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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的是，
麦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学与商业完美结合的优秀范本。
“君子固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现在再谈文学，似乎散发出一股清苦味。全中国青年都读诗写诗的时代不复存在，随着商业化的进程越来越快，纯文学的衰败似乎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去年举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甚至引发出 “文学已死”的感叹。除了“过去文学中那些悲怆、宏大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马原语）以外，文学创作者们还面临着非常实际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让文学也能赚钱。
在这个问题上，麦家显然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位。从2010年以来，麦家多次进入所谓的“作家富豪榜”，单册书的版税以百万计；《风语》港版首发式上，麦家手戴一块价值16万元的名表，立刻引起媒体一阵喧哗；他的作品被不断改编为影视作品，他几乎以一手之力开创了“谍战”这一新类型。说他是当下中国内地最畅销也最赚钱的小说家之一，应该没有任何争议。
麦家显然是影视传媒的受益者，从1991年开始长篇小说写作，一部《解密》花了他十年的写作时间。《解密》成稿之初，频频被出版社退稿，前后修改七遍。那时候的麦家谈不上风光，直到文字转化为影视，《暗算》电视剧走俏荧屏，麦家的个人知名度才火热飙升，书的销量自然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过去退稿的出版社也重新纷纷找上门来，即使只字未见，都愿意以高价提前买断版权。麦家内心很清楚，“文学毕竟是小圈子的事，如果小说能卖出影视改编权对作家来说是件幸运的事，那么我无疑是个幸运者。”说影视成就了麦家，至少说成就了商业上的麦家，并不为过。
麦家也并不排斥自己被定位于“通俗作家”，“‘高雅’是可以靠装腔作势装出来的，有的时候，反而‘通俗’倒是一字一句打磨出来的”，这种不拿文学架子的态度还表现在麦家并不介意剧本对原著做大量改动。麦兆辉和庄文强的新片《听风者》便在麦家的原著基础上做了大幅修改，尤其是在故事层面上作了大量调整。麦家不以为意，倒是夸赞起剧本的改编来：“我从来不反对导演改我的小说，但这个电影真的令我大吃一惊，这种吃惊并不是来自于他们对我小说本身的改编，而是我发现他们通过自己的理解，《听风者》有了很大的变化。”
《刀尖上行走》是根据麦家《刀尖》改编的一部电视剧名称，对于麦家来说，他何尝不是自由行走在文学与商业的刀尖之上。影视圈给予麦家的热烈拥抱让他从文学小圈子走入大众视野，但他也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在商业洪流中迷失了方向。今年上映的一部悬疑动作片《月色狰狞》，片方为了制造卖点，将“麦家监制作品”放在海报显眼位置，导致导演张力不满，现场与麦家起了争执。显然在很多人眼中，麦家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而是一个可以被消费的商业符号。
于是有了麦家对“十几年前无名状态”的怀念，“成名后大量的时间被无关痛痒的事情侵占，写出好东西的压力却倍增”。他甚至坦陈，自己在成名后的这些年“作品越写越差”，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待遇和荣誉，“只因这些年他阴差阳错，浪得了一些虚名而已”。但他也非常清楚，不可能再回到那个“一天最起码写15个小时”的时期，于是索性宣称《刀尖》为其谍战封笔之作，甚至不排除永远封笔的可能性：“如同爬山，一鼓作气，能够攀到顶峰。一旦开始休息，可能就一直休息下去了。”
不论麦家未来是否还会在商业和文学的刀尖上继续行走下去，必须承认的是，麦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学与商业完美结合的优秀范本。“君子固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滚滚经济浪潮下，作家群体究竟应该挺身而入，还是冷眼旁观？马歇尔说过一句话可做结语：“依奋斗求生法则，最适合从环境中获取利益的自有机体才能繁殖。”
依奋斗求生法则，于“文学已死”的环境中获利。
纸上的麦家
先《解密》
麦家与其他小说家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最初是编剧出身，1997年从部队转业以后，麦家进入成都电视台电视剧部编剧。麦家自认写了剧本后，编故事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对小说的创作也起了一些推动作用。“故事先行”的创作理念也让麦家的小说在文学性之外，增加了可读性与画面感，十分适合改编为影视作品。因此才有了麦家随后在影视领域的成功。
被《暗算》
没有人能想到在《月色狰狞》的发布会上，导演张力会公开与麦家叫板。
当张力突然开始炮轰麦家只是挂名监制，并表示自己不明白为什么片方在宣传时一直要强调这是麦家监制的作品时，专程赶来为影片站台的麦家显然也颇感意外。随后他也在现场与张力唇枪舌战了一番，接着又在微博上讽刺这部电影为“丝片”。在他看来，自己不过是当了一回好人，友情捧场，不想却遭遇到“狰狞的人性”。不管这出闹剧是否片方或导演刻意炒作，对早已名声在外的麦家来说，无疑是被“暗算”了一次。
有《风语》
伴随着麦家的耀眼光环的还有来自各方的质疑，除了质疑麦家写作过于商业化以外，类似“千万稿酬”、“零首付版税”这样的噱头也时常见诸报端。在香港版《风语》发布会上秀完名表之后，麦家一回到北京，见到他的朋友几乎人人都知道他在香港拿到的版税是一只名表。麦家无奈地说道：“那表是我自己买的，难道一只表都不能买了吗？被人热议，这是一种对作家的围剿。”实际上，麦家对于出版商的各种宣传手段也已不胜其烦，不过他也理解出版商的难处，“出版商以这么高的价格把书的版权拿走，你不配合，也是对出版商不尊重，不负责任。”
上《刀尖》
在《暗算》播出后，麦家不满制片人杨健署名“第二编剧”以及片头无“原著麦家”的字样，与杨健及制片方产生了口头争执。随后《暗算》获得某电视节最佳编剧奖，杨健以第一编剧的身份上台领取了奖项，让麦家感到非常愤怒。之后麦家向《暗算》的制片方发起三场诉讼，要求获得电视剧原著署名权，拒绝他人不当署名权，以及要求获得改编电视剧稿费余款8万元，但制片方也随即以麦家侵犯著作权为由将其诉上法庭。麦家认为这明显是“一种报复行为”，将其视为“人生当中的一次劫难”。
造《听风者》
麦家认为麦庄组合是《听风者》最适合的导演，甚至称这是原著小说《暗算》的福气。有了这样的信任感，麦家这一次也将剧本的改编工作放手交给两位香港导演。他认为《听风者》的剧本改编最大的难度在于要把“声音变成一种情节”，而麦庄组合在这上面所花费的努力，显然得到了麦家的认可。“他们确实还是很认真，很用功的在拍这个电影，而且我感觉到他们对这个电影是有野心的。” 重生作家候选人
六六贴近现实写作
六六在2003年凭借小说《王贵与安娜》蜚声海内外网坛，被看作继张爱玲、虹影之后的第三代海外华裔女作家的代表。随后六六小说中的故事便成为大银幕上的常客，反映都市婆媳关系的《双面胶》刚一问世便引起广泛关注，并被改编成话剧及电视剧。而《蜗居》所引起的社会话题则呈席卷之势，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她担任编剧的医疗剧《心术》在今年热播之后，同样反响不俗。凭借各部影视剧的热播，六六也与麦家一样，成为作家富豪榜的常客。
海岩
脚踏文化内外
在中国电视圈，海岩作品意味着收视率的保证。1985年发布第一部长篇小说《便衣警察》之后，海岩笔耕不辍，接连发表了十余部小说，曾有“中国收入最高的作家”之称。除此之外，海岩的另外两个身份也时常为人津津乐道，他曾戏称自己是“一流的室内设计师，二流的酒店管理者，三流的作家，四流的编剧”。自己是“一脚踏在文化里面，一脚踏在文化外面”。
赵赵
胜在接地气
在新一代编剧之中，赵赵的电视剧作品是被大家认可最早的一个，当年一部《动什么别动感情》耍着嘴皮子，使着小性儿，在没有大明星、大制作的情况下，迅速成为年轻观众最津津乐道的一部电视剧。从专栏作家转型为编剧兼小说作家，赵赵的文学积淀当然不如传统作家那样浓厚，却总能够把脉住时代的热点，足够引起大众的共鸣。
余华
最传统与最先锋
在这个榜单中，余华最像是一位传统作家，但他也是最早将小说作品与影视联姻的作家。他在文学上的造诣已经毋庸置疑，《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经典。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活着》，也成为张艺谋代表作品之一。最近话剧导演孟京辉也盯上了这部作品，要将这个故事搬上话剧舞台，余华则表态完全放权让孟京辉进行改编：“孟京辉愿意怎么改编就怎么改编，只有笨蛋才会忠实于原著。哪怕把《活着》改编成《许三观卖血记》，也没什么不可以！”
近些年来，“文学已死”的说法其实不绝于耳。凭借《你在高原》拿到茅盾文学奖的张炜坦言曾为此深深痛苦，但很快他发现，莎士比亚和左拉在他们的时代，都曾被问及“文学都死了，你们该怎么办”的问题。因此文学绝不可能死，只要有文化存在的地方，文学都将继续闪耀下去。以“纯文学写作”作为商业失败的借口，并不能让人信服。一个作家有必要充分理解他所处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发展轨迹便是日益商业化。想要让文学“向死而生”，必然要走向“去神圣化”、“去掉清高”的道路。无论是选择与影视联姻，或是借助网络与社交平台推广文学作品，都是给予文学继续活下去的机会。
麦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学与商业完美结合的优秀范本。
“君子固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现在再谈文学，似乎散发出一股清苦味。全中国青年都读诗写诗的时代不复存在，随着商业化的进程越来越快，纯文学的衰败似乎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去年举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甚至引发出 “文学已死”的感叹。除了“过去文学中那些悲怆、宏大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马原语）以外，文学创作者们还面临着非常实际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让文学也能赚钱。
在这个问题上，麦家显然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位。从2010年以来，麦家多次进入所谓的“作家富豪榜”，单册书的版税以百万计；《风语》港版首发式上，麦家手戴一块价值16万元的名表，立刻引起媒体一阵喧哗；他的作品被不断改编为影视作品，他几乎以一手之力开创了“谍战”这一新类型。说他是当下中国内地最畅销也最赚钱的小说家之一，应该没有任何争议。
麦家显然是影视传媒的受益者，从1991年开始长篇小说写作，一部《解密》花了他十年的写作时间。《解密》成稿之初，频频被出版社退稿，前后修改七遍。那时候的麦家谈不上风光，直到文字转化为影视，《暗算》电视剧走俏荧屏，麦家的个人知名度才火热飙升，书的销量自然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过去退稿的出版社也重新纷纷找上门来，即使只字未见，都愿意以高价提前买断版权。麦家内心很清楚，“文学毕竟是小圈子的事，如果小说能卖出影视改编权对作家来说是件幸运的事，那么我无疑是个幸运者。”说影视成就了麦家，至少说成就了商业上的麦家，并不为过。
麦家也并不排斥自己被定位于“通俗作家”，“‘高雅’是可以靠装腔作势装出来的，有的时候，反而‘通俗’倒是一字一句打磨出来的”，这种不拿文学架子的态度还表现在麦家并不介意剧本对原著做大量改动。麦兆辉和庄文强的新片《听风者》便在麦家的原著基础上做了大幅修改，尤其是在故事层面上作了大量调整。麦家不以为意，倒是夸赞起剧本的改编来：“我从来不反对导演改我的小说，但这个电影真的令我大吃一惊，这种吃惊并不是来自于他们对我小说本身的改编，而是我发现他们通过自己的理解，《听风者》有了很大的变化。”
《刀尖上行走》是根据麦家《刀尖》改编的一部电视剧名称，对于麦家来说，他何尝不是自由行走在文学与商业的刀尖之上。影视圈给予麦家的热烈拥抱让他从文学小圈子走入大众视野，但他也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在商业洪流中迷失了方向。今年上映的一部悬疑动作片《月色狰狞》，片方为了制造卖点，将“麦家监制作品”放在海报显眼位置，导致导演张力不满，现场与麦家起了争执。显然在很多人眼中，麦家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而是一个可以被消费的商业符号。
于是有了麦家对“十几年前无名状态”的怀念，“成名后大量的时间被无关痛痒的事情侵占，写出好东西的压力却倍增”。他甚至坦陈，自己在成名后的这些年“作品越写越差”，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待遇和荣誉，“只因这些年他阴差阳错，浪得了一些虚名而已”。但他也非常清楚，不可能再回到那个“一天最起码写15个小时”的时期，于是索性宣称《刀尖》为其谍战封笔之作，甚至不排除永远封笔的可能性：“如同爬山，一鼓作气，能够攀到顶峰。一旦开始休息，可能就一直休息下去了。”
不论麦家未来是否还会在商业和文学的刀尖上继续行走下去，必须承认的是，麦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学与商业完美结合的优秀范本。“君子固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滚滚经济浪潮下，作家群体究竟应该挺身而入，还是冷眼旁观？马歇尔说过一句话可做结语：“依奋斗求生法则，最适合从环境中获取利益的自有机体才能繁殖。”
依奋斗求生法则，于“文学已死”的环境中获利。
纸上的麦家
先《解密》
麦家与其他小说家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最初是编剧出身，1997年从部队转业以后，麦家进入成都电视台电视剧部编剧。麦家自认写了剧本后，编故事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对小说的创作也起了一些推动作用。“故事先行”的创作理念也让麦家的小说在文学性之外，增加了可读性与画面感，十分适合改编为影视作品。因此才有了麦家随后在影视领域的成功。
被《暗算》
没有人能想到在《月色狰狞》的发布会上，导演张力会公开与麦家叫板。
当张力突然开始炮轰麦家只是挂名监制，并表示自己不明白为什么片方在宣传时一直要强调这是麦家监制的作品时，专程赶来为影片站台的麦家显然也颇感意外。随后他也在现场与张力唇枪舌战了一番，接着又在微博上讽刺这部电影为“丝片”。在他看来，自己不过是当了一回好人，友情捧场，不想却遭遇到“狰狞的人性”。不管这出闹剧是否片方或导演刻意炒作，对早已名声在外的麦家来说，无疑是被“暗算”了一次。
有《风语》
伴随着麦家的耀眼光环的还有来自各方的质疑，除了质疑麦家写作过于商业化以外，类似“千万稿酬”、“零首付版税”这样的噱头也时常见诸报端。在香港版《风语》发布会上秀完名表之后，麦家一回到北京，见到他的朋友几乎人人都知道他在香港拿到的版税是一只名表。麦家无奈地说道：“那表是我自己买的，难道一只表都不能买了吗？被人热议，这是一种对作家的围剿。”实际上，麦家对于出版商的各种宣传手段也已不胜其烦，不过他也理解出版商的难处，“出版商以这么高的价格把书的版权拿走，你不配合，也是对出版商不尊重，不负责任。”
上《刀尖》
在《暗算》播出后，麦家不满制片人杨健署名“第二编剧”以及片头无“原著麦家”的字样，与杨健及制片方产生了口头争执。随后《暗算》获得某电视节最佳编剧奖，杨健以第一编剧的身份上台领取了奖项，让麦家感到非常愤怒。之后麦家向《暗算》的制片方发起三场诉讼，要求获得电视剧原著署名权，拒绝他人不当署名权，以及要求获得改编电视剧稿费余款8万元，但制片方也随即以麦家侵犯著作权为由将其诉上法庭。麦家认为这明显是“一种报复行为”，将其视为“人生当中的一次劫难”。
造《听风者》
麦家认为麦庄组合是《听风者》最适合的导演，甚至称这是原著小说《暗算》的福气。有了这样的信任感，麦家这一次也将剧本的改编工作放手交给两位香港导演。他认为《听风者》的剧本改编最大的难度在于要把“声音变成一种情节”，而麦庄组合在这上面所花费的努力，显然得到了麦家的认可。“他们确实还是很认真，很用功的在拍这个电影，而且我感觉到他们对这个电影是有野心的。” 重生作家候选人
六六贴近现实写作
六六在2003年凭借小说《王贵与安娜》蜚声海内外网坛，被看作继张爱玲、虹影之后的第三代海外华裔女作家的代表。随后六六小说中的故事便成为大银幕上的常客，反映都市婆媳关系的《双面胶》刚一问世便引起广泛关注，并被改编成话剧及电视剧。而《蜗居》所引起的社会话题则呈席卷之势，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由她担任编剧的医疗剧《心术》在今年热播之后，同样反响不俗。凭借各部影视剧的热播，六六也与麦家一样，成为作家富豪榜的常客。
海岩
脚踏文化内外
在中国电视圈，海岩作品意味着收视率的保证。1985年发布第一部长篇小说《便衣警察》之后，海岩笔耕不辍，接连发表了十余部小说，曾有“中国收入最高的作家”之称。除此之外，海岩的另外两个身份也时常为人津津乐道，他曾戏称自己是“一流的室内设计师，二流的酒店管理者，三流的作家，四流的编剧”。自己是“一脚踏在文化里面，一脚踏在文化外面”。
赵赵
胜在接地气
在新一代编剧之中，赵赵的电视剧作品是被大家认可最早的一个，当年一部《动什么别动感情》耍着嘴皮子，使着小性儿，在没有大明星、大制作的情况下，迅速成为年轻观众最津津乐道的一部电视剧。从专栏作家转型为编剧兼小说作家，赵赵的文学积淀当然不如传统作家那样浓厚，却总能够把脉住时代的热点，足够引起大众的共鸣。
余华
最传统与最先锋
在这个榜单中，余华最像是一位传统作家，但他也是最早将小说作品与影视联姻的作家。他在文学上的造诣已经毋庸置疑，《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经典。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活着》，也成为张艺谋代表作品之一。最近话剧导演孟京辉也盯上了这部作品，要将这个故事搬上话剧舞台，余华则表态完全放权让孟京辉进行改编：“孟京辉愿意怎么改编就怎么改编，只有笨蛋才会忠实于原著。哪怕把《活着》改编成《许三观卖血记》，也没什么不可以！”
近些年来，“文学已死”的说法其实不绝于耳。凭借《你在高原》拿到茅盾文学奖的张炜坦言曾为此深深痛苦，但很快他发现，莎士比亚和左拉在他们的时代，都曾被问及“文学都死了，你们该怎么办”的问题。因此文学绝不可能死，只要有文化存在的地方，文学都将继续闪耀下去。以“纯文学写作”作为商业失败的借口，并不能让人信服。一个作家有必要充分理解他所处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发展轨迹便是日益商业化。想要让文学“向死而生”，必然要走向“去神圣化”、“去掉清高”的道路。无论是选择与影视联姻，或是借助网络与社交平台推广文学作品，都是给予文学继续活下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