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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屈原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汉代的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对于屈原其人和作品的文艺思想等问题进行了论争，这场论争对后世关于屈原问题的讨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屈原；汉代评论；文艺思想；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
一、绪论
屈原，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历代评论屈原，互相进行论战，除了对一些章句诠释与典故注解的分歧之外，主要是围绕着关于屈原其人的生卒年以及思想和品德问题；作品的思想及艺术性问题；屈原的文艺思想问题。
二、肯定阶段
根据现存的资料看，最早评论和研究屈原作品的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据《汉书·淮南王传》云：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刘安这么短暂的时间就作了一篇《离骚传》，这与他平时酷爱《离骚》有关。刘安还曾经注解过《离骚》。刘安对屈原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一、汉代把《诗三百》尊为经书，既然《离骚》可与国风、小雅媲美，等于说《离骚》也是经书了，这是至高无上的评价。二、肯定了《离骚》的怨愤精神，这是历史上首次对屈原文艺思想的肯定。
司马迁与刘安的论点接近，但有同有异。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这是司马迁对屈原非常肯定、同情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司马迁也对屈原有所批评，“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怪”就是责备的意思，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屈原最直接的评价中，既有肯定同情，又有责备，责备屈原为什么不能远走他国以实现其志向。“其文约，其辞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遐迩而见义远。……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高度肯定了屈原的崇高品质，赞扬《离骚》是“可与日月争光”的杰作，对屈原因“放逐”、“发愤”而著《离骚》的文艺思想作了恰当的评价。司马迁评论《离骚》，还注意把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征结合起来，第一次揭示了《离骚》具有艺术形象的普遍性的艺术特色。
三、否定阶段
继司马迁之后，于西汉末年，扬雄又写了《反离骚》一文，一方面赞扬屈原的高度品质，同情屈原的遭遇，“悲其文，读其之未尝不流涕也。”另一方面责怪屈原未能明哲保身，没有离开楚国而全身守道，“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这是一篇既赞扬又批评屈原的文章。扬雄在《反离骚》中写道：淑周楚之丰烈兮，超既离乎皇波。因江潭而往记兮，钦吊楚之湘累。惟天轨之不辟兮，何纯洁而离纷！纷累以其淟涊兮，暗累以其缤纷。扬雄在赞美屈原的同时怀着敬仰的心情来哀悼屈原，同时他也同情屈原，并对黑暗社会陷害屈原表示不满。同时，扬雄认为屈原未及早发觉楚怀王的昏庸，是一种疏忽，他认为屈原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他主张屈原应当象“神龙之渊潜”那样，离开楚国。
到了东汉时期，班固则发展了扬雄的错误一面的论点，在《离骚序》中，集中对屈原进行了攻击。他认为《离骚》在艺术表现上不合法度。认为刘安和司马迁赞扬《离骚》同于风雅，是一种言过其实的理论。班固认为《离骚》不符诗道《大雅》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原则。而且他也认为屈原不应当“发愤抒情”。他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竟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班固认为：《离骚》从内容到艺术，都不符合儒家的“法度”，多描写的文辞与内容，“非经义所载”，因而刘安、司马迁等人“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四、再肯定阶段
对屈原持肯定态度的不止一人，在肯定的潮流中最具代表行的则是东汉的王逸，王逸《楚辞章句序》中对屈原问题做了一个汉代式的总结。王逸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对屈原进行了重新肯定，一、对屈原的人格进行了重新肯定。班固认为屈原“扬才露己”，贬损了“狂狷景行之士”的德操。王逸要重新肯定屈原人格，首要任务就是要驳倒班固的论调。王逸以为人臣之义当“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认为一个人活在人世，应该“危言以存国，杀生以成仁”，王逸正是用儒家的理想主义这一面来重新肯定屈原的人格，这样一来，他也就把屈原改造成了儒家人格的知识分子。二、对屈原作品的重新肯定。王逸按照儒家称诗三百为“经”的方法，把《离骚》也称之为“经”。通过简单摘句比附的方法把《离骚》和五经中相似的字句造出来进行比附性比较，虽然不能说明实质性的问题，但是王逸就这样做了，而且在历史上产生了普遍性的认可。同时，针对前人认为屈原作品过于急切激烈的认知，王逸在批驳这个论调的时候说：“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以此认为“风谏之语，于斯为切”，而仲尼论之却“以为大雅”。在王逸看来，与《诗经》比较，“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在序文最后，王逸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总结性评价，认为屈原及其作品，“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
王逸的这种肯定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用援骚入风的方式来肯定屈原，一方面可以说抬高了屈原，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歪曲遮蔽了屈原。王逸肯定屈原这个现象，广而言之，说明了汉代还是一个文化整合时期。但是王逸对屈原的这种解读不仅仅对屈原有着不可低估的文化史意义，对于整个中国文化而言，也存在着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即象征了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非排他性的兼容并包的开阔心胸。当然这是对外而言，对外之所以有这个机制，那也是缘于先在内部形成了一种兼容并包的文化机制，这种整合各种文化的机制的核心是用解释的方式而不是用其它的方式去完成。这种整合模式与文化自信心一直持续到晚清，西方反复打败中国后，中国文化也就最终丧失了这种文化自信心。这种文化自信心一旦丧失，就不再是中国文化阐释任何外来文化，而是外来的西方文化解释中国文化了。原来是一个解释所有文化的力量，最后成了被别人解释的文化。这就是屈原在汉代的问题所引申、读解出的文化史意义。
【参考文献】
[1]郭沫若.屈原研究[M].重庆：重庆群益出版社，1947（07）
[2]刘文勇.先秦魏晋南北朝文论讲疏[M].成都：巴蜀书社，2011（12）
[3]湖北宜昌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屈原文化研究论文集[M].宜昌：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1997（07）
关键词：屈原；汉代评论；文艺思想；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
一、绪论
屈原，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历代评论屈原，互相进行论战，除了对一些章句诠释与典故注解的分歧之外，主要是围绕着关于屈原其人的生卒年以及思想和品德问题；作品的思想及艺术性问题；屈原的文艺思想问题。
二、肯定阶段
根据现存的资料看，最早评论和研究屈原作品的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据《汉书·淮南王传》云：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刘安这么短暂的时间就作了一篇《离骚传》，这与他平时酷爱《离骚》有关。刘安还曾经注解过《离骚》。刘安对屈原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一、汉代把《诗三百》尊为经书，既然《离骚》可与国风、小雅媲美，等于说《离骚》也是经书了，这是至高无上的评价。二、肯定了《离骚》的怨愤精神，这是历史上首次对屈原文艺思想的肯定。
司马迁与刘安的论点接近，但有同有异。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这是司马迁对屈原非常肯定、同情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司马迁也对屈原有所批评，“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怪”就是责备的意思，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屈原最直接的评价中，既有肯定同情，又有责备，责备屈原为什么不能远走他国以实现其志向。“其文约，其辞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遐迩而见义远。……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高度肯定了屈原的崇高品质，赞扬《离骚》是“可与日月争光”的杰作，对屈原因“放逐”、“发愤”而著《离骚》的文艺思想作了恰当的评价。司马迁评论《离骚》，还注意把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征结合起来，第一次揭示了《离骚》具有艺术形象的普遍性的艺术特色。
三、否定阶段
继司马迁之后，于西汉末年，扬雄又写了《反离骚》一文，一方面赞扬屈原的高度品质，同情屈原的遭遇，“悲其文，读其之未尝不流涕也。”另一方面责怪屈原未能明哲保身，没有离开楚国而全身守道，“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这是一篇既赞扬又批评屈原的文章。扬雄在《反离骚》中写道：淑周楚之丰烈兮，超既离乎皇波。因江潭而往记兮，钦吊楚之湘累。惟天轨之不辟兮，何纯洁而离纷！纷累以其淟涊兮，暗累以其缤纷。扬雄在赞美屈原的同时怀着敬仰的心情来哀悼屈原，同时他也同情屈原，并对黑暗社会陷害屈原表示不满。同时，扬雄认为屈原未及早发觉楚怀王的昏庸，是一种疏忽，他认为屈原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他主张屈原应当象“神龙之渊潜”那样，离开楚国。
到了东汉时期，班固则发展了扬雄的错误一面的论点，在《离骚序》中，集中对屈原进行了攻击。他认为《离骚》在艺术表现上不合法度。认为刘安和司马迁赞扬《离骚》同于风雅，是一种言过其实的理论。班固认为《离骚》不符诗道《大雅》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原则。而且他也认为屈原不应当“发愤抒情”。他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竟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班固认为：《离骚》从内容到艺术，都不符合儒家的“法度”，多描写的文辞与内容，“非经义所载”，因而刘安、司马迁等人“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四、再肯定阶段
对屈原持肯定态度的不止一人，在肯定的潮流中最具代表行的则是东汉的王逸，王逸《楚辞章句序》中对屈原问题做了一个汉代式的总结。王逸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对屈原进行了重新肯定，一、对屈原的人格进行了重新肯定。班固认为屈原“扬才露己”，贬损了“狂狷景行之士”的德操。王逸要重新肯定屈原人格，首要任务就是要驳倒班固的论调。王逸以为人臣之义当“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认为一个人活在人世，应该“危言以存国，杀生以成仁”，王逸正是用儒家的理想主义这一面来重新肯定屈原的人格，这样一来，他也就把屈原改造成了儒家人格的知识分子。二、对屈原作品的重新肯定。王逸按照儒家称诗三百为“经”的方法，把《离骚》也称之为“经”。通过简单摘句比附的方法把《离骚》和五经中相似的字句造出来进行比附性比较，虽然不能说明实质性的问题，但是王逸就这样做了，而且在历史上产生了普遍性的认可。同时，针对前人认为屈原作品过于急切激烈的认知，王逸在批驳这个论调的时候说：“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以此认为“风谏之语，于斯为切”，而仲尼论之却“以为大雅”。在王逸看来，与《诗经》比较，“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在序文最后，王逸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总结性评价，认为屈原及其作品，“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
王逸的这种肯定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用援骚入风的方式来肯定屈原，一方面可以说抬高了屈原，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歪曲遮蔽了屈原。王逸肯定屈原这个现象，广而言之，说明了汉代还是一个文化整合时期。但是王逸对屈原的这种解读不仅仅对屈原有着不可低估的文化史意义，对于整个中国文化而言，也存在着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即象征了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非排他性的兼容并包的开阔心胸。当然这是对外而言，对外之所以有这个机制，那也是缘于先在内部形成了一种兼容并包的文化机制，这种整合各种文化的机制的核心是用解释的方式而不是用其它的方式去完成。这种整合模式与文化自信心一直持续到晚清，西方反复打败中国后，中国文化也就最终丧失了这种文化自信心。这种文化自信心一旦丧失，就不再是中国文化阐释任何外来文化，而是外来的西方文化解释中国文化了。原来是一个解释所有文化的力量，最后成了被别人解释的文化。这就是屈原在汉代的问题所引申、读解出的文化史意义。
【参考文献】
[1]郭沫若.屈原研究[M].重庆：重庆群益出版社，1947（07）
[2]刘文勇.先秦魏晋南北朝文论讲疏[M].成都：巴蜀书社，2011（12）
[3]湖北宜昌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屈原文化研究论文集[M].宜昌：宜昌市炎黄文化研究会，199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