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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一天，在安徽省文联大院一周一度的诗歌会上，一位著名诗人走上台。此时，年仅4岁的严歌苓坐在台下，“当一个大名人多么好啊！”或许从那时起，一粒种子就悄然潜入了她的心田。正如她在散文《一天的断想》中所写：“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摆脱做一个平凡的人。”
早恋是一个错误
1958年，尚未满月的严歌苓随父母由上海迁至安徽。严歌苓的父亲是一名作家，母亲则是歌剧团的演员。严歌苓自幼就开始接触各类文学作品。12岁那年，严歌苓考上了成都军区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芭蕾舞文艺兵。在部队的仓库里，她偶然发现了几本已经有些发霉的书，有《巴尔扎克传》《贝多芬传》《拜伦传》……她兴奋不已，偷偷地将这些书绑在腿上带回宿舍。
转眼3年过去了，她爱上了部队里一位30岁的军官。可是，当这段地下恋情被发现时，军官却为了保全自己，出卖了严歌苓，将她所写的情书统统上交。
一时间，她成了不道德的诱惑者，被批斗、被诋毁、被唾骂、被孤立。后来，严歌苓把这段经历写进了《穗子物语》中的《灰舞鞋》——“她是美丽、孤高的少女，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背叛。年纪轻轻就知道了绝望，知道了人性的大惡。她想过死，却终于活下来。”
为了逃离这场巨大的屈辱，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时，严歌苓主动请缨去当战地记者——跳舞的局限性太大了，她必须要找到一种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方式去表达自己——那就是写作。
给自己新生的机会
1980年，她在《戏剧与电影》上发表了第一部电影剧本《残缺的月光》，从此开始走入文坛。
1986年，严歌苓邂逅了著名作家李准之子李克威。婚后严歌苓与李克威挤在一张小小的桌子上，共同创作了《七个战士和一个零》《父与女》《水之祭》等作品。有时甚至以自己作为人物原型，写出了《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磁性的草地》《穗子物语》等优秀作品。
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3年，婚姻受挫，用严歌苓自己的话说，是“一个给自己新生的机会”。她把自己全部投入到写作中去，并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
但她又绝不是一个“笔呆子”，而是一个“体验派”的作家。在每次下笔创作之前，她总要花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亲历、去体验、去感受作品中人物真正的人生：
《寄居者》要写抗战时期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她就翻遍资料，连当时的香水牌子、裁缝店布局都要一一记下，不放过一个细节。
《妈阁是座城》的故事要以澳门赌场为背景，她就先后4次前往澳门，亲自上赌桌，输了好几万块钱，只为感受赌徒的真实心理。
《第九个寡妇》讲述一个中原农村一个寡妇的人生，她就跑到河南农村去体验生活，与村民老太太同吃同住，甚至一同下地种番薯。
……
不知疲倦地写作，20多年来就写了超过30部作品。但她又很少自称“作家”，总说自己是个“写稿佬”，不喜欢这种如枷锁般的身份感，她享受着写作为她带来的情志上的满足与名利上的成功，与自己笔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彼此成就。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1988年，严歌苓受邀赴美国进行文学访问。回国后，她萌生了去美国留学的念头。此时，严歌苓30岁，已是国内小有名气的作家。当时，严歌苓的英语水平仅仅停留在只认识ABC的程度，她就买了3本新概念英语和几本字典，每天抱着书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学，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念，她用最笨的办法，背下了整整3本英语书。
只身来到美国后，严歌苓报名参加了英语强化学习班，并打工来维持生计，不仅在美国生活了下来，还成功考上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走在街上，一个少年突然抢了她的项链，惊魂定下后，她回家便伏案写出了《抢劫犯查理和我》；雾气蒙蒙的清晨，看到阳光下邻居阳台上晾着的一条湿漉漉的蕾丝睡裙，她痴痴地望了许久，回屋便写出了《女房东》。“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这个瘦弱的中国女子未曾退缩，反而在苦难中开出了花儿。
在好友的介绍下，严歌苓结识了美国外交官劳伦斯。婚后，严歌苓仍然保持着每天写作的习惯，从早晨起床开始写到下午3点，然后梳妆打扮，准备晚餐，静候着丈夫回家。后来，由于政策变动，劳伦斯被派往非洲任职。严歌苓便跟随着丈夫，旅居在世界各地的陌生国度。她常笑着说：“我是过着吉普赛生活的作家，是从迁移中获得灵感和力量的作家。”
我对人性感兴趣
多年来在异国的生活经历，让严歌苓时常关注同她一样来自中国的移民群体。1992年，严歌苓发表了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少女小渔》，吸引了著名导演李安的注意。严歌苓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编剧。
慢慢地，在《天浴》《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芳华》等她的作品中，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与动人的故事，一次次被搬上银幕。
细读严歌苓的作品，会发现她常常将主角的传奇经历与宏大繁复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她的语言极度凝练，笔触刚柔并济，写作视角犀利，叙事引人入胜。她所写的故事，几乎覆盖了中国近现代具有历史意义的各个时期，从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乃至“文革”时期；而她笔下的人物，都裹挟于这些动荡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跌宕的命运中涤荡人性。
严歌苓曾说：“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在她看来，政治风云和时代变幻不过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对人性的探察与拷问、对情感的刻画、对良知的坚守才是更为重要的内容。
前半生戎马，后半生旅居，严歌苓从不愿给自己画地为牢。她说：“军旅生活、美国生活，都给了我创作的灵感和源泉……直到现在，我仍居无定所，而是到处走，到处体验不同的生活，听不同的故事。”
（摘自《时代人物》，本刊有删节）（责编 悬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