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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敬华，山东省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先后获得第五届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一等奖、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助残先进工作者、山东省五四青年奖章、山东省道德模范、山东省慈善楷模等多项荣誉。
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距离北京有多远？当年因高考失利跑到村头小土坡上哭泣的袁敬华，对此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那时，她更加想不到的是，10年后，自己可以佩戴着全国人大代表的证件，来到梦寐以求的首都，走进人民大会堂。
从事特殊教育20余年，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袁敬华靠的是一股韧劲，她用满腔热血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实践着自己的诺言：“用一颗赤诚之心，去点亮孩子们心中一盏盏智慧的明灯。”
从三只小板凳开始
17岁创办聋哑儿童语训学校，27岁当选山东省最年轻的全国人大代表并连任三届；24年来，有600多个孩子亲切地喊她“妈妈”……这些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的事，却是山东省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袁敬华真实的人生故事。
“也没多想，只是凭着对村里聋哑孩子的同情，迈出了办校的第一步。”年纪轻轻为何要从事特殊教育？面对记者的疑问，袁敬华回答得很朴实，亦如当年父母问她“这样做，你的前途在哪里？”
“当时，要么复读一年后再参加高考，要么到县城工作。”袁敬华说，1992年自己以两分之差遗憾落榜。就在她对未来的出路深感迷茫时，一对聋哑姐妹让她作出了人生的第三种选择。“有一天，我路过县里一所小学，看到两个小姑娘扒着学校的大铁门往里瞅，头还使劲地往铁棂子里钻，几个从教室里跑出来的学生冲着她们喊 ‘小哑巴’。”
姐妹俩求知若渴，却因聋哑而无法走进学校的大门，眼前的一幕让袁敬华如鲠在喉，心里的难受一阵紧似一阵。她暗暗发誓，自己不上学，也要让聋哑孩子有学上，“我不要什么前途，只要她们有书读。”在她看来，一个孩子的不幸，就是一个家庭的不幸。聋哑人也应当像正常人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力，也应该受到社会的关爱。
就在那年9月，12岁的陈海彬、13岁的陈海霞姐妹俩平生第一次背上书包，欢天喜地地走进袁敬华家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厢房。三只小板凳、几张桌子、木板刷上油墨当黑板，除了这些，就只剩袁敬华立志让聋哑孩子说话的梦想。在找来的一块三合板上，她用毛笔蘸着红漆工整地写下了“夏津县渡口驿乡三屯村聋哑学校”，即现在的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
办学伊始，袁敬华的脖子成了教具，她希望姐妹俩通过感觉声带如何振动，从而学会发音。毫无经验的她，一切只能摸索着前进，“我不清楚到底会怎样，可我知道不做就注定没指望。”就这样摸着脖子教了一个多月，两姐妹终于开口发声了，她们拉着袁敬华的父母，一遍遍喊着“爷爷、奶奶”。
姐妹俩开口说话让袁敬华由衷地高兴，也更加有了底气。经过她到附近村子劝解、说服，班里又多了5名聋哑孩子。随着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张口说话，到1995年时，院子里已经有了45个孩子。
为此，袁敬华和她母亲每天要揉50多斤面粉，蒸上好几锅热气腾腾的馒头；床铺渐渐不够用了，她就搂着几个孩子睡在塑料布搭成的棚子里，一遍遍给他们盖被子；每个孩子一年只收60元学杂费，袁敬华每到年底都要算计开春得再养几头猪，才能够还上欠债为学校添些新教具。
做聋哑孩子的“领路人”
“很难，很苦。但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下去，我想让这些孩子们像健全人一样生活。”袁敬华告诉记者，从事特殊教育必须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决心。一个发音，即使重复了几十遍、上百遍，还是有孩子学不会，“打过退堂鼓，更不记得偷偷哭过多少回。哭过之后，还得继续反复地教。我始终觉得，每教会孩子们一个发音，也许就能为他们争取一点进入社会的希望。”
办学不易，办残疾人学校更难；育人不易，教育残疾人更是难上加难。多年在教学一线的工作让袁敬华深知，聋哑孩子失去的不仅仅是说话的能力，因长期无法沟通、生活在无声世界里所产生的孤独感，给他们的心灵带来了更大的伤害。
有孩子弄坏了门把手，她一次次地修好；把灯绳扯断了，她就一次次地接上；洗脸、洗澡，把饭一口一口地喂到嘴里，遇到发烧需要输液，她一夜一夜地守在孩子身旁……“对这样的学生不能骂、更不能打，只能发自内心地爱他们，用心体会他们的痛苦，用爱和亲情以及夸张式的表扬同他们进行心灵的沟通，给他们自信和自尊，他们就会被感化过来。”袁敬华意识到，对聋哑孩子的教育不仅仅是学说话、学文化，还要进行必要的心理康复教育，帮助他们培养自立、自强的健康心理。
让所有聋哑孩子都能开口说话，讲出最美好的故事、唱出最动人的歌谣，这是袁敬华一直追求的梦想。针对不同的发音，她专门制定了不同的教学方法。能看到的发音，她就和孩子们在镜子前练习；能够感觉到的发音，她就让学生拿着纸条放在嘴边，模仿口型、舌位和纸条的倾斜度进行练习；能摸到的发音，她就让学生一个一个摸自己的喉咙，感受发音部位的震动。一天下来，脖子被掐肿了是常有的事，甚至有时咳嗽都带着血丝。如此这般，袁敬华也只是晚上吃些润喉片和消炎药，第二天再精神饱满地去给孩子们上课。
20多年过去了，聋哑学校从一间小厢房，变成了占地100亩、可容纳700余人的教学大楼；通过学校的教育教学，650多名孩子走出了无声世界，其中400多名学生进入普通学校就读；不断增强的师资队伍，使学校得以在基本课程外，还开设了舞蹈、书写等素质教育科目；70多个教学班，最初建校时只有聋哑儿童，到现在招收包括聋哑、智障、脑瘫、孤独症的学前教育到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今时今日的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已能够承担国家级人工耳蜗项目，走出了一条集特教学校、康复医院、残疾人托养中心于一体的特教新路，成为山东省语言残疾、智力残疾、肢体残疾、自闭症等五类儿童定点康复的综合性特教学校。
2013年5月，“夏津康复医院”投入运行，可同时开展作业治疗、物理治疗、器械训练、言语治疗等专业康复训练。同年6月，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的残疾人托养中心开工建设，设计家庭式护理套房40间、标准间40间，可同时为240余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
到北京为孩子们发声
“常年与残疾孩子打交道，使我与残疾人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从残疾孩子身上找到了人生梦想，实现了自身价值，开始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经历。”作为从事聋哑儿童教育的全国人大代表，袁敬华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议案114件、建议193件，是她任职14年来上交给人民的答卷。其中，近80多份议案建议是专门针对聋哑智障儿童和残疾人的，不少议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专业委员会调研后已进入立法程序。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除了18份建议材料，袁敬华的行李中还装了10余份特殊的“礼物”，它们是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创作的绘画作品集结而成的画册，内容包括国画、油画、景泰蓝、剪纸等。提起让她牵肠挂肚的孩子们，身为校长的她感慨颇多：“他们听不见，也不会发声，但都有自己的梦想，我就代表他们发言，讲述他们的想法。”
“通过我平时的调研并结合教学实践发现，0到6岁是残疾孩子康复的黄金时期，如果在这期间能够到康复机构开展抢救性康复，总有效率能达到95%以上。然而在农村，很多家庭苦于没有经济能力让孩子进行康复训练，只能选择放弃。这些孩子将会成为永久的残疾人，给自己、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袁敬华坦言。
从2009年开始，她多次在人大议案中提出《关于保障残疾人康复救治的建议》，建议政府建立6周岁以下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的长效机制，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选择定点康复机构，免费为残疾孩子提供康复服务，并且逐步扩大救助范围，增加救助名额，切实保障所有残疾孩子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康复。
努力付出总会有回报。2011年，国家出台相关的政策，决定从2011～2015年通过实施“七彩梦行动计划”和“彩票公益金”康复救助项目，让全国20多万名6岁以下的残疾儿童得到免费康复治疗服务。
“带孩子们的画上会，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罕见病’这一特殊群体，告诉更多的人，他们不是社会的包袱，将来一样可以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甚至可以走向世界。”谈到今年两会关于“关注社会特殊群体促进罕见病立法”的建议，袁敬华表示，目前国际上对“罕见病”的立法已经完善，而中国对罕见病的种类都还未进行明确的分类，亟须对“罕见病”分类标准进行确立并加强“罕见病”立法工作。同时，加强对罕见病患者所用药物的生产和监管，让他们看得起病，吃得起药，活得有尊严。
“作为一名特殊教育战线的代表，我要为残疾儿童办实事办好事，让他们受到更多关注与关爱。”多年的履职实践让袁敬华深切地体会到：“用爱去关注社会，社会便会充满爱；用爱心走过的路，一路上都会充满着爱。”
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距离北京有多远？当年因高考失利跑到村头小土坡上哭泣的袁敬华，对此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那时，她更加想不到的是，10年后，自己可以佩戴着全国人大代表的证件，来到梦寐以求的首都，走进人民大会堂。
从事特殊教育20余年，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袁敬华靠的是一股韧劲，她用满腔热血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实践着自己的诺言：“用一颗赤诚之心，去点亮孩子们心中一盏盏智慧的明灯。”
从三只小板凳开始
17岁创办聋哑儿童语训学校，27岁当选山东省最年轻的全国人大代表并连任三届；24年来，有600多个孩子亲切地喊她“妈妈”……这些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的事，却是山东省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袁敬华真实的人生故事。
“也没多想，只是凭着对村里聋哑孩子的同情，迈出了办校的第一步。”年纪轻轻为何要从事特殊教育？面对记者的疑问，袁敬华回答得很朴实，亦如当年父母问她“这样做，你的前途在哪里？”
“当时，要么复读一年后再参加高考，要么到县城工作。”袁敬华说，1992年自己以两分之差遗憾落榜。就在她对未来的出路深感迷茫时，一对聋哑姐妹让她作出了人生的第三种选择。“有一天，我路过县里一所小学，看到两个小姑娘扒着学校的大铁门往里瞅，头还使劲地往铁棂子里钻，几个从教室里跑出来的学生冲着她们喊 ‘小哑巴’。”
姐妹俩求知若渴，却因聋哑而无法走进学校的大门，眼前的一幕让袁敬华如鲠在喉，心里的难受一阵紧似一阵。她暗暗发誓，自己不上学，也要让聋哑孩子有学上，“我不要什么前途，只要她们有书读。”在她看来，一个孩子的不幸，就是一个家庭的不幸。聋哑人也应当像正常人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力，也应该受到社会的关爱。
就在那年9月，12岁的陈海彬、13岁的陈海霞姐妹俩平生第一次背上书包，欢天喜地地走进袁敬华家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厢房。三只小板凳、几张桌子、木板刷上油墨当黑板，除了这些，就只剩袁敬华立志让聋哑孩子说话的梦想。在找来的一块三合板上，她用毛笔蘸着红漆工整地写下了“夏津县渡口驿乡三屯村聋哑学校”，即现在的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
办学伊始，袁敬华的脖子成了教具，她希望姐妹俩通过感觉声带如何振动，从而学会发音。毫无经验的她，一切只能摸索着前进，“我不清楚到底会怎样，可我知道不做就注定没指望。”就这样摸着脖子教了一个多月，两姐妹终于开口发声了，她们拉着袁敬华的父母，一遍遍喊着“爷爷、奶奶”。
姐妹俩开口说话让袁敬华由衷地高兴，也更加有了底气。经过她到附近村子劝解、说服，班里又多了5名聋哑孩子。随着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张口说话，到1995年时，院子里已经有了45个孩子。
为此，袁敬华和她母亲每天要揉50多斤面粉，蒸上好几锅热气腾腾的馒头；床铺渐渐不够用了，她就搂着几个孩子睡在塑料布搭成的棚子里，一遍遍给他们盖被子；每个孩子一年只收60元学杂费，袁敬华每到年底都要算计开春得再养几头猪，才能够还上欠债为学校添些新教具。
做聋哑孩子的“领路人”
“很难，很苦。但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下去，我想让这些孩子们像健全人一样生活。”袁敬华告诉记者，从事特殊教育必须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决心。一个发音，即使重复了几十遍、上百遍，还是有孩子学不会，“打过退堂鼓，更不记得偷偷哭过多少回。哭过之后，还得继续反复地教。我始终觉得，每教会孩子们一个发音，也许就能为他们争取一点进入社会的希望。”
办学不易，办残疾人学校更难；育人不易，教育残疾人更是难上加难。多年在教学一线的工作让袁敬华深知，聋哑孩子失去的不仅仅是说话的能力，因长期无法沟通、生活在无声世界里所产生的孤独感，给他们的心灵带来了更大的伤害。
有孩子弄坏了门把手，她一次次地修好；把灯绳扯断了，她就一次次地接上；洗脸、洗澡，把饭一口一口地喂到嘴里，遇到发烧需要输液，她一夜一夜地守在孩子身旁……“对这样的学生不能骂、更不能打，只能发自内心地爱他们，用心体会他们的痛苦，用爱和亲情以及夸张式的表扬同他们进行心灵的沟通，给他们自信和自尊，他们就会被感化过来。”袁敬华意识到，对聋哑孩子的教育不仅仅是学说话、学文化，还要进行必要的心理康复教育，帮助他们培养自立、自强的健康心理。
让所有聋哑孩子都能开口说话，讲出最美好的故事、唱出最动人的歌谣，这是袁敬华一直追求的梦想。针对不同的发音，她专门制定了不同的教学方法。能看到的发音，她就和孩子们在镜子前练习；能够感觉到的发音，她就让学生拿着纸条放在嘴边，模仿口型、舌位和纸条的倾斜度进行练习；能摸到的发音，她就让学生一个一个摸自己的喉咙，感受发音部位的震动。一天下来，脖子被掐肿了是常有的事，甚至有时咳嗽都带着血丝。如此这般，袁敬华也只是晚上吃些润喉片和消炎药，第二天再精神饱满地去给孩子们上课。
20多年过去了，聋哑学校从一间小厢房，变成了占地100亩、可容纳700余人的教学大楼；通过学校的教育教学，650多名孩子走出了无声世界，其中400多名学生进入普通学校就读；不断增强的师资队伍，使学校得以在基本课程外，还开设了舞蹈、书写等素质教育科目；70多个教学班，最初建校时只有聋哑儿童，到现在招收包括聋哑、智障、脑瘫、孤独症的学前教育到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今时今日的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已能够承担国家级人工耳蜗项目，走出了一条集特教学校、康复医院、残疾人托养中心于一体的特教新路，成为山东省语言残疾、智力残疾、肢体残疾、自闭症等五类儿童定点康复的综合性特教学校。
2013年5月，“夏津康复医院”投入运行，可同时开展作业治疗、物理治疗、器械训练、言语治疗等专业康复训练。同年6月，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的残疾人托养中心开工建设，设计家庭式护理套房40间、标准间40间，可同时为240余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
到北京为孩子们发声
“常年与残疾孩子打交道，使我与残疾人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从残疾孩子身上找到了人生梦想，实现了自身价值，开始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经历。”作为从事聋哑儿童教育的全国人大代表，袁敬华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议案114件、建议193件，是她任职14年来上交给人民的答卷。其中，近80多份议案建议是专门针对聋哑智障儿童和残疾人的，不少议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专业委员会调研后已进入立法程序。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除了18份建议材料，袁敬华的行李中还装了10余份特殊的“礼物”，它们是夏津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创作的绘画作品集结而成的画册，内容包括国画、油画、景泰蓝、剪纸等。提起让她牵肠挂肚的孩子们，身为校长的她感慨颇多：“他们听不见，也不会发声，但都有自己的梦想，我就代表他们发言，讲述他们的想法。”
“通过我平时的调研并结合教学实践发现，0到6岁是残疾孩子康复的黄金时期，如果在这期间能够到康复机构开展抢救性康复，总有效率能达到95%以上。然而在农村，很多家庭苦于没有经济能力让孩子进行康复训练，只能选择放弃。这些孩子将会成为永久的残疾人，给自己、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袁敬华坦言。
从2009年开始，她多次在人大议案中提出《关于保障残疾人康复救治的建议》，建议政府建立6周岁以下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的长效机制，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选择定点康复机构，免费为残疾孩子提供康复服务，并且逐步扩大救助范围，增加救助名额，切实保障所有残疾孩子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康复。
努力付出总会有回报。2011年，国家出台相关的政策，决定从2011～2015年通过实施“七彩梦行动计划”和“彩票公益金”康复救助项目，让全国20多万名6岁以下的残疾儿童得到免费康复治疗服务。
“带孩子们的画上会，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罕见病’这一特殊群体，告诉更多的人，他们不是社会的包袱，将来一样可以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甚至可以走向世界。”谈到今年两会关于“关注社会特殊群体促进罕见病立法”的建议，袁敬华表示，目前国际上对“罕见病”的立法已经完善，而中国对罕见病的种类都还未进行明确的分类，亟须对“罕见病”分类标准进行确立并加强“罕见病”立法工作。同时，加强对罕见病患者所用药物的生产和监管，让他们看得起病，吃得起药，活得有尊严。
“作为一名特殊教育战线的代表，我要为残疾儿童办实事办好事，让他们受到更多关注与关爱。”多年的履职实践让袁敬华深切地体会到：“用爱去关注社会，社会便会充满爱；用爱心走过的路，一路上都会充满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