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的“睡醒论”为何成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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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7年1月号伦敦《亚洲季刊》上,一篇名为《中国先睡后醒论》的文章引起轰动,作者吹捧清朝“洋务”成果,将从西方购入的新式军舰、武器一一罗列后,宣布:“中国不过似人含睡,固非垂毙也”,“再有战事,中国终不至有庚申(1860年)之祸”。
  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曾纪泽,曾国藩长子,此时他刚结束11年使欧生涯,回到中国。1879年,崇厚越权与俄签订《利伐第亚条约》,令朝野大惊,毁约则中俄必战,接受则丧权辱国,当慈禧太后决定派官场新手曾纪泽使俄时,重臣皆称反对。中俄谈判迁延日久,俄方一度中断会谈,增兵派舰,以武力要挟,可在重签的条约中,中方期望几乎全部满足,还有颇多意外收获。
  曾纪泽从此名声鹊起,被西方人赞为“真正的外交家”,曾工诗文,还会写英文诗,待人接物有儒家风范,得到列强信任。《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前,人们忽略了他“愤青”的一面。
  西方人搞不懂这个温和的人为何突然剑拔弩张,无人敢正面回应。毕竟清朝正在“洋务运动”巅峰期,经济迅猛发展,此前两场战争,清军表现尚可,一是左宗棠平定新疆,一是中法之战,法国连战争赔款都没得到。种种迹象表明,清朝确有“睡醒”迹象。
  近代以来,“睡”与“醒”常被用来形容中国,似乎她真的能量惊人,只需精神振作,就能打倒一切对手。对此,中国精英阶层常有焦虑感,觉得主观上已很努力,为何老大帝国还是醒不过来呢?所以他们要么去“唤醒”民众,要么向西方人展示肌肉。
  对曾纪泽这一套,列强啧有烦言,讽为“一贯自大的最新型式”。对即将成军的北洋水师,亦挖苦道:“中国目前所最迫切需要的,是驾驶军舰的官兵;没有他们,军舰势将搁浅,或者被敌舰掳去。”
  正面回应曾纪泽的,是香港人何启和胡礼垣,他们在《曾论书后》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国之所以称盛者,非徒多战舰炮台,国皆能置故也。侯欲治外,请自内治始;侯欲治内,请自得民始;侯欲得民,请自得民之心始。”他们认为,制度不改,买再多先进设备,也不是真正“睡醒”。此文风靡一时,天津《中国时报》编者表示,希望这次讨论,能引起“高尚开明”的中国官绅熟虑。但曾纪泽没有回应,不知是正在深思,还是不屑。
  《曾论书后》作者之一胡礼垣是曾纪泽的忠粉,称赞曾“于中外交涉事体,昭然若揭,洞中机宜”,但他怎么也理解不了,有曾纪泽这样的明白人,大清朝为何继续暗弱,而曾却变得越来越糊涂。
  其实,道理不难理解,作为外交家,曾纪泽在忠诚、善辩、谋略、勇敢等方面均属一流,可在知识上却有明显短板。他批评清流套用战国时纵横旧说来理解现代国际秩序,可他自己也常这么看问题;他曾努力学习西方技术,却又认为它们是老祖宗玩剩下的;他羡慕西方器物,却自夸东方道德领先……曾纪泽对西方人能以礼相待,但止于言利,不肯从“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的视角看问题,当官后,曾纪泽学习新知的努力便中断了,只靠经验维持。
  有激情而乏知识,有立场而欠理性,曾纪泽最终无法突破传统的窠臼。
  1890年,不满51岁的曾纪泽因病去世,未能亲历5年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剧,天假以年,也许以他的外交才华,中日战争会推迟,可再怎么拖,不突破制度瓶颈,天朝与世界的差距将越拉越大,民族悲剧只会更加深重。这是一个吊诡的局面:个人才华、器物进步反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昏睡剂。
  近读《外交家曾纪泽(1839-1890)》,生出上面这些感想。本书是曾任“中研院”研究员的李恩涵先生的力作,台湾学术写作习惯迥异,很少加入新名词,特别注重流畅易读。曾纪泽一生短暂,史料不多,能写成扎实的学术著作,体现出作者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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