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九百码》是内蒙古文坛难得的一篇纯粹的军事题材小说。刘长庆作为大兴安岭森林地域的文学创作者，他的中篇小说《草原狼》《山隼金羽》《最后的老熊》等动物题材小说令人印象颇深，一直以来成为他的创作标签。尽管他以往也涉及了一些军事和历史题材，包括小说《兴安山巅》和纪实文学《兴安老六团》等，但单纯军事题材的小说创作还是一个新突破。小说布局严密、结构紧凑，从头至尾都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战术活动，从指挥官到士兵的斗争决心，继而衍生的能使读者倍感身临其境的作战场景，从大规模的到小集体的，甚至单兵从事各种任务时的配合协调、战术组织、战斗动作和各种纷杂的心理状态，以及敢在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的胆识气魄和对狙杀目标精准绝佳的战机把握，这一切，实在需要合理的结构设计和稳准的文字推敲。
2011年作家在《仰望北方的圣山》（《骏马》2011年第5期）中，描述了中国作家采风团于鄂伦春族自治旗召开的文学会议上，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的简短发言：“这位老作家令人意外地只叙述了人数极少的鄂伦春民族，在抗击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的几个参战数据，再就平静地缄口不语了。”是否记载了那一段沉甸甸的发言，刘长庆由此有了创作的构想，我们不得而知。是的，这片曾深埋过光荣与悲壮的呼伦贝尔大地，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的确要由我们自己来追寻并书写，隐匿在大森林中的民族精神要通过我们的笔触来呈现，这也应是本土作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担当，当然，这更是一次大胆的文学尝试。
敢于触及军事和历史题材的作家，需要有这种把握其历史脉动的专研劲头和文史贯通性的阅读，这至少能使背景描写和英雄形象群塑造更趋于坚实和完整，经得起时间大河的冲刷。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小说开篇作家并没有动用个人预先投入的创作感情和正面的历史见地，以此描写在卓绝环境中英勇无畏的东北抗日联军，反之，出乎意料且又有理有据应用了届时的日伪军、警、特等机构遗存的文汇笔录，甚至当事者以回忆录形式出版过的真实的历史书卷，直白严谨，客观公正，且又毫不含糊地将这一切全当旁证，借敌人写出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联三路军三支队。以敌人不能自圆其说的荒谬奏报，令其恐惧和胆寒的详尽记录和叙述作为历史的证词，才是最不失实的真实。虽只言片语，却足以为鉴。
阅读最大的困难是小说的开篇部分。小说正文第一个字——“玍”，就给读者制造了麻烦。查阅词典，此字读“gǎ”，词语“玍古”意为性情怪僻、行为怪诞的人，无赖、吝啬。确实够玍古。接下来三千字左右如阴云密布的心理叙述，就像一块石头，你必须将它搬开，然后才能打通阅读之路。对于不熟悉军事和历史的读者显得晦涩了一些，扑面而来的信息量，确实需要反复阅读才行。诚然，作品总会有特定的读者——但这超乎一般的尝试，对读者和作家都是一个考验。
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军事题材的重要主题，如何进行历史叙事和英雄塑造，艺术地表现历史和英雄一定是创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九百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敌线，一条是抗联线，然后是以抗联线为主的敌我明暗交织。一般中短篇军事题材小说叙述视角通常以我为主，作为一般读者其阅读经验也更习惯于此，但《九百码》大胆地尝试了以敌方的视角来看抗联，这出人意料。看似人物出场是在三千字以后，但实际开篇就有一个不显眼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就是敌指挥官，“指挥官不愿再如以往的横生变故，碰头后，定下决心——行动！”接下来倒叙，以这个没有露面的敌指挥官的回忆和分析来进行。在敌指挥官内心纠结的表述下，我军成了反面角色，这貌似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从民族情感来说一时还不习惯，但只要稍一细读就会发现，作家似抑实扬的手法，把敌军被动挨打的局面，焦躁不安、恼羞成怒的嘴脸和妄图一举围歼抗联的阴谋心理交待清楚;其次，也从反面交待了敌我双方的激烈斗争，抗联的英勇顽强和艰苦卓绝的战斗环境。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在叙事中起到了蓄势的作用：战局如浓云密布，面对敌军密图全歼的军事行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头顶悬湖危机四伏。兵者，诡道也;军事题材的小说，也是诡道。事实上，开篇的敌方视角是一个靶子，为狙击埋了伏笔。这个叙述者像是站在暗处的敌人，对于这样一个心理叙事的处理倒是恰到好处。反之，明确这个叙事者或者没有这个叙事者而直接进入战斗状态，现在看倒显得无趣。
英雄崇拜是世界各民族的普遍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民族不竭的精神动力，军事题材小说的英雄叙事、对英雄形象塑造、对英雄意志的高扬，从来都是重要的主旨。“而从社会的意义上讲，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民族，也注定是没有希望，没有生命力的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作为文学审美的一个重要内容，既有着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也有着人生的要求與功利。”（房福贤《抗日文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谁是英雄？英雄在哪里？从古代神话传说开始，从那些史诗里都不乏英雄，古往今来，英雄对自身的超越让人敬仰。英雄是突破自身局限，完成超越自我以达神性的一类人，一般来说，他们具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和能量，达到凡人难抵之境。东北抗联精神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为抗击强大的日本法西斯，在长达14年的英勇斗争中，所铸就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抗日联军三支队就是中国军队抗日的一个缩影。《九百码》塑造了以老诸葛、小索利、照相机为代表的一组英雄群像。这是一群为了保密全部是绰号的抗联战士，出现的人物包括政委、支队长、金高丽、大索利、小索利、阿爸吉、二十九、老戏骨、旱山芪、二道江、六十九、月牙骨、十九站、山猫、女抗联战士小顺子等。阿爸吉牺牲的一幕令人动容：“她也分辨不清哪些是红呼呼的肠子，哪些是红呼呼的棉花套子，一股脑地往阿爸吉炸烂了的肚子里塞呀，可肠子太滑，哗哗往外溜，只把棉花留里了。”“金高丽朝阿爸吉跪下去，拧开背壶，把裴家烧锅的烈酒，倒进阿爸吉的口腔，阿爸吉形同畅饮甘霖。一阵排枪打过来，消断了附近的横枝竖杈。阿爸吉的喉头不再哽动，金高丽把剩下的酒洒向老人的腹腔，阿爸吉的身躯酣睡般地软了，四肢也舒展开来，说走就走了，锃亮的眼睛直瞪着泛满东方的晨光。”即使倒下，也是壮烈的视死如归、望着希望和晨光的！中国军人的英雄形象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凛然生威。 反西斯文学是国际性范畴的重要军事文学。在这个文学题材领域，佳作层出，英雄不穷，极大地振奋了反法西斯国家的民族精神和国际正义。而这一题材，毫无疑问地带有多民族色彩和国际主义精神。《九百码》以中国东北抗日联军三支队为原形，塑造了一个多民族、国际性的英雄群像。这支队伍包括了阿爸吉、金高丽朝鲜族战士，包括照相机俄罗斯战士，作家有意模糊了大索利、小索利具体的少数民族身分。因为在侵略者面前，不分民族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他们都是正义的捍卫者。在这支队伍里，既有阿爸吉和金高丽的父子兵，也有大小索利亲兄弟，一个倒下，另一个战斗，一个撤离，另一个狙击，在民族大义和祖国面前，他们醉卧沙场，笑对死亡。国恨家仇，让他们都走到了国际主义反法西斯阵营之中。作家揭露了敌人在中国土地上的残暴恶行，比如大小索利父子三人被抓进了秘密劳工营，父亲惨死;照相机的妻子被日軍糟蹋。主角英雄小索利是一个传奇的少数民族小战士，有着天才的射击本领：他曾凭借一杆老枪阻击众多敌人，打得敌人尿裤子，趴冻在冰河上起不来;在苏联，他展示了子弹自瓶口穿入又透底而出的神射之技，令人惊叹;在这场战斗中，用一颗赠送的子弹，九百码射杀敌酋。东北抗日联军包括有汉、满、白、朝鲜、赫哲、达斡尔、锡伯、蒙古、鄂伦春、鄂温克等近十个民族的成员，充分展现了各民族团结抗战的特点。面对法西斯的围追堵截，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三支队，孤军奋斗，可圈可点的战法令日寇闻风丧胆。过于残酷的斗争，亦如炼狱般卓绝，作家写道：“除了普罗米修斯那样的神，凡人一般是很难坚持下来的”。英雄是神吗？他们不是神，但他们却带有着神性。这种神性就是牢固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对独立自由精神的至高崇尚。
什么是英雄主义？《辞海》的解释：“主动为完成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而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和自我牺牲气概和行为”。付出巨大的牺牲，本来已经突围成功，但却意外发现敌军军旗。“三支队人人都是战场精灵，俄顷，这些熬过祖国大北方凛冽隆冬的苍鹰般犀利的眼睛，一阵闪电般的交替打量之后，决心不言而喻。”抗联抓住战机的能力，为政委和牲牺的战友报仇的意志和决心，英勇顽强的瞬间就在那眼神的交流中完成了。老诸葛决定大部分撤退，最后留下他和俄罗斯战士照相机、神枪小战士小索利狙击敌酋。面对惨烈的牺牲，安全突围后还能不顾数倍敌人的搜寻围堵，毅然决然狙杀敌人的英雄主义让人顿生民族豪情！在敌人拉网式搜山的情势下，他们从容淡定，处理一个个瞬间到来的危机，经久沙场英勇机警的抗联军人形象呼之欲出，英雄主义在民族精神的旗帜下熠耀生辉。
英雄是人，他们既有迥异他人的特质又是血肉之躯。作为成功的文学作品，英雄人物也一定是个性化的人物形象。作家塑造英雄是多角度的，有血有肉、有着灵魂的。他们镇静勇猛，笑谈生死，突围、反击、撤退、掩护、狙击……小说运用了多重视角写作。刚开始是敌指挥官视角，之后是老诸葛、金高丽、小索利、拉网搜捕敌人的视角，照相机的视角，苏联军人的视角……反面的、正面的、侧面全部上阵。老诸葛的镇定果决，从枪声响起将文件烧掉，到抓住战机果决布置撤退和狙击任务，敏捷洞悉的战场把握表露无疑。即使军人也有铁骨柔情，即使在枪林弹雨中也有细腻的温暖呵护。老诸葛看到小索利的鞋底跑开裂了，他将敌人的鞋袜脱下，套穿在小索利脚上。换鞋的时候，老诸葛挨个捏咕一遍脚趾头，以防寒冷和久卧造成冻伤影响射击的稳定性。这种呵护，能融化钢枪和寒冷的白雪，一种暖流涌上心房。金高丽面对倒下的父亲，作家冷静地以动作描写代替语言，那正是金高丽久历生死的坚强和克制。政委抽出时间，教小顺子和小索利写字，对小战士成长的关爱;照相机熊抱着小索利在雪洞里睡觉都让人感到温暖，而照相机对儿女的牵挂，对妻子的愧疚，对敌人的入骨仇恨，让人感受到了郁结在胸的悲愤。“别叫我照相机，讨厌死了！我有名字——我叫伊利奇瓦·莫波洛夫·奥尼尔·克里拉维奇。”又让人会心一笑。
诚然，战争是关乎国之存亡的大事，但同时也是关乎人之生死的大事，作家书写英雄主义，离不开力战与智战的谋篇布局，但是文学作品如何在战争中抒写英雄的人道、人情、人性，却能展示作家更广阔的人类视野。上过日本军校，曾任东北陆军讲武堂教官的职业军人老诸葛是小说最核心的人物。他是当年奉系出关的猛将，事变后他几乎参与了东北三省所有的抵抗组织，最后投奔了抗联，可以说见过生死无数，但当小索利说到打死多少敌人时，老诸葛心头还是五味杂陈，“敌人再畜生也他妈的是人呐，这叫啥世道，不管咋说，也还算个半大孩子啊，成长环境如此地恶劣，不得已却也万不该以杀人为乐啊！”当敌人军号响起，“那一刻，仿佛战争没个胜负之分、正义与否了，所有即逝的灵魂，都在这充斥着凄切的号声中，升天或入地了。老诸葛毕竟是读过日本军校的，心怀悲壮地愣下神儿，即刻又抛开这一闪而过的杂念。”回顾思索的瞬息闪念，又被战场上的现实冲走。面对敌尸，“盯着被木屐折磨得扭曲变形、干尽粗活的脚板”，久经沙场的老诸葛在内里发出一声怨叹：“也是种田人呐……”战争是巨大的机器，一旦运转起来辗轧的是人的生命。人的死亡，无论怎样都是悲剧，这显然是面对战争作家人道主义的流露。毋庸置疑，在民族存亡的侵略与抗争面前，在大爱与大恨面前，作家的立场是鲜明的，但人性的复杂又是难以用“英雄”两个字来一概遮蔽，这种富有人性的英雄书写，体现了作家对战争和人道的思考，颇为难得。
一切叙事都是在时间中完成的。军事题材中如何运用时间进行历史叙事与英雄塑造，掌控好叙事节奏似乎更为重要。小说的历史时间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主要情节集中发生在一天之内。从敌指挥官决定行动，到战局回放，再直接将读者拉回到战斗现场，成为现在进行时。从激烈的战斗时间，再进入狙击时间，极易陷入线性叙事。显然，作家极力摆脱单纯的线性叙事俗套。首先，反视角的敌人心理叙事，是阻止小说线性叙事的第一道门。其次敌军的不断骚扰，狙击目标的不断变动，以及老诸葛的一幕幕遐思，照相机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心理闪回，小索利的传奇经历，梦境以及梦魇后遗症都在延宕狙击的时间，不仅增加了情节的曲折性，也拓展了英雄的表现空间。作家反复增加狙击的难度，层层加码，延长了正常的时间进行：在刚刚经过战斗突围之后，政委和战友们一个个倒下，三人重返危境，寒冷冬天的潜伏可能随时被发现，“那把十七年标号的蜡油没蹭净的新式三八，朝对面目标略微瞄准，法兰乌黑的枪管看上去一溜虚光，老枪的状况更值得担忧”，一个孩子使了一把令人堪忧的老枪，而小索利突然的精神失调，敌酋一时无法确定，战机又一再错过，一波三折，令狙杀困难重重。种种不利因素胶着在一起，情势愈加令人焦急，狙杀的压力沉甸甸地压在抗联军人的心头，时间变得缓慢甚至停滞了。毫无疑问，狙杀的瞬间时机异常重要，小说深藏了一个重要的伏笔——照相机。“照相机”既是人名又是机器，是绝杀的关键伏笔。一个少数民族孩子如何会通晓闪爆的镁光泡相机？如何精准掌握狙杀时间？正是作家埋下的伏笔：《远东红星报》中尉编辑为套取抗联新闻，曾让小索利肆意地鼓捣他收藏的摄影器材照相机，使得小索利得以熟悉这种器材这一情节起了作用。光速快于声速，当看到白烟时，作为林区猎人的小索利扣动了扳机，那照相机发出的声音恰恰与枪声重合。而作家以“照相机”用作人名，其用意也应是在提示读者，这里暗藏玄机。敌人混乱成一团，敌人的表演到此结束。一个“撤”字，干净利落。山下日军“呼啸的子弹与空气摩擦产生的曳光，几乎垂直地飞上了傍晚魖蓝的天空，就像为狙击小组鸣放的送行礼炮……”最后，插入了哈巴罗夫斯克远东方面军的内参通讯的报导，实际上是一个尾声。时间一下加速，回到了一年以后，谜一样的绝杀对象，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时间在这里又成了轻松的气氛。可以见到，在文学作品中时间是文学的时间，艺术地掌控时间是小说得以精彩呈现的重要一环。 历史表达一定是有着空间感的，这种空间感既是地域环境，也是历史的空间。而如何呈现这种历史空间，真实艺术地还原历史场景，恐怕是现实主义写作的一个难题。特定的空间，一定为人物形象的塑造、为其思想和行动的合理性服务。大兴安岭森林地域是抗联三支队战斗的地方，这也正是作家最熟悉的家乡。作家对山林地形的描写，对植物不经意间的细致刻画等等，为读者呈现出大兴安岭这个特定的地理和历史空间。小说视野里呈现出的画面真切自然，这是长久在野地里穿行停留所观察和感受到的。“对面平山呈现的是它的正阳坡，脚下的位置，处于巨大山体阴坡的凹裆，右下方是多层重叠的山肋，那里视野开阔，直对军旗的距离也将大大缩短，老诸葛在一根横卧的雷击木前停下来，这里，隐蔽性和瞭望条件都不赖，拨开雷击木上的厚雪，露出陈年苔藓。”曾经是森林猎人的作家，多年的林中追踪，对动物的足迹了若指掌更是顯露了猎人的本色，“巨松参天的原始林地，宽疏的林木间距过大，极易暴露移动目标，顺坡向下，窜进因几米海拔间差就夹生出红毛柳的慢岗，跟上一条夏天狍子也没少走的老犴道，狂奔。”“蹿下斜坡，密匝的小乔木丛里掩藏一条被世代蹚出的凹槽溜光的老鹿道，今冬雪厚，雪兔的三角爪印儿也常于中途并入。”森林的行走，使他对植物描写如在眼前，包括对光的视觉感知亦是独特的：“夕阳坠向雪山尽头，余晖还是穿过峰峦的缝隙，向整个平山斜洒。更远处的山垣反射出了深浅不同的紫光。”而静与动之间，也让人感受到了危机和紧张：“后晌的阳光透过森林罅隙，让树木托擎的厚雪反射出宝石般小而炫目的熠熠光点。啄木鸟就在这尚未了结的战场环境里，军鼓般咔咔敲击树干，肆无忌惮地觅食。”“一只蓝斑花翎的雪鸮，降落在就近的塔松树杈上，转动着诡异的大眼睛，比俄罗斯战友都显惊愕。”“雪鸮乍起了翅膀，啪啦啦地飞离，吓得老诸葛打了个大冷颤！”作家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带我们领略了一幅兴安冬景图，动静张弛之中，让人身临其境。中国传统写作最讲究情景交融，但若没有诗性的发现，却很难做到。《九百码》将人物动作、心理和景物融在一处，将对自然的审美、对山河的热爱、对英雄的精神崇仰都融入在了精心倾注的字里行间。“老诸葛顿感天地悬隔，风云叱咤，气吞万里如虎！一蹿高儿，忽地站了起来！不知是原始林梢上被震落的、还是上天特为此抛洒的，反正大团大团的雪朵，白菊白芍般地簌簌直坠。”巨大的喜悦，一下子冲走了郁积心头的阴霾，抗联军人的英雄气概，让人顿生欢欣和自豪。从文字中，我们能感受作家澎湃的激情和爱国热血，一切景语皆为情语，那大片大片的雪花，正是大地敬献给英雄的白菊白芍——此情此景的情感共鸣，将历史与现实的时空打通。
很长一段时间内抗战题材呈现出世俗化与消费性的审美特点，苦难与崇高被消解，英雄主义被戏谑化，暴露了军事题材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毫无疑问，这是真正有历史和民族责任的创作者应该加以拨正和回击的。《九百码》中批判现实的一笔，就是小索利的梦魇。作者巧妙地虚构了少年在苶睡中恣意游走的天马行空，期间，被影视不断神话着的手撕鬼子、箭在弦上、裤裆掏雷、肩扛土炮等远非人体本能的胡编滥造一概出现在他的幻化之中。其实，日本陆军的武器装备于一战水平并没有太大的革新，如果拿到欧洲战场，不会比他的另一轴心意大利好上更多。专用的狙击步枪即使在日军中都少之又少，电影《兵临城下》给找不出什么新花样的中国神剧导演带来了灵感，一段时间的抗战剧中，包裹麻布片的狙击手层出不穷，而在轰隆隆的战场上，把手榴弹抛掷敌人脚下，再用狙击步枪射爆的情景，即使是扎伊采夫再世，也会羞愧地掩面而去。正因为如此，抗联的神枪手才会撂枪而泣。血肉之躯铸就的抗战精神在“神剧”中已被空洞游戏，离谱的编造强化陋见，借“民族大义”掩护暴力刺激，自以为恶心敌人的同时更恶心了自己，让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变成了闹剧。《人民日报》评论：“当年义和团运动‘神功护体，刀枪不入’以惨剧收场，带着如许悲壮的意味，又何尝不是因为落后甚至愚昧。今天，借助无与伦比的奇妙想象和神乎其技的电视特效，义和团的旧梦终于重圆，却如此让人哭笑不得。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强大了，再不必反思历史，而一下子从自卑走向自信了吗？”以反法西斯战争定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迄今最大的一次浩劫。死亡人数约七千万，其中以中国和苏联居多，占这个庞大数字的一半左右。若正视我们惨重的付出，也许我们的导演就不会那么游戏历史了。英雄并不是没有经历过失败，恰恰相反，英雄往往是在失败的困境、绝境中奋然崛起的。即使走出《九百码》的战场之外，缅怀一路突围中英勇牺牲的高禹民、裴海峰等烈士，抗联三路军三支队24胜1败的骄傲战绩，也比当下的影视对战场环境的恣意妄为精彩得多。
历史不能回避，更不能随意地被涂抹，崇高的英雄主义不能被任意地消解。刘大先在《必须保卫历史》一文中指出：“在这种奇观化的书写中，历史转为传奇，传奇又变身神话，英明神武的英雄在愚蠢迟钝的敌人面前以一当十。当残酷情境被戏谑化之后，失去了对于冷峻战争的敬畏，进而也失去了对于历史本身的敬畏。”“历史在这里被空心化和符号化地诉诸于情绪消费，它惟一可以推波助澜的只是狭隘而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这也并非民族之福。”中国教育部已明确，抗日战争开始的时间确定为九一八事变，用“十四年抗战”取代过去“八年抗战”的概念。世界反法斯题材作为世界性文学事件，小说中抗联英雄的形象塑造对我们重读历史、珍视当下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九百码》中作家重新诠释了民族的大爱大恨，彰显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意志和正义的力量。作家描写的是山河是中国的山河，在这片土地上把敌人描写得越耀武扬威就越能写出侵略者的无耻，而最后又彻底把他们打回原形让他们狼狈不堪。小说还以反讽的口吻嘲笑了敌人，埋汰了傀儡政权。小战士学习写字的作业本被敌军得到：“唉，那些内容可真够情报机关破译好一阵子的了！”“出正月那天，登上大顶山的小索利尽兴一泡尿，差几笔就在板结的雪地上狂草出个‘满洲国’”。超远距绝杀之后：“望远镜里，最高长官被搀扶起来，头部至少还剩下了半个器官。关东军不论官兵，皆断定是镁光泡爆炸的结果，原理尚需破解，但现场的所见所闻却是毋庸置疑的。于是，他们一起扑向对面，扑向摄影师、给主子抱大衣的满洲国军官、满洲国警官和那些杂牌武装的头头脑脑，就像反性的狼队冲进了炸群的狗窝，一时间，乱得难解难分。”表达了作家对敌人深深的痛切和满满的爱国之心。不由得想象，开篇隐在暗处的敌指挥官，是不是就是狙毙的对象呢？而细加思虑，通篇除了他，谁又会从上升不到战役的局部战斗，而全盘地考量到整个日伪集团垂死挣扎的敏感神经？惊泣鬼神的一枪之后，作家又给用心的读者馈送了一个埋藏更深的不得而知。
重述历史，再写英雄，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特殊的当代意义。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正确历史观，牢记历史的启迪和教训”，“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他特别强调，无论是当年勇敢抗击侵略战争的国家的人民还是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的人民，无论是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们还是那个时代以后出生的人们，都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牢记历史的启迪和教训。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早年留学苏联，但他学的专业却是纺织。热爱和平却惨遭日本法西斯侵略、奴役和屠戮的中国人民，在战争的初始阶段是被动且无准备的，就像两部经典的战争科教片《地道战》和《地雷战》一样，最厚道最标本式的农民，他们是在最不得已的境遇下因遭遇了战争——而仇视了战争——并参与了战争;而后又在战争中逐渐地去领略了战争——又学习了战争——还掌控了战争并最终能赢得了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决绝岁月里，中国人民倾其一切所承袭的战争代价，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垫付的战争学费，中国人民刻骨铭心、永世不忘。《九百码》重返历史、重塑英雄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军事题材小说的新表达。
2011年作家在《仰望北方的圣山》（《骏马》2011年第5期）中，描述了中国作家采风团于鄂伦春族自治旗召开的文学会议上，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的简短发言：“这位老作家令人意外地只叙述了人数极少的鄂伦春民族，在抗击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的几个参战数据，再就平静地缄口不语了。”是否记载了那一段沉甸甸的发言，刘长庆由此有了创作的构想，我们不得而知。是的，这片曾深埋过光荣与悲壮的呼伦贝尔大地，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的确要由我们自己来追寻并书写，隐匿在大森林中的民族精神要通过我们的笔触来呈现，这也应是本土作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担当，当然，这更是一次大胆的文学尝试。
敢于触及军事和历史题材的作家，需要有这种把握其历史脉动的专研劲头和文史贯通性的阅读，这至少能使背景描写和英雄形象群塑造更趋于坚实和完整，经得起时间大河的冲刷。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小说开篇作家并没有动用个人预先投入的创作感情和正面的历史见地，以此描写在卓绝环境中英勇无畏的东北抗日联军，反之，出乎意料且又有理有据应用了届时的日伪军、警、特等机构遗存的文汇笔录，甚至当事者以回忆录形式出版过的真实的历史书卷，直白严谨，客观公正，且又毫不含糊地将这一切全当旁证，借敌人写出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联三路军三支队。以敌人不能自圆其说的荒谬奏报，令其恐惧和胆寒的详尽记录和叙述作为历史的证词，才是最不失实的真实。虽只言片语，却足以为鉴。
阅读最大的困难是小说的开篇部分。小说正文第一个字——“玍”，就给读者制造了麻烦。查阅词典，此字读“gǎ”，词语“玍古”意为性情怪僻、行为怪诞的人，无赖、吝啬。确实够玍古。接下来三千字左右如阴云密布的心理叙述，就像一块石头，你必须将它搬开，然后才能打通阅读之路。对于不熟悉军事和历史的读者显得晦涩了一些，扑面而来的信息量，确实需要反复阅读才行。诚然，作品总会有特定的读者——但这超乎一般的尝试，对读者和作家都是一个考验。
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军事题材的重要主题，如何进行历史叙事和英雄塑造，艺术地表现历史和英雄一定是创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九百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敌线，一条是抗联线，然后是以抗联线为主的敌我明暗交织。一般中短篇军事题材小说叙述视角通常以我为主，作为一般读者其阅读经验也更习惯于此，但《九百码》大胆地尝试了以敌方的视角来看抗联，这出人意料。看似人物出场是在三千字以后，但实际开篇就有一个不显眼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就是敌指挥官，“指挥官不愿再如以往的横生变故，碰头后，定下决心——行动！”接下来倒叙，以这个没有露面的敌指挥官的回忆和分析来进行。在敌指挥官内心纠结的表述下，我军成了反面角色，这貌似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从民族情感来说一时还不习惯，但只要稍一细读就会发现，作家似抑实扬的手法，把敌军被动挨打的局面，焦躁不安、恼羞成怒的嘴脸和妄图一举围歼抗联的阴谋心理交待清楚;其次，也从反面交待了敌我双方的激烈斗争，抗联的英勇顽强和艰苦卓绝的战斗环境。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在叙事中起到了蓄势的作用：战局如浓云密布，面对敌军密图全歼的军事行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头顶悬湖危机四伏。兵者，诡道也;军事题材的小说，也是诡道。事实上，开篇的敌方视角是一个靶子，为狙击埋了伏笔。这个叙述者像是站在暗处的敌人，对于这样一个心理叙事的处理倒是恰到好处。反之，明确这个叙事者或者没有这个叙事者而直接进入战斗状态，现在看倒显得无趣。
英雄崇拜是世界各民族的普遍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民族不竭的精神动力，军事题材小说的英雄叙事、对英雄形象塑造、对英雄意志的高扬，从来都是重要的主旨。“而从社会的意义上讲，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民族，也注定是没有希望，没有生命力的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作为文学审美的一个重要内容，既有着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也有着人生的要求與功利。”（房福贤《抗日文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谁是英雄？英雄在哪里？从古代神话传说开始，从那些史诗里都不乏英雄，古往今来，英雄对自身的超越让人敬仰。英雄是突破自身局限，完成超越自我以达神性的一类人，一般来说，他们具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和能量，达到凡人难抵之境。东北抗联精神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为抗击强大的日本法西斯，在长达14年的英勇斗争中，所铸就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抗日联军三支队就是中国军队抗日的一个缩影。《九百码》塑造了以老诸葛、小索利、照相机为代表的一组英雄群像。这是一群为了保密全部是绰号的抗联战士，出现的人物包括政委、支队长、金高丽、大索利、小索利、阿爸吉、二十九、老戏骨、旱山芪、二道江、六十九、月牙骨、十九站、山猫、女抗联战士小顺子等。阿爸吉牺牲的一幕令人动容：“她也分辨不清哪些是红呼呼的肠子，哪些是红呼呼的棉花套子，一股脑地往阿爸吉炸烂了的肚子里塞呀，可肠子太滑，哗哗往外溜，只把棉花留里了。”“金高丽朝阿爸吉跪下去，拧开背壶，把裴家烧锅的烈酒，倒进阿爸吉的口腔，阿爸吉形同畅饮甘霖。一阵排枪打过来，消断了附近的横枝竖杈。阿爸吉的喉头不再哽动，金高丽把剩下的酒洒向老人的腹腔，阿爸吉的身躯酣睡般地软了，四肢也舒展开来，说走就走了，锃亮的眼睛直瞪着泛满东方的晨光。”即使倒下，也是壮烈的视死如归、望着希望和晨光的！中国军人的英雄形象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凛然生威。 反西斯文学是国际性范畴的重要军事文学。在这个文学题材领域，佳作层出，英雄不穷，极大地振奋了反法西斯国家的民族精神和国际正义。而这一题材，毫无疑问地带有多民族色彩和国际主义精神。《九百码》以中国东北抗日联军三支队为原形，塑造了一个多民族、国际性的英雄群像。这支队伍包括了阿爸吉、金高丽朝鲜族战士，包括照相机俄罗斯战士，作家有意模糊了大索利、小索利具体的少数民族身分。因为在侵略者面前，不分民族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他们都是正义的捍卫者。在这支队伍里，既有阿爸吉和金高丽的父子兵，也有大小索利亲兄弟，一个倒下，另一个战斗，一个撤离，另一个狙击，在民族大义和祖国面前，他们醉卧沙场，笑对死亡。国恨家仇，让他们都走到了国际主义反法西斯阵营之中。作家揭露了敌人在中国土地上的残暴恶行，比如大小索利父子三人被抓进了秘密劳工营，父亲惨死;照相机的妻子被日軍糟蹋。主角英雄小索利是一个传奇的少数民族小战士，有着天才的射击本领：他曾凭借一杆老枪阻击众多敌人，打得敌人尿裤子，趴冻在冰河上起不来;在苏联，他展示了子弹自瓶口穿入又透底而出的神射之技，令人惊叹;在这场战斗中，用一颗赠送的子弹，九百码射杀敌酋。东北抗日联军包括有汉、满、白、朝鲜、赫哲、达斡尔、锡伯、蒙古、鄂伦春、鄂温克等近十个民族的成员，充分展现了各民族团结抗战的特点。面对法西斯的围追堵截，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三支队，孤军奋斗，可圈可点的战法令日寇闻风丧胆。过于残酷的斗争，亦如炼狱般卓绝，作家写道：“除了普罗米修斯那样的神，凡人一般是很难坚持下来的”。英雄是神吗？他们不是神，但他们却带有着神性。这种神性就是牢固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对独立自由精神的至高崇尚。
什么是英雄主义？《辞海》的解释：“主动为完成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而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和自我牺牲气概和行为”。付出巨大的牺牲，本来已经突围成功，但却意外发现敌军军旗。“三支队人人都是战场精灵，俄顷，这些熬过祖国大北方凛冽隆冬的苍鹰般犀利的眼睛，一阵闪电般的交替打量之后，决心不言而喻。”抗联抓住战机的能力，为政委和牲牺的战友报仇的意志和决心，英勇顽强的瞬间就在那眼神的交流中完成了。老诸葛决定大部分撤退，最后留下他和俄罗斯战士照相机、神枪小战士小索利狙击敌酋。面对惨烈的牺牲，安全突围后还能不顾数倍敌人的搜寻围堵，毅然决然狙杀敌人的英雄主义让人顿生民族豪情！在敌人拉网式搜山的情势下，他们从容淡定，处理一个个瞬间到来的危机，经久沙场英勇机警的抗联军人形象呼之欲出，英雄主义在民族精神的旗帜下熠耀生辉。
英雄是人，他们既有迥异他人的特质又是血肉之躯。作为成功的文学作品，英雄人物也一定是个性化的人物形象。作家塑造英雄是多角度的，有血有肉、有着灵魂的。他们镇静勇猛，笑谈生死，突围、反击、撤退、掩护、狙击……小说运用了多重视角写作。刚开始是敌指挥官视角，之后是老诸葛、金高丽、小索利、拉网搜捕敌人的视角，照相机的视角，苏联军人的视角……反面的、正面的、侧面全部上阵。老诸葛的镇定果决，从枪声响起将文件烧掉，到抓住战机果决布置撤退和狙击任务，敏捷洞悉的战场把握表露无疑。即使军人也有铁骨柔情，即使在枪林弹雨中也有细腻的温暖呵护。老诸葛看到小索利的鞋底跑开裂了，他将敌人的鞋袜脱下，套穿在小索利脚上。换鞋的时候，老诸葛挨个捏咕一遍脚趾头，以防寒冷和久卧造成冻伤影响射击的稳定性。这种呵护，能融化钢枪和寒冷的白雪，一种暖流涌上心房。金高丽面对倒下的父亲，作家冷静地以动作描写代替语言，那正是金高丽久历生死的坚强和克制。政委抽出时间，教小顺子和小索利写字，对小战士成长的关爱;照相机熊抱着小索利在雪洞里睡觉都让人感到温暖，而照相机对儿女的牵挂，对妻子的愧疚，对敌人的入骨仇恨，让人感受到了郁结在胸的悲愤。“别叫我照相机，讨厌死了！我有名字——我叫伊利奇瓦·莫波洛夫·奥尼尔·克里拉维奇。”又让人会心一笑。
诚然，战争是关乎国之存亡的大事，但同时也是关乎人之生死的大事，作家书写英雄主义，离不开力战与智战的谋篇布局，但是文学作品如何在战争中抒写英雄的人道、人情、人性，却能展示作家更广阔的人类视野。上过日本军校，曾任东北陆军讲武堂教官的职业军人老诸葛是小说最核心的人物。他是当年奉系出关的猛将，事变后他几乎参与了东北三省所有的抵抗组织，最后投奔了抗联，可以说见过生死无数，但当小索利说到打死多少敌人时，老诸葛心头还是五味杂陈，“敌人再畜生也他妈的是人呐，这叫啥世道，不管咋说，也还算个半大孩子啊，成长环境如此地恶劣，不得已却也万不该以杀人为乐啊！”当敌人军号响起，“那一刻，仿佛战争没个胜负之分、正义与否了，所有即逝的灵魂，都在这充斥着凄切的号声中，升天或入地了。老诸葛毕竟是读过日本军校的，心怀悲壮地愣下神儿，即刻又抛开这一闪而过的杂念。”回顾思索的瞬息闪念，又被战场上的现实冲走。面对敌尸，“盯着被木屐折磨得扭曲变形、干尽粗活的脚板”，久经沙场的老诸葛在内里发出一声怨叹：“也是种田人呐……”战争是巨大的机器，一旦运转起来辗轧的是人的生命。人的死亡，无论怎样都是悲剧，这显然是面对战争作家人道主义的流露。毋庸置疑，在民族存亡的侵略与抗争面前，在大爱与大恨面前，作家的立场是鲜明的，但人性的复杂又是难以用“英雄”两个字来一概遮蔽，这种富有人性的英雄书写，体现了作家对战争和人道的思考，颇为难得。
一切叙事都是在时间中完成的。军事题材中如何运用时间进行历史叙事与英雄塑造，掌控好叙事节奏似乎更为重要。小说的历史时间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主要情节集中发生在一天之内。从敌指挥官决定行动，到战局回放，再直接将读者拉回到战斗现场，成为现在进行时。从激烈的战斗时间，再进入狙击时间，极易陷入线性叙事。显然，作家极力摆脱单纯的线性叙事俗套。首先，反视角的敌人心理叙事，是阻止小说线性叙事的第一道门。其次敌军的不断骚扰，狙击目标的不断变动，以及老诸葛的一幕幕遐思，照相机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心理闪回，小索利的传奇经历，梦境以及梦魇后遗症都在延宕狙击的时间，不仅增加了情节的曲折性，也拓展了英雄的表现空间。作家反复增加狙击的难度，层层加码，延长了正常的时间进行：在刚刚经过战斗突围之后，政委和战友们一个个倒下，三人重返危境，寒冷冬天的潜伏可能随时被发现，“那把十七年标号的蜡油没蹭净的新式三八，朝对面目标略微瞄准，法兰乌黑的枪管看上去一溜虚光，老枪的状况更值得担忧”，一个孩子使了一把令人堪忧的老枪，而小索利突然的精神失调，敌酋一时无法确定，战机又一再错过，一波三折，令狙杀困难重重。种种不利因素胶着在一起，情势愈加令人焦急，狙杀的压力沉甸甸地压在抗联军人的心头，时间变得缓慢甚至停滞了。毫无疑问，狙杀的瞬间时机异常重要，小说深藏了一个重要的伏笔——照相机。“照相机”既是人名又是机器，是绝杀的关键伏笔。一个少数民族孩子如何会通晓闪爆的镁光泡相机？如何精准掌握狙杀时间？正是作家埋下的伏笔：《远东红星报》中尉编辑为套取抗联新闻，曾让小索利肆意地鼓捣他收藏的摄影器材照相机，使得小索利得以熟悉这种器材这一情节起了作用。光速快于声速，当看到白烟时，作为林区猎人的小索利扣动了扳机，那照相机发出的声音恰恰与枪声重合。而作家以“照相机”用作人名，其用意也应是在提示读者，这里暗藏玄机。敌人混乱成一团，敌人的表演到此结束。一个“撤”字，干净利落。山下日军“呼啸的子弹与空气摩擦产生的曳光，几乎垂直地飞上了傍晚魖蓝的天空，就像为狙击小组鸣放的送行礼炮……”最后，插入了哈巴罗夫斯克远东方面军的内参通讯的报导，实际上是一个尾声。时间一下加速，回到了一年以后，谜一样的绝杀对象，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时间在这里又成了轻松的气氛。可以见到，在文学作品中时间是文学的时间，艺术地掌控时间是小说得以精彩呈现的重要一环。 历史表达一定是有着空间感的，这种空间感既是地域环境，也是历史的空间。而如何呈现这种历史空间，真实艺术地还原历史场景，恐怕是现实主义写作的一个难题。特定的空间，一定为人物形象的塑造、为其思想和行动的合理性服务。大兴安岭森林地域是抗联三支队战斗的地方，这也正是作家最熟悉的家乡。作家对山林地形的描写，对植物不经意间的细致刻画等等，为读者呈现出大兴安岭这个特定的地理和历史空间。小说视野里呈现出的画面真切自然，这是长久在野地里穿行停留所观察和感受到的。“对面平山呈现的是它的正阳坡，脚下的位置，处于巨大山体阴坡的凹裆，右下方是多层重叠的山肋，那里视野开阔，直对军旗的距离也将大大缩短，老诸葛在一根横卧的雷击木前停下来，这里，隐蔽性和瞭望条件都不赖，拨开雷击木上的厚雪，露出陈年苔藓。”曾经是森林猎人的作家，多年的林中追踪，对动物的足迹了若指掌更是顯露了猎人的本色，“巨松参天的原始林地，宽疏的林木间距过大，极易暴露移动目标，顺坡向下，窜进因几米海拔间差就夹生出红毛柳的慢岗，跟上一条夏天狍子也没少走的老犴道，狂奔。”“蹿下斜坡，密匝的小乔木丛里掩藏一条被世代蹚出的凹槽溜光的老鹿道，今冬雪厚，雪兔的三角爪印儿也常于中途并入。”森林的行走，使他对植物描写如在眼前，包括对光的视觉感知亦是独特的：“夕阳坠向雪山尽头，余晖还是穿过峰峦的缝隙，向整个平山斜洒。更远处的山垣反射出了深浅不同的紫光。”而静与动之间，也让人感受到了危机和紧张：“后晌的阳光透过森林罅隙，让树木托擎的厚雪反射出宝石般小而炫目的熠熠光点。啄木鸟就在这尚未了结的战场环境里，军鼓般咔咔敲击树干，肆无忌惮地觅食。”“一只蓝斑花翎的雪鸮，降落在就近的塔松树杈上，转动着诡异的大眼睛，比俄罗斯战友都显惊愕。”“雪鸮乍起了翅膀，啪啦啦地飞离，吓得老诸葛打了个大冷颤！”作家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带我们领略了一幅兴安冬景图，动静张弛之中，让人身临其境。中国传统写作最讲究情景交融，但若没有诗性的发现，却很难做到。《九百码》将人物动作、心理和景物融在一处，将对自然的审美、对山河的热爱、对英雄的精神崇仰都融入在了精心倾注的字里行间。“老诸葛顿感天地悬隔，风云叱咤，气吞万里如虎！一蹿高儿，忽地站了起来！不知是原始林梢上被震落的、还是上天特为此抛洒的，反正大团大团的雪朵，白菊白芍般地簌簌直坠。”巨大的喜悦，一下子冲走了郁积心头的阴霾，抗联军人的英雄气概，让人顿生欢欣和自豪。从文字中，我们能感受作家澎湃的激情和爱国热血，一切景语皆为情语，那大片大片的雪花，正是大地敬献给英雄的白菊白芍——此情此景的情感共鸣，将历史与现实的时空打通。
很长一段时间内抗战题材呈现出世俗化与消费性的审美特点，苦难与崇高被消解，英雄主义被戏谑化，暴露了军事题材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毫无疑问，这是真正有历史和民族责任的创作者应该加以拨正和回击的。《九百码》中批判现实的一笔，就是小索利的梦魇。作者巧妙地虚构了少年在苶睡中恣意游走的天马行空，期间，被影视不断神话着的手撕鬼子、箭在弦上、裤裆掏雷、肩扛土炮等远非人体本能的胡编滥造一概出现在他的幻化之中。其实，日本陆军的武器装备于一战水平并没有太大的革新，如果拿到欧洲战场，不会比他的另一轴心意大利好上更多。专用的狙击步枪即使在日军中都少之又少，电影《兵临城下》给找不出什么新花样的中国神剧导演带来了灵感，一段时间的抗战剧中，包裹麻布片的狙击手层出不穷，而在轰隆隆的战场上，把手榴弹抛掷敌人脚下，再用狙击步枪射爆的情景，即使是扎伊采夫再世，也会羞愧地掩面而去。正因为如此，抗联的神枪手才会撂枪而泣。血肉之躯铸就的抗战精神在“神剧”中已被空洞游戏，离谱的编造强化陋见，借“民族大义”掩护暴力刺激，自以为恶心敌人的同时更恶心了自己，让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变成了闹剧。《人民日报》评论：“当年义和团运动‘神功护体，刀枪不入’以惨剧收场，带着如许悲壮的意味，又何尝不是因为落后甚至愚昧。今天，借助无与伦比的奇妙想象和神乎其技的电视特效，义和团的旧梦终于重圆，却如此让人哭笑不得。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强大了，再不必反思历史，而一下子从自卑走向自信了吗？”以反法西斯战争定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迄今最大的一次浩劫。死亡人数约七千万，其中以中国和苏联居多，占这个庞大数字的一半左右。若正视我们惨重的付出，也许我们的导演就不会那么游戏历史了。英雄并不是没有经历过失败，恰恰相反，英雄往往是在失败的困境、绝境中奋然崛起的。即使走出《九百码》的战场之外，缅怀一路突围中英勇牺牲的高禹民、裴海峰等烈士，抗联三路军三支队24胜1败的骄傲战绩，也比当下的影视对战场环境的恣意妄为精彩得多。
历史不能回避，更不能随意地被涂抹，崇高的英雄主义不能被任意地消解。刘大先在《必须保卫历史》一文中指出：“在这种奇观化的书写中，历史转为传奇，传奇又变身神话，英明神武的英雄在愚蠢迟钝的敌人面前以一当十。当残酷情境被戏谑化之后，失去了对于冷峻战争的敬畏，进而也失去了对于历史本身的敬畏。”“历史在这里被空心化和符号化地诉诸于情绪消费，它惟一可以推波助澜的只是狭隘而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这也并非民族之福。”中国教育部已明确，抗日战争开始的时间确定为九一八事变，用“十四年抗战”取代过去“八年抗战”的概念。世界反法斯题材作为世界性文学事件，小说中抗联英雄的形象塑造对我们重读历史、珍视当下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九百码》中作家重新诠释了民族的大爱大恨，彰显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意志和正义的力量。作家描写的是山河是中国的山河，在这片土地上把敌人描写得越耀武扬威就越能写出侵略者的无耻，而最后又彻底把他们打回原形让他们狼狈不堪。小说还以反讽的口吻嘲笑了敌人，埋汰了傀儡政权。小战士学习写字的作业本被敌军得到：“唉，那些内容可真够情报机关破译好一阵子的了！”“出正月那天，登上大顶山的小索利尽兴一泡尿，差几笔就在板结的雪地上狂草出个‘满洲国’”。超远距绝杀之后：“望远镜里，最高长官被搀扶起来，头部至少还剩下了半个器官。关东军不论官兵，皆断定是镁光泡爆炸的结果，原理尚需破解，但现场的所见所闻却是毋庸置疑的。于是，他们一起扑向对面，扑向摄影师、给主子抱大衣的满洲国军官、满洲国警官和那些杂牌武装的头头脑脑，就像反性的狼队冲进了炸群的狗窝，一时间，乱得难解难分。”表达了作家对敌人深深的痛切和满满的爱国之心。不由得想象，开篇隐在暗处的敌指挥官，是不是就是狙毙的对象呢？而细加思虑，通篇除了他，谁又会从上升不到战役的局部战斗，而全盘地考量到整个日伪集团垂死挣扎的敏感神经？惊泣鬼神的一枪之后，作家又给用心的读者馈送了一个埋藏更深的不得而知。
重述历史，再写英雄，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特殊的当代意义。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正确历史观，牢记历史的启迪和教训”，“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他特别强调，无论是当年勇敢抗击侵略战争的国家的人民还是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的人民，无论是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们还是那个时代以后出生的人们，都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牢记历史的启迪和教训。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早年留学苏联，但他学的专业却是纺织。热爱和平却惨遭日本法西斯侵略、奴役和屠戮的中国人民，在战争的初始阶段是被动且无准备的，就像两部经典的战争科教片《地道战》和《地雷战》一样，最厚道最标本式的农民，他们是在最不得已的境遇下因遭遇了战争——而仇视了战争——并参与了战争;而后又在战争中逐渐地去领略了战争——又学习了战争——还掌控了战争并最终能赢得了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决绝岁月里，中国人民倾其一切所承袭的战争代价，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垫付的战争学费，中国人民刻骨铭心、永世不忘。《九百码》重返历史、重塑英雄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军事题材小说的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