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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姓陈的老兵坐在朝门藤椅上，一去不归。事实上他把那张藤椅当作生命的渡舟，老伴去世后的十多年朝夕相伴。江苏常州的焦溪故镇上，这条老街的百年老房子犹在，但又减少了一个老人。
自从绕了一圈回到这个原点之后，似乎注定他下半生厄运连连。文革中挨批斗审查，随后被全家下放……老来失独，名义上有个小儿子在家照顾，实际上关心不多，怨言不少。
他成了这个家庭的“灾星”，事实上那两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子女就是这么认为的，老伴火化的当天晚上，他们就朝老陈实行了口头“清算”，说当初要不是他闯进他们的生活，母亲会过得更好，他们也不会老这么背，不至于熬到晚年才算出点头……
“如果重新选择，还是会回来”
老陈每天坐在藤椅上，多半时间是在想过去的那些事情，反省到底是哪段弄砸了。也许根源就在于，他当时跟了国民党走。
1941年，老陈刚满17岁，跟姐姐来到一支国民党部队当兵，参加了在广西的抗日战争。动机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抗日战争胜利后，部队改编，成为一支“交警部队”，驻扎在铁路港口城市进行守卫。1949年，他在上海担任中尉军需官。
随后，他稀里糊涂地上了渡船，去了台湾。
有人说，留在台湾了，生命的轨迹就要改写，但他很快又回到了大陆。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他和姐姐一家永远不会分离，就算重新选择一次，还是会回大陆。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识，国民党腐败，必然失败；共产党廉洁，必然胜利。
1954年，第一个浪潮拍来，老陈所在单位镇江人民银行宣布，他有历史问题，不适合在机关工作，遣返回乡。他据理力争，说在上苏南公学的时候，组织上已经审查过，组织上认为问题不大，所以才分配来此。
回到老家焦溪以后，三十出头的老陈，有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老伴是带着两个孩子过来的。她曾守寡多年不打算再嫁，但却常遭受小叔子等男人的欺负。幸亏老陈多次出手帮忙。毕竟当地人都知道他曾经拿过枪，有点威慑力。
表哥说，你有家小了，找点事情做吧。于是进了临时成立的“茧站”当会计，算账是把好手，毕竟是科班出身。没干三年，茧站撤销了，表哥又介绍他进“肥管所”，管着全乡粪便。所有的活尽管是临时工，但他都认真负责地对待，不肯马虎，因为他知道自己只有这样。
很长时间，没有姐姐他们的音讯，直到有一天，山东来信了，是姐姐亲笔写的，告诉他姐夫走了……没有多余的话，只强调叮嘱，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坚持相信共产党。
若干年以后，老陈的外甥女来过一次，她私下告诉舅舅，回到山东老家后，父亲隐姓埋名当了乡村教师，终于还是被抓起来了，死在了监狱……
他吃惊地说，姐夫救过好多共产党员，怎么会这样？当年姐夫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工作，军衔是上校，因觉得国民党腐败迟早要完蛋，所以在最后时刻营救了一批宣布要枪毙的政治犯。成都解放后，他们选择了去成都接受“解放”，然后拿了政策各自回老家，希望过安稳的日子。
所幸姐姐还好，在家劳动改造。姐姐让女儿带来的信上还是那么说，弟弟，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要坚持相信共产党是正确的。过去我们走错了路，现在我们应该赎罪……
“为什么去了台湾还回来”
文革开始，老陈被剥夺自由，接受“隔离审查”。晚上写材料，白天游街批斗，好在他人缘尚好，造反派没有对他动过刑，也没把黑板做的“牌子”穿铁丝挂在他脖子上。他们要他回答，为什么去了台湾还回来，是不是潜伏特务。
老陈说，本来已经先到的表兄劝自己留下来，可以在招商局上班，由于姐姐一家还在大陆，所以决定偷偷逃回去与他们会合。这是表兄为他安排的，因为他管着轮船运输，让他躲在船舱，关照说不要弄出动静，因为有宪兵巡查，如果被抓要枪毙的。
船是开往广州的货轮，他到达了广州，再赶到重庆。姐弟舅甥隔了很长时间，在那样兵荒马乱不知死活的背景下又得相见，百感交集，相拥而泣，许久说不出话来。
1950年苏南公学招收第一批学员，他考取了。学习一年会计预科，分配到银行。在银行工作4年时间，他被评到过两次优秀储蓄员，还参加过抗洪救灾……
但时不时在地方治保主任的带领下，有外调的人来对他进行“审讯”。一家人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老二中学毕业，有外地电厂来招工去报名后，一切都通过了，最后政治审查没有通过，他说他是我继父，可人家却不肯分得这么清。这一个结，后来就成为他埋怨的一大理由。至于老大，尽管是个女的，也是由于“成份”的问题，第一批被上山下乡去了。后来当了代课教师，转正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她也怨恨，怨恨一辈子。
1970年，全乡第一批全家下放名单中，有他们一家。下放的大队，是全乡最穷的僻壤之一，一个工只有3毛钱。生产队腾出了个仓库想给安顿。老伴跟他带着孩子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土路艰难来到目的地，一看仓库是猪舍，前面有两个盛猪粪的人工大塘，掉着眼泪说死也不能住在这。
她说孩子还小，很不安全，要坚持留在镇上，让他一个人在乡下过。恰好，这里设立一个“双代店”，他以临时店员的身份在此工作，同时拾掇分到的自留田，种些麦子、芝麻、蚕豆、山芋……还在店门口的一片草地上，养了一群“白洛克”鸡，改善伙食。
1979年，全家回镇。老伴恢复了合作社的工作，老陈又失业了，先后在家扎花圈、炸油条，但不知为什么，他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到头。后来，大儿子问他，老子，如果当初你扎花圈坚持到现在，也赚钱了，可怎么中断了？老陈说，我总不甘心自己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我还能做更大的事情，政府会给我个说法的。八十年代，到处落实平反政策，他也找到原单位镇江人民银行，物是人非了，得到的回复是没有关于54年下放落实的政策，他跑了很多趟，无果而终。
“你这是命，没有选择”
九十年代初，表兄从台湾回来省亲，两个老人见了面，又是百感交集。表兄说，当初你听了我的话，何至于此。现在他退休了，定居美国，两个孩子早都在美国安居乐业了。老伴说，你这是命，没有选择。对此，他还很不服气，同老伴争吵了起来。
老伴在78岁的那年，感觉身体严重衰退，对他说，你走在我前是福气，走在我后受罪啊。他坚定地说，我走在你前，要不我们一起走最好。
老伴病危时，对两个他非亲生孩子说，你们要对“继爹”好，他有贡献的。结果，他们七嘴八舌说，自从他进了我们家的门，我们都很倒霉，吃了不少苦头，要不是因为他……
家里的事情，他总要做主，可没人听他的。大儿子说，你这辈子除了个性强点，好拿中称老之外，找不到一点长处。事实证明，你做的决策经常是错误的，因为你没有坚定的原则，是墙头草的命。小儿子说，你给这个家没有带来任何东西，你也不像人家老子那样如何教子，只知道教训教训，或者埋怨，自己的孩子都不好，别人的孩子全是好。你做人很失败，做老子也很失败。老伴走了以后，两个大的对最小的弟弟说，以后我们是不会来看他的，死了再说。
老伴走的那几天，老陈显得格外平静，脸上没有显示出一丝的痛苦。孩子们都因此以为，老头子心肠硬。可他给远在山东的外甥女写信时，却说，老伴死后他非常悲痛。更悲痛的是，两个孩子居然不认为我对他们有养育之恩，说了那么多刺激自己的话……这张没有寄出的信纸，夹在他的遗物里。
89岁，是老陈生命的句号，一个参与抗日战争的国民党老兵，只有积累的遗憾，那就如东边的鹤山。尽管看不见，被低矮的屋子给遮蔽了，末来还回归到那山上，在零落的夏雨中回归……
自从绕了一圈回到这个原点之后，似乎注定他下半生厄运连连。文革中挨批斗审查，随后被全家下放……老来失独，名义上有个小儿子在家照顾，实际上关心不多，怨言不少。
他成了这个家庭的“灾星”，事实上那两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子女就是这么认为的，老伴火化的当天晚上，他们就朝老陈实行了口头“清算”，说当初要不是他闯进他们的生活，母亲会过得更好，他们也不会老这么背，不至于熬到晚年才算出点头……
“如果重新选择，还是会回来”
老陈每天坐在藤椅上，多半时间是在想过去的那些事情，反省到底是哪段弄砸了。也许根源就在于，他当时跟了国民党走。
1941年，老陈刚满17岁，跟姐姐来到一支国民党部队当兵，参加了在广西的抗日战争。动机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抗日战争胜利后，部队改编，成为一支“交警部队”，驻扎在铁路港口城市进行守卫。1949年，他在上海担任中尉军需官。
随后，他稀里糊涂地上了渡船，去了台湾。
有人说，留在台湾了，生命的轨迹就要改写，但他很快又回到了大陆。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他和姐姐一家永远不会分离，就算重新选择一次，还是会回大陆。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识，国民党腐败，必然失败；共产党廉洁，必然胜利。
1954年，第一个浪潮拍来，老陈所在单位镇江人民银行宣布，他有历史问题，不适合在机关工作，遣返回乡。他据理力争，说在上苏南公学的时候，组织上已经审查过，组织上认为问题不大，所以才分配来此。
回到老家焦溪以后，三十出头的老陈，有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老伴是带着两个孩子过来的。她曾守寡多年不打算再嫁，但却常遭受小叔子等男人的欺负。幸亏老陈多次出手帮忙。毕竟当地人都知道他曾经拿过枪，有点威慑力。
表哥说，你有家小了，找点事情做吧。于是进了临时成立的“茧站”当会计，算账是把好手，毕竟是科班出身。没干三年，茧站撤销了，表哥又介绍他进“肥管所”，管着全乡粪便。所有的活尽管是临时工，但他都认真负责地对待，不肯马虎，因为他知道自己只有这样。
很长时间，没有姐姐他们的音讯，直到有一天，山东来信了，是姐姐亲笔写的，告诉他姐夫走了……没有多余的话，只强调叮嘱，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坚持相信共产党。
若干年以后，老陈的外甥女来过一次，她私下告诉舅舅，回到山东老家后，父亲隐姓埋名当了乡村教师，终于还是被抓起来了，死在了监狱……
他吃惊地说，姐夫救过好多共产党员，怎么会这样？当年姐夫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工作，军衔是上校，因觉得国民党腐败迟早要完蛋，所以在最后时刻营救了一批宣布要枪毙的政治犯。成都解放后，他们选择了去成都接受“解放”，然后拿了政策各自回老家，希望过安稳的日子。
所幸姐姐还好，在家劳动改造。姐姐让女儿带来的信上还是那么说，弟弟，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要坚持相信共产党是正确的。过去我们走错了路，现在我们应该赎罪……
“为什么去了台湾还回来”
文革开始，老陈被剥夺自由，接受“隔离审查”。晚上写材料，白天游街批斗，好在他人缘尚好，造反派没有对他动过刑，也没把黑板做的“牌子”穿铁丝挂在他脖子上。他们要他回答，为什么去了台湾还回来，是不是潜伏特务。
老陈说，本来已经先到的表兄劝自己留下来，可以在招商局上班，由于姐姐一家还在大陆，所以决定偷偷逃回去与他们会合。这是表兄为他安排的，因为他管着轮船运输，让他躲在船舱，关照说不要弄出动静，因为有宪兵巡查，如果被抓要枪毙的。
船是开往广州的货轮，他到达了广州，再赶到重庆。姐弟舅甥隔了很长时间，在那样兵荒马乱不知死活的背景下又得相见，百感交集，相拥而泣，许久说不出话来。
1950年苏南公学招收第一批学员，他考取了。学习一年会计预科，分配到银行。在银行工作4年时间，他被评到过两次优秀储蓄员，还参加过抗洪救灾……
但时不时在地方治保主任的带领下，有外调的人来对他进行“审讯”。一家人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老二中学毕业，有外地电厂来招工去报名后，一切都通过了，最后政治审查没有通过，他说他是我继父，可人家却不肯分得这么清。这一个结，后来就成为他埋怨的一大理由。至于老大，尽管是个女的，也是由于“成份”的问题，第一批被上山下乡去了。后来当了代课教师，转正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她也怨恨，怨恨一辈子。
1970年，全乡第一批全家下放名单中，有他们一家。下放的大队，是全乡最穷的僻壤之一，一个工只有3毛钱。生产队腾出了个仓库想给安顿。老伴跟他带着孩子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土路艰难来到目的地，一看仓库是猪舍，前面有两个盛猪粪的人工大塘，掉着眼泪说死也不能住在这。
她说孩子还小，很不安全，要坚持留在镇上，让他一个人在乡下过。恰好，这里设立一个“双代店”，他以临时店员的身份在此工作，同时拾掇分到的自留田，种些麦子、芝麻、蚕豆、山芋……还在店门口的一片草地上，养了一群“白洛克”鸡，改善伙食。
1979年，全家回镇。老伴恢复了合作社的工作，老陈又失业了，先后在家扎花圈、炸油条，但不知为什么，他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到头。后来，大儿子问他，老子，如果当初你扎花圈坚持到现在，也赚钱了，可怎么中断了？老陈说，我总不甘心自己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我还能做更大的事情，政府会给我个说法的。八十年代，到处落实平反政策，他也找到原单位镇江人民银行，物是人非了，得到的回复是没有关于54年下放落实的政策，他跑了很多趟，无果而终。
“你这是命，没有选择”
九十年代初，表兄从台湾回来省亲，两个老人见了面，又是百感交集。表兄说，当初你听了我的话，何至于此。现在他退休了，定居美国，两个孩子早都在美国安居乐业了。老伴说，你这是命，没有选择。对此，他还很不服气，同老伴争吵了起来。
老伴在78岁的那年，感觉身体严重衰退，对他说，你走在我前是福气，走在我后受罪啊。他坚定地说，我走在你前，要不我们一起走最好。
老伴病危时，对两个他非亲生孩子说，你们要对“继爹”好，他有贡献的。结果，他们七嘴八舌说，自从他进了我们家的门，我们都很倒霉，吃了不少苦头，要不是因为他……
家里的事情，他总要做主，可没人听他的。大儿子说，你这辈子除了个性强点，好拿中称老之外，找不到一点长处。事实证明，你做的决策经常是错误的，因为你没有坚定的原则，是墙头草的命。小儿子说，你给这个家没有带来任何东西，你也不像人家老子那样如何教子，只知道教训教训，或者埋怨，自己的孩子都不好，别人的孩子全是好。你做人很失败，做老子也很失败。老伴走了以后，两个大的对最小的弟弟说，以后我们是不会来看他的，死了再说。
老伴走的那几天，老陈显得格外平静，脸上没有显示出一丝的痛苦。孩子们都因此以为，老头子心肠硬。可他给远在山东的外甥女写信时，却说，老伴死后他非常悲痛。更悲痛的是，两个孩子居然不认为我对他们有养育之恩，说了那么多刺激自己的话……这张没有寄出的信纸，夹在他的遗物里。
89岁，是老陈生命的句号，一个参与抗日战争的国民党老兵，只有积累的遗憾，那就如东边的鹤山。尽管看不见，被低矮的屋子给遮蔽了，末来还回归到那山上，在零落的夏雨中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