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历史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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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语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第70个年头。从本期开始,《南风窗》推出系列深度报道“70年家与国—一个文明体的磨砺与重生”,以追求人民幸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线索,探寻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平凡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看70年家与国,必须坚持“两个不能否定”。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觉醒,它与对自身文明的不断反思、对自身独特性的自觉以及追求富强的“上下同欲”紧密联系在一起。前30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则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可能。
  通过重新勾勒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连续性,我们将重温这个国家70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呈现一个东方文明体的磨砺与重生。
  1949年10月1日,这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此前,毛泽东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这样说:“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对新中国的历史,人们已经习惯性地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标志性事件就是1978年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阶段的中国社会,变化之大,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不仅我们面临着下一步走向哪里的“考题”,而且全世界也在关心:强大起来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此时,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就迟早会摆在我们前面:如何防止因为两个阶段的变化之大,而导致两个阶段的历史的断裂?这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因为其背后是“道路”—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

两个不能否定


  回顾新中国70年历史,道路问题变得迫切,起码有四次。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在民主革命之后,新民主主义社会怎么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一次是“文革”十年内乱之后,中国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国家怎么办?一次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就从来没有中断过。
  第四次就是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不仅我们面临着下一步走向哪里的“考题”,而且全世界也在关心:强大起来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图为习近平鼓掌向受表彰人员表示祝贺

  于是,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的那些年里,国内外舆论开始质疑中国搞的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在聚精会神搞建设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是说没有这样的质疑,但显然,当你还比较弱小的时候,世界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不会很大,只要你开始融入既定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大家有生意做、生意還越做越大就行。但当你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候—强大的意思不是有一堆好看的经济数字,而是你有了改变既定规则的能力,世界对你搞的是什么主义,肯定就空前关注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党的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习近平在2013年1月5日就作了一篇重要讲话。讲话的场合是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讲话的重点内容是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在这篇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两个不能否定”给我们认识新中国70历史提供了基本遵循。
  那么,如何按照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重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连续性,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而重大的任务。
  所谓历史的断裂,在这里就是“两个相互否定”。仔细想一想,这种“否定”肯定不是简单地去说改革开放前犯的一些错误、发生的一些悲剧;或者简单地去说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现象,比如贫富分化和腐败盛行。
  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把历史人为“断裂”,和回答道路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中国下一步会怎样,内在联系在一起的。“两个相互否定”是对两个历史时期的极化处理,对应的其实是人们对下一步发展的极化主张。
  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往往就会淡化掉新中国成立所实现的政治自主的意义,淡化掉社会主义革命所实现的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意义。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往往就会陷入用回到老路的办法来解决新问题的困境,同时因为人为割断历史,更是无法回答如何避免再犯曾经犯过的、也不能再犯的重大错误,甚至会淡化这些重大错误。这些做法对国家和民族同样是很有害处的。
  而且,无论是哪一种主张,当人为割断历史的时候,最终也会陷入一个悖论:你珍视自己看重的这段历史,但你根本无法对这段历史作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外人“去其史”,前提条件是自己人也真相信了。“两个相互否定”最终也总会陷入相互曲解不同时期的真实历史的泥潭。

历史是在自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但是,回到事实只是开始。事实不等于观念本身。正如我们不能把过去的普遍贫穷简化为一种“平等”,也不能把今天的贫富分化看成是追求效率的当然结果。
  事实判断和规范判断总是存在需要跨越的横沟。事实判断和规范判断之间的桥梁是对时代问题的精准理解和有效回应。
“两个相互否定”是对两个历史时期的极化处理,对应的其实是人们对下一步发展的极化主张。

  而在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有对时代问题判断方面的偏差,比如过去把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乃至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犯了错误。这就像今天贫富分化是事实,但不能把贫富矛盾看作是社会主要矛盾。还有一个情况是,问题的确是真问题,但在解决上走了弯路,甚至不能够实事求是,比如广大的分散的家庭生产是中国基本国情,如何走上合作化是真问题,但农民的积极性却相当长时间内被过分集中和过分控制的经营体制所压制。
  所有对时代问题的精准判断和有效回应,最终都汇聚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但如果割裂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那么我们就无法准确完整地认识其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
  如果从道路视角来看待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启动的这段历史,有这么几个结论需要仔细审视。
  一个是,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强调“主义”,当然有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含义—这些其实常常是变化的,重要的是,“主义”是一种规范指向,代表了我们奋斗的目标和理想。比如,“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那肯定不是社会主义,权力的行使得不到制约、腐败横行、人民群众怨声载道,那肯定也不是社会主义。
  这也意味着,我们珍视民族和国家的政治自主和独立性,哪怕是在改革开放后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大国,一旦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和自主,那么无论其经济实力是弱还是强,都不可能对任何大国和任何既定的国际体系有“依附性”。
  正是有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1971年10月得到恢复的,毛泽东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3个,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这些都为后来中国能够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一个结论是,在改革开放前的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图为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讲话

  毛泽东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讲到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不可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的地方时,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
  “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则是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当时的共产党人必须直面一个重大的考问: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为什么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邓小平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为什么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

  这个过程,就是更自觉地把中国的独特性和社会主义理论、世界发展基本趋势结合在一起,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这不是一个先验的过程,不是已经有既定的完整设计摆在那里,照着施工就行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成为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基本思想。要搞活、要开放,就不能不打破照搬照抄后形成的僵化的教条、观念和体制机制,所以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就像邓小平在评价乡镇企业这个没有预料到的意外收获时说的:“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这可能就是中国道路逐渐形成和未来继续成熟的一个常态: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不断为新的可能性打开空间,但在事先无法完整预计的事物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好的经验和做法,经过提炼,不断充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中去。
  找到一条好的道路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照搬过本本,模仿过别人,有过迷茫,有过挫折,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觉醒、一次次实践、一次次突破,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建历史的连續性,就是完整地、客观地理解和把握这条道路形成的过程。
  当然,走好这条路更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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