，我邀请大家畅所欲言，谈谈关于“明星值日小队”评比的想法和建议。话题自然就提到了个别同学逃避做值日的问题上来。没想到的是，同学们对“值日生老赖”逃避值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我也因此意外地了解到以前没有了解到的情况。大家认为，毛毛不肯做值日，一是因为比较懒惰；二是他的家离学校很远，因此怕耽误回家；三是毛毛有一个每天结伴回家的好朋友，为了不让好朋友久等就逃避值日。
也许是因为同学们说到了问题所在，体谅到了他的难处，此时的毛毛虽然还是一言不发，可却感觉有些难为情了。
这时，一个两难问题摆在了同学们面前：一方面是班级制度必须严格执行，另一方面是有难处的同学需要照顾。对此，同学们形成了两点共识：不遵守制度的同学应该接受惩罚；对有难处的同学要体现“班级是个大家庭”的精神，给予关心。
此刻，我向大家建议实行“温馨红绿卡”制度。经过大家共同商议，“温馨红绿卡”制度规定：向逃避值日的同学发放一张“红卡”以示惩罚，惩罚措施包括补做值日和为班级同学做一件好事以将功补过，对屡次犯错的同学则再要求加写一篇深刻的检讨书；当天值日有困难的同学可以申请领取一张“绿卡”，值日组长享有给予持有“绿卡”的同学适当照顾的权力。
班会后，我和班委找到了每天和毛毛结伴回家的好朋友，好朋友当着毛毛的面，表示支持他认真完成值日，再一起回家。与毛毛同组的同学也表示，在冬天天黑得比较早的时候，毛毛可以尽快做完值日后先回家。
终于，毛毛态度诚恳又难为情地表示接受处罚，并作出了“不再逃避值日”的保证，我彻底松了一口气……
反思
1.儿童违反规则的根源有共性也有个性
皮亚杰的儿童道德发展理论认为，道德首先表现为一套规则系统，并描述了儿童规则意识的三个发展阶段，即前道德、道德他律和道德自律三个阶段。11—12岁儿童的规则意识处于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儿童的意识里，规则不再是绝对神圣和不可侵犯的，而是被视为由于相互同意而制定的法则。一般而言，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有两种产生方式。一是通过约束性的交往活动产生，主要体现在成人单方面对儿童提出的并要求其遵守的规则上；二是通过协作性的交往活动产生，这往往以儿童同辈群体的人际交往方式得以实现。第二种方式尤其是11—12岁儿童规则实践的典型表现。
由此，我们能理解毛毛违反值日制度的“难处”：当值日制度与毛毛自身的需求发生矛盾的时候，再加上对劳动本身存在畏难和逃避心理，同时对遵守值日制度缺乏自觉遵守的动力，于是，他习惯性地成为了“值日生老赖”。
违反规则，正如犯错一样，班主任既要看到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道德发展水平，更要关注不同儿童的个别需求，弄清楚儿童犯错误背后的原因，即既要了解共性原因，也要把握个性原因，只有充分了解儿童，才能更好地施以教育引导。
2.民主才能造就权威的制度
一般来说，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学校，各种规则都是由长辈、领导或老师单方面制定。儿童所需要做的是遵守和服从。如果规则的权威性一旦被削弱，它的约束力也将大大降低，同时会给儿童植入“漠视规则”的意识，这将成为班集体建设最大的阻碍。
“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这点明了社会公义的基础，也构成了班级民主管理的基础。而在高年段儿童的教育中，规则的权威性并不能单靠教师单方面的约束性要求得以保障。相反，有趣的是，在单向服从的关系下，权威和服从并没有造成遵守规则的儿童，而是自我中心的儿童———他以自己为中心来看待规则。此时，制度的权威性受到了威胁。如果能使儿童认识到，规则的制定是一个群体正常生活的重要基础，不能屈从于某一个人的意志，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自觉遵守，以民主形式制定的制度才更容易被接受和遵守。案例中毛毛的转变，正是集体舆论在发挥作用，也是制度的权威性来源于民主的充分证明。
3.合理惩罚应和人性关怀相结合
既然是制度，或多或少会限制约束个体行为，对那些常常“不守规矩”的学生，教育不是把他们推向制度的对立面，而是引导他们增强规则意识，逐渐从他律发展到自律，从而自觉遵守制度。
案例中以“温馨红绿卡” 的方式，将合理惩罚和人性关怀相结合，一方面严肃了班规班纪，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进行惩罚，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毛毛的特殊情况，用“关怀”润滑了他与规则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导他转变了行为，自觉遵守值日制度。由此，制定表现出充分尊重与关怀学生的人性化的措施，也是规则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正是放学做值日的时间，值日小组长撅着嘴气呼呼地来到办公室找我：“老师，毛毛又逃走了！这个学期他都逃了N回值日了！”值日组长告诉我，今天大家发现毛毛又准备溜回家，于是，他们藏起毛毛的饭盒试图阻止，谁知毛毛大发雷霆，在大声吼叫的同时，不断敲打课桌，吓得同学们赶紧归还饭盒，任由他回家了。
这个学期，班级开展“值日明星小队”评比，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都很高，可是，唯独这个毛毛依然我行我素，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小组是否能夺得值日红旗，同组的同学对他很有意见，可又拿他没有办法。
第二天，我把毛毛叫到办公室，严肃地问他：“昨天该你们组做值日，你不知道吗？你又逃了？”毛毛摸着后脑勺，满不在乎地说：“我忘了。”一听这话，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个学期，为了值日的事情，我已经和他谈过好几次，可每次得到的回答，不是“我忘了”，就是“我做完值日就走了”，或者是“我昨天家里有事”。在大家眼里，毛毛是一个“值日生老赖”！看来，要整治这个“老赖”，只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群策群力。
经过考虑，我在班会上组织了一次以“聊聊做值日”为主题的民主讨论。
首先，我直接提出了问题：如果人人不做值日，教室会是什么样？如果人人不遵守制度，班级会是什么样？
同学们认为做值日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美好品德的体现；值日制度是每个同学都必须遵守的班级制度。这时，我观察着毛毛的反应，只见他低着头，一言不发。
接着，我邀请大家畅所欲言，谈谈关于“明星值日小队”评比的想法和建议。话题自然就提到了个别同学逃避做值日的问题上来。没想到的是，同学们对“值日生老赖”逃避值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我也因此意外地了解到以前没有了解到的情况。大家认为，毛毛不肯做值日，一是因为比较懒惰；二是他的家离学校很远，因此怕耽误回家；三是毛毛有一个每天结伴回家的好朋友，为了不让好朋友久等就逃避值日。
也许是因为同学们说到了问题所在，体谅到了他的难处，此时的毛毛虽然还是一言不发，可却感觉有些难为情了。
这时，一个两难问题摆在了同学们面前：一方面是班级制度必须严格执行，另一方面是有难处的同学需要照顾。对此，同学们形成了两点共识：不遵守制度的同学应该接受惩罚；对有难处的同学要体现“班级是个大家庭”的精神，给予关心。
此刻，我向大家建议实行“温馨红绿卡”制度。经过大家共同商议，“温馨红绿卡”制度规定：向逃避值日的同学发放一张“红卡”以示惩罚，惩罚措施包括补做值日和为班级同学做一件好事以将功补过，对屡次犯错的同学则再要求加写一篇深刻的检讨书；当天值日有困难的同学可以申请领取一张“绿卡”，值日组长享有给予持有“绿卡”的同学适当照顾的权力。
班会后，我和班委找到了每天和毛毛结伴回家的好朋友，好朋友当着毛毛的面，表示支持他认真完成值日，再一起回家。与毛毛同组的同学也表示，在冬天天黑得比较早的时候，毛毛可以尽快做完值日后先回家。
终于，毛毛态度诚恳又难为情地表示接受处罚，并作出了“不再逃避值日”的保证，我彻底松了一口气……
反思
1.儿童违反规则的根源有共性也有个性
皮亚杰的儿童道德发展理论认为，道德首先表现为一套规则系统，并描述了儿童规则意识的三个发展阶段，即前道德、道德他律和道德自律三个阶段。11—12岁儿童的规则意识处于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儿童的意识里，规则不再是绝对神圣和不可侵犯的，而是被视为由于相互同意而制定的法则。一般而言，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有两种产生方式。一是通过约束性的交往活动产生，主要体现在成人单方面对儿童提出的并要求其遵守的规则上；二是通过协作性的交往活动产生，这往往以儿童同辈群体的人际交往方式得以实现。第二种方式尤其是11—12岁儿童规则实践的典型表现。
由此，我们能理解毛毛违反值日制度的“难处”：当值日制度与毛毛自身的需求发生矛盾的时候，再加上对劳动本身存在畏难和逃避心理，同时对遵守值日制度缺乏自觉遵守的动力，于是，他习惯性地成为了“值日生老赖”。
违反规则，正如犯错一样，班主任既要看到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道德发展水平，更要关注不同儿童的个别需求，弄清楚儿童犯错误背后的原因，即既要了解共性原因，也要把握个性原因，只有充分了解儿童，才能更好地施以教育引导。
2.民主才能造就权威的制度
一般来说，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学校，各种规则都是由长辈、领导或老师单方面制定。儿童所需要做的是遵守和服从。如果规则的权威性一旦被削弱，它的约束力也将大大降低，同时会给儿童植入“漠视规则”的意识，这将成为班集体建设最大的阻碍。
“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这点明了社会公义的基础，也构成了班级民主管理的基础。而在高年段儿童的教育中，规则的权威性并不能单靠教师单方面的约束性要求得以保障。相反，有趣的是，在单向服从的关系下，权威和服从并没有造成遵守规则的儿童，而是自我中心的儿童———他以自己为中心来看待规则。此时，制度的权威性受到了威胁。如果能使儿童认识到，规则的制定是一个群体正常生活的重要基础，不能屈从于某一个人的意志，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自觉遵守，以民主形式制定的制度才更容易被接受和遵守。案例中毛毛的转变，正是集体舆论在发挥作用，也是制度的权威性来源于民主的充分证明。
3.合理惩罚应和人性关怀相结合
既然是制度，或多或少会限制约束个体行为，对那些常常“不守规矩”的学生，教育不是把他们推向制度的对立面，而是引导他们增强规则意识，逐渐从他律发展到自律，从而自觉遵守制度。
案例中以“温馨红绿卡” 的方式，将合理惩罚和人性关怀相结合，一方面严肃了班规班纪，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进行惩罚，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毛毛的特殊情况，用“关怀”润滑了他与规则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导他转变了行为，自觉遵守值日制度。由此，制定表现出充分尊重与关怀学生的人性化的措施，也是规则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