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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曾经是王安石的超级粉丝，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重用，后来竟争相攻击新法，成了反对王安石的骨干力量。
吕惠卿、章淳、蔡京、吕嘉问、李定、邓绾、薛向等一批人，都曾因为极力吹捧新法得到王安石的重用。但当王安石失势时，他们马上翻脸不认人，极尽排挤、陷害王安石之能事，其中以王安石最坚定的亲信吕慧卿最甚。
为何受伤的总是我？
王安石并不幸运，正直的人与他道不同，而愿意跟着他的人又都是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小人。当下属告诉他，变法政策是多么惠民强国，推行得多么顺利时，他并不知道这钱是怎么从百姓嘴里抠出来的。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他向神宗举荐了吕惠卿，说“惠卿的贤德，非但今人无法追步，即使是前世儒者也不易相比。对先王之道能够学以致用的，恐怕唯惠卿一人而已。”他任命吕惠卿为检详，无论大事小情儿，都要先和吕惠卿商量后才能实行，就连奏章都由吕惠卿代笔，已经把他当成了同舟共济的知己。
后来，变法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步履维艰，枪打出头鸟，王安石被罢相。他力荐吕惠卿做了参知政事，继续主持变法。吕惠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壮大自己在朝中的力量，再也不买王安石的账了，大有翅膀硬了的感觉。而且翻脸不认人，凡是有陷害王安石的机会，他绝对不放过。
这时的宰相韩降对付不了吕惠卿，就秘密请神宗，恢复王安石的官职。虽然吕惠卿百般阻挠，但是王安石还是复出了。复相后，王安石竟然还能和吕惠卿共事，真有宰相的胸怀啊。但是吕惠卿却极力排挤王安石，把王安石的私人信件呈给皇上，因为信件上有“无使上知”的字样，吕惠卿诬陷王安石谋反。就这样，王安石又一次被罢相，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此时，他才算认识了吕惠卿，写下“福建子”（吕惠卿是福建人）这样的字样。
陕西宁州通判邓绾算得上是才子了，曾经“举进士，为礼部第一”，为了快速提升，极力奉承王安石的变法，得到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赏识，不久就被擢升到朝里做官了。有人骂他无耻，他却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吕惠卿阻挠王安石复相时，邓绾便在一边帮腔，故意说天上出现了一颗彗星，是不吉利的象征，请求神宗停止变法。等王安石复出后，他又弹劾吕惠卿、章惇，来取悦王安石。
郑侠才华出众，谈吐不凡，因为热切支持改革，得到王安石的提携。但是，他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陷王安石于不义。熙宁七年（1074年），河北闹了旱灾，一连10个月没有下雨，农民没了粮食，到处逃荒要饭。王安石问郑侠河北情况，他并不正面回答，而是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了神宗，上面还写着“东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糁麦面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并且和神宗说：“旱由安石所致。”神宗看了《流民图》后，忧愁不堪，晚上觉都睡不着，他开始怀疑新法的效果，导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还有曾布、杨绘、刘挚，他们都曾经是王安石的超级粉丝，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重用，后來竟争相攻击新法，成了反对王安石的骨干力量。
非执拗不能变法？
关于用人，王安石是颇有见地的，他提出过“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系统人才观，但是为什么到实际中，却总看走眼呢？
我想，首先和当时的形势有关。王安石上台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名臣都反对他的变法，这当中有司马光，有欧阳修……逼得王安石不得不启用新人。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每一个赞同他的人，都会被他视为救命稻草。当他的眼里只有变法的时候，可能只会看到下属对变法的态度和才能，而忽视了人品。
另外一点，就是王安石的性格了。王安石特别执拗，认死理儿，属于一条道跑到黑的那种人。
传说，有一次，王安石和同事司马光一起去他们领导——群牧使家里做客，赏花饮酒。司马光向来不喜欢喝酒，但是领导劝酒时，还是勉强喝了几杯，王安石也不喜欢喝酒，但是不管领导怎么劝，他始终滴酒不沾。这么不给领导面子，往后还怎么混啊！
他的眼里只有两种人，同意自己的人，是好人，反对自己的人，是坏人，他的眼里只有黑白两种绝对的色彩。这种自信是伟大的，可一旦犯了错误，带来的恶果也是成倍增加的。
司马光曾经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说，吕惠卿虽然博学，但是心术不正，现在对你千依百顺，但是你一旦失势，他一定会出卖你的。因为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所以王安石认为司马光是在挑拨离间，很反感司马光。
有一次，王安石在家里和吕惠卿密谈，他的弟弟王安国就在窗外吹箫，吵得他们没法谈话。王安石非常生气，推开门，对着弟弟大声说：“停此郑声如何？”王安国义正严辞地说：“远此佞人如何？”可惜，王安石并没有理解弟弟的良苦用心。
还有苏轼， 苏轼反对的是王安石激进的变法方式，并不反对改革，但是王安石并不会区别对待，而是把苏轼当成保守派一起排挤、打压。
王安石有篇非常精彩的短文，是写孟尝君的，他说孟尝君因为手下聚集了一群鸡鸣狗盗之徒，所以吸引不来真正有才能的人。他说孟尝君是“鸡鸣狗盗之雄耳”，我想，也应该是他自己的写照吧。
吕惠卿、章淳、蔡京、吕嘉问、李定、邓绾、薛向等一批人，都曾因为极力吹捧新法得到王安石的重用。但当王安石失势时，他们马上翻脸不认人，极尽排挤、陷害王安石之能事，其中以王安石最坚定的亲信吕慧卿最甚。
为何受伤的总是我？
王安石并不幸运，正直的人与他道不同，而愿意跟着他的人又都是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小人。当下属告诉他，变法政策是多么惠民强国，推行得多么顺利时，他并不知道这钱是怎么从百姓嘴里抠出来的。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他向神宗举荐了吕惠卿，说“惠卿的贤德，非但今人无法追步，即使是前世儒者也不易相比。对先王之道能够学以致用的，恐怕唯惠卿一人而已。”他任命吕惠卿为检详，无论大事小情儿，都要先和吕惠卿商量后才能实行，就连奏章都由吕惠卿代笔，已经把他当成了同舟共济的知己。
后来，变法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步履维艰，枪打出头鸟，王安石被罢相。他力荐吕惠卿做了参知政事，继续主持变法。吕惠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壮大自己在朝中的力量，再也不买王安石的账了，大有翅膀硬了的感觉。而且翻脸不认人，凡是有陷害王安石的机会，他绝对不放过。
这时的宰相韩降对付不了吕惠卿，就秘密请神宗，恢复王安石的官职。虽然吕惠卿百般阻挠，但是王安石还是复出了。复相后，王安石竟然还能和吕惠卿共事，真有宰相的胸怀啊。但是吕惠卿却极力排挤王安石，把王安石的私人信件呈给皇上，因为信件上有“无使上知”的字样，吕惠卿诬陷王安石谋反。就这样，王安石又一次被罢相，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此时，他才算认识了吕惠卿，写下“福建子”（吕惠卿是福建人）这样的字样。
陕西宁州通判邓绾算得上是才子了，曾经“举进士，为礼部第一”，为了快速提升，极力奉承王安石的变法，得到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赏识，不久就被擢升到朝里做官了。有人骂他无耻，他却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吕惠卿阻挠王安石复相时，邓绾便在一边帮腔，故意说天上出现了一颗彗星，是不吉利的象征，请求神宗停止变法。等王安石复出后，他又弹劾吕惠卿、章惇，来取悦王安石。
郑侠才华出众，谈吐不凡，因为热切支持改革，得到王安石的提携。但是，他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陷王安石于不义。熙宁七年（1074年），河北闹了旱灾，一连10个月没有下雨，农民没了粮食，到处逃荒要饭。王安石问郑侠河北情况，他并不正面回答，而是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了神宗，上面还写着“东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麻糁麦面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并且和神宗说：“旱由安石所致。”神宗看了《流民图》后，忧愁不堪，晚上觉都睡不着，他开始怀疑新法的效果，导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还有曾布、杨绘、刘挚，他们都曾经是王安石的超级粉丝，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重用，后來竟争相攻击新法，成了反对王安石的骨干力量。
非执拗不能变法？
关于用人，王安石是颇有见地的，他提出过“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系统人才观，但是为什么到实际中，却总看走眼呢？
我想，首先和当时的形势有关。王安石上台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名臣都反对他的变法，这当中有司马光，有欧阳修……逼得王安石不得不启用新人。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每一个赞同他的人，都会被他视为救命稻草。当他的眼里只有变法的时候，可能只会看到下属对变法的态度和才能，而忽视了人品。
另外一点，就是王安石的性格了。王安石特别执拗，认死理儿，属于一条道跑到黑的那种人。
传说，有一次，王安石和同事司马光一起去他们领导——群牧使家里做客，赏花饮酒。司马光向来不喜欢喝酒，但是领导劝酒时，还是勉强喝了几杯，王安石也不喜欢喝酒，但是不管领导怎么劝，他始终滴酒不沾。这么不给领导面子，往后还怎么混啊！
他的眼里只有两种人，同意自己的人，是好人，反对自己的人，是坏人，他的眼里只有黑白两种绝对的色彩。这种自信是伟大的，可一旦犯了错误，带来的恶果也是成倍增加的。
司马光曾经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说，吕惠卿虽然博学，但是心术不正，现在对你千依百顺，但是你一旦失势，他一定会出卖你的。因为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所以王安石认为司马光是在挑拨离间，很反感司马光。
有一次，王安石在家里和吕惠卿密谈，他的弟弟王安国就在窗外吹箫，吵得他们没法谈话。王安石非常生气，推开门，对着弟弟大声说：“停此郑声如何？”王安国义正严辞地说：“远此佞人如何？”可惜，王安石并没有理解弟弟的良苦用心。
还有苏轼， 苏轼反对的是王安石激进的变法方式，并不反对改革，但是王安石并不会区别对待，而是把苏轼当成保守派一起排挤、打压。
王安石有篇非常精彩的短文，是写孟尝君的，他说孟尝君因为手下聚集了一群鸡鸣狗盗之徒，所以吸引不来真正有才能的人。他说孟尝君是“鸡鸣狗盗之雄耳”，我想，也应该是他自己的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