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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颁布《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等5类案件，法院应当受理；被告拒绝向原告提供政府信息的，应当对拒绝的根据以及履行法定告知和说明理由义务的情况举证。
最高法的《规定》考虑到，在公权力相对较强而公民权利相对较弱，双方诉讼举证能力明显失衡的特殊情况下，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因此规定除少数情况由公民承担举证责任外，其他都由行政机关承担主要举证责任。这方面的规定，突出和强化了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体现了举证责任分配中的公平、公正原则，应当予以肯定。
以举证“国家秘密”为例，行政机关最拿手的一个“挡箭牌”，就是声称公民申请公开的内容属于“国家机密”，按规定不能公开。一些法院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要求公民拿出其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国家秘密”的证据，否则其诉讼请求就难获支持。这就将公民置于一个荒唐的困境——既然他因不了解政府信息的内容而申请公开，他怎么可能去证明该信息不属于“国家秘密”呢？
而按照最高法的《规定》，就应当由行政机关而不是由公民来承担举证责任——行政机关需要证明，该政府信息已经依照法定程序确定为国家秘密，或者提供有关部门、单位出具的属于国家秘密的审查、确认结论。这样，行政机关想要拒绝公民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需打出“国家秘密”的挡箭牌就OK了。
尽管最高法的《规定》将大部分举证责任“倒置”到行政机关身上，有助于提高公民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的博弈能力，但就这个水平而论，还不能说行政机关和公民的举证责任分配就十分合理了。一方面，尽管行政机关被赋予了更多的举证责任，但他们一直具有很强的举证能力，举证责任加大未必能够对他们产生更大的制约作用。仍以举证“国家秘密”为例，修订后的《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中央国家机关、省级机关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一级的机关，除自己可以确定国家秘密外，还可以授权一些机关、单位确定国家秘密。这样，许多行政机关（包括一些基层行政机关）都可以将自己涉及的有关事项确定为国家秘密，行政机关要证明某个政府信息已被自己确定为国家秘密，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开证明；要证明该信息已被其它机关或单位确定为国家秘密，也很容易获得这些部门或单位的支持。
另一方面，最高法的《规定》明确，在政府信息公开“民告官”案件中，公民如果不能合理说明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系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是颇值得商榷的。假如一个公民向财政部门申请公开政府预算，他未必能合理说明政府预算与其生产、生活、科研存在必然的联系，难道财政部门就有理由拒绝他的申请、法院就有理由驳回他的诉讼请求吗？严格说来，除“根据自身生活、生产、科研等特殊需要”，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有一个最根本的理由，就是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这是公民依据宪法和法律享有的神圣权利，难道行使这个权利也需要专门举证吗？
当前，在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法律应给行政机关施加更大的举证责任压力，包括进一步限制有关国家机关、单位设定国家秘密的权力，使行政机关举证“国家秘密”的空间越来越小。同时，法律应当进一步减少公民的举证责任，为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降低门槛、提供便利，为公民行使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创造更加宽松的法治环境。
□ 编辑 尹丽丽 □ 美编 阎瑾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颁布《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等5类案件，法院应当受理；被告拒绝向原告提供政府信息的，应当对拒绝的根据以及履行法定告知和说明理由义务的情况举证。
最高法的《规定》考虑到，在公权力相对较强而公民权利相对较弱，双方诉讼举证能力明显失衡的特殊情况下，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因此规定除少数情况由公民承担举证责任外，其他都由行政机关承担主要举证责任。这方面的规定，突出和强化了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体现了举证责任分配中的公平、公正原则，应当予以肯定。
以举证“国家秘密”为例，行政机关最拿手的一个“挡箭牌”，就是声称公民申请公开的内容属于“国家机密”，按规定不能公开。一些法院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要求公民拿出其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国家秘密”的证据，否则其诉讼请求就难获支持。这就将公民置于一个荒唐的困境——既然他因不了解政府信息的内容而申请公开，他怎么可能去证明该信息不属于“国家秘密”呢？
而按照最高法的《规定》，就应当由行政机关而不是由公民来承担举证责任——行政机关需要证明，该政府信息已经依照法定程序确定为国家秘密，或者提供有关部门、单位出具的属于国家秘密的审查、确认结论。这样，行政机关想要拒绝公民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需打出“国家秘密”的挡箭牌就OK了。
尽管最高法的《规定》将大部分举证责任“倒置”到行政机关身上，有助于提高公民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的博弈能力，但就这个水平而论，还不能说行政机关和公民的举证责任分配就十分合理了。一方面，尽管行政机关被赋予了更多的举证责任，但他们一直具有很强的举证能力，举证责任加大未必能够对他们产生更大的制约作用。仍以举证“国家秘密”为例，修订后的《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中央国家机关、省级机关和设区的市、自治州一级的机关，除自己可以确定国家秘密外，还可以授权一些机关、单位确定国家秘密。这样，许多行政机关（包括一些基层行政机关）都可以将自己涉及的有关事项确定为国家秘密，行政机关要证明某个政府信息已被自己确定为国家秘密，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开证明；要证明该信息已被其它机关或单位确定为国家秘密，也很容易获得这些部门或单位的支持。
另一方面，最高法的《规定》明确，在政府信息公开“民告官”案件中，公民如果不能合理说明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系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是颇值得商榷的。假如一个公民向财政部门申请公开政府预算，他未必能合理说明政府预算与其生产、生活、科研存在必然的联系，难道财政部门就有理由拒绝他的申请、法院就有理由驳回他的诉讼请求吗？严格说来，除“根据自身生活、生产、科研等特殊需要”，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有一个最根本的理由，就是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这是公民依据宪法和法律享有的神圣权利，难道行使这个权利也需要专门举证吗？
当前，在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法律应给行政机关施加更大的举证责任压力，包括进一步限制有关国家机关、单位设定国家秘密的权力，使行政机关举证“国家秘密”的空间越来越小。同时，法律应当进一步减少公民的举证责任，为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降低门槛、提供便利，为公民行使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创造更加宽松的法治环境。
□ 编辑 尹丽丽 □ 美编 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