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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吝啬地讲了一回真话】
1896年9月2日,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李鸿章接受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一批媒体的采访。美国人惊讶于这位弱国权臣的见识和风度。
在李鸿章谈到妇女教育、排华法案、在华投资等问题后,有记者问:“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答:“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鸿章也吝啬地讲了一回真话。他所批评的中国的编辑们,其实有一肚子话要说:到底是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还是你们不愿?
此时的中国,已出现《上海新报》、《新报》、《申报》、《新闻报》、《苏报》、《强学报》等一批近代报纸。值此“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内忧外患,以文人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代报人,如王韬、蒋芷湘、陈范、梁启超、章太炎等,在报纸上发出民间知识阶层要求政治改良甚至革命的声音。在他们看来,“新闻纸”就应传播真相,文以载道。康有为说,办报的目的就是为了“崇国体,广民智”,为了“发明大义,鼓舞大众”。梁启超首先提出“政治家办报”的理念,他在《论报刊有益于国事》中说:“国之强弱,则于通塞而已。”“去塞求通,阙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创办《循环日报》并被林语堂誉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的王韬认为,报纸的功能就是要使“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
这一代的报人们要在专制时代逼仄的言论空间里,看准统治集团的敏感神经,找准权力博弈的狭小缝隙,通过报纸,大胆而聪明地说真话,传真理。
《申报》就为后世的中国新闻人上了很好的一课。
1874年1月6日,创刊不到两年的《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记余杭某生因奸命事细情》的报道。五六百字的报道根据传闻写成,详细描写风流书生与不守妇道的女子如何勾搭成奸,又如何合谋毒死亲夫,颇有艳闻猎奇的卖点。
《申报》由英商美查创办,以盈利为目的,此类抓眼球的市井新闻当然不会放过。不过,《申报》无意于只做一家低俗小报。美查聘请的主笔蒋芷湘曾为举人,也是维新人士,他在《申报》创刊词中写道:“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庶几留心时务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谋生理者,于此亦不至受其欺,此新闻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也。”
谁都没有想到,《记余杭某生因奸命事细情》这样一篇看似低俗的报道,却为中国报业史上“新闻之作大有益于天下”的范例开了头。
这则报道中所述的案件,正是清末四大名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通过追踪,《申报》对案情的了解逐渐深入,发现其中疑点甚多。时隔仅一周,《申报》发表了一篇述评,对该案“由府过司,业成铁案”提出四点质疑。此后两天,又连续披露疑点及县、府审案过程中杨乃武遭刑讯逼供、报省复审时翻案等情况。由于《申报》发行量大,使得此案公诸天下,引起广泛关注。
3年多时间里,《申报》对此案追踪报道,发表评论近80篇,在朝野间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举人杨乃武受刑讯逼供,激起天下读书人的公愤,言官激烈抨击。加上此案发生后,光绪帝新立,正需借彻查此案立威,整肃朝纲,冤案终获平反,大小渎职官员均遭惩处。
在对案件真相的追问中,《申报》开始以独立于传统社会大一统公权体系的“第四种权力”身份出现,有理有据,步步深入,无意间完成了一次近代传媒、法治理念的启蒙。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运日益衰落,报人忧心忡忡,越来越敢言。改良派创办的《时务报》虽曾得到封疆大吏张之洞的赞助,“干犯时忌”的文字却不断出现:“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大公报》创刊之初,就发表题为《论归政之利》的评论,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大公报》还发文要求清政府进行真正的改革,变封建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苏报》更是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
鼓吹革专制统治者的命,触到了虚弱的晚清政权的底线。1903年6月9日,《苏报》向读者郑重推荐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称“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清,光复中国”,第二天又刊出章太炎为此书写的序。此后不久,章太炎等人被捕,主事者陳范避走日本,报馆被查封。
而陈范“以清议救天下”的夙愿,在下一代报人身上延续。民国初年,办《民权报》的戴季陶说:“报馆不关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说真话,自己付出代价;不说真话,国家付出代价。这是中国新闻人延续至今的困境和悲哀。
【某段时间的“简单乏味”与“千篇一律”】
1949年5月,《申报》停刊。77岁的《申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时最长的一份报纸。
和《申报》齐名的《大公报》,曾以“不党、不私、不盲、不卖”自许,拥有天津、上海、重庆、香港四家分馆。1949年1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自我谴责做了国民党几十年帮凶,改组为《进步日报》;6月,上海《大公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重庆《大公报》1952年8月终刊,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办《重庆日报》;香港《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继续出版。《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写下长篇回忆录《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其子王芝琛评价此文,“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
1950年6月24日的天津《进步日报》刊发了两位著名文人的文章:老舍的《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冯友兰的《对共产党认识的转变》,“拿出心腹话来向党和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致敬,致谢”。
1950年9月16日的上海《大公报》,刊发了胡适儿子胡思杜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文中写道:“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
同年4月17日的上海《大公报》,有一篇针对读者来信反映“现在看报觉得‘简单乏味’、‘大发议论’、‘千篇一律’”的答复,认为“由于我们受了旧社会里反动报纸长期的影响,对人民的报纸无形中会产生若干不正确的观点”,“旧社会的反动报纸,充满了中央社式的谣言乱语及虚伪宣传,它的新闻往往是夸张过分不负责任的”,“它(报纸)最基本的任务乃是教育人民”。
据统计,建国初期,全国有公私营报纸253种(不包括军队报纸),每期总发行250万份。至1956年“三大改造”结束时,全国已无一份私营报纸,均为公营。
“反右”、“大跃进”、“文革”,在那些整齐划一的年代,中国的报纸长着同一副模样,发出同一种声音。
1968年1月10日,清华大学毕业生杨继绳来到新华社天津分社报道,刚来就失望了,觉得记者工作和理想差得很远,把听话放在第一位。有个别老记者看他满腔热情,劝他改行。杨继绳后来如此回忆“文革”期间的新闻工作:“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强调党性,而党性就是阶级性,就是你的立场,如果你追求客观就会被批评是站错了立场。那个时候当记者付出的人格代价太沉重了。”“很多时候要说真话非常难。当记者的往往自己就给真相吓住了,不敢写了,就算记者敢写,组长害怕了也不行,组长上面还有采编主任,分社社长,总社编辑,国内部值班室,一层层的过滤,一层层的‘顾全大局’,不跟着政治潮流走的声音要能发出来那是奇迹,多少真相就被这个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记者应有史家的情怀——对话杨继绳 》,《南风窗》2006年6月15日)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三张弃权票”该不该报道】
1979年3月,《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说:“党委领导党报来反映人民的声音,反映人民的意愿,成为人民的喉舌,正是党性的表现。离开了人民性就根本谈不到我们党的党性。”
这一年,“张志新案”轰动全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刊发长篇报道,并组织了大量讨论文章。《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摘录的总标题是“人民的义愤”。
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报道了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陈爱武检举商业部部长王磊在饭庄大吃大喝的事。王磊成为建国以来报纸公开点名批评的最高级别现职官员。《中国青年报》同日的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中说:“不管职务多高的干部,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而绝不是人民的老爷。他们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1982年12月4日下午,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在人民大会堂采访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新宪法时,现场的电子屏幕上打出了“弃权票3张”的字样。凭着多年的政治采访经验和新闻敏感,李尚志意识到这就是“猛料”,他把3张弃权票的内容写进了报道中。
“把3张弃权票也写进报道,这恐怕不合适”,大会一位副秘书长看完李尚志的稿件后说。当着大会秘书长杨尚昆的面,李尚志据理力争,说了5点理由:
第一,当电子屏幕上打出表决结果时,外国记者们都看到了,明天外国媒体都会報道,中国的记者为什么反而不能报道自己国家的事情呢?
第二,我国许多事情,往往外国人先知道,中国人反而是看外电才得知自己国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满意地称这种现象为“出口转内销”。广大读者是有意见的,甚至有些读者不满意地称自己是“二等公民”,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第三,有3张票弃权,是事实。报道的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第四,分组讨论会上,有代表特别强调,就是弃权了,也不表示不同意整个宪法草案。
第五,这3张弃权票还占不到总有效票的千分之一,报道出去,既表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过去在极左路线盛行年代什么事都是“一致通过”的不正常气氛,政治民主生活方面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又表明了我们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将这3张弃权票报道出去,社会效果、国家形象会是很好的。
“记者的理由的确是很充分啊”,杨尚昆笑着问在场的大会副秘书长、新华社社长曾涛:“你的意见如何?”
“我赞同和支持记者的意见。”曾涛毫不含糊地回答。
杨尚昆带着众人来到休息室,向邓小平、胡耀邦汇报了情况。胡耀邦爽快地说:“记者的意见好嘛,我看3票弃权可以写入新闻报道中去!”邓小平也笑着点头。
第二天,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消息,消息中写进了“弃权票3张”……
1896年9月2日,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李鸿章接受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一批媒体的采访。美国人惊讶于这位弱国权臣的见识和风度。
在李鸿章谈到妇女教育、排华法案、在华投资等问题后,有记者问:“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答:“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鸿章也吝啬地讲了一回真话。他所批评的中国的编辑们,其实有一肚子话要说:到底是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还是你们不愿?
此时的中国,已出现《上海新报》、《新报》、《申报》、《新闻报》、《苏报》、《强学报》等一批近代报纸。值此“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内忧外患,以文人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代报人,如王韬、蒋芷湘、陈范、梁启超、章太炎等,在报纸上发出民间知识阶层要求政治改良甚至革命的声音。在他们看来,“新闻纸”就应传播真相,文以载道。康有为说,办报的目的就是为了“崇国体,广民智”,为了“发明大义,鼓舞大众”。梁启超首先提出“政治家办报”的理念,他在《论报刊有益于国事》中说:“国之强弱,则于通塞而已。”“去塞求通,阙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创办《循环日报》并被林语堂誉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的王韬认为,报纸的功能就是要使“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
这一代的报人们要在专制时代逼仄的言论空间里,看准统治集团的敏感神经,找准权力博弈的狭小缝隙,通过报纸,大胆而聪明地说真话,传真理。
《申报》就为后世的中国新闻人上了很好的一课。
1874年1月6日,创刊不到两年的《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记余杭某生因奸命事细情》的报道。五六百字的报道根据传闻写成,详细描写风流书生与不守妇道的女子如何勾搭成奸,又如何合谋毒死亲夫,颇有艳闻猎奇的卖点。
《申报》由英商美查创办,以盈利为目的,此类抓眼球的市井新闻当然不会放过。不过,《申报》无意于只做一家低俗小报。美查聘请的主笔蒋芷湘曾为举人,也是维新人士,他在《申报》创刊词中写道:“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庶几留心时务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谋生理者,于此亦不至受其欺,此新闻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也。”
谁都没有想到,《记余杭某生因奸命事细情》这样一篇看似低俗的报道,却为中国报业史上“新闻之作大有益于天下”的范例开了头。
这则报道中所述的案件,正是清末四大名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通过追踪,《申报》对案情的了解逐渐深入,发现其中疑点甚多。时隔仅一周,《申报》发表了一篇述评,对该案“由府过司,业成铁案”提出四点质疑。此后两天,又连续披露疑点及县、府审案过程中杨乃武遭刑讯逼供、报省复审时翻案等情况。由于《申报》发行量大,使得此案公诸天下,引起广泛关注。
3年多时间里,《申报》对此案追踪报道,发表评论近80篇,在朝野间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举人杨乃武受刑讯逼供,激起天下读书人的公愤,言官激烈抨击。加上此案发生后,光绪帝新立,正需借彻查此案立威,整肃朝纲,冤案终获平反,大小渎职官员均遭惩处。
在对案件真相的追问中,《申报》开始以独立于传统社会大一统公权体系的“第四种权力”身份出现,有理有据,步步深入,无意间完成了一次近代传媒、法治理念的启蒙。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运日益衰落,报人忧心忡忡,越来越敢言。改良派创办的《时务报》虽曾得到封疆大吏张之洞的赞助,“干犯时忌”的文字却不断出现:“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大公报》创刊之初,就发表题为《论归政之利》的评论,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大公报》还发文要求清政府进行真正的改革,变封建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苏报》更是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
鼓吹革专制统治者的命,触到了虚弱的晚清政权的底线。1903年6月9日,《苏报》向读者郑重推荐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称“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清,光复中国”,第二天又刊出章太炎为此书写的序。此后不久,章太炎等人被捕,主事者陳范避走日本,报馆被查封。
而陈范“以清议救天下”的夙愿,在下一代报人身上延续。民国初年,办《民权报》的戴季陶说:“报馆不关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说真话,自己付出代价;不说真话,国家付出代价。这是中国新闻人延续至今的困境和悲哀。
【某段时间的“简单乏味”与“千篇一律”】
1949年5月,《申报》停刊。77岁的《申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时最长的一份报纸。
和《申报》齐名的《大公报》,曾以“不党、不私、不盲、不卖”自许,拥有天津、上海、重庆、香港四家分馆。1949年1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自我谴责做了国民党几十年帮凶,改组为《进步日报》;6月,上海《大公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重庆《大公报》1952年8月终刊,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办《重庆日报》;香港《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继续出版。《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写下长篇回忆录《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其子王芝琛评价此文,“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
1950年6月24日的天津《进步日报》刊发了两位著名文人的文章:老舍的《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冯友兰的《对共产党认识的转变》,“拿出心腹话来向党和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致敬,致谢”。
1950年9月16日的上海《大公报》,刊发了胡适儿子胡思杜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文中写道:“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
同年4月17日的上海《大公报》,有一篇针对读者来信反映“现在看报觉得‘简单乏味’、‘大发议论’、‘千篇一律’”的答复,认为“由于我们受了旧社会里反动报纸长期的影响,对人民的报纸无形中会产生若干不正确的观点”,“旧社会的反动报纸,充满了中央社式的谣言乱语及虚伪宣传,它的新闻往往是夸张过分不负责任的”,“它(报纸)最基本的任务乃是教育人民”。
据统计,建国初期,全国有公私营报纸253种(不包括军队报纸),每期总发行250万份。至1956年“三大改造”结束时,全国已无一份私营报纸,均为公营。
“反右”、“大跃进”、“文革”,在那些整齐划一的年代,中国的报纸长着同一副模样,发出同一种声音。
1968年1月10日,清华大学毕业生杨继绳来到新华社天津分社报道,刚来就失望了,觉得记者工作和理想差得很远,把听话放在第一位。有个别老记者看他满腔热情,劝他改行。杨继绳后来如此回忆“文革”期间的新闻工作:“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强调党性,而党性就是阶级性,就是你的立场,如果你追求客观就会被批评是站错了立场。那个时候当记者付出的人格代价太沉重了。”“很多时候要说真话非常难。当记者的往往自己就给真相吓住了,不敢写了,就算记者敢写,组长害怕了也不行,组长上面还有采编主任,分社社长,总社编辑,国内部值班室,一层层的过滤,一层层的‘顾全大局’,不跟着政治潮流走的声音要能发出来那是奇迹,多少真相就被这个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记者应有史家的情怀——对话杨继绳 》,《南风窗》2006年6月15日)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三张弃权票”该不该报道】
1979年3月,《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说:“党委领导党报来反映人民的声音,反映人民的意愿,成为人民的喉舌,正是党性的表现。离开了人民性就根本谈不到我们党的党性。”
这一年,“张志新案”轰动全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刊发长篇报道,并组织了大量讨论文章。《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摘录的总标题是“人民的义愤”。
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报道了北京丰泽园饭庄厨师陈爱武检举商业部部长王磊在饭庄大吃大喝的事。王磊成为建国以来报纸公开点名批评的最高级别现职官员。《中国青年报》同日的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中说:“不管职务多高的干部,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而绝不是人民的老爷。他们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1982年12月4日下午,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在人民大会堂采访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新宪法时,现场的电子屏幕上打出了“弃权票3张”的字样。凭着多年的政治采访经验和新闻敏感,李尚志意识到这就是“猛料”,他把3张弃权票的内容写进了报道中。
“把3张弃权票也写进报道,这恐怕不合适”,大会一位副秘书长看完李尚志的稿件后说。当着大会秘书长杨尚昆的面,李尚志据理力争,说了5点理由:
第一,当电子屏幕上打出表决结果时,外国记者们都看到了,明天外国媒体都会報道,中国的记者为什么反而不能报道自己国家的事情呢?
第二,我国许多事情,往往外国人先知道,中国人反而是看外电才得知自己国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满意地称这种现象为“出口转内销”。广大读者是有意见的,甚至有些读者不满意地称自己是“二等公民”,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第三,有3张票弃权,是事实。报道的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第四,分组讨论会上,有代表特别强调,就是弃权了,也不表示不同意整个宪法草案。
第五,这3张弃权票还占不到总有效票的千分之一,报道出去,既表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过去在极左路线盛行年代什么事都是“一致通过”的不正常气氛,政治民主生活方面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又表明了我们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将这3张弃权票报道出去,社会效果、国家形象会是很好的。
“记者的理由的确是很充分啊”,杨尚昆笑着问在场的大会副秘书长、新华社社长曾涛:“你的意见如何?”
“我赞同和支持记者的意见。”曾涛毫不含糊地回答。
杨尚昆带着众人来到休息室,向邓小平、胡耀邦汇报了情况。胡耀邦爽快地说:“记者的意见好嘛,我看3票弃权可以写入新闻报道中去!”邓小平也笑着点头。
第二天,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消息,消息中写进了“弃权票3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