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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经济学家们在论坛研讨会上给予高度关注。
我国改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过去自以为是比较适合国情的，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一块体制外力量，倒逼国企改革。先放开部分价格，然后再并轨。
这种改革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所以，改革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时，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又会强化，就出现了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再有，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需要让渡权力，将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地交给市场来配置，这往往会遇到阻力。
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1993年，我们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既然是决定性的，就要下决心往这个方向走。
现在最大的双轨就在要素市场，商品和服务经过30多年和将近40年的改革，99%以上都已市场化了，但要素依然是双轨制。
土地还是典型的双轨制，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还是有差异的，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利率还不是完全市场化利率，技术、价格的形成机制也不健全，人才、单位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信息部门分隔体制，还有企业的垄断，尤其是平台型企业针对信息资源的占有，不光是对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我們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下一步改革要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其中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能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地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善法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治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应发挥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重要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使我国出口增长受阻，要想打赢贸易战，那么扩大内需是根本之策。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提出，是在对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准确把握基础之上。
当前，需求不足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逐步加大。第二，我国M2增速已经下降到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之下。第三，民间投资增长低迷，占全社会投资比重已经由最高水平的65%下降到了60%，甚至还会继续下降。第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我国上市公司中，营收额低于还本付息额的企业已经占到17%，由于连续经济下行，金融风险正在孕育之中。
价格改革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产权所有制改革焕发了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成长。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主要是政府、国企、民企、外企这四股力量推动的。
作为后发国家，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未来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就是政府的角色和作用。国企不是问题，政府是要素的组合者、参与者，国企只是它的一部分。
我国应全力助推非洲经济起飞，帮助非洲进行工业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等。2000年以后，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5%。而且战乱大体过去了，现在已经进入到发展的时代。
这次中非论坛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所以我们也在考虑，能不能为这些南方的国家提供发展的经验和案例，最近在给非洲的一些部长做培训时，介绍了中国的五年规划和其他方面的经验，他们非常感兴趣。
此外，中国有可能为非洲国家创造最大的市场，我们可以通过减免关税，包括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等政策，覆盖到低收入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大的中国市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王一鸣：改革的目标应向单轨过渡
我国改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过去自以为是比较适合国情的，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一块体制外力量，倒逼国企改革。先放开部分价格，然后再并轨。
这种改革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所以，改革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时，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又会强化，就出现了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再有，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需要让渡权力，将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地交给市场来配置，这往往会遇到阻力。
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1993年，我们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既然是决定性的，就要下决心往这个方向走。
现在最大的双轨就在要素市场，商品和服务经过30多年和将近40年的改革，99%以上都已市场化了，但要素依然是双轨制。
土地还是典型的双轨制，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还是有差异的，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利率还不是完全市场化利率，技术、价格的形成机制也不健全，人才、单位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信息部门分隔体制，还有企业的垄断，尤其是平台型企业针对信息资源的占有，不光是对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我們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下一步改革要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其中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吴晓灵：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能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地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善法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治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扩大内需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
应发挥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重要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使我国出口增长受阻，要想打赢贸易战，那么扩大内需是根本之策。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提出，是在对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准确把握基础之上。
当前，需求不足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逐步加大。第二，我国M2增速已经下降到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之下。第三，民间投资增长低迷，占全社会投资比重已经由最高水平的65%下降到了60%，甚至还会继续下降。第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我国上市公司中，营收额低于还本付息额的企业已经占到17%，由于连续经济下行，金融风险正在孕育之中。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四股力量共同推动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
价格改革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产权所有制改革焕发了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成长。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主要是政府、国企、民企、外企这四股力量推动的。
作为后发国家，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未来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就是政府的角色和作用。国企不是问题，政府是要素的组合者、参与者，国企只是它的一部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鞍钢：中国崛起经验可助力非洲发展
我国应全力助推非洲经济起飞，帮助非洲进行工业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等。2000年以后，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5%。而且战乱大体过去了，现在已经进入到发展的时代。
这次中非论坛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所以我们也在考虑，能不能为这些南方的国家提供发展的经验和案例，最近在给非洲的一些部长做培训时，介绍了中国的五年规划和其他方面的经验，他们非常感兴趣。
此外，中国有可能为非洲国家创造最大的市场，我们可以通过减免关税，包括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等政策，覆盖到低收入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大的中国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