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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回来了。”2020年11月25日，拜登发了这样一条推特。此前一天，美国正式启动了总统权力交接。特朗普的松口，让拜登松了口气。拜登心里明白，2021年1月20日，他肯定能“回到白宫”。但与其他反感特朗普的政治人物一样，拜登对特朗普是既鄙视又恐惧，因为不知道这人不按常理出牌的秉性，会给权力交接制造多大的不确定性。所以，那条推特，或许真实反映了拜登的内心—安心了。
不过，熟悉国际事务的人可能会明白，拜登的“美国回来了”，听众主要在美国之外。原因不难理解，拜登可以说是本能的“外交型总统”。美国在过去的150年里，没有哪一位候任总统能有拜登这样丰富且高级别的涉外事务履历：36年的参议员生涯里，两度出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8年的副总统经历，主要精力也是分管外交。虽然拜登入主白宫后的紧迫任务是重振朝纲，但他擅长并更想“有所为”的，还是外交。
2020年3月，拜登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阐述了他的外交理念和设想。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领导世界”的思维源头是“美国例外论”，即美国是“山巅之城”。既然要领导，那就得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但拜登那篇文章的主要觀点是，美国外交必须让美国中产获益。这个观点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有着近亲关系。特朗普外交的突出特点是“内卷”，那么拜登如何在“领导”与“内卷”之间，建立起一个“超链接”？
前任们的遗产
拜登的外交会做什么、能做什么，首先要看他的前任们给他留下了什么。这里的前任既包括特朗普，也包括拜登的前上司奥巴马，甚至奥巴马的前任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在2020年6月出版的《重新认识美国》一书中，本刊记者分析了为何奥巴马与特朗普在外交上具有相当的延续性，尽管两人风格迥异。其中的关键原因就在于，这两位总统任期内，美国在外交上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具有相当的延续性。
奥巴马2008年竞选期间的口号“变革”，无疑有解决外交挑战的考虑。首要的问题，是小布什政府时期战略透支造成的压力。特朗普2016年大选时喊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与拜登所称的美国应该“再次领导世界”，差异没有看上去那么大。当然，在拜登眼里，特朗普的4年执政，没有让美国再次伟大，情况反而在继续恶化。所以，拜登入主白宫后，不仅面临着前任们没能解决的“共同”问题，还得收拾特朗普留下的残局。
从本质上说，美国所面临的外交挑战根源在于，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对外战略透支，与国内政治内耗、经济增长乏力，共同形成的“领导力赤字”。
从拜登上述文章的第一句，就能感受到他对“特朗普残局”的愤怒。他在那篇副标题为《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的文章中写道：“几乎不论用什么衡量方法，自2017年1月20日奥巴马总统和我离任之后，美国的信誉与影响力都在下降。特朗普总统贬低、削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抛弃了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他出乎意料地向我们的情报人员、外交官和军队发难。他挥霍了我们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筹码，但实际上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无论怎么评价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效果，他的确做到了几乎仅凭一己之力，就拉低了美国的国际信誉。“拜登继承的是一个国际形象破碎的美国”，民调机构盖勒普在2020年12月17日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根据盖勒普在29个国家所做的民调，美国领导力认可度中值，过去三年多里降到了18%的历史最低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诸多欧洲盟友，对美国领导力的认可度都低于18%。比如，英国（15%）、挪威（14%）、比利时（12%）、德国（6%）。
美国知名国际问题学者约瑟夫·奈此前撰文称，特朗普的撒谎水平在国际上早已闻名遐迩，“需要承认的是，所有美国总统都撒过谎，但从未到如此厚颜无耻的程度，以至于降低了信任的价值”。被拜登提名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杰克·沙利文，2018年曾在一次媒体专访中说，特朗普之后，美国将面临下一个大调整。“这种调整的部分挑战在于，修复特朗普所造成的损害。”
拜登的愤怒自有其道理，尤其是特朗普拉低美国国际信誉、破坏盟友体系。但把账都算到特朗普头上，也有失公允。2016年4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对奥巴马的专访。那是在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个完整年。在那篇专访中，奥巴马对欧洲盟友的态度，就“很特朗普”。比如，他批评欧洲盟友在安全上“搭美国的便车”，甚至警告英国如果不提高军费，将失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在国际责任分担方面，奥巴马指责欧洲和阿拉伯盟友，说美国做事时，它们却在一边看戏。
从本质上说，美国所面临的外交挑战根源在于，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对外战略透支，与国内政治内耗、经济增长乏力，共同形成的“领导力赤字”。正如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2020年11月《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中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把拜登所要面对的所有甚至大部分挑战都归咎于特朗普，那将是对历史的误读。在哈斯看来，很多问题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前就已经存在，在特朗普离任后，趋势还会继续。
当然，最让拜登头疼的，还是“特朗普遗产”。比如，在伊朗核问题上，特朗普的强硬政策，已经给拜登解决问题竖起了很难迈过的门槛。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几次见面，客观上或许会产生这样的可能性：如果拜登执政后不与金正恩见上一面，那前景很可能是朝核问题的升级。至于对华外交，虽然拜登表面上在与特朗普“比硬”，但这位外交老司机明白，继续螺旋式下滑的中美关系，对美国“再次领导世界”，绝不是好消息。
老司机的挑战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自称“例外”的美国也不会有例外。拜登的专长是外交，但短期内却很难施展。他入主白宫后面临的紧迫问题，无疑是失控的新冠疫情，以及不确定的经济。理查德·哈斯在上述文章中说：“国内的情况再糟糕不过了。到拜登就职当天，新冠病毒可能已经夺走30万美国人的生命（注：2020年12月12日即已达到）……失业率预计在6%至7%之间，数百万美国人将无力支付房租或抵押贷款。”
如果说控制疫情、稳住经济尚有可能，那么如何在一个分裂的美国执政，对拜登的挑战则更为根本。获得7400多万张选票的特朗普，一直没有向获得8100多万张选票的拜登认输。特朗普关于“选举舞弊”的论述，政治影响力会延续到拜登入主白宫之后。换句话说，在相当长时期里，都会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把拜登视为“不合法总统”。虽然民主党保住了众议院的微弱优势，但如果不能掌控参议院（目前看可能性很小），那么拜登的施政将举步维艰。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学者布兰登·瓦勒里安诺和埃里克·戈麦斯近日撰文称，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将极大地限制拜登政府实现雄心勃勃外交政策目标的能力。“面对国内危机，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不得不在外交政策上谨慎行事，但这可能违背了他的意愿，因为他并不是外交克制理念的信徒。拜登的外交是要领导美国成为世界的光辉榜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登外交所呈现的，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大选结果如此接近，让人恐惧特朗普不会就这样离开。“他就像童话里受伤的野兽，潜伏在角落，随时准备发起攻击……面临新冠危机与经济衰退，特朗普仍然能把选票差距咬得这么紧，这显示出‘特朗普主义’在美国仍大有市场。”
理想是什么呢？拜登在上述文章中说得很明白，那就是再次领导世界。拜登信奉“美国例外论”是确定无疑的，他提名的内阁团队，在这一点上有着高度的共识。2019年1月，沙利文曾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颇有为美国例外论“正名”的味道。他写道：“美国的一系列特点赋予了它独特的能力和责任，以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沙利文认为，美国自我评估、自我矫正与自我更新的能力，使它有别于以往任何超级大国。
被拜登提名为国务卿的安东尼·布林肯，2020年7月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次专访中，也阐述了相似观点：“无论我们希望与否，世界往往不会自我管理，在某些方面，美国的国际参与与全球领导地位仍有益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文章称，拜登和他的团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恢复美国在全球的价值观、经济和外交上的领导地位。没人会怀疑拜登及其团队的外交雄心，但问题是，如何恢复世界对美国的信心？
“求相信”，将是拜登面临的首要问题。美国可信度的降低，并不会因为特朗普的离开而自动提升。约瑟夫·奈在题为《拜登时代的美国值得信任吗？》的文章中写道，拜登仍会面临深度不信任的问题，很多盟友会问“美国的民主怎么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在2016年出现了特朗普这样奇怪领导人的国家，如何让人相信，2024年或2028年不会再次出现呢？”不难想象，在拜登喊“美国回来了”时，美国的盟友们担心的是：“特朗普们”还会回来吗？
除非拜登的4年执政对“特朗普幽灵”摧枯拉朽，否则美国国际信任度的明显提升，几无可能。正如《大西洋》月刊的文章所称，大选结果如此接近，让人恐惧特朗普不会就这样离开。“他就像童话里受伤的野兽，潜伏在角落，随时准备发起攻击……面临新冠危机与经济衰退，特朗普仍然能把选票差距咬得这么紧，这显示出‘特朗普主义’在美国仍大有市场。”如此一来，无论是美国的盟友、伙伴还是对手，对拜登执政下美国的信任度，都会打上折扣。
“求关注”的压力，是拜登外交面临的另一个问题。这倒不是说哪些国家急切希望美国能帮忙解决哪些问题，而是问题“追着”拜登。新冠疫情、经济衰退、气候变化等，想再次领导世界的拜登，一个也不能回避，每个都非常紧迫。哈斯在上述文章中描述得很形象：“在第一次进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时，迎接拜登的将是一封收件箱，里面的议题可以说是令人生畏，似乎无数的国内与国际挑战需要他来面对……首先要决定的就是该做什么、按什么顺序做，因为总统只有那么多时间和有限的资源可以支配。”
拜登打造了一支“外交梦之队”。无论是布林肯、沙利文，还是即将亮相的庞大顾问群，几乎都有非常亮眼的学术能力、无比丰富的外交经历，当然，还有与拜登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此外，这些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共和党人。美国学者斯蒂芬·沃爾特在近期的文章中，指出了拜登团队世界观“高度一致”可能蕴藏的风险。他援引美国知名学者沃尔特·李普曼的话称，所有人都想的一样时，就没有人会认真思考。
“领导”遇上“内卷”
沃尔特提醒的“高度一致”的风险，在拜登及其外交团队的理念中已经有所体现。沙利文在上述文章中称，美国首先需要国内的复兴，对部落主义的兴起与中产阶级的空心化作出积极回应，“外交政策可以支持这种复兴，同时有效应对外部威胁”。拜登则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我执政的第一年，美国将组织和主办一次全球民主峰会，以重振自由世界里各国的精神和共同目标。它将把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团结起来以巩固我们的民主制度。”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时，拜登想的却是开一次“民主峰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会让人感觉“有点乱”。
不需要太多的国际理论知识，就能感受到“民主峰会”倡议的奇怪。拜登及其政策团队，把美国国内的问题投射到了海外，以为世界上到处都有威胁西方民主的“特朗普”。“民主峰会”的本意，很可能是拜登发出的“求合作”的意愿，但有点用力过猛，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比如，邀请哪些国家赴华盛顿与会，就是个极为考验外交智慧的问题。原因很简单，任何未受邀的国家，都有理由对美国心生不满，因为这是美国单方面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定性”。
“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总统召集了国际反恐联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他又召集了G20峰会合作应对世界经济衰退。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也曾成功组建了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联盟。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时，拜登想的却是开一次“民主峰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会让人感觉“有点乱”。西班牙前外相安娜·帕拉西奥，在近期的文章中写道，虽然美国依然是世界头号军事和经济强国，也是主要的文化大国，但它不再是霸权国，美国不再能指引国际关系的方向。
特朗普虽是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概率较低的“一任总统”，但他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执政期间所体现的“孤立主义”，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美国人的孤立思维。这样的判断或许有点绝对，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今的美国人确实在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美国领导世界留下的外交足迹，与他们个人的福利之间有什么关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美国外交的“内卷”，雄心勃勃的外交老司机拜登，也没法改变。
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文章认为，拜登认为美国注定领导世界而且能做得很好，实际上把美国的形象浪漫化了。“拜登必须制定一个美国不再统治世界的外交政策。”而帕拉西奥的理解是，美国的领导应该是“召集能力”，即动员分裂的国际社会应对共同的挑战。不过她也认为，如果美国不治愈内部分裂，那么这种“召集能力”，从中长期来看也会遭到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