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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诗人北岛连续入选各种版本的“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现在看起来,他的生活与内心,仿佛已宁静下来。但是他不这样认为。他说,我现在是老愤青一个。
北岛在香港
北岛的书房设在海边的一个酒店公寓中。从书房窗口望出去,是一片怡人的蓝天海水。门口开放式厨房收拾得很干净,北岛常在这里给自己煮方便面当午餐。书房距离北岛在香港的家步行约七八分钟,穿过街区公园即可到达;坐小巴十分钟可到他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
他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穿着夏天气息的蓝色短袖条纹衬衫,偶尔用手拍拍被刚完成的新书《城门开》累伤了的腰,我指指窗外楼下酒店的碧蓝泳池,问他是否有去游泳,他摇摇头说不去,但有空会到健身房跑跑步,60岁的他笑起来时眼角有深深的皱纹,但精神矍铄。
《城门开》写的是北岛记忆中的北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写作缘起于2001年父亲病重时北岛在阔别多年后的第一次回乡之旅。飞机降落,万家灯火涌进舷舱,滴溜溜儿转,“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足球场。”这片生育过他的土地,如今陌生得连家门都找不到。在故乡,他发现自己成了异乡人。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于是有了《城门开》这本书,“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在新书序言《我的北京》中,他幻想自己是城门内的主人。
而在二十多年的海外漂泊中,回家之路,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写于1994年的诗作《背景》中,他说,“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其实他深知背景是不可能修改,那是回不去的绝望感。后来又有诗作《回家》,诗中他放任梦境中的感性,饱含浓浓思乡情。而在2001年重回故土后他写下《黑色地图》,家已经变了,回乡治好了思乡病。
2008年,北岛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定居香港。从欧洲到美国,再到香港,漂泊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北岛说如今的生活是二十年来最安定的,离北京也最近。而对于故土,他说除了牵挂住在北京的90岁老母亲和亲朋好友外,对现在的北京毫无依恋,“回不去,也不想回,北京跟我已经没什么关系。”
对于故土,在海外漂泊二十年多后,60岁的人倔强地否认着落叶归根的情结。而在书房楼下的粤菜餐厅,我们闲聊的话题从头至尾却几未离开过故土。在每一次话题即将陷入沉默时,他问起内地城市人群的生存状况,问起房价物价,甚至对年轻人谈恋爱的方式也很好奇,他们还会不会相亲?
北岛曾答应将自己一篇关于摄影的访谈给韩寒办的杂志《独唱团》用,没想到却遭到几个文人朋友的反对,他又好奇地打听韩寒到底是个怎样的年轻人,“我开始关注他的言论,他在变,变得成熟了,但最终到底能走多远,还不好说。”
去年,北岛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致2049的读者》,他写道:“2049年距今还有四十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在文章的最后,北岛说:“大幕正在拉开,舞台徐徐转动,那些为民族文化复兴做梦的人开始行动。”但文章引起了一些争议,批评者认为北岛如今变得功利了,向岁月投降了。
北岛告诉我:“那些批评我的人存在党同伐异的一面,网上很多化名谩骂的人没有读懂我的意思,我认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民族的命脉还是要靠文化和文字传承的。”我感受得到,即使身在流浪,北岛仍是无法摆脱某种家国情怀。
今年4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香港城市文学节上,北岛与一众港台文化人并排坐在主席台上。港台文化人多具备谈笑风生的口才,台下听众阵阵笑声。北岛穿着浅灰色西装,紧锁眉头端坐其中,他发言的主题是《诗意地栖居在香港》,规劝香港年轻人通过诗歌,在高压的现世中寻找精神家园。
在4月的城市文学节上,当面对香港年轻人对北岛不着边际的提问时,我坐在观众席间,隐隐为台上诗人的孤独而担忧。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原本教的是诗歌写作,后转为诗歌翻译与欣赏。除了教书,他在中文大学主要负责每两年一届的香港国际诗歌节,并主持“国际诗人在香港”的诗歌推广项目。写作,办刊物,通过一系列诗歌活动改变香港的文化生态,并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有所贡献,是北岛如今的心愿。
近几年来,北岛连续入选各种版本的“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现在看起来,他的生活与内心,仿佛已宁静下来。但是他不这样认为。他说,我现在依然很愤怒,老愤青一个。
临别时,问起北岛对居住及工作在香港是否满意,他略微沉默后,回答说这是与北京的最好距离——他还是不小心泄露了心中的秘密,故土难回,但北京仍是他与这个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言和的参照物。
“漂流已是我的生活方式”
南都周刊:你在香港生活,有想过回大陆教书吗?
北岛:一直有各种邀请,包括清华大学,暨南大学等,但不能回去。中文是我的母语,如果有机会回馈这块土地,当然是好事,这要靠机缘了。香港也是中国的土地,在香港教书做文化活动也挺好。
南都周刊:你的新书叫《城门开》,是不是寄托着海外游子渴望回乡的情怀?
北岛:书名来自一首童谣,原意是如何从城门外进入城市,但我换了角度,从城里打开城门,欢迎像我这样漂泊的游子,无家可归的游魂,还有对过去时的北京感兴趣的人。这是我用文字重建的北京,即是虚构的城,也是真实之城。
南都周刊:2001年你回了一趟北京,写了一首《黑色地图》,似乎也透出一种归乡情结。
北岛:2001年底第一次回乡之旅感情很复杂,这首诗题目就自相矛盾,地图是确定方位的工具,但黑色又是一种屏蔽。回乡之旅又是迷失之旅,那个地理上的家早就不在了。作家这行当的好处是,可以用文字重建家园,重建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
南都周刊:最强烈的想回家的冲动是什么时候?
北岛:漂泊那些年,我会想起胡同,北京的气味,北京的大白菜,2001年的回乡治好了我的思乡病了。后来也回去了几次,但现在对北京没有可依恋了。不一样要归根了,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么多年漂流了那么多国家,现在在香港也是漂流,只是这种漂流稳定多了。漂流已经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没有认为一定要回到那个地理上的家。现在的北京像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的活标本,和我的童年记忆完全隔绝了。
南都周刊:之前有媒体称你在香港是“此刻离故土最近”,希望更近一点吗?
北岛:香港这个距离挺好,不那么远,在中华文化圈内写作。我也受不了国内文化和学术的浮躁环境和氛围。回去了要不受不了,要不被同化。我周围的朋友回去后,也证明他们的状态不是太好。
南都周刊:张枣(诗人,今年3月因病去世)回国时,你劝阻他说“回去了就意味着要放弃诗歌”,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北岛:他最近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在海外很多年我们都是无话不谈,他也曾是《今天》杂志编辑,回国后就是被环境毁掉的例子。这跟他的个性有关,太容易受环境影响,生活状态,诗歌创作都被毁坏了。大陆的知识分子被学院化、体制化比较严重,独立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我自己也有很多性格弱点,不知道我回去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现在保持一定距离,有清醒的状态挺好。香港有它的自由空间,没什么限制和顾虑。我想在余生好好写东西,做一点事。继续办杂志,组织香港诗歌节,做文化活动,对汉语文化圈有一些帮助。
诗意地栖居在香港
南都周刊:你从40岁离开,绕了一圈回到香港。香港是终点吗?
北岛:我认为在香港比较稳定,人永远是居安思危的。可能还会继续走,不会认为香港是终点,是永久居留处。这么多年,在路上已经变成了生活的方式。会在香港住一个时期,以后去哪,是个未知数。
南都周刊:香港是一个商业大都会,你在与香港年轻人的交流过程中,会有孤独感吗?
北岛:内地的读者会比香港多。在商业化环境中,内地的诗歌读者也很有限,香港年轻人读书少,这是香港社会很大的问题。我们做诗歌节,国际诗人在香港的计划,也希望改变香港年轻人的状态。这几年,香港年轻人在改变,虽然有限。没有诗歌的生活是挺可怕的。“诗意地栖居在香港”的概念也是为了让年轻人知道物质的生活乐趣是有限的,希望他们能过一些与诗歌有关的精神生活。
南都周刊: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太难了?
北岛:香港没有像样的诗歌活动和诗歌杂志。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创造这样的环境,对物质主义人们会厌倦,人们会有互动关系,吸引更多年轻人读诗。像日本诗人谷川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工作坊,请各大学的学生、老师、市民来,我们出中日文对照的诗选,来之前把书做好,有专家导读,细读。谷川到的第二天正好是中秋节,我们会做赏月,他会朗诵,我也会朗诵,还会有古琴演奏。
南都周刊:通过这些活动培养香港年轻人的精神生活?
北岛:是的。但是想法要慢慢实现,不能简单地批评、指责,要改变这个环境就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接下来会有大规模的国际诗歌节相配合,让诗歌成为香港日常的精神生活方式。
对过去的反省
南都周刊:《城门开》回溯了很多历史的细节,在写作时会有意识地删除不想记住的内容吗?
北岛:记忆往往带有功利性和选择性——记住愉悦,忘却痛苦,比如1976年7月27日,我妹妹在湖北因为游泳救人时淹死,这样的事件就在记忆中被冷藏了,写作就要克服这一心理障碍。本书最后一章《父亲》,对我来说是个挑战,这主题太复杂也太沉重。我一直拖,拖到今年5月,才终于在柏林完成了。写这一章很痛苦,不仅是时间精力的消耗,更是感情的付出。换个角度来说,正是通过文字本身,我和父亲达成了最终的和解。
南都周刊:书中提到你在“文革”时曾揪出一名熟人的“历史反革命”,并将其剃成“阴阳头”。
北岛:这也是处于冬眠中的记忆的一部分。我犹豫过,是不是写出来,初稿时没有这段,修改时想了很久才决定放进去。所谓真实就必然包含了残酷,写作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反省,尽管从本能上总想回避。理解“文革”时青少年的残酷性,就必须从自己开始。人们是在后天中获得道德、教养和自律的。这涉及关于“文革”的反省方式。作为这场暴力革命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负的责任,不能只是简单指责别人。
南都周刊:这是一种忏悔吗?
北岛:是一种忏悔,如果忏悔与负罪感相关的话。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是一种现实,不可否认的现实,谁也无法从中逃脱的现实。写出这段经历,让我自己感到某种释放与解脱,它在我内心留下很深的阴影。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个人事件,我希望人们能从更复杂的层面来认识“文革”。
南都周刊:那么你觉得所经历的最好时候是何时?
北岛:70年代,大家在地下挣扎;80年代大家都在发挥能量。90年代出现分化,有个人的,也有历史转折,有权力和资本的关系,可以理解。近十年是最坏的十年,知识分子在体制化之后独立声音都没了,缺乏开放的、可以真正讨论问题的气氛。
“大家都犬儒化”
南都周刊:你编的《七十年代》引起过关于知识分子分化的讨论,你们那一代人是否正在放弃理想?
北岛:我认为这是这些年普遍的现象,近十年,体制化、学院化让很多人变成专家,不再对社会和中国文化有独立的声音。党同伐异的现象很严重,不同派系中文人之间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立场化现象严重。
南都周刊:为什么会这样?
北岛:大家都犬儒化,基本放弃对世界大问题、真问题的关注,变成了私人恩怨。知识分子大谈自由民主,自己反而在行为方式上恰恰相反。我对这种整体的趋势感到很失望。
南都周刊:你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国内文化界的?
北岛:香港是一个过路码头,来往的人很多,可以见到各种想见的朋友。网络也让信息来源不成为问题。
南都周刊:与你同一代的刘再复先生现在已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这一批海外知识分子是不是在尝试更容易被接受的事情?
北岛:我没有太多读他们的东西。接触不多,我接触的人很杂,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接触不多,有时我怕太学术化的文人。我自己没什么知识,对学术不敢兴趣,读的很有限。
南都周刊:去年你在某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引起很大争议,批评者认为你功利了,向岁月投降了。
北岛:是一篇《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致2049的读者》的文章。那些批评我的人存在党同伐异的一面,网上很多化名谩骂的人没有读懂我的意思,我认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民族的命脉还是要靠文化和文字传承的。汉语的转型远远没有结束,很多人因此批评我。我提出的六条具体的做法却被忽视,不进行实质讨论,却是扼杀的态度。这让人失望的,这种谩骂在作家圈也存在。这是很让人愤怒的。
南都周刊: 60岁的你对愤怒是如何理解的?
北岛:我现在依然很愤怒,老愤青。(笑)愤怒不一定要语言表达,愤怒不是骂人,需要保持一种克制,情绪的愤怒和文字的控制之间需要张力。写《城门开》时很愤怒,反而文字是收敛的。
南都周刊:除了散文和诗歌作品,还会通过什么方式去发声?
北岛:作家通过写作发声,一个作家应该永远要跟他所在的时代的矛盾、政治、文化、语言保持紧张的关系。如果没有,就别做作家了。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缺少这种紧张关系。
南都周刊:你依然保持着这种紧张状态?
北岛:对。我是中文写作的作家。
北岛在香港
北岛的书房设在海边的一个酒店公寓中。从书房窗口望出去,是一片怡人的蓝天海水。门口开放式厨房收拾得很干净,北岛常在这里给自己煮方便面当午餐。书房距离北岛在香港的家步行约七八分钟,穿过街区公园即可到达;坐小巴十分钟可到他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
他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穿着夏天气息的蓝色短袖条纹衬衫,偶尔用手拍拍被刚完成的新书《城门开》累伤了的腰,我指指窗外楼下酒店的碧蓝泳池,问他是否有去游泳,他摇摇头说不去,但有空会到健身房跑跑步,60岁的他笑起来时眼角有深深的皱纹,但精神矍铄。
《城门开》写的是北岛记忆中的北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写作缘起于2001年父亲病重时北岛在阔别多年后的第一次回乡之旅。飞机降落,万家灯火涌进舷舱,滴溜溜儿转,“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足球场。”这片生育过他的土地,如今陌生得连家门都找不到。在故乡,他发现自己成了异乡人。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于是有了《城门开》这本书,“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在新书序言《我的北京》中,他幻想自己是城门内的主人。
而在二十多年的海外漂泊中,回家之路,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写于1994年的诗作《背景》中,他说,“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其实他深知背景是不可能修改,那是回不去的绝望感。后来又有诗作《回家》,诗中他放任梦境中的感性,饱含浓浓思乡情。而在2001年重回故土后他写下《黑色地图》,家已经变了,回乡治好了思乡病。
2008年,北岛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定居香港。从欧洲到美国,再到香港,漂泊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北岛说如今的生活是二十年来最安定的,离北京也最近。而对于故土,他说除了牵挂住在北京的90岁老母亲和亲朋好友外,对现在的北京毫无依恋,“回不去,也不想回,北京跟我已经没什么关系。”
对于故土,在海外漂泊二十年多后,60岁的人倔强地否认着落叶归根的情结。而在书房楼下的粤菜餐厅,我们闲聊的话题从头至尾却几未离开过故土。在每一次话题即将陷入沉默时,他问起内地城市人群的生存状况,问起房价物价,甚至对年轻人谈恋爱的方式也很好奇,他们还会不会相亲?
北岛曾答应将自己一篇关于摄影的访谈给韩寒办的杂志《独唱团》用,没想到却遭到几个文人朋友的反对,他又好奇地打听韩寒到底是个怎样的年轻人,“我开始关注他的言论,他在变,变得成熟了,但最终到底能走多远,还不好说。”
去年,北岛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致2049的读者》,他写道:“2049年距今还有四十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在文章的最后,北岛说:“大幕正在拉开,舞台徐徐转动,那些为民族文化复兴做梦的人开始行动。”但文章引起了一些争议,批评者认为北岛如今变得功利了,向岁月投降了。
北岛告诉我:“那些批评我的人存在党同伐异的一面,网上很多化名谩骂的人没有读懂我的意思,我认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民族的命脉还是要靠文化和文字传承的。”我感受得到,即使身在流浪,北岛仍是无法摆脱某种家国情怀。
今年4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香港城市文学节上,北岛与一众港台文化人并排坐在主席台上。港台文化人多具备谈笑风生的口才,台下听众阵阵笑声。北岛穿着浅灰色西装,紧锁眉头端坐其中,他发言的主题是《诗意地栖居在香港》,规劝香港年轻人通过诗歌,在高压的现世中寻找精神家园。
在4月的城市文学节上,当面对香港年轻人对北岛不着边际的提问时,我坐在观众席间,隐隐为台上诗人的孤独而担忧。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原本教的是诗歌写作,后转为诗歌翻译与欣赏。除了教书,他在中文大学主要负责每两年一届的香港国际诗歌节,并主持“国际诗人在香港”的诗歌推广项目。写作,办刊物,通过一系列诗歌活动改变香港的文化生态,并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有所贡献,是北岛如今的心愿。
近几年来,北岛连续入选各种版本的“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现在看起来,他的生活与内心,仿佛已宁静下来。但是他不这样认为。他说,我现在依然很愤怒,老愤青一个。
临别时,问起北岛对居住及工作在香港是否满意,他略微沉默后,回答说这是与北京的最好距离——他还是不小心泄露了心中的秘密,故土难回,但北京仍是他与这个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言和的参照物。
“漂流已是我的生活方式”
南都周刊:你在香港生活,有想过回大陆教书吗?
北岛:一直有各种邀请,包括清华大学,暨南大学等,但不能回去。中文是我的母语,如果有机会回馈这块土地,当然是好事,这要靠机缘了。香港也是中国的土地,在香港教书做文化活动也挺好。
南都周刊:你的新书叫《城门开》,是不是寄托着海外游子渴望回乡的情怀?
北岛:书名来自一首童谣,原意是如何从城门外进入城市,但我换了角度,从城里打开城门,欢迎像我这样漂泊的游子,无家可归的游魂,还有对过去时的北京感兴趣的人。这是我用文字重建的北京,即是虚构的城,也是真实之城。
南都周刊:2001年你回了一趟北京,写了一首《黑色地图》,似乎也透出一种归乡情结。
北岛:2001年底第一次回乡之旅感情很复杂,这首诗题目就自相矛盾,地图是确定方位的工具,但黑色又是一种屏蔽。回乡之旅又是迷失之旅,那个地理上的家早就不在了。作家这行当的好处是,可以用文字重建家园,重建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
南都周刊:最强烈的想回家的冲动是什么时候?
北岛:漂泊那些年,我会想起胡同,北京的气味,北京的大白菜,2001年的回乡治好了我的思乡病了。后来也回去了几次,但现在对北京没有可依恋了。不一样要归根了,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么多年漂流了那么多国家,现在在香港也是漂流,只是这种漂流稳定多了。漂流已经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没有认为一定要回到那个地理上的家。现在的北京像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的活标本,和我的童年记忆完全隔绝了。
南都周刊:之前有媒体称你在香港是“此刻离故土最近”,希望更近一点吗?
北岛:香港这个距离挺好,不那么远,在中华文化圈内写作。我也受不了国内文化和学术的浮躁环境和氛围。回去了要不受不了,要不被同化。我周围的朋友回去后,也证明他们的状态不是太好。
南都周刊:张枣(诗人,今年3月因病去世)回国时,你劝阻他说“回去了就意味着要放弃诗歌”,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北岛:他最近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在海外很多年我们都是无话不谈,他也曾是《今天》杂志编辑,回国后就是被环境毁掉的例子。这跟他的个性有关,太容易受环境影响,生活状态,诗歌创作都被毁坏了。大陆的知识分子被学院化、体制化比较严重,独立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少,我自己也有很多性格弱点,不知道我回去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现在保持一定距离,有清醒的状态挺好。香港有它的自由空间,没什么限制和顾虑。我想在余生好好写东西,做一点事。继续办杂志,组织香港诗歌节,做文化活动,对汉语文化圈有一些帮助。
诗意地栖居在香港
南都周刊:你从40岁离开,绕了一圈回到香港。香港是终点吗?
北岛:我认为在香港比较稳定,人永远是居安思危的。可能还会继续走,不会认为香港是终点,是永久居留处。这么多年,在路上已经变成了生活的方式。会在香港住一个时期,以后去哪,是个未知数。
南都周刊:香港是一个商业大都会,你在与香港年轻人的交流过程中,会有孤独感吗?
北岛:内地的读者会比香港多。在商业化环境中,内地的诗歌读者也很有限,香港年轻人读书少,这是香港社会很大的问题。我们做诗歌节,国际诗人在香港的计划,也希望改变香港年轻人的状态。这几年,香港年轻人在改变,虽然有限。没有诗歌的生活是挺可怕的。“诗意地栖居在香港”的概念也是为了让年轻人知道物质的生活乐趣是有限的,希望他们能过一些与诗歌有关的精神生活。
南都周刊: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太难了?
北岛:香港没有像样的诗歌活动和诗歌杂志。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创造这样的环境,对物质主义人们会厌倦,人们会有互动关系,吸引更多年轻人读诗。像日本诗人谷川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工作坊,请各大学的学生、老师、市民来,我们出中日文对照的诗选,来之前把书做好,有专家导读,细读。谷川到的第二天正好是中秋节,我们会做赏月,他会朗诵,我也会朗诵,还会有古琴演奏。
南都周刊:通过这些活动培养香港年轻人的精神生活?
北岛:是的。但是想法要慢慢实现,不能简单地批评、指责,要改变这个环境就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接下来会有大规模的国际诗歌节相配合,让诗歌成为香港日常的精神生活方式。
对过去的反省
南都周刊:《城门开》回溯了很多历史的细节,在写作时会有意识地删除不想记住的内容吗?
北岛:记忆往往带有功利性和选择性——记住愉悦,忘却痛苦,比如1976年7月27日,我妹妹在湖北因为游泳救人时淹死,这样的事件就在记忆中被冷藏了,写作就要克服这一心理障碍。本书最后一章《父亲》,对我来说是个挑战,这主题太复杂也太沉重。我一直拖,拖到今年5月,才终于在柏林完成了。写这一章很痛苦,不仅是时间精力的消耗,更是感情的付出。换个角度来说,正是通过文字本身,我和父亲达成了最终的和解。
南都周刊:书中提到你在“文革”时曾揪出一名熟人的“历史反革命”,并将其剃成“阴阳头”。
北岛:这也是处于冬眠中的记忆的一部分。我犹豫过,是不是写出来,初稿时没有这段,修改时想了很久才决定放进去。所谓真实就必然包含了残酷,写作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反省,尽管从本能上总想回避。理解“文革”时青少年的残酷性,就必须从自己开始。人们是在后天中获得道德、教养和自律的。这涉及关于“文革”的反省方式。作为这场暴力革命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负的责任,不能只是简单指责别人。
南都周刊:这是一种忏悔吗?
北岛:是一种忏悔,如果忏悔与负罪感相关的话。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是一种现实,不可否认的现实,谁也无法从中逃脱的现实。写出这段经历,让我自己感到某种释放与解脱,它在我内心留下很深的阴影。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个人事件,我希望人们能从更复杂的层面来认识“文革”。
南都周刊:那么你觉得所经历的最好时候是何时?
北岛:70年代,大家在地下挣扎;80年代大家都在发挥能量。90年代出现分化,有个人的,也有历史转折,有权力和资本的关系,可以理解。近十年是最坏的十年,知识分子在体制化之后独立声音都没了,缺乏开放的、可以真正讨论问题的气氛。
“大家都犬儒化”
南都周刊:你编的《七十年代》引起过关于知识分子分化的讨论,你们那一代人是否正在放弃理想?
北岛:我认为这是这些年普遍的现象,近十年,体制化、学院化让很多人变成专家,不再对社会和中国文化有独立的声音。党同伐异的现象很严重,不同派系中文人之间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立场化现象严重。
南都周刊:为什么会这样?
北岛:大家都犬儒化,基本放弃对世界大问题、真问题的关注,变成了私人恩怨。知识分子大谈自由民主,自己反而在行为方式上恰恰相反。我对这种整体的趋势感到很失望。
南都周刊:你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国内文化界的?
北岛:香港是一个过路码头,来往的人很多,可以见到各种想见的朋友。网络也让信息来源不成为问题。
南都周刊:与你同一代的刘再复先生现在已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这一批海外知识分子是不是在尝试更容易被接受的事情?
北岛:我没有太多读他们的东西。接触不多,我接触的人很杂,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接触不多,有时我怕太学术化的文人。我自己没什么知识,对学术不敢兴趣,读的很有限。
南都周刊:去年你在某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引起很大争议,批评者认为你功利了,向岁月投降了。
北岛:是一篇《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致2049的读者》的文章。那些批评我的人存在党同伐异的一面,网上很多化名谩骂的人没有读懂我的意思,我认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民族的命脉还是要靠文化和文字传承的。汉语的转型远远没有结束,很多人因此批评我。我提出的六条具体的做法却被忽视,不进行实质讨论,却是扼杀的态度。这让人失望的,这种谩骂在作家圈也存在。这是很让人愤怒的。
南都周刊: 60岁的你对愤怒是如何理解的?
北岛:我现在依然很愤怒,老愤青。(笑)愤怒不一定要语言表达,愤怒不是骂人,需要保持一种克制,情绪的愤怒和文字的控制之间需要张力。写《城门开》时很愤怒,反而文字是收敛的。
南都周刊:除了散文和诗歌作品,还会通过什么方式去发声?
北岛:作家通过写作发声,一个作家应该永远要跟他所在的时代的矛盾、政治、文化、语言保持紧张的关系。如果没有,就别做作家了。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缺少这种紧张关系。
南都周刊:你依然保持着这种紧张状态?
北岛:对。我是中文写作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