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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文化革命旗手鲁迅先生1936年10月19日病逝在上海。10个月以后，“八·一三”事变爆发，热血沸腾的中华爱国儿女记住鲁迅先生“以牙还牙”、“血债必须血偿”的遗训，发扬韧性战斗的精神，慷慨高歌走上民族解放战场。1937年11月，上海沦于日寇之手，安葬先生遗骨的万国公墓，从此在荒岭枯草中渡过八年冷清的岁月。在延安和大后方，甚至太平洋战争前的香港，每年10月都举行纪念活动，而在上海，除了“孤岛”时期的进步文艺刊物上发表纪念文章以外，文化界人士和进步读者只能将深沉的缅怀与崇敬埋藏在心底，人民分明感到鲁迅的作品、鲁迅的精神仍然时时刻刻同爱国、正直、善良的人民在一起，鼓舞和激励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抗击那残暴邪恶势力。只有极少数有心人，曾经悄悄地通过敌军岗哨，沿虹桥路进入万国公墓，怀着一腔悲愤，在寂寞的墓碑前默哀凭吊。
漫长的夜气如磐的日子里，知心好友互相勉励，总爱抄几句鲁迅遗言：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长眠地下的伟人，仍在无声地教育着后代。人们默默地期待着：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公开地、自由地纪念鲁迅呢？
这样，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下一年，1946年10月，鲁迅逝世10周年的日子，人们自然就渴望能有一次较大规模的公开纪念活动了。
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决定由全国文协总会等12个文艺团体联合发起，举行一次公开的隆重的纪念大会。那年夏秋两季里，尽管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紧张，国民党反动军队已经在中原、苏北和东北地区不断向解放区进攻，全面内战迫在眉睫，但是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尚未完全破裂，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长驻南京梅园新村，联合民主党派、“第三方面”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作最后的努力，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即使有一个短时期的和平局面也好。中国老百姓饱受八年战争之苦，渴望和平，渴望民主，渴望中国真正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五大强国之一”。蒋介石政府尽管内心念念不忘“剿共”，也不得不在南京、上海、北平、重庆、武汉、广州这些大城市做做“民主”的样子，装潢一点门面。这就使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活动得以如期顺利地举行。
纪念大会于1946年10月19日下午在位于上海复兴中路的辣斐大戏院（后改名长城电影院，现已拆除）举行，会场并不大，大约也就是六七百个座位吧，早早就坐满了。文化界以外，更多的是青年学生、教师、职工。这是鲁迅先生逝世10年来第一次正式地、隆重地举行纪念活动。年岁大一点的人，还记得10年前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的悼念活动和起灵送去虹桥路万国公墓的长长队伍，也还记得队伍前面那副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大旗。多数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并没有赶上那个悲壮的场面，今天能有机会参加纪念大会，是既感到幸运也感到兴奋的。
舞台后方悬挂了巨幅的鲁迅木刻像，最突出的是两道浓眉和炯炯有神的双眼。那是中华木刻协会的丁聪、沈同衡、麦秆等几位画家集体创作的。他们参考叶浅予前几年在香港进步文化界纪念鲁迅时画的一幅像，放大到一大幅白布上，日夜赶制，汗水和墨汁一起挥洒，在19日大会举行前完成，使每个到会的人。一进会场就迎来那两道剑似的横眉，也会立即想起“横眉冷对千夫指”那句诗。
可能出于保证纪念大会安全进行的考虑，请国民党内开明人士邵力子先生和德高望重的文化界前辈叶圣陶先生出面主持大会。郭沫若先生首先登台讲话。在上海公开纪念鲁迅，是10年来头一次，因而他特别兴奋和激动，激昂慷慨，声如洪钟。他热情赞颂鲁迅不朽，斥责周作人，说他还活着，可是已经死了：而闻一多虽然死了，但他为民主牺牲，永远活在人民心中。那时正值闻一多遇害不久，这段话更激起热烈的掌声。接着，几位作家、理论家按预定次序陆续上台发言，以自己的感受阐述鲁迅的伟大精神、崇高品德和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巨大功绩。他们讲得都比较平和、实在、没有激烈的言词。柳亚子、马叙伦、邓初民这几位那一时期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鼓动性演说的民主战士，那天并没有上台讲话。夏衍、冯乃超、于伶等地下党文艺战线负责人，虽然到场，也只是以文艺界一员的身份出现。也许在他们看来，能够让纪念大会顺利开成，不给反动军警和特务分子找到借口捣乱破坏，就是胜利。像我这样天真幼稚的青年，虽然对几个演说感到不够劲，但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纪念会，也心满意足了。
突然，正当叶圣陶先生用他那苏州口音演说的时候，坐在台上的大会主持人邵力子先生站起身来，走向台口，伸手向剧场后边招呼。会场里的人顺着他的手回头望入场门。只见一位穿浅灰色西服的中年人正沿着场边过道快步走向台前。定睛一看，竟是当时正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这位意外的出席者，使会场顿时轰动起来，但是既不能鼓掌表示欢迎，更不能欢呼，只好屏住呼吸，看着他一步跨上舞台，同邵先生握握手，然后坐到舞台右侧内一张椅子上。叶圣陶先生讲完，大会主席就宣布：“现在请周恩来先生致词。”
周恩来同志迎着全场渴望的眼神走向舞台中央，浓眉下闪动炯炯的目光，平静地环顾全场，等掌声平息，他就开始讲话。他讲得并不长，一共不过十几分钟时间，字字句句都扣在人们心弦上。他说：“鲁迅先生死了10年了，整整的10年了，中国是从内战进入抗战，现在又回到了内战。内战乃鲁迅先生所诅咒的，抗战才是鲁迅先生所希望、所称颂的。他希望的事在人民大众努力下实现了，而他诅咒的内战可仍还存在，这应该是我们参加这会的每个人所难过的。人民希望民主、独立、团结、统一，而日本投降了1年多了，这一个愿望还没有达到。鲁迅先生逝世那年也在谈判，到今天足足谈了10年了，还不能为中国人民谈出一点和平，我个人也很难过。但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的问题。今天，我要在鲁迅先生之像面前立下誓言：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 正当战场上阴云密布、炮声不断，和平谈判濒临绝境，人民群众忧心如焚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和决心：只要和平有望，就不放弃和谈；即使被迫自卫反击，也仍是为了争取和平。这就在上海和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鲜明而坚定的原则立场。
接着他就讲到鲁迅。他侧身指着台上那幅巨像，严肃地说：“鲁迅先生曾说：横眉怒向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之立场。在人民面前，鲁迅先生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千夫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
全场鸦雀无声，仔细地捕捉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周恩来同志神情沉着，态度安详。他好像不是来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城市一个毫无警戒的小电影院，而是在延安窑洞里跟同志们促膝谈心，或是在杨家岭大礼堂向干部们作报告。他好像并不介意肯定有反动特务便衣军警混迹在会场里，甚至腰里还别着手枪。讲着讲着，他挥右臂，声调高昂：“过去历史上有多少暴君、皇帝、独裁者，都一个个地倒下去了。但是历史上的多少奴隶、被压迫者、农民还是牢牢地站住了，而且逐渐壮大。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头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鲁迅和闻一多都是我们的榜样。”
跟随着讲话人有力的手势和铿锵的语调，会场上立刻爆发出有节奏的春雷般的掌声。真是如同春雷，一阵接一阵，完全是自发的来自肺腑深处的真挚感情。周恩来同志那时还没有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那是3年以后的事。他是以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一个鲁迅的崇拜者、一个共产党人身份来到上海公众面前的。人们用连续几分钟欲罢不能的掌声回报他的讲话，也并非由于他是一位高级领导人，完全是由于他那颗对人民大众忠诚、坚贞的赤子之心。1940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即使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读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知道他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即赞誉他为“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人是并不多的。
这是周恩来同志解放前在上海唯一的一次公开向群众讲话，一个月以后，由于蒋介石军队悍然侵占华北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宣布召开伪国民大会，最后暴露了发动全面内战的狰狞面目，他就毅然离开南京飞返延安。后来我才听说对这次纪念会，代表团不少同志都不赞成周恩来同志亲自参加。因为毫无警戒，太危险了，可以派一位同志代表中共代表团去表示纪念之忱。但是恩来同志以大智大勇说服了大家。他认为有机会同上海人民见面，公开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即使再大的危险，也是应该去的。他还认为，这样的场合，肯定有上海地下党同志和进步人士在做工作，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果然，在他以后，还有几位人士讲话，会场一直保持安静而热烈的气氛，直到散会，人们还在兴奋地议论周恩来同志讲话的内容和风度。第二天上海进步报纸上，都详尽地报道纪念大会，也都突出叙述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有一家报纸还作了这样的标题：“周恩来像前起誓：俯首甘为孺子牛。”不用鲁迅诗句上联的横眉冷对字样而用下联的俯首甘为，很能表明那位编辑在国民党统治区处理这条消息时的缜密用心。
说到鲁迅这一联诗句，还有个小小插曲。周恩来同志事先并没有准备好讲稿，引用时可能急切中记不真切，将“横眉冷对千夫指”误说成“横眉怒向千夫指”，也许是鲁迅另一首诗中“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印象太深了。这两个词含义无太大区别，但毕竟是一个小差错。两三天后，郭沫若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似为《冷对与怒向》，说周恩来同志讲话中这个小小的差错，在此时此地，倒是更加突出了鲁迅诗句的精神，错得很有意思。（此处只是记的大意，手边无郭老原文，也没有去查阅50年前的报纸。）
第二天是星期日，沪西虹桥路上一清早就有络绎不绝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万国公墓。他们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高校学生、职员和文化工作者。除了极少数人以外，绝大部分都是闻讯自发而来的。上海的国民党军警当局，倒也没有怎么阻拦，也未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当然，便衣特务是少不了的。9时左右，墓地周围站满了人。
墓后竖起昨天纪念大会台上的那幅巨像。墓碑前堆着大大小小的花篮和一束束鲜花。这时，一辆旧汽车开进公墓大门，停在墓地不远，从车里下来两三个人，抬了一棵小松树，还带着一把铁锹。来到墓后，挖开土，将小松树栽下。动作迅速利落，几分钟就栽好了。然后，同站在人群中的沈钧儒、郭沫若、许广平等几位先生握手招呼，说几句话，又匆匆登车而去。人们用耳语传开从知情人士处得到的信息：他们是思南路周公馆（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人员，那个戴礼帽的是华岗。他们栽下小松树，也栽下共产党人热爱鲁迅的心。
扫墓的仪式很简单。宣布仪式开始后，大家庄严地行三鞠躬礼，一位接着一位讲话。讲话的人比昨天纪念会多，也简短。沈钧儒、郭沫若、茅盾、冯雪峰、胡风、田汉、曹靖华，还有几位，记不清了。人们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却很少见到过他们的庐山真面目，更未曾听到过他们讲话。茅盾、冯雪峰的浙江口音还好懂些，胡风的湖北口音和曹靖华的豫西口音就比较陌生了。不过大家还是静静地听着，从中更深切地接近鲁迅认识鲁迅。许广平先生扶着海婴，默默地站在一旁流泪。整整十个年头了，她没有离开上海一步，却不能年年到墓地来祭扫，一度还曾身陷敌人宪兵队牢狱中。在场的人大都知道她这段坚贞不屈的经历，因而都向她投去崇敬和赞佩的目光。许先生在墓地上没有发表讲话，但是人们似乎都听到她激动和欣慰的情怀。
讲话结束，人们又向墓碑行礼，才缓缓地陆续散去。
从1946年10月那一次纪念以后，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两次规模较大的纪念活动。一次是1956年10月鲁迅逝世20周年的时候，北京举行了纪念大会，周恩来总理出席，郭沫若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讲话，应邀参加的还有18个国家的30多位作家。上海举行了迁墓仪式，将先生的遗灵由万国公墓移葬到先生在上海的住址大陆新村毗连的虹口公园。毛泽东主席题写了墓碑：鲁迅先生之墓。同时，在墓旁修建了纪念馆。另一次则是1981年9月先生百年诞辰时，《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纪念鲁迅逝世周年时的讲话《论鲁迅》。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了重要的长篇讲话。他高度评价鲁迅作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一位伟大英雄和文化战线、思想战线上的伟大战士为中国人民建树的不朽功勋。他说：鲁迅深知革命的道路决不可能是平坦笔直的，一定会有荆棘，有曲折；他敏锐地把握住时代要求，不顾会遭遇到多大的艰险，坚定不移地同人民革命事业共命运。
伟大的《民族魂》，那幅横眉怒向的巨幅画像，始终在我心头矗立着。
（作者系中国作协第四、五届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第五届全委）
漫长的夜气如磐的日子里，知心好友互相勉励，总爱抄几句鲁迅遗言：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长眠地下的伟人，仍在无声地教育着后代。人们默默地期待着：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公开地、自由地纪念鲁迅呢？
这样，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下一年，1946年10月，鲁迅逝世10周年的日子，人们自然就渴望能有一次较大规模的公开纪念活动了。
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决定由全国文协总会等12个文艺团体联合发起，举行一次公开的隆重的纪念大会。那年夏秋两季里，尽管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紧张，国民党反动军队已经在中原、苏北和东北地区不断向解放区进攻，全面内战迫在眉睫，但是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尚未完全破裂，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长驻南京梅园新村，联合民主党派、“第三方面”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作最后的努力，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即使有一个短时期的和平局面也好。中国老百姓饱受八年战争之苦，渴望和平，渴望民主，渴望中国真正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五大强国之一”。蒋介石政府尽管内心念念不忘“剿共”，也不得不在南京、上海、北平、重庆、武汉、广州这些大城市做做“民主”的样子，装潢一点门面。这就使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活动得以如期顺利地举行。
纪念大会于1946年10月19日下午在位于上海复兴中路的辣斐大戏院（后改名长城电影院，现已拆除）举行，会场并不大，大约也就是六七百个座位吧，早早就坐满了。文化界以外，更多的是青年学生、教师、职工。这是鲁迅先生逝世10年来第一次正式地、隆重地举行纪念活动。年岁大一点的人，还记得10年前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的悼念活动和起灵送去虹桥路万国公墓的长长队伍，也还记得队伍前面那副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大旗。多数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并没有赶上那个悲壮的场面，今天能有机会参加纪念大会，是既感到幸运也感到兴奋的。
舞台后方悬挂了巨幅的鲁迅木刻像，最突出的是两道浓眉和炯炯有神的双眼。那是中华木刻协会的丁聪、沈同衡、麦秆等几位画家集体创作的。他们参考叶浅予前几年在香港进步文化界纪念鲁迅时画的一幅像，放大到一大幅白布上，日夜赶制，汗水和墨汁一起挥洒，在19日大会举行前完成，使每个到会的人。一进会场就迎来那两道剑似的横眉，也会立即想起“横眉冷对千夫指”那句诗。
可能出于保证纪念大会安全进行的考虑，请国民党内开明人士邵力子先生和德高望重的文化界前辈叶圣陶先生出面主持大会。郭沫若先生首先登台讲话。在上海公开纪念鲁迅，是10年来头一次，因而他特别兴奋和激动，激昂慷慨，声如洪钟。他热情赞颂鲁迅不朽，斥责周作人，说他还活着，可是已经死了：而闻一多虽然死了，但他为民主牺牲，永远活在人民心中。那时正值闻一多遇害不久，这段话更激起热烈的掌声。接着，几位作家、理论家按预定次序陆续上台发言，以自己的感受阐述鲁迅的伟大精神、崇高品德和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巨大功绩。他们讲得都比较平和、实在、没有激烈的言词。柳亚子、马叙伦、邓初民这几位那一时期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鼓动性演说的民主战士，那天并没有上台讲话。夏衍、冯乃超、于伶等地下党文艺战线负责人，虽然到场，也只是以文艺界一员的身份出现。也许在他们看来，能够让纪念大会顺利开成，不给反动军警和特务分子找到借口捣乱破坏，就是胜利。像我这样天真幼稚的青年，虽然对几个演说感到不够劲，但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纪念会，也心满意足了。
突然，正当叶圣陶先生用他那苏州口音演说的时候，坐在台上的大会主持人邵力子先生站起身来，走向台口，伸手向剧场后边招呼。会场里的人顺着他的手回头望入场门。只见一位穿浅灰色西服的中年人正沿着场边过道快步走向台前。定睛一看，竟是当时正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这位意外的出席者，使会场顿时轰动起来，但是既不能鼓掌表示欢迎，更不能欢呼，只好屏住呼吸，看着他一步跨上舞台，同邵先生握握手，然后坐到舞台右侧内一张椅子上。叶圣陶先生讲完，大会主席就宣布：“现在请周恩来先生致词。”
周恩来同志迎着全场渴望的眼神走向舞台中央，浓眉下闪动炯炯的目光，平静地环顾全场，等掌声平息，他就开始讲话。他讲得并不长，一共不过十几分钟时间，字字句句都扣在人们心弦上。他说：“鲁迅先生死了10年了，整整的10年了，中国是从内战进入抗战，现在又回到了内战。内战乃鲁迅先生所诅咒的，抗战才是鲁迅先生所希望、所称颂的。他希望的事在人民大众努力下实现了，而他诅咒的内战可仍还存在，这应该是我们参加这会的每个人所难过的。人民希望民主、独立、团结、统一，而日本投降了1年多了，这一个愿望还没有达到。鲁迅先生逝世那年也在谈判，到今天足足谈了10年了，还不能为中国人民谈出一点和平，我个人也很难过。但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的问题。今天，我要在鲁迅先生之像面前立下誓言：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 正当战场上阴云密布、炮声不断，和平谈判濒临绝境，人民群众忧心如焚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和决心：只要和平有望，就不放弃和谈；即使被迫自卫反击，也仍是为了争取和平。这就在上海和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鲜明而坚定的原则立场。
接着他就讲到鲁迅。他侧身指着台上那幅巨像，严肃地说：“鲁迅先生曾说：横眉怒向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之立场。在人民面前，鲁迅先生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千夫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
全场鸦雀无声，仔细地捕捉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周恩来同志神情沉着，态度安详。他好像不是来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城市一个毫无警戒的小电影院，而是在延安窑洞里跟同志们促膝谈心，或是在杨家岭大礼堂向干部们作报告。他好像并不介意肯定有反动特务便衣军警混迹在会场里，甚至腰里还别着手枪。讲着讲着，他挥右臂，声调高昂：“过去历史上有多少暴君、皇帝、独裁者，都一个个地倒下去了。但是历史上的多少奴隶、被压迫者、农民还是牢牢地站住了，而且逐渐壮大。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头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鲁迅和闻一多都是我们的榜样。”
跟随着讲话人有力的手势和铿锵的语调，会场上立刻爆发出有节奏的春雷般的掌声。真是如同春雷，一阵接一阵，完全是自发的来自肺腑深处的真挚感情。周恩来同志那时还没有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总理，那是3年以后的事。他是以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一个鲁迅的崇拜者、一个共产党人身份来到上海公众面前的。人们用连续几分钟欲罢不能的掌声回报他的讲话，也并非由于他是一位高级领导人，完全是由于他那颗对人民大众忠诚、坚贞的赤子之心。1940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即使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读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知道他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即赞誉他为“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人是并不多的。
这是周恩来同志解放前在上海唯一的一次公开向群众讲话，一个月以后，由于蒋介石军队悍然侵占华北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宣布召开伪国民大会，最后暴露了发动全面内战的狰狞面目，他就毅然离开南京飞返延安。后来我才听说对这次纪念会，代表团不少同志都不赞成周恩来同志亲自参加。因为毫无警戒，太危险了，可以派一位同志代表中共代表团去表示纪念之忱。但是恩来同志以大智大勇说服了大家。他认为有机会同上海人民见面，公开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即使再大的危险，也是应该去的。他还认为，这样的场合，肯定有上海地下党同志和进步人士在做工作，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果然，在他以后，还有几位人士讲话，会场一直保持安静而热烈的气氛，直到散会，人们还在兴奋地议论周恩来同志讲话的内容和风度。第二天上海进步报纸上，都详尽地报道纪念大会，也都突出叙述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有一家报纸还作了这样的标题：“周恩来像前起誓：俯首甘为孺子牛。”不用鲁迅诗句上联的横眉冷对字样而用下联的俯首甘为，很能表明那位编辑在国民党统治区处理这条消息时的缜密用心。
说到鲁迅这一联诗句，还有个小小插曲。周恩来同志事先并没有准备好讲稿，引用时可能急切中记不真切，将“横眉冷对千夫指”误说成“横眉怒向千夫指”，也许是鲁迅另一首诗中“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印象太深了。这两个词含义无太大区别，但毕竟是一个小差错。两三天后，郭沫若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似为《冷对与怒向》，说周恩来同志讲话中这个小小的差错，在此时此地，倒是更加突出了鲁迅诗句的精神，错得很有意思。（此处只是记的大意，手边无郭老原文，也没有去查阅50年前的报纸。）
第二天是星期日，沪西虹桥路上一清早就有络绎不绝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万国公墓。他们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高校学生、职员和文化工作者。除了极少数人以外，绝大部分都是闻讯自发而来的。上海的国民党军警当局，倒也没有怎么阻拦，也未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当然，便衣特务是少不了的。9时左右，墓地周围站满了人。
墓后竖起昨天纪念大会台上的那幅巨像。墓碑前堆着大大小小的花篮和一束束鲜花。这时，一辆旧汽车开进公墓大门，停在墓地不远，从车里下来两三个人，抬了一棵小松树，还带着一把铁锹。来到墓后，挖开土，将小松树栽下。动作迅速利落，几分钟就栽好了。然后，同站在人群中的沈钧儒、郭沫若、许广平等几位先生握手招呼，说几句话，又匆匆登车而去。人们用耳语传开从知情人士处得到的信息：他们是思南路周公馆（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人员，那个戴礼帽的是华岗。他们栽下小松树，也栽下共产党人热爱鲁迅的心。
扫墓的仪式很简单。宣布仪式开始后，大家庄严地行三鞠躬礼，一位接着一位讲话。讲话的人比昨天纪念会多，也简短。沈钧儒、郭沫若、茅盾、冯雪峰、胡风、田汉、曹靖华，还有几位，记不清了。人们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却很少见到过他们的庐山真面目，更未曾听到过他们讲话。茅盾、冯雪峰的浙江口音还好懂些，胡风的湖北口音和曹靖华的豫西口音就比较陌生了。不过大家还是静静地听着，从中更深切地接近鲁迅认识鲁迅。许广平先生扶着海婴，默默地站在一旁流泪。整整十个年头了，她没有离开上海一步，却不能年年到墓地来祭扫，一度还曾身陷敌人宪兵队牢狱中。在场的人大都知道她这段坚贞不屈的经历，因而都向她投去崇敬和赞佩的目光。许先生在墓地上没有发表讲话，但是人们似乎都听到她激动和欣慰的情怀。
讲话结束，人们又向墓碑行礼，才缓缓地陆续散去。
从1946年10月那一次纪念以后，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两次规模较大的纪念活动。一次是1956年10月鲁迅逝世20周年的时候，北京举行了纪念大会，周恩来总理出席，郭沫若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讲话，应邀参加的还有18个国家的30多位作家。上海举行了迁墓仪式，将先生的遗灵由万国公墓移葬到先生在上海的住址大陆新村毗连的虹口公园。毛泽东主席题写了墓碑：鲁迅先生之墓。同时，在墓旁修建了纪念馆。另一次则是1981年9月先生百年诞辰时，《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纪念鲁迅逝世周年时的讲话《论鲁迅》。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了重要的长篇讲话。他高度评价鲁迅作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一位伟大英雄和文化战线、思想战线上的伟大战士为中国人民建树的不朽功勋。他说：鲁迅深知革命的道路决不可能是平坦笔直的，一定会有荆棘，有曲折；他敏锐地把握住时代要求，不顾会遭遇到多大的艰险，坚定不移地同人民革命事业共命运。
伟大的《民族魂》，那幅横眉怒向的巨幅画像，始终在我心头矗立着。
（作者系中国作协第四、五届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第五届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