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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马德民 编译 黄际沄
邦!帐篷上破了一个洞，吊炉掉下来了，这肯定不是新一天开始的最轻松的方式。我和保罗·拉姆斯登(Paul Ramsden)在帐篷里打着小盹儿，我们正从印度喜马拉雅地区的婆苏吉·帕尔巴特(Vasuki Parbat)山撤退。这座山峰已经态度明确地拒绝了我们的亲近……
和官僚主义打交道
这次攀登要追溯到五年前，哈利什·卡帕迪尔(Harish Kapadia)塞给我一张CD，据说里面有许多张我会感兴趣的山峰照片。他可是个印度喜马拉雅地区的专家，总能提供许多有帮助的信息。里面的确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特殊注意。我几乎是第一眼就被这座中部有个近似直角阶梯形凸出石壁的陡峭山峰吸引。随后几年那张照片直都深藏在我的记忆中，2007年我特意把它設置为计算机的屏保，这样可以时常提醒我和保罗在2008年印度的雨季前就制定好攀登计划。
上次去印度攀登已经是九年前了。我很无聊地想知道这个国家自称的经济增长是否改变了那些曾经非常吸引我的东西。后来我发现，我的担心纯属多余。不管印度的交易场所里增加了多少交易活动，贴着假胡子的小商贩照旧列队站在边境贸易站兜售各色小商品，道路上仍是塞满了你能想像得到的各式交通工具，人们还是在各种醒目的地方酣睡，这个国家依然会随时把你带入到一种目不暇接的震惊和好奇之中。
出于对前一阶段为克服印度官僚政治所取得的成绩的满足，我曾天真地期望与增长的经济相协调，办手续需要的红章数目能减少。不知道对于印度整体来说这是否已成为现实，不过我确定对于登山还远远不行，尤其是在新成立的乌塔拉坎德邦，就是婆苏吉·帕尔巴特所在的甘戈特里这个地区。既然领教过当地官僚政策的厉害，还是尽量出发前在本国就办好可以办好的各项手续。现在，尽管在乌塔拉坎德邦当地取得许可是必不可少的，林业委员会还要求必须在进入甘戈特里国家公园前注册并交费，以保证每日只有150人可以进入公园且交纳10000卢比垃圾处理费的规则能够得以执行。所有这些都不是不能遵守，而是很可能不知道哪里会忽然冒出一个规矩来，让你措手不及。
我们的联络官Brejish是个婆罗门族人，极富个人魅力，擅长对付官员。他简直天生就是干这个的。银行汇款单很快被审查通过，纠缠的官员的那道关卡很快打通，推销东西的小商贩也被三言两语打发掉了。拜托他的出色效率，离开德里两天后，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甘戈特里，在这儿很快就可以看到大本营了。我们旅程的第一阶段(和官僚主义打交道)已经完成。
从甘戈特里出发后一个小时，我们又被坐在路边一间小房子里穿着开襟绒线衫的一个政府小官员拦住：垃圾处理费10000卢比。只接受银行汇款。还有公园管理费。
随身带的材料已经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登山管理费已交纳，但是垃圾处理费成了问题的焦点。路边官员先生坚持我们必须到银行汇款。最近的银行在北卡什，离这里六个小时的路程。情况可不太妙。Brejish据理力争拿起手提电话(这是个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多么美好的事情啊)跟另一个镇子上一位级别更高的官员说个不停。之后，由于一些无法明说的原因，这个问题如无影般来，又如无影般去。茶也端上来了，现金也接受了，我们再次轻松上路。回头想想，这无疑增加了我们在印度喜马拉雅地区的经验。尽管在当时我们完全看不清对方的路数。
货真价实的冬天
三天以后，终于到达了大本营，我们第一次在一个绝佳位置观察到了将要攀登山峰的样子。
“喔～～”这是拉姆斯登式的保留赞叹节目。悬垂的直壁上隆起许多岩石，和直壁呈直角，像刀切过一样。它看起来动人心魄如同在哈利什的CD里看到的一样。攀登路线貌似不错，岩壁上是黏雪还有冰，但底部没有。是梦想要成真了吗?
48小时后，我们的帐篷外面积了五厘米厚的雪。Brejish挖了一道沟，把头藏在里面。
“你们究竟打算去干吗?”他问，语气里充满着关心。
我和保罗蜷在睡袋里，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雪已经下了36个小时了，比起计划，用作适应海拔的时间已经推迟了整整一天。一天，听起来不长，但在我们紧绷的时间表上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的计划是一周时间到达大本营，一周时间适应，一周时间攀登，最后一周返回。其中只有三天的富裕量。这也是一天时间显得尤为珍贵的原因。
“也许明天会好起来。”我们俩几乎异口同声低声说。
第二天早上，乌云移到了帐篷正上方。这是天气转晴的征兆。厨师准备了诱人的玉米饼和热牛奶，吃完后我们出发去适应海拔。我们打算尝试着沿某些可靠的路线上升到一定高度，然后待着，读读书，吃几片头疼药，熬上几天。
Brejish和Premsingh站在帐篷外面向我们挥手告别，一直目送我们消失在皑皑白雪中，我们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才拐进了婆苏吉冰川，他们就那么挥着手，到最后他们的手臂一定也累酸了。这里的环境让我想起了距此直线距离可能不过20公里的阿瓦冰川。时光倒流至1999年，我和史蒂夫·索斯泰德(Steve Sustad)被迫负重在硬雪坡上手脚并用地前进，还拖着四个人的背包。这里没有硬雪，但是软雪一样耗人精力。后来我们决定一个人空身开路，另一个背着自己的背包跟随，半个小时左右，第一个人返回去取背包和其他装备。过一段时间，两个人轮换。用这种方法，行进缓慢而又疯狂消耗体力。
我们花了两天才到达了个不知名的5100米的山峰脚下。躺在帐篷里，我们努力说服自己，用这种方式负重爬到这个高度适应海拔比在5800米静静地待着的效果要好。我们又往上爬了点儿，但雪况一如既往地糟糕，我们就只在5200米宿了一夜就返回了。这是惟一的选择。
回到大本营，天气又变了。刚开始，我们的感觉是待在睡袋里太热了。可现在又骤然变冷，寒冷直侵入内衣层，人都冻透了。早上醒来，我们发现放在帐篷里的水结冰了。
“很好，在6800米一定很冷”，保罗欢欣鼓舞，他是受过良好训练的，恨不得在零下温度攀登的人，最好是在南极或是巴塔哥尼亚的冬攀那样。
我狐疑地望着结了冰的水瓶，注意到帐篷里结了灰白色的霜。我套上了最厚的长内衣裤。
“现在这里是货真价实的冬天了”，Premsingh宣布说，他又给我们准备好了热牛奶泡玉米饼。
老天爷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天空完全放晴，那种寒冷、凄厉的感觉让人不由得联想起阿尔卑斯山脉晴朗的冬日。四天后切过一道环形山梁，我们来到了一段最陡峭的石壁下方。扎营，吊起炉子，融雪烧水，吃了点东西，然后靠在一块儿开始读书。
登山必带书籍
你一定奇怪，在这个不顾一切减 轻负重的年代，我们连牙刷都要撅成两半，却不嫌麻烦背书。其实以前我也不这样。引起改变的是1987年和维克托·桑德斯(Victor Saunders)在巴基斯坦斯潘帝克峰。我们在高山帐里被困五天之久。大雪连绵不绝，出帐篷只有去上厕所一件事。连多话的维克托也失语了。我们躺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只有落雪敲打帐篷的声音偶尔打破寂静。到后来，我甚至连眼镜也懒得戴了，就那么一片模糊地呆坐着。这次经验给我们俩都带来了强烈的刺激，也让我自此开始，登山必带书，这样就可以在无法自由行动时保持士气。
从我们的营地向上看，石壁比在望远镜里看起来更具有挑战性。我们所喜见的冰雪混合物紧紧附着在垂直的岩石上，或是隆起的雪檐上。一条冰雪混合横切线伸向前面提到过的台阶边缘的一道细细的垂直线，這可能是最好的待选路线。只是横切的第一段没有冰，好像也不直。
正常情况下，我们选择领攀和跟攀的人都自己背包。这是让我们感到最舒服的攀登方式，通常也是最见效的。这让两个人都享受到攀登的乐趣，非常公平，每个人都能得到很好的休息，也有时间欣赏风景。不过这次出发没多久，我们的常规方法就碰到了麻烦。保罗头一个绳距就遭遇意外挑战，被迫卸下背包来爬。背包拖拽是我们的攀登里最大的难题，特别是路绳本身被拽成斜线的时候。该我上升了，结果我不但自己像个钟摆似的摇来荡去，拖着的背包也控制不住。最后，我只好把包放下来，勉强控制住它的摆动，在那个卡住的地方，保罗在前面拼命拽，我在后面拼命推，连保罗背包上的防潮垫都被拽掉了。当我爬上来时，两个人都累瘫了。我恨死拽背包这个事了。
抛开攀登带来的气喘吁吁不说，这里的山峰气势如虹。时光似乎停滞。孤零零的两个人挂在未登峰的石壁上，向上向下都是陡峭的岩石。我们俩凑在一起，把镜头拉近，希望通过相机的取景器寻找到前方的最佳攀登路线。
右边路线看起来最佳。但是越往右横切路线越陡。一大段白冰横切路线伸向顶端的一个小尖塔，就在巨大的垂直石壁上的那个台阶右侧。尽管这个小尖塔四周是直上直下的，但是它的顶端形成了一个厚厚的积雪刃脊，让我们可以轻易把顶削平，扎下一个帐篷。待在里面人会轻易忘记周围的环境，我们似乎宿在一片草地之上，只是偶尔有微风从门口沿着拴在岩钉上的绳子边吹进来。
但是正当我幸福地昏睡的时候，寒冷却渐渐从身下袭来。在白天我的脚不时会失去知觉，虽然晚上我仔细查看时它们呈现健康的粉红色，但我仍感觉冻伤的第一阶段开始出现。保罗的脚也感到冷，尽管他穿着为高海拔设计的高山靴。
第二天早上发生的事更令我始料不及。在一段很难的路线上，我摘掉手套操作了大约20秒。在一个裂缝边移动手指时，我赫然发现中指上出现一个水泡。我立即把手捂起来，但我发誓那的确是一个水泡——在我25年的攀登史上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不受欢迎的可怕新体验。我向保罗抱怨时，他明显也很委屈。
“我的脚很冷”，他可怜巴巴地说，“这可是为8000米设计的鞋啊。”
我绝望地想到我已经戴上了最厚的手套。我甚至想是否应该塞两双薄手套到里面去，但又意识到手套过紧也会带来影响。而且我很清楚这里不是做试验的地方。我还是打算保持原样，只是更加小心。这段苏格兰V级难度的绳距本身很精彩右侧暴露在台阶旁，伸向一段完美小巧的凸出岩石。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不妙。这个绳距我花了90分钟，速度太慢，而且明显比平时喘得厉害。我的标志性动作头盔顶着冰壁休息越来越频繁出现。这种精彩路线上的顺利上升本应是好事，可是我们两个人都没显示出任何应有的喜悦。
婆苏吉的胜利
通过数码相机取景器选择路线可不是容易的事，不过最好的路线看起来是穿过山肋到达左侧，再向左横切一段50米左右的隐蔽冰带。看起来这样容易到达一段冰雪混合坡，我们估计，这个线路的末端有段技术难度最大的攀登。
没过多久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小小的相机取景器不是寻找精准路线的好工具。如果说第一段横切只是难度和耗时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期，那么第二段横切则带来了真正的震撼，原本以为的冰雪混合陡坡，实际上是挂着粉雪的垂直岩石且角度刁钻。左边长些的路线，悬垂的冰暴露在午后的阳光下，尽管看起来这条路线还是有可能性，但我的第一反应仍是沿横切点回撤，去爬更短的台阶地带，那里也许会有冰雪混合路线。
更麻烦的是天色已经暗下来。我们已经从横切点退回，该找宿营地过夜了。但是在这里除非是悬在哪里过夜，最好也就是能坐着。这是令我们胆寒的首要因素，通常我会极力反对宿在一个高处，可现在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夜晚的寒冷又一波波袭来。在我们下方两个绳距的一个小尖顶很适合扎营，估计在那儿可以好好睡上一晚。保罗主张下去，睡个好觉，养精蓄锐，以便来日再战。我却有点儿犹豫，我们有两根7.5毫米的绳子，需要把两根绳子并成根，而且第二天早上又要开始一大段上升，这些都让我迟疑不决。最好还是待在原地?但是太阳已经下山，我已经开始冷得发抖。切过一大段岩石几乎不可能，而且，会消耗掉大量时间。下面小尖顶的合适营地正在向我们招手。我们商量了一会儿，横切了一小段，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又商量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决定到下面扎营。当我下降时通过当天我们为之奋斗了半天的难点时，关于攀登会成功的想法开始在我心里动摇了。
在帐篷里谁都不说话。无言的事实却是，我们都在变得很虚弱。语言已经不能带来兴奋，行动也更加迟缓。我们的理想正渐行渐远，但谁都不能提回去的事。前进仍是必须的，尽管目标已经变得模糊起来。
闹钟在凌晨四点准时响起，可我们是如此倦怠，直到上午九点才回到了昨天的高点。我们选的那条路线上，岩石好像是水平地延伸出来。该保罗领攀了，他摘了手套，在岩石上摸索了一会儿，说，“没戏”……然后又戴上了手套。我隔着头盔把头顶在岩壁上休息，同时试图把已经变成灰白色的手指暖和过来。
我们总是在最底端爬，除非一个人看见一天明显的可选路线。这导致我们总是要讨论那许多个斜坡哪个是“有路线”的。甚至因高反晕掉的脑袋也能想明白，我们爬得越高问题也会越多。我们努力说服自己去接受这个现实：越往上爬，空气含氧量会越低行进速度会越慢，天气也会越来越寒冷。坦白来讲，情况正在接近我们两个可以承担的危险的极限。还是保罗先开口了，
“你认为翻过这段岩壁后会怎样?”
他问。我们相对无言，答案其实已经浮出水面。有的时候是山赢。
我们回到了我出发的地方。在山上的第六个夜晚，我们宿在已经为之奋战了两天的突出岩石上。探出山顶的岩石传递了清晰的信息：婆苏吉·帕尔巴特胜了。该回家了。
邦!帐篷上破了一个洞，吊炉掉下来了，这肯定不是新一天开始的最轻松的方式。我和保罗·拉姆斯登(Paul Ramsden)在帐篷里打着小盹儿，我们正从印度喜马拉雅地区的婆苏吉·帕尔巴特(Vasuki Parbat)山撤退。这座山峰已经态度明确地拒绝了我们的亲近……
和官僚主义打交道
这次攀登要追溯到五年前，哈利什·卡帕迪尔(Harish Kapadia)塞给我一张CD，据说里面有许多张我会感兴趣的山峰照片。他可是个印度喜马拉雅地区的专家，总能提供许多有帮助的信息。里面的确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特殊注意。我几乎是第一眼就被这座中部有个近似直角阶梯形凸出石壁的陡峭山峰吸引。随后几年那张照片直都深藏在我的记忆中，2007年我特意把它設置为计算机的屏保，这样可以时常提醒我和保罗在2008年印度的雨季前就制定好攀登计划。
上次去印度攀登已经是九年前了。我很无聊地想知道这个国家自称的经济增长是否改变了那些曾经非常吸引我的东西。后来我发现，我的担心纯属多余。不管印度的交易场所里增加了多少交易活动，贴着假胡子的小商贩照旧列队站在边境贸易站兜售各色小商品，道路上仍是塞满了你能想像得到的各式交通工具，人们还是在各种醒目的地方酣睡，这个国家依然会随时把你带入到一种目不暇接的震惊和好奇之中。
出于对前一阶段为克服印度官僚政治所取得的成绩的满足，我曾天真地期望与增长的经济相协调，办手续需要的红章数目能减少。不知道对于印度整体来说这是否已成为现实，不过我确定对于登山还远远不行，尤其是在新成立的乌塔拉坎德邦，就是婆苏吉·帕尔巴特所在的甘戈特里这个地区。既然领教过当地官僚政策的厉害，还是尽量出发前在本国就办好可以办好的各项手续。现在，尽管在乌塔拉坎德邦当地取得许可是必不可少的，林业委员会还要求必须在进入甘戈特里国家公园前注册并交费，以保证每日只有150人可以进入公园且交纳10000卢比垃圾处理费的规则能够得以执行。所有这些都不是不能遵守，而是很可能不知道哪里会忽然冒出一个规矩来，让你措手不及。
我们的联络官Brejish是个婆罗门族人，极富个人魅力，擅长对付官员。他简直天生就是干这个的。银行汇款单很快被审查通过，纠缠的官员的那道关卡很快打通，推销东西的小商贩也被三言两语打发掉了。拜托他的出色效率，离开德里两天后，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甘戈特里，在这儿很快就可以看到大本营了。我们旅程的第一阶段(和官僚主义打交道)已经完成。
从甘戈特里出发后一个小时，我们又被坐在路边一间小房子里穿着开襟绒线衫的一个政府小官员拦住：垃圾处理费10000卢比。只接受银行汇款。还有公园管理费。
随身带的材料已经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登山管理费已交纳，但是垃圾处理费成了问题的焦点。路边官员先生坚持我们必须到银行汇款。最近的银行在北卡什，离这里六个小时的路程。情况可不太妙。Brejish据理力争拿起手提电话(这是个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多么美好的事情啊)跟另一个镇子上一位级别更高的官员说个不停。之后，由于一些无法明说的原因，这个问题如无影般来，又如无影般去。茶也端上来了，现金也接受了，我们再次轻松上路。回头想想，这无疑增加了我们在印度喜马拉雅地区的经验。尽管在当时我们完全看不清对方的路数。
货真价实的冬天
三天以后，终于到达了大本营，我们第一次在一个绝佳位置观察到了将要攀登山峰的样子。
“喔～～”这是拉姆斯登式的保留赞叹节目。悬垂的直壁上隆起许多岩石，和直壁呈直角，像刀切过一样。它看起来动人心魄如同在哈利什的CD里看到的一样。攀登路线貌似不错，岩壁上是黏雪还有冰，但底部没有。是梦想要成真了吗?
48小时后，我们的帐篷外面积了五厘米厚的雪。Brejish挖了一道沟，把头藏在里面。
“你们究竟打算去干吗?”他问，语气里充满着关心。
我和保罗蜷在睡袋里，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雪已经下了36个小时了，比起计划，用作适应海拔的时间已经推迟了整整一天。一天，听起来不长，但在我们紧绷的时间表上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的计划是一周时间到达大本营，一周时间适应，一周时间攀登，最后一周返回。其中只有三天的富裕量。这也是一天时间显得尤为珍贵的原因。
“也许明天会好起来。”我们俩几乎异口同声低声说。
第二天早上，乌云移到了帐篷正上方。这是天气转晴的征兆。厨师准备了诱人的玉米饼和热牛奶，吃完后我们出发去适应海拔。我们打算尝试着沿某些可靠的路线上升到一定高度，然后待着，读读书，吃几片头疼药，熬上几天。
Brejish和Premsingh站在帐篷外面向我们挥手告别，一直目送我们消失在皑皑白雪中，我们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才拐进了婆苏吉冰川，他们就那么挥着手，到最后他们的手臂一定也累酸了。这里的环境让我想起了距此直线距离可能不过20公里的阿瓦冰川。时光倒流至1999年，我和史蒂夫·索斯泰德(Steve Sustad)被迫负重在硬雪坡上手脚并用地前进，还拖着四个人的背包。这里没有硬雪，但是软雪一样耗人精力。后来我们决定一个人空身开路，另一个背着自己的背包跟随，半个小时左右，第一个人返回去取背包和其他装备。过一段时间，两个人轮换。用这种方法，行进缓慢而又疯狂消耗体力。
我们花了两天才到达了个不知名的5100米的山峰脚下。躺在帐篷里，我们努力说服自己，用这种方式负重爬到这个高度适应海拔比在5800米静静地待着的效果要好。我们又往上爬了点儿，但雪况一如既往地糟糕，我们就只在5200米宿了一夜就返回了。这是惟一的选择。
回到大本营，天气又变了。刚开始，我们的感觉是待在睡袋里太热了。可现在又骤然变冷，寒冷直侵入内衣层，人都冻透了。早上醒来，我们发现放在帐篷里的水结冰了。
“很好，在6800米一定很冷”，保罗欢欣鼓舞，他是受过良好训练的，恨不得在零下温度攀登的人，最好是在南极或是巴塔哥尼亚的冬攀那样。
我狐疑地望着结了冰的水瓶，注意到帐篷里结了灰白色的霜。我套上了最厚的长内衣裤。
“现在这里是货真价实的冬天了”，Premsingh宣布说，他又给我们准备好了热牛奶泡玉米饼。
老天爷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天空完全放晴，那种寒冷、凄厉的感觉让人不由得联想起阿尔卑斯山脉晴朗的冬日。四天后切过一道环形山梁，我们来到了一段最陡峭的石壁下方。扎营，吊起炉子，融雪烧水，吃了点东西，然后靠在一块儿开始读书。
登山必带书籍
你一定奇怪，在这个不顾一切减 轻负重的年代，我们连牙刷都要撅成两半，却不嫌麻烦背书。其实以前我也不这样。引起改变的是1987年和维克托·桑德斯(Victor Saunders)在巴基斯坦斯潘帝克峰。我们在高山帐里被困五天之久。大雪连绵不绝，出帐篷只有去上厕所一件事。连多话的维克托也失语了。我们躺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只有落雪敲打帐篷的声音偶尔打破寂静。到后来，我甚至连眼镜也懒得戴了，就那么一片模糊地呆坐着。这次经验给我们俩都带来了强烈的刺激，也让我自此开始，登山必带书，这样就可以在无法自由行动时保持士气。
从我们的营地向上看，石壁比在望远镜里看起来更具有挑战性。我们所喜见的冰雪混合物紧紧附着在垂直的岩石上，或是隆起的雪檐上。一条冰雪混合横切线伸向前面提到过的台阶边缘的一道细细的垂直线，這可能是最好的待选路线。只是横切的第一段没有冰，好像也不直。
正常情况下，我们选择领攀和跟攀的人都自己背包。这是让我们感到最舒服的攀登方式，通常也是最见效的。这让两个人都享受到攀登的乐趣，非常公平，每个人都能得到很好的休息，也有时间欣赏风景。不过这次出发没多久，我们的常规方法就碰到了麻烦。保罗头一个绳距就遭遇意外挑战，被迫卸下背包来爬。背包拖拽是我们的攀登里最大的难题，特别是路绳本身被拽成斜线的时候。该我上升了，结果我不但自己像个钟摆似的摇来荡去，拖着的背包也控制不住。最后，我只好把包放下来，勉强控制住它的摆动，在那个卡住的地方，保罗在前面拼命拽，我在后面拼命推，连保罗背包上的防潮垫都被拽掉了。当我爬上来时，两个人都累瘫了。我恨死拽背包这个事了。
抛开攀登带来的气喘吁吁不说，这里的山峰气势如虹。时光似乎停滞。孤零零的两个人挂在未登峰的石壁上，向上向下都是陡峭的岩石。我们俩凑在一起，把镜头拉近，希望通过相机的取景器寻找到前方的最佳攀登路线。
右边路线看起来最佳。但是越往右横切路线越陡。一大段白冰横切路线伸向顶端的一个小尖塔，就在巨大的垂直石壁上的那个台阶右侧。尽管这个小尖塔四周是直上直下的，但是它的顶端形成了一个厚厚的积雪刃脊，让我们可以轻易把顶削平，扎下一个帐篷。待在里面人会轻易忘记周围的环境，我们似乎宿在一片草地之上，只是偶尔有微风从门口沿着拴在岩钉上的绳子边吹进来。
但是正当我幸福地昏睡的时候，寒冷却渐渐从身下袭来。在白天我的脚不时会失去知觉，虽然晚上我仔细查看时它们呈现健康的粉红色，但我仍感觉冻伤的第一阶段开始出现。保罗的脚也感到冷，尽管他穿着为高海拔设计的高山靴。
第二天早上发生的事更令我始料不及。在一段很难的路线上，我摘掉手套操作了大约20秒。在一个裂缝边移动手指时，我赫然发现中指上出现一个水泡。我立即把手捂起来，但我发誓那的确是一个水泡——在我25年的攀登史上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不受欢迎的可怕新体验。我向保罗抱怨时，他明显也很委屈。
“我的脚很冷”，他可怜巴巴地说，“这可是为8000米设计的鞋啊。”
我绝望地想到我已经戴上了最厚的手套。我甚至想是否应该塞两双薄手套到里面去，但又意识到手套过紧也会带来影响。而且我很清楚这里不是做试验的地方。我还是打算保持原样，只是更加小心。这段苏格兰V级难度的绳距本身很精彩右侧暴露在台阶旁，伸向一段完美小巧的凸出岩石。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不妙。这个绳距我花了90分钟，速度太慢，而且明显比平时喘得厉害。我的标志性动作头盔顶着冰壁休息越来越频繁出现。这种精彩路线上的顺利上升本应是好事，可是我们两个人都没显示出任何应有的喜悦。
婆苏吉的胜利
通过数码相机取景器选择路线可不是容易的事，不过最好的路线看起来是穿过山肋到达左侧，再向左横切一段50米左右的隐蔽冰带。看起来这样容易到达一段冰雪混合坡，我们估计，这个线路的末端有段技术难度最大的攀登。
没过多久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小小的相机取景器不是寻找精准路线的好工具。如果说第一段横切只是难度和耗时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期，那么第二段横切则带来了真正的震撼，原本以为的冰雪混合陡坡，实际上是挂着粉雪的垂直岩石且角度刁钻。左边长些的路线，悬垂的冰暴露在午后的阳光下，尽管看起来这条路线还是有可能性，但我的第一反应仍是沿横切点回撤，去爬更短的台阶地带，那里也许会有冰雪混合路线。
更麻烦的是天色已经暗下来。我们已经从横切点退回，该找宿营地过夜了。但是在这里除非是悬在哪里过夜，最好也就是能坐着。这是令我们胆寒的首要因素，通常我会极力反对宿在一个高处，可现在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夜晚的寒冷又一波波袭来。在我们下方两个绳距的一个小尖顶很适合扎营，估计在那儿可以好好睡上一晚。保罗主张下去，睡个好觉，养精蓄锐，以便来日再战。我却有点儿犹豫，我们有两根7.5毫米的绳子，需要把两根绳子并成根，而且第二天早上又要开始一大段上升，这些都让我迟疑不决。最好还是待在原地?但是太阳已经下山，我已经开始冷得发抖。切过一大段岩石几乎不可能，而且，会消耗掉大量时间。下面小尖顶的合适营地正在向我们招手。我们商量了一会儿，横切了一小段，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又商量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决定到下面扎营。当我下降时通过当天我们为之奋斗了半天的难点时，关于攀登会成功的想法开始在我心里动摇了。
在帐篷里谁都不说话。无言的事实却是，我们都在变得很虚弱。语言已经不能带来兴奋，行动也更加迟缓。我们的理想正渐行渐远，但谁都不能提回去的事。前进仍是必须的，尽管目标已经变得模糊起来。
闹钟在凌晨四点准时响起，可我们是如此倦怠，直到上午九点才回到了昨天的高点。我们选的那条路线上，岩石好像是水平地延伸出来。该保罗领攀了，他摘了手套，在岩石上摸索了一会儿，说，“没戏”……然后又戴上了手套。我隔着头盔把头顶在岩壁上休息，同时试图把已经变成灰白色的手指暖和过来。
我们总是在最底端爬，除非一个人看见一天明显的可选路线。这导致我们总是要讨论那许多个斜坡哪个是“有路线”的。甚至因高反晕掉的脑袋也能想明白，我们爬得越高问题也会越多。我们努力说服自己去接受这个现实：越往上爬，空气含氧量会越低行进速度会越慢，天气也会越来越寒冷。坦白来讲，情况正在接近我们两个可以承担的危险的极限。还是保罗先开口了，
“你认为翻过这段岩壁后会怎样?”
他问。我们相对无言，答案其实已经浮出水面。有的时候是山赢。
我们回到了我出发的地方。在山上的第六个夜晚，我们宿在已经为之奋战了两天的突出岩石上。探出山顶的岩石传递了清晰的信息：婆苏吉·帕尔巴特胜了。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