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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美国开国元勋中，很多人受到古典共和主义的影响，坚持文艺复兴时代宣扬的以公共美德为中心形成的道德规范，对权力带来腐败时刻抱有警惕之心，竭力避免财富的过度扩张导致社会凝聚力的分崩离析。因此，他们在选择共和制时非常强调“公共美德”对这个新独立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正是受古典共和主义的影响，他们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与现代工业文明格格不入的思想。然而，这种思想与独立后美国发展的大势不相一致。作为引领美国发展的决策者，他们不可能与这种大趋势相悖。这样，他们中的很多人经历了对现代工业文明逐渐认同的过程，其结果促进了美国大踏步地迈向现代工商社会。
关键词：美国历史 美国革命 公共美德 开国元勋 腐败
在世界现代史上，美国革命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不仅意味着未来对世界发生极大影响的一个新国家的诞生，而且开辟了君主专制政体逐渐被共和政体取而代之的新纪元。按照国内学术界通常的理解，这场革命使原先的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摆脱了母国强加的“桎梏”，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从整个美国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种说法在宏观上应该是无可挑剔的，但却暗含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从一开始，美国就是一个“现代性”的国家，不存在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一些美国学者同样持这种观点，如美国历史学家卡尔·德格勒认为，“资本主义”随着载乘着欧洲移民的“第一批船只来到了北美”。洛克、卢梭等欧洲许多著名思想家提出的与封建君主统治完全对立的观念和思想被这些移民带到了北美大陆，在这里找到了最适宜其成长结果的土壤，加上这块大陆特殊的地理环境，人们对制度安排上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这也是当时在君主专制政体普遍存在的局面下，美利坚人选择共和制的主要原因。
共和制只是一种政体形式，并不意味着必然与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不可解脱的联系。从美国革命之前已经存在的共和国来看，人们很难在“共和制”与“现代性”之间划等号。历史上的共和制国家多为城邦，疆土较小。欧洲很多有影响的思想家由此断言，共和制无法在幅员辽阔的国家内长期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可以说是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探索一种新政体的。因此，如何维护共和制的长治久安，是美国开国元勋们面对的首要问题。他们属于社会精英，多为饱学之士。深受欧洲古典和近代共和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共和制的本质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在道德规范上严格要求自己，有时甚至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把服务于公众利益作为终生奉行的行为准则。他们被称为富有“理想”的一代，除了指他们对共和原则的刻板坚持之外，主要基于他们对公众利益的无私奉献。这就是他们弘扬的“公共美德”，在他们看来，这也是能够使共和体制持续下去的基本保证。然而，迈向现代工商社会是独立后美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非常不情愿毁灭“公共美德”的商业和制造业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作为国家利益的最高代表者，他们无法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一些人为维护公共美德而对美国未来的设计最终成为与现实脱节的“空想”。在这方面，对美国早期历史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托马斯·杰斐逊比较有代表性，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人的思想转变表明，古典共和主义的“公共美德”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很难一致的，其最终走向衰落与美国大踏步地迈向现代工商社会是在同步进程中完成的。
一 古典“公共美德”在美国的余音
共和主义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思想家的相关论述，经过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博林布罗克，以及卢梭等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阐述，形成了一种与君主专制政体相对立的理论体系和政治传统。他们倡导的“公共美德”成为保持共和国不会蜕变消亡的强有力纽带。何为“公共美德”?简言之就是共和国的公民要使自己的私人利益完全服从于公共利益，愿意不计私利地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活动，面对来自外部的威胁要勇敢地拿起武器战斗。公共美德要求公民具有“勇敢、正义、自控、睿智，以及对积极公众服务和对国家社会有更大利益的兴趣美德”。对公民“公共美德”的严格要求在古典共和主义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古典共和主义把公民的“公共美德”视为至关重要，这些美德只能在纯朴的前商业社会存在，“不受任何滋生腐败的财富和奢侈生活的侵蚀”。如果共和国的公民丧失了“公共美德”，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共和国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在这方面，古代的希腊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的消亡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历史范例。因此，保持公民的“公共美德”成为实行共和制国家存在的先决条件。近代启蒙思想家对共和主义的阐述尽管已经具有了时代的特征，但同样强调公民的“公共美德”对共和国存在的重要意义。
共和主义无疑是与君主专制体制对立的意识形态。历史发展表明，这种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意味着一定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性，古典共和主义的价值观甚至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容。这也是一些学者把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起来的原因。如2009年过世的美国历史学家约翰·迪金斯认为，共和主义代表了“朴实、节俭、自控和对政体之责任(duty to polity)等古代的价值观”，颂扬个人服务于公益的道德品行，希望社会保持不受商业腐败侵蚀的纯洁；自由主义反映了“变革、进步、私利、自然权利，以及不受政治权力限制的现代信条”，对刺激经济发展的商业活动称颂赞道，容忍个人的非道德行为，倡导公民利益的多样性。美国另一位史学家罗伯特·沙尔霍普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美国的共和主义意味着“坚持公众和私人美德及社会团结，时刻提防权力的腐败影响和对财富的争夺”。而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则坚持，“处于这个时代的美国人拥护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强调追求私利的进取个人主义、竞争性的物质主义、个人权利，以及实用的利益集团政治”。迪金斯和沙尔霍的观点暗含着共和主义与资本主义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自由主义才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其实，共和主义与近代兴起的自由主义在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很难在两者之间划出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美利坚人选择了共和制，是因为这种政体能够保证人们享受的“自由”不会受到“权力”肆无忌惮的侵犯，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公共美德”的弘扬则是总结了历史上共和国消亡的教训，试图奠定这种制度永久运行的基础。
在美国开国元勋中，很多人受到古典共和主义的影响，坚持文艺复兴时代宣扬的以公共美德为中心的道德规范，对权力带来腐败时刻抱有警惕之心，竭力避免财富的过度扩张导致社会凝聚力的分崩离析。因此，他们在选择共和制时时刻铭记“公共美德”对这个新独立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之一卡特·布拉克斯顿1776年以弗吉尼亚殖民地居民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讲话，讨论了美德与共和体制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一个社会存在着两类美德，一类是私人美德，另一类是公共美德。前者只是促进了个体的利益，人们的幸福和尊严存在于私人美德的活动中；后者意味着“对公众利益的无私奉献，排除和独立于所有的私人和自私利益”。欲要使一个共 和国长治久安，其公民必须抑制他们的自私欲望，由此促进普遍的福利。“美德是共和国的原则，因此共和制是最好的政体形式”。布拉克斯顿在这里表明了公共美德是共和国存在的先决条件。当共和国的公民失去了公共美德时，社会将变得腐败，政府很快就蜕变为专制统治。第二届大陆会议主席亨利·劳伦斯甚至发出了“除美德之外，什么都不能拯救我们”的呼声。美国革命期间著名政治家理查德·亨利·李把美利坚人从事的这场革命说成是“美德和人类的事业”。1778年7月4日，戴维·拉姆齐在纪念独立两周年的公众集会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对“自由”维护的语言充斥于字里行间。他指出，美国人选择的共和政体形式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比“我们不久前与之决裂的君主政体更为可取”，更有利于维护公民“品行的纯洁”，能够更好地“促进我们所有重要利益”的实现。他强烈谴责了英国社会的“腐败”，认为“诚实、真诚待人和简朴的生活”从来没有成为英国王室的行为方式，而“虚伪的做法永远弥漫于王室的政府”。英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伪善、虚假、不诚实、傲慢、奢侈及挥霍无度”正是来源于王室的生活方式。与英国腐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生活在共和制下的美国人在生活方式上表现出了“真诚、节俭、勤劳和朴实”等美德。拉姆齐实际上最担心英国的“纵欲生活方式”对这个新国家的公共美德构成威胁。因此，如果不摆脱对英国的依附，那么这些美德“将会在模仿英国的奢侈、懒惰和虚情假意的礼仪中不复存在”。拉姆齐是大陆会议成员，理论功底很厚实，看问题很有深度，后来被尊称为“美国第一个外交史学家”。这篇讲演的主旨在于论证共和制优于君主制，但拉姆齐从“公共美德”受到英国腐败威胁中找到了摆脱英国专制统治的合理性。这种观点在美国开国元勋中比较有代表性，反映了他们对共和制是否能够在这个新独立国家长久存在下去的思考。
美国革命那一代人弘扬古典公共美德，但并不是要压抑人们对私利的本能追求，更不是将之与“自由”对立起来。他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实际上把“美德”与“自由”在共和制的框架内有机地统一起来。“美德”是共和国能够存在的先决条件，而共和国却为人们获得和享有的“自由”提供了基本保证。《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之一埃尔布里奇·格里认为，只有具有美德的人民才可“足以导致他们的国家获得自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宣称：“只有具有美德的民族才能是自由的。当国家变得腐败和邪恶时，他们便有了更多的支配人的需要。”约翰·亚当斯是美国革命起源地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政治领袖之一，积极鼓吹摆脱英国而独立。他与同时代的很多政治领袖一样，对共和制推崇备至，表达了公民的公共美德对一个共和国生存的重要性，不过他没有把公共美德与私人利益完全对立起来，只是强调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这种观点在亚当斯的早期思想中体现得比较明显。1776年4月16日，亚当斯在写给好友默西·奥蒂斯·沃伦的信中，谈到了他对共和政体的看法。在亚当斯看来，公共美德不可能在没有私人利益的国家存在，它是“共和国的唯一基础”。他对“公共美德”的理解是公众对“固存于人们脑海中的公共福利、公共利益、信用、权力和荣耀的永远热情，否则将不会有任何共和政府，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自由可言”。亚当斯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社会精英阶层中很普遍，反映了他们那一代人对共和政体本质的基本认识。1783年7月4日，社会名流约翰·沃伦在波士顿庆祝独立日的集会上发表讲演，大力宣扬保持公民的美德对维护“自由”的重要性，他把美德说成是“共和政体的真正原则”，认为“公共美德的目的是对社会的自由提供保证，当自由得到保证时，每个人就可以不受侵扰地寻求最有可能增加其安全的措施，使其处于独立富裕的状况”。美国开国元勋那一代人以追求国家和个人“自由”为己任，在他们看来，自由的获得与美德的存在密不可分，互为保证，只有具有“勤劳、节俭、独立和富有公益精神等美德的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们对“公共美德”的认识来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但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把对“自由”的追求与公共美德的存在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基于其对维护这个新独立国家共和政体能够持续下去的思考。
古典公共美德提倡公民要具有对国家和公共事务无私奉献的热情，做到这一点必须要以牺牲个人利益作为代价，把人对私欲追求的愿望压抑到最低限度。理查德·亨利·李把对“真正美德和公共美德”的弘扬视为与“所有私人利益和偏颇倾向”相对立。其实，即使是在前商业社会的古代共和国，绝大多数公民也很难做到“灭私欲”，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共领域中为他人或社会服务，更不用说在商业活动已经很普遍的美国了。美国革命领袖提倡“公共美德”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思想中的“理想”一面，尽量使这个新国家避免欧洲君主专制国家的各种社会弊端。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谓身体力行，试图为国人树立效仿的楷模。然而，他们可以成为人们敬重的伟大元勋，但他们的行为方式在普通公民中并不具有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美德”只是古典共和主义在美国的“余音”而已，最终将会被适应社会现实的道德规范取而代之，这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 腐败与“公共美德”的失却
在君主专制政体在世界上居于优势的情况下，美国开国元勋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共和制，把这种在历史上已存在的政体形式与本土形成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使之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此同时，他们以史为鉴，把保持公民的“公共美德”提到了对共和国存亡攸关的高度。在他们看来，“使共和国伟大或最终使之毁灭的东西不是军队的力量，而是人民的特性和精神。作为健全政府的实质前提，公共美德至关重要。一个以节俭、勤劳、节制及质朴为习惯的民族是共和制的可靠基础，而那些沉迷于奢侈生活的人不仅自己堕落，而且也使别人腐败”。在共和主义思想中，腐败这一概念具有特定的含义。在17世纪共和主义思想家的笔下，腐败构成了对共和国的美德和政府良性运行的通常威胁。“腐败”这一概念不仅包含着古典共和时代对公民追求奢侈、颓废，以及私利的担心，而且在政治上体现出了对瓦解宪政法规的对立。他们认为，腐败源于现代商业和信用经济的兴起，是对“公债控制、行政部门掌握的常备军、非法选举和党派存在”的结果。美国开国元勋们对“腐败”的理解主要源于上述解释。追求私欲和权力是人的本能，即使有道德规范的约束，人还是很难克服或压抑本性中的这些弱点，因此，侵蚀“公共美德”的腐败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其实，美国开国元勋们从一开始弘扬“公共美德”时就已经看到或意识到了这一点，有时他们甚至很难确定美利坚社会究竟是否存在这些美德。约翰·亚当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宣布独立之前曾屡次谈到这一点。1775年7月23日，他致信好友詹姆斯·沃伦，对“崇高的公共美德思想似乎在这个世界丧失殆尽”感到遗憾。半年之后亚当斯致信沃伦夫人，问她希望美利坚是采纳“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亚当斯对沃伦夫人明确表示倾向于后者，并向她谈到了共和政府的许多美德，但同时流露出对这些美德失去的担忧。在他看来，这个社会“流氓性”很普遍，“贪赃枉法和腐败堕落”十 分严重，“贪婪和野心”比比皆是。各个阶层对“利润和商业”的追求风靡一时。在这种状况下，亚当斯承认，“是否存在足以支撑共和国的公共美德，我有时表示怀疑”。亚当斯此时希望“公共美德”能够在美利坚发扬光大，但他却敏锐地看到了在私欲横行的商业社会保持“公共美德”的艰巨性甚或不可能性。这样一种看法在当时精英层中十分普遍。
亚当斯这一代人在谈论“公共美德”时没有绝对地把人们对私利的追求从共和主义中排除出去，只是强调私人利益服从于公共利益对维护共和国的重要性，两者应该在共和制的框架内达到有机的统一与平衡。然而，如果人们只追求私欲的满足，那么“公共美德”便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从很多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公共美德”在美国革命爆发前后只是局限于精英层对公民的一种“奢望”，这种美德在普通民众的身上几乎荡然无存。沃伦1775年11月5日致信亚当斯谈到，其他国家“在利益原则上把我们与它们联结在一起”，因为利益原则“在堕落的年代是所有原则中最为重要的”。沃伦在此表明了对人们在追求私利时丧失了为公益服务的奉献精神的担忧。亚当斯对此更是忧心忡忡，他把人们观念的变化视为比对付公开的敌人更为困难。他在致威廉·戈登的信中坦言：“毋庸置疑，我们有一个敌人，他比饥荒、瘟疫和刀剑更为可怕；我这里是指普遍存在于许多美国人心灵中的腐败。”这个思想上的“敌人”使保持公民的“公共美德”几乎成为不可能。费城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来自美国其他地区的政治家对这个精英云集的城市充满了向往。他们的向往中隐含着一种憧憬心理，希望能有机会摆脱当地的浓厚商业氛围，来到这块未受到腐败“玷污”的圣地。威廉·杜尔是纽约市派往大陆会议任职的成员，他就是怀着上述想法赴任的。然而，到达费城之后，他却发现这个城市与其他地方并无多大区别，这令他感到失望。1777年5月28日，他在致约翰·杰伊的信中谈到，得知要到费城任职时，他满以为“将进入公共美德的殿堂，但结果令我大失所望，懊恼不已”。杜尔的这种感受反映了政治家宣扬的“公共美德”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美国开国元勋们之所以大声疾呼“公共美德”对这个新国家存在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看到“公共美德”失却的危机。亨利·劳伦斯坦言，只有把“奢侈和贪婪”加以彻底消除，才能保证不利于美国的局面改观，“如果我们缺乏足以拯救我们自己的美德，对法国资金轻而易举地获得将加速我们的毁灭”。劳伦斯当时身居大陆会议主席高位，显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以委婉的语言表达了对“腐败”泛滥的担忧。理查德·亨利·李则直言不讳。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谈到，“金钱的泛滥似乎淹没了美德，我担心这将把美国的自由埋葬在同一座坟墓之中”。在他看来，战争期间利己主义的上升往往使所有共和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不知所措，“贪婪、诈骗和发财梦想”已经让各个阶层深陷其中，公民们正在寻求能够赚到更多钱的职位，不想从事公共服务。他们试图通过呼唤民众的觉悟，来使“公共美德”帮助抵制人们对私利的追求，但似乎无济于事。在一些人的眼里，这种状况在独立之后的美国社会更为严重，大有不可遏止之势。积极宣扬人类美德的英国哲学家理查德·普赖斯1785年不无忧虑地写道，合众国诸州将面临着“矫揉造作、奴颜婢膝和贪赃枉法”等诸多恶习，这样，“自由和美德将被淹没在腐败的漩涡之中”。普赖斯对美国自由事业充满热情，他的描述不见得完全符合实际，但却反映了一个激进的共和主义者从外部对美国社会的观察。约翰·亚当斯1787年初致信沃伦，坦言“我们的国人从来没有获得非常高尚美德的品质”，不要指望他们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相反他们变得“越来越坏”。亚当斯对恢复国人的美德精神不仅持悲观态度，而且对腐败给美国造成的恶果并不讳言。1779年3月24日，亚当斯在致阿瑟·李的信中谈到“自私、傲慢和腐败”将会带来“一个富有美德的正义王国前景的终结”。1787年5月2日，詹姆斯·柯里致信杰斐逊，批评美国人民既不“节俭”，也不“勤劳”，但却是“奢侈纵欲”和“懒惰无度”。他请杰斐逊“对我们的私人和公共美德做出评价”，称“自你离开美国大陆之后，我们的公共和私人信念就被大大动摇。恕我直言，总之我们缺乏即刻见效，以及慎重控制的解决办法，我们正处在遭受政治报应的前夕”。美国建国之父之一萨缪尔·亚当斯对这种状况更是焦虑不安，在他看来，“奢侈和挥霍完全使对人民之自由和幸福所需要的美德不复存在”。纽约民主协会秘书图尼斯·沃特曼在一次讲演中总结说，自美国革命完成和联邦政府最终确立以来，“自由的火焰”就开始趋向减弱。“财富的引力、奢侈生活的诱惑、对收益的渴望，以及破坏性的投机体系等等，像不可阻挡的洪流一样向我们铺天盖地而来，预示着社会生活中最珍贵的观念将遭到毁灭的危险”。这种与革命期间的“理想”相悖的状况导致“任何高尚和爱国的考虑不复存在，使我们变得消沉懒惰，把我们对公共美德的情操从脑海中几乎抹得一干二净，毁灭了对自由的热情，弱化了我们对国家神圣利益的忠诚”。最终结果将是“公众自由的衰落、社会幸福的终结和我们国家的最终消亡”。
上述这些人都经历了美国革命的洗礼和国家体制的确立这一过程，他们对社会上“腐败”现象的批判显然旨在恢复似乎已经离人们越来越远的“公共美德”。
三 保持新国家“公共美德”的构想
从那些富有“理想”的开国元勋们的相关论述来看，对金钱和奢侈追求的“腐败”是公共美德存在的最大敌人，他们中的一些激进者把商业和制造业视为公民腐败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商业不能直接产生财富，却会在产品的流通中让商人暴富，结果只会加剧人们的投机心理，导致世风日下，弱化人们为公众利益服务的道德观。制造业瓦解了人们简朴的生活方式，为人们追求奢侈生活提供了无限的空间。约翰·亚当斯持“商业行为必然会导致社会腐败”的观点，认为公共美德的敌人是追求私人利益的“商业精神”，这种精神已经“缓慢地渗透到家庭，对神圣的婚姻生活发生了影响，由此既败坏了家庭的道德，也毁坏了家庭的幸福。人们很担心，商业精神与一个和谐共和国所必需的心灵纯洁，以及精神伟大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亚当斯把“商业精神”谴责为“唯利是图和贪得无厌”。在这方面，杰斐逊比亚当斯更为激进，他有时对商业和制造业流露出了深恶痛绝的情绪，主要还是对公共美德受到不可避免的侵蚀的忧虑。因此，保持“公共美德”不衰成为开国元勋(杰斐逊们)中(的)很多人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被认为与共和国的兴衰密切联系在一起。
杰斐逊是一个农本主义者，对农业社会情有独钟。他设想了一个能够保持公共美德的农业社会，把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视为最富有价值的公民。他们最有活力，最具独立性，最富有美德。赖于这些恒久的纽带，他们与其国家紧紧相连，与这个国家的自由和利益密不可分。“自由”与“美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只有那些保持勤劳、节俭、独立和富有公益精神等“美德”的自耕农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在杰斐逊的著述中，对农业社会的弘扬与对商业和制造业的贬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共和国主要靠着公民的良好特性才能得以维持，只有农业社会才能使公民保持这种特性。这样，由自耕农占主导的社会便成为共和国得以延续的基础。这种观点贯穿于他的《弗吉尼亚纪事》之中。一位学者读了这本书之后评价说，杰斐逊“专心致力于只是一个‘封闭’的农业制度可能提供或维持的美德观”。杰斐逊的好友约翰，泰勒写了题目为《为托马斯-杰斐逊政府措施辩护》的小册子，谈到开国元勋们维持一个农业社会的愿望，主要是这些人“一直注意到了农业与自由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声称，这种联系需要的勤劳和刚毅习惯，再加上这种联系形成的朴实无华的惯常方式，孕育了对美德和独立的热爱，同时厌恶侵犯他人的权利或使自己遭受侵犯的痛苦。他们无疑意识到，它将是对占有平等的最纯粹的保护”。这样，在杰斐逊的眼中，“从事农业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不易受到腐蚀，原因在于他们不依赖于客户的反复无常。制造商由于形成了依附，要对聚众闹事、堕落腐败、奴颜婢膝和野心勃勃负责。”农民在土地上耕作不仅为社会创造了名副其实的财富，而且可以使一个共和制社会赖以存在的美德代代相传。因此，“农业是我们最明智的追求，因为归根结底农业帮助大多数人拥有真正的财富、良好的品行和幸福。通过投机和劫掠获得的财富在本质上是转瞬即逝的，使投机冒险精神弥漫于社会。”杰斐逊强调简朴无华的农业社会反映了古典共和主义对他的影响，集中体现了他那一代人中的精英人士对如何维护共和国长治久安的思考。
如果农民是最具有公共美德的公民，那么他们在土地上耕作收获自然能够有效地防止腐蚀共和国基础的腐败蔓延。这样，只要美国人主要从事农业，“我们的各级政府在许多世纪期间就能够保持纯洁”，只要“在美国的任何部分存在着空旷的土地”，这种局面就不会发生改变。然而当美国人像欧洲人那样“相继涌入大城市之后”，他们将“变得像欧洲人那样腐败堕落”。美国革命元勋中许多人主张在政治上与欧洲分离。除了有更为实际的利益考虑之外，他们最不愿意让这个几乎在一张白纸上重新构建未来的国家沾染上欧洲的腐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杰斐逊甚至想把这个国家封闭起来，以完全杜绝从外部流入的“腐败”，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不受诱惑地专心致力于使美德长存的农业。杰斐逊1785年10月13日在致霍根道普信中写道：“倘若让我坚持我自己的理论，我希望他们既不经商又不从事航海事业，而是采取中国(闭关锁国)的方式来对待欧洲。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战争，而且我们的全体公民都将成为农民。”当然，杰斐逊很清楚美国不可能与外界相隔绝，但这番话却反映了他的真实心绪，显然，他希望为这个新国家勾画的农业共和国能够成为现实。
当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屹立在世人面前时，很多精英人士激烈地批判了阻碍美国发展的重商主义，但他们并不想改变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经济结构，对发展制造业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杰伊1780年10月17日在致国会的报告中谈到：“取得和平之后的几年里，这个国家就自然会到处有人居住。所有的新区的生活方式也都会大致相同。农业而不是制造业将是他们的职业。他们将种植小麦、玉米、烟草、大麻和亚麻，提供牛肉和猪肉，可能在南部诸州，大量地种植大米和靛蓝。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能够用自己土地上的产品进行交换的话，他们会相应地消费外国制造品。”杰伊的这番话主要还是基于美国与欧洲的贸易互补性。其实，一些人不愿意这个新国家发展制造业，一方面源于对制造业本身的认识，把大规模的制造业视为贫穷和奢侈的产物；另一方面担心制造业会带来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最终瓦解了共和政体赖以存在的基础。1786年，法国人艾蒂安·克拉维埃和布里索·德瓦尔维莱出版了一本考察法国与美国之间关系局势的书，不久被译为英文出版。作者在书中用很大篇幅讨论了美国是否适合发展先进的制造业这一问题。在他们看来，人口稠密的国家是大规模制造业发展的先决条件，但这种局面不一定总是由于土地有限供应而带来人口压力的结果，同时也是来自一种腐败的社会秩序，表明了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正和不平等。他们写道，大规模制造业“应该只是人口过量的产物，这种状况使人们致力于农业或简单制造业成为不可能；但是一般而言，制造业是大城市贫穷和不幸结合在一起的结果”。这两者的“结合”通常靠着邪恶的政治手段强行形成一种局面，以迫使那些受到剥削的不幸劳动者为了生存而生产满足“富人喜好”的奢侈品。欧洲某些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制造业不适合地广人稀的美国，鼓励制造业无异于让共和政体被贵族政体取而代之。用作者的话来说，“通过防止或至少延缓制造业在各州的兴起，美国人将会遏制住道德品行和公共精神的衰落”。制造业可以把黄金带入合众国，但同时却引入了瓦解合众国基础的“邪恶”。在这种状况下，“许多人的品质和德行即刻遭到败坏”。他们逐渐“习惯于让人们处于劳役状态，使贵族政治原则在一个共和国内居于优势”。他们“把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导致共和国倾向于贵族政体”。此时杰斐逊正出使法国，他非常关注法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克拉维埃是当地有名的金融家和政治家，后来在法国革命期间曾入阁政府，杰斐逊在以后的书信中多次提到他。德瓦尔维莱与杰斐逊过从甚密，该书出版后他即刻送给杰斐逊一本。杰斐逊对作者探讨的问题非常感兴趣，对这本书评价很高。他在致德瓦尔维莱的信中称，他非常满意地拜读了“阁下刚刚送给他的书”，认为作者是以一种“极好的方式”探讨法国与美国之间的商业状况。杰斐逊言，如果让他选择特别满意的“任何特别章节”，那便是作者在这些章节中向合众国证明了，从事农业者“要比转运商和制造商更具有美德，更为自由和更为幸福”。杰斐逊之所以对这本书大加赞扬，主要是他此时对制造业的看法与作者所持的观点基本上没有太大区别。
克拉维埃等人关于制造业的观点几乎是投那个时代美国人之所好。在18世纪8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通常把大规模的制造业与贫穷、奢侈、无产，以及旧世界政治和社会不平等体系联系在一起”。出于这些原因，他们“先入之见地认为，大型制造业在共和国的广泛发展是不适当的，也是没有必要的”。美国首位语言学家诺厄，韦伯斯特在1785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详细地论述了美国不适宜发展大型制造业，充其量只能让农民很容易生产简单的产品，属于农民日常消费的必需品，农业是美国人的最佳选择。与韦伯斯特持同样观点者在当时的美国不乏其人，他们不愿意美国发展制造业的根本原因还是担心美国人难以抵制住各种“腐败”的诱惑，造成这个新国家失去其特性，沦为与欧洲国家一样的处境。1788年，杰斐逊还在法国担任公使一职时，一位欧洲人想在美国投资办一家纺织厂，他咨询杰斐逊是否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杰斐逊向这位欧洲人坦言，纺织厂不能在美国开办，邦联政府不会对外国人在美国开厂提供任何类型的帮助。“在这个国家，政府的政策不给任何类型的工厂提供帮助。既不帮助，也不设置障碍，让局面任其自然发展。一般而言，这种态度就是最好的政策。”这位外国人大概感到既失望又诧异，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上，他很难 理解杰斐逊的这番话，他可能没有想到在美国开办工厂威胁了美国人非常珍视的“自由”，直接对共和政体的存在构成了挑战。
杰斐逊对这位外国人还算是比较客气，没有把“腐败”、“邪恶”等通常使用来描述制造业的词汇直言不讳地讲出来，只是委婉地劝说他不要到美国投资设厂。杰斐逊对制造业的偏见与他对农业共和国的偏好是同一个钱币的两面。在其早期论著中，对制造业的指责基本上源于他关于维护共和政体的政治理念。这一点在其唯一的专著《弗吉尼亚纪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希望把具有“邪恶”的工厂留在欧洲，以避免来自欧洲的这个“脓疮”危及美国的“健康肌体”。所以，“保持一个共和国的活力在于一个民族的举止和精神，这些东西的蜕化是一种溃疡，很快侵蚀到其法律和宪法”。在杰斐逊的眼里，那些善于制作精美物品的人为美国社会所不容，因为工匠阶层“是投恶习之所好，是一个国家自由普遍受到践踏的工具”。杰斐逊对制造业的消极甚或抨击态度反映出了那个时代很多美国人的一种深刻担忧，即大规模的制造业在美国兴起将会使公民身上具有的美德不复存在，直接导致共和政体出现危机。这样一种担忧甚至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层面。汉密尔顿1791年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这份报告的主旨是请求联邦政府采取鼓励发展制造业的措施，但最终在国会内未获得通过，而且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种结果固然有党派因素作祟，但也表明这一时期美国决策层的很多人对所谓的“工业文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想在制造业之外寻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归根结底还是想试图遏制住“公共美德”在公民身上急剧衰落的趋势，让这个洁身自好的新国家与腐败的旧欧洲隔离开，防止共和制的美国转向侵犯“自由”的贵族政治。
四 开国元勋的思想转变
美国开国元勋们不希望由他们创建的国家沦为像欧洲国家那样的腐败社会，然而，他们抵制现代工业文明的思想与独立后美国发展的大势并不相一致。迈入现代工商社会是美国欲要成为强大国家的必然选择，任何与这种趋势相悖的价值观即使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有所作用，但其影响也难以持续。因此，在一个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的社会，“公共美德”充其量只是局限在极少数的精英人士身上，在大众中不会具有普遍性，更不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持这种思想者多为政府决策层的成员，他们可以对“公共美德”的消退深表惋惜，也可以提出一些防止这种趋势进一步恶化的设想，但他们不可能逆美国社会发展的大潮流而动，只有顺势应变，才能使这个刚刚独立的国家对付所面临的复杂局面，也才能让这个新国家走向强大。这样，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自觉还是不自觉，他们中的很多人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他们的思想逐渐适应了美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其结果促进了美国大踏步地迈向现代工商社会。他们为保持“公共美德”而精心构思的设想最终化为泡影。
开国元勋们提倡“公共美德”，主要是出于维护共和国的长治久安考虑。其实，共和制能够在美国代代相沿，固然民众具有为国家献身精神或公益价值观很重要，但关键还在于国家具有维护这种政体的实力。美国在建国后面对的诸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国家的孱弱。只有经济自立强大才能摆脱受制于欧洲大国的局面，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安全的问题，而把美国民众只限于土地上耕作是断然走不出孱弱局面的，更不会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一位马里兰的作者在1787年2月出版的《美国博物馆》(TheAmerican Museum)杂志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发展制造业，认为“制造业是通向我们真正独立的唯一道路，使我们国家适宜生活的地区变得具有真正的价值。什么国家在世界上最为繁荣兴盛和最为强大?制造业国家。高地、山脉、森林与河流构不成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真正财富是从事机械和制造业，以及农业的勤劳居民的人数。一个由农民和牧民组成的国家远不如一个有相当比例的人致力于技艺和制造业的国家更为重要，欧洲的每个政治家都熟知这一点。美国只有改变了毁灭其公民利益、道德和声望的现行贸易体系，她将才能感到自己的重要和尊严”。在当时许多人眼里，美国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就无真正的独立可言，更不会变得强大，当然也无法奢谈通过实力解决与欧洲大国在北美大陆上的诸种争执了。拉姆齐在革命期间曾担心英国腐败的生活方式对美国人的简朴勤劳特性产生负面影响，但到了18世纪80年代中期，其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认识到发展制造业对美国的重要性。他呼吁美国政府“必须奉行一种新的政策，否则我们从未在实际上是独立的。我们必须更少地进口，更多地致力于农业和制造业”。这些人多是美国社会的名流贤士，他们的呼吁反映了社会精英在思想上的转变。
这种转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很多受古典共和主义影响的著名人士对社会的“商业化”不齿，主要担心“商业化”助长人们对钱财的贪欲心理和对奢侈生活的追求。约翰·亚当斯曾对过度的商业活动深恶痛绝，但在美国革命之后意识到了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贪欲”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到了1787年，亚当斯便得出结论，美国民众既不会也不可能按照共和美德的标准行事。在他看来，“如果共和美德不能容许贪欲存在，那么，诸位能够发现任何时代或哪个国家曾经有共和美德吗?”言下之意，贪欲与共和美德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并行不悖。亚当斯显然是有的放矢，主要针对有人以美德日下为由指责社会的商业化，为商业化导致人们的“贪欲”而辩护。他就任总统后强调商业的重要性，认为“美国的商业即使不是对美国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但至少对美国的舒适、美国的发展、繁荣和幸福是必不可少的。美国人民的精神、特性和习惯是高度商业性的。我们的城市在商业基础上形成与存在。我们的农业、渔业、技艺和制造业与商业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且依赖于商业。”亚当斯已把对商业的偏见置之脑后，在国家层面上采取了促进商业和鼓励制造业的政策。富兰克林对美国脱离英国走向独立功勋卓著，他除了在独立战争期间奉大陆会议之命出使法国之外，因年龄过大并没有在邦联政府内任职，1789年第一届联邦政府运行不久他就赫然长逝。富兰克林目睹了美国在立国初期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但没有作为决策者亲自体验到如何解决这些困难的“迷惘”，不过他也经历了思想上的初步转变。富兰克林在早期受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重农轻商，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合法来源，视商业为欺诈，反对国人消费奢侈品。他的这些看法与强调公民的公共美德是一致的。比富兰克林年龄略长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弘扬现代的“商业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诸如“俭朴、节约、节制、勤劳”等传统公共美德的产物，所以由商贸往来带来财富的增加并不会败坏民风，瓦解共和政体的基础。孟德斯鸠的这种观点对富兰克林重新认识商业行为产生了影响。他在美国革命结束之前曾致信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强调了国家之间商业来往对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的必要性。不过富兰克林一直是在谴责重商主义的框架下阐述商业重要性的。富兰克林不欢迎外国人在美国投资设厂，认为美国不需要大规模的制造业。他主要还是担心制造业把 奢侈品的消费带入国人的生活，使公民俭朴和勤劳的美德不复存在。富兰克林一生都在坚持公共美德对共和国发展的重要性，但在去世前夕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对国人消费奢侈品表达了复杂的感情，预言精良制造业在美国必然会兴起。很遗憾，富兰克林未能目睹美国人治国理念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设想，如果他仍健在，他绝不会把自己的思想停留在对保持美德的农业社会的讴歌之中，必会与时俱进，引领时代之思想潮流。
在开国元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比较早地告别了对美国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传统共和遗产。他认为古典共和主义与美国革命毫无关系，无补于美国走向强大。社会的商业化是独立后的美国的必然选择，这种结果在根本上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发展。在他看来，人类的真正天性是趋向奢侈，古典美德在美国并无立足之地。汉密尔顿是一个完全的现实主义者，从来不避讳商业化造成的贫富分化。他在讨论制宪问题时直言不讳地宣称，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财产平等这回事；只要有自由，就有不平等，而且自由本身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不平等问题。要是人们过分地倾向于民主，我们将很快陷于君主统治。财产差距在我们中间已经很大，商业和工业将必然进一步扩大这种差距”。汉密尔顿口无遮拦地批评了那些美德布道者的虚伪，把寻求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模式说成是对美国来说“荒唐可笑”。美国不可能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农业共和国，而与英国一样是一个经济上强大的现代发达国家。在很多情况下，汉密尔顿对美国未来的设计具有超前性，很容易遭到批评，但他倡导鼓励制造业发展的建议在那个时代精英人士思想转变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开国总统华盛顿是一个具有公共美德的典范，汉密尔顿一直追随华盛顿左右，是其特别信任的幕僚。华盛顿出任总统后很多政策受到汉密尔顿思想的影响。在很多人还对美国发展制造业持怀疑态度时，华盛顿就以在战争期间的亲身经历意识到这个新独立的国家需要有制造业的基础。在1790年1月8日首次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他向国人呼吁促进“诸如那些往往使他们尤其在军备品上不依赖于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以消费国内制造品为荣，甚至提出用国家的款项来经营制造业。这一点在他1796年12月7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充分体现出来。其实，到了此时，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制造业将动摇共和国基础的观点逐渐失去了影响力。
杰斐逊在很长时间内梦幻他设想的农业共和国能够在美国成为现实，使欧洲的现代工商文明远离这个新国家。其实，杰斐逊一向很重视打开别国的市场，当然这主要是为农业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服务的。他对工业文明的抵制可谓不遗余力，但到了19世纪之初，他意识到了美国很难阻挡住工业文明的冲击，将他认为带来腐败邪恶的制造业留在欧洲的设想根本行不通。到了杰斐逊出任总统后，他再也不可能沉浸在与现实相距甚远的梦幻之中，对商业和制造业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杰斐逊在其首次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把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海列为“我们繁荣的四根支柱”。不过此时他对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依然持激烈抨击态度，把汉密尔顿提倡的合众国银行称为“堕落赌徒”摇篮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当1802年州银行的数目增加时，杰斐逊还是坚持认为，任何形式的银行都是一种十足的邪恶。这说明杰斐逊此时还不能接受现代信用制度，思想转变处于一种举棋不定或踟蹰不前的状态。他在总统任内为美国能够成为一个强大国家殚思竭虑，但对美国发展大规模制造业一直犹豫不决。他鼓励国人发展家庭制造业，作为对农业生产的补充，以减少国人对外国制造品的依赖。杰斐逊身体力行，在其农庄建立了一个纺纱厂。这一时期，他在与友人通信中反复强调了家庭制造业的优势。其实，杰斐逊在总统任内后期深感拿破仑战争对美国船运业的破坏之苦，渐渐意识到发展国内制造业的重要性。1809年他致信詹姆斯·杰伊，强调“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平衡无疑对我们的独立是绝对必要的”，制造业可以消费掉农民生产的原料，商业可以把美国的剩余产品运送到国外市场以换取美国不能生产的产品。杰斐逊希望这三个重要行业共同发展，相互裨益。杰斐逊的好友约翰·泰勒1810年10月26日致信门罗抱怨说，很多人相互讲，杰斐逊“做了许多好事，但忽视了一些更好的事情；他们现在把杰斐逊的政策视为很像与汉密尔顿先生的妥协”。泰勒之言表明杰斐逊已经放弃了对商业和制造业的偏见。
杰斐逊在思想上对现代工厂制的真正认同是在1812年战争之后，此时杰斐逊已淡出政界，但却依然关注国内外局势的发展。这场战争使他对工业文明有了新的认识，最终放弃了对家庭制造业的坚持，接受了现代工厂制度在美国的出现。到了1816年，杰斐逊认识到对农业的偏爱只会导致国家难以摆脱经济依附，于是，他开始大力提倡在制造品上自给自足。该年年初，杰斐逊致信本杰明·奥斯丁，说他曾经相信自由贸易，但是在1785年谁能料到在这个世纪末将导致人类历史耻辱的迅速堕落呢?美国“经历了当时我们不相信的东西，肆意挥霍和滥用权力足以把我们排除出与其他国家商品交换的领域：为了处于生活舒适的自立状态，我们必须自己创造这种舒适生活。我们现在必须把制造商与农业经营者一视同仁”。因此，“现在反对国内制造业的人肯定要么是希望我们对外国依赖，要么是让我们以兽皮制衣，像野兽一样在山洞中生活。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经验已经使我明白，制造业现在对我们自立之必需犹如对我们舒适之必需一样”。杰斐逊最终在犹豫彷徨中实现了对工业文明的认同，完成了他的思想转变。
很多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这种转变发生在18世纪末叶，随后逐渐加快。如乔伊斯·阿普尔比认为，18世纪90年代是美国从对公众美德的赞颂向对私利的狂热接受的转变时代，她所持的理由是，杰斐逊派接受了农业的商业伦理；史蒂文·沃茨把1812年战争前后的年代说成是民主共和党的政治家赞成个人追求利益的开始；哈里·沃森指出，19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的“市场革命”引发了美国人价值观改变的进程，他们从致力于公众福利向对私人财富积累深感兴趣的转变。
美国开国元勋们是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为这个新国家寻求一条发展道路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求助于“公共美德”来防止“腐败与奢侈”侵蚀了共和国的基础也是一种探讨。这种探讨受到古典共和主义的影响，明显具有了“理想化”的色彩，在现实中很难行得通，从根本上无助于解决建国之后美国面临的各种迫切需要对付的问题。这样，作为国家决策层的人物，他们必然会寻求其他解决途径，在此过程中最终在思想上实现了从“理想”向现实的转变，美国也由此开始大踏步地迈向了现代工商社会。
五 结语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是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国，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和思想意识，很难绕开美国。美国的发展历程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其中起到的巨大作用。美国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并不是开国元勋们一锤定音来决定的。他们确立了与君主专制对立的共和制，在于他们认为这种政体能够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使他们珍视的“自由”免遭侵犯。“不自由，宁毋死”是美国革命时代精英人士动员 民众的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共和制与资本主义之间不存在着等号关系，选择共和制并不是意味着必然选择了资本主义。开国元勋们的思想中充满了睿智，但他们并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究竟为何物。他们完全是按照自己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理解为这个新国家寻求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一些研究美国早期史的学者由此得出结论，共和主义实质上是反商业的；杰斐逊的政治经济思想是自由的反资本主义的。①其实，开国元勋们的思想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他们受到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共和主义立国，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模式在这个新国家的再现。他们信奉的共和主义残留着古典的痕迹，但却具有了现代的含义，体现出了以维护国家自由和个体自由的价值观。他们大力提倡公民具有服务于公益的美德，但却完全尊重个体享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个人的财产权绝对不得随意侵犯。这样，他们一方面义无反顾地献身于国家或公益的事业，另一方面把对个体自由的维护提到了非常的高度，在法律上予以保障，两者在他们的身上结合的天衣无缝。因此，他们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抵制有着思想上的根源，但不是根深蒂固和长此以往的，而且很快就随着对局势变化的适应荡然无存了。到了此时，他们信奉的共和主义自然会发生变化，不会是像有人说的那样不再适应“现代社会”，而是成为正在形成的自由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和主义造就了在北美大陆上一个与君主专制政体对立的国家，杰斐逊等人倡导公共美德，目的是防止欧洲专制主义国家的“腐败”侵入这个新独立的国家，使之避免重蹈历史上共和国最终蜕化的命运。这种设想反映了他们对这个共和国的未来认识具有局限性，说明了其早期思想存在着与现实脱节之处，但不能由此得出他们的思想有悖于美国现实利益的结论。这些人属于殖民地时期的精英，充满了“理想”，富有知识，聪慧过人。他们领导民众摆脱英国走向独立的过程中，“理想化”的语言有效地动员民众积极投身于这场革命中，但这些充满激情的语言体现出了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即使他们把“公共美德”提到与共和国存亡之攸关的高度，同样也是出于在一个君主专制制度盛行于世界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实现美国现实利益的考虑。正是他们具有对这个新国家未来前途负有责任的态度，他们从来不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其治国理念是应时而变，推陈出新，不断地在解决现实问题中逐步完善，最终成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宝贵遗产。他们不囿于陈规而为美国探索一条发展道路，使他们成为后辈所推崇尊敬的一代。因此，他们信奉的共和主义“是处在变革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是旨在使古典共和美德与扩张的商业经济一致起来以适应变革的意识形态”。这是研究美国早期史著名专家德鲁·麦克伊所持的观点，意在反驳美国的共和主义是反商业和反资本主义的命题。这种观点尽管走到了另外一端，但却表明了共和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适应外部局势的变化。而开国元勋的思想转变也不断地赋予共和主义新的内容，使之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对美国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识形态传统。
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开国元勋们提倡的“公共美德”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进入19世纪之后，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公共美德在人们的思想中几乎荡然无存。本杰明·拉什1808年曾经问约翰·亚当斯：1774年人们的行为举止与现在有何不同?亚当斯回答说“的确是不同的”。“那时我们热爱自由甚于热爱金钱。现在我们热爱金钱甚于热爱自由。当时自由意味着对生命、财产和品质的保障。现在这个词汇已经改变了含义，意味着金钱、拉选票、搞阴谋和诽谤中伤，可能还意味着对法国军队和英国舰队的保护”。亚当斯的话流露出对人们追逐“金钱”而伤害“自由”的无可奈何的情绪，但却表明了美国人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踏步地进入了开国元勋们竭力防止的社会。然而，尔虞我诈的丛林法则毕竟为社会进步所不容，沉迷于纸醉金迷的腐败生活未必一定感到幸福满足。社会的良性运行一方面需要法律制约人们的“恶”行，另一方面更需要人们在道德上的自律和完善，追求更高的精神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美德在美国民众的身上不会完全消失匿迹，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其在社会运行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现在，在美国的一些小镇上，人们还可以看到古典共和主义传统遗留下来的痕迹。无数的美国人不计私利地甘愿做社会的志愿者，这体现了公共美德复兴的迹象。开国元勋们目睹了公共美德在美国的急剧衰落，其中一些人可能为此感到遗憾甚至痛心，但公共美德在当代美国社会的价值观中却有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出现这样的局面大概是奠基美国政治传统的那一代伟人未曾料想到的。
关键词：美国历史 美国革命 公共美德 开国元勋 腐败
在世界现代史上，美国革命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不仅意味着未来对世界发生极大影响的一个新国家的诞生，而且开辟了君主专制政体逐渐被共和政体取而代之的新纪元。按照国内学术界通常的理解，这场革命使原先的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摆脱了母国强加的“桎梏”，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从整个美国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种说法在宏观上应该是无可挑剔的，但却暗含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从一开始，美国就是一个“现代性”的国家，不存在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一些美国学者同样持这种观点，如美国历史学家卡尔·德格勒认为，“资本主义”随着载乘着欧洲移民的“第一批船只来到了北美”。洛克、卢梭等欧洲许多著名思想家提出的与封建君主统治完全对立的观念和思想被这些移民带到了北美大陆，在这里找到了最适宜其成长结果的土壤，加上这块大陆特殊的地理环境，人们对制度安排上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这也是当时在君主专制政体普遍存在的局面下，美利坚人选择共和制的主要原因。
共和制只是一种政体形式，并不意味着必然与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不可解脱的联系。从美国革命之前已经存在的共和国来看，人们很难在“共和制”与“现代性”之间划等号。历史上的共和制国家多为城邦，疆土较小。欧洲很多有影响的思想家由此断言，共和制无法在幅员辽阔的国家内长期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可以说是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探索一种新政体的。因此，如何维护共和制的长治久安，是美国开国元勋们面对的首要问题。他们属于社会精英，多为饱学之士。深受欧洲古典和近代共和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共和制的本质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在道德规范上严格要求自己，有时甚至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把服务于公众利益作为终生奉行的行为准则。他们被称为富有“理想”的一代，除了指他们对共和原则的刻板坚持之外，主要基于他们对公众利益的无私奉献。这就是他们弘扬的“公共美德”，在他们看来，这也是能够使共和体制持续下去的基本保证。然而，迈向现代工商社会是独立后美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非常不情愿毁灭“公共美德”的商业和制造业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作为国家利益的最高代表者，他们无法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一些人为维护公共美德而对美国未来的设计最终成为与现实脱节的“空想”。在这方面，对美国早期历史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托马斯·杰斐逊比较有代表性，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人的思想转变表明，古典共和主义的“公共美德”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很难一致的，其最终走向衰落与美国大踏步地迈向现代工商社会是在同步进程中完成的。
一 古典“公共美德”在美国的余音
共和主义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思想家的相关论述，经过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博林布罗克，以及卢梭等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阐述，形成了一种与君主专制政体相对立的理论体系和政治传统。他们倡导的“公共美德”成为保持共和国不会蜕变消亡的强有力纽带。何为“公共美德”?简言之就是共和国的公民要使自己的私人利益完全服从于公共利益，愿意不计私利地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活动，面对来自外部的威胁要勇敢地拿起武器战斗。公共美德要求公民具有“勇敢、正义、自控、睿智，以及对积极公众服务和对国家社会有更大利益的兴趣美德”。对公民“公共美德”的严格要求在古典共和主义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古典共和主义把公民的“公共美德”视为至关重要，这些美德只能在纯朴的前商业社会存在，“不受任何滋生腐败的财富和奢侈生活的侵蚀”。如果共和国的公民丧失了“公共美德”，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共和国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在这方面，古代的希腊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的消亡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历史范例。因此，保持公民的“公共美德”成为实行共和制国家存在的先决条件。近代启蒙思想家对共和主义的阐述尽管已经具有了时代的特征，但同样强调公民的“公共美德”对共和国存在的重要意义。
共和主义无疑是与君主专制体制对立的意识形态。历史发展表明，这种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意味着一定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性，古典共和主义的价值观甚至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容。这也是一些学者把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起来的原因。如2009年过世的美国历史学家约翰·迪金斯认为，共和主义代表了“朴实、节俭、自控和对政体之责任(duty to polity)等古代的价值观”，颂扬个人服务于公益的道德品行，希望社会保持不受商业腐败侵蚀的纯洁；自由主义反映了“变革、进步、私利、自然权利，以及不受政治权力限制的现代信条”，对刺激经济发展的商业活动称颂赞道，容忍个人的非道德行为，倡导公民利益的多样性。美国另一位史学家罗伯特·沙尔霍普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美国的共和主义意味着“坚持公众和私人美德及社会团结，时刻提防权力的腐败影响和对财富的争夺”。而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则坚持，“处于这个时代的美国人拥护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强调追求私利的进取个人主义、竞争性的物质主义、个人权利，以及实用的利益集团政治”。迪金斯和沙尔霍的观点暗含着共和主义与资本主义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自由主义才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其实，共和主义与近代兴起的自由主义在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很难在两者之间划出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美利坚人选择了共和制，是因为这种政体能够保证人们享受的“自由”不会受到“权力”肆无忌惮的侵犯，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公共美德”的弘扬则是总结了历史上共和国消亡的教训，试图奠定这种制度永久运行的基础。
在美国开国元勋中，很多人受到古典共和主义的影响，坚持文艺复兴时代宣扬的以公共美德为中心的道德规范，对权力带来腐败时刻抱有警惕之心，竭力避免财富的过度扩张导致社会凝聚力的分崩离析。因此，他们在选择共和制时时刻铭记“公共美德”对这个新独立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之一卡特·布拉克斯顿1776年以弗吉尼亚殖民地居民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讲话，讨论了美德与共和体制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一个社会存在着两类美德，一类是私人美德，另一类是公共美德。前者只是促进了个体的利益，人们的幸福和尊严存在于私人美德的活动中；后者意味着“对公众利益的无私奉献，排除和独立于所有的私人和自私利益”。欲要使一个共 和国长治久安，其公民必须抑制他们的自私欲望，由此促进普遍的福利。“美德是共和国的原则，因此共和制是最好的政体形式”。布拉克斯顿在这里表明了公共美德是共和国存在的先决条件。当共和国的公民失去了公共美德时，社会将变得腐败，政府很快就蜕变为专制统治。第二届大陆会议主席亨利·劳伦斯甚至发出了“除美德之外，什么都不能拯救我们”的呼声。美国革命期间著名政治家理查德·亨利·李把美利坚人从事的这场革命说成是“美德和人类的事业”。1778年7月4日，戴维·拉姆齐在纪念独立两周年的公众集会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对“自由”维护的语言充斥于字里行间。他指出，美国人选择的共和政体形式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比“我们不久前与之决裂的君主政体更为可取”，更有利于维护公民“品行的纯洁”，能够更好地“促进我们所有重要利益”的实现。他强烈谴责了英国社会的“腐败”，认为“诚实、真诚待人和简朴的生活”从来没有成为英国王室的行为方式，而“虚伪的做法永远弥漫于王室的政府”。英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伪善、虚假、不诚实、傲慢、奢侈及挥霍无度”正是来源于王室的生活方式。与英国腐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生活在共和制下的美国人在生活方式上表现出了“真诚、节俭、勤劳和朴实”等美德。拉姆齐实际上最担心英国的“纵欲生活方式”对这个新国家的公共美德构成威胁。因此，如果不摆脱对英国的依附，那么这些美德“将会在模仿英国的奢侈、懒惰和虚情假意的礼仪中不复存在”。拉姆齐是大陆会议成员，理论功底很厚实，看问题很有深度，后来被尊称为“美国第一个外交史学家”。这篇讲演的主旨在于论证共和制优于君主制，但拉姆齐从“公共美德”受到英国腐败威胁中找到了摆脱英国专制统治的合理性。这种观点在美国开国元勋中比较有代表性，反映了他们对共和制是否能够在这个新独立国家长久存在下去的思考。
美国革命那一代人弘扬古典公共美德，但并不是要压抑人们对私利的本能追求，更不是将之与“自由”对立起来。他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实际上把“美德”与“自由”在共和制的框架内有机地统一起来。“美德”是共和国能够存在的先决条件，而共和国却为人们获得和享有的“自由”提供了基本保证。《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之一埃尔布里奇·格里认为，只有具有美德的人民才可“足以导致他们的国家获得自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宣称：“只有具有美德的民族才能是自由的。当国家变得腐败和邪恶时，他们便有了更多的支配人的需要。”约翰·亚当斯是美国革命起源地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政治领袖之一，积极鼓吹摆脱英国而独立。他与同时代的很多政治领袖一样，对共和制推崇备至，表达了公民的公共美德对一个共和国生存的重要性，不过他没有把公共美德与私人利益完全对立起来，只是强调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这种观点在亚当斯的早期思想中体现得比较明显。1776年4月16日，亚当斯在写给好友默西·奥蒂斯·沃伦的信中，谈到了他对共和政体的看法。在亚当斯看来，公共美德不可能在没有私人利益的国家存在，它是“共和国的唯一基础”。他对“公共美德”的理解是公众对“固存于人们脑海中的公共福利、公共利益、信用、权力和荣耀的永远热情，否则将不会有任何共和政府，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自由可言”。亚当斯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社会精英阶层中很普遍，反映了他们那一代人对共和政体本质的基本认识。1783年7月4日，社会名流约翰·沃伦在波士顿庆祝独立日的集会上发表讲演，大力宣扬保持公民的美德对维护“自由”的重要性，他把美德说成是“共和政体的真正原则”，认为“公共美德的目的是对社会的自由提供保证，当自由得到保证时，每个人就可以不受侵扰地寻求最有可能增加其安全的措施，使其处于独立富裕的状况”。美国开国元勋那一代人以追求国家和个人“自由”为己任，在他们看来，自由的获得与美德的存在密不可分，互为保证，只有具有“勤劳、节俭、独立和富有公益精神等美德的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们对“公共美德”的认识来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但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把对“自由”的追求与公共美德的存在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基于其对维护这个新独立国家共和政体能够持续下去的思考。
古典公共美德提倡公民要具有对国家和公共事务无私奉献的热情，做到这一点必须要以牺牲个人利益作为代价，把人对私欲追求的愿望压抑到最低限度。理查德·亨利·李把对“真正美德和公共美德”的弘扬视为与“所有私人利益和偏颇倾向”相对立。其实，即使是在前商业社会的古代共和国，绝大多数公民也很难做到“灭私欲”，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共领域中为他人或社会服务，更不用说在商业活动已经很普遍的美国了。美国革命领袖提倡“公共美德”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思想中的“理想”一面，尽量使这个新国家避免欧洲君主专制国家的各种社会弊端。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谓身体力行，试图为国人树立效仿的楷模。然而，他们可以成为人们敬重的伟大元勋，但他们的行为方式在普通公民中并不具有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美德”只是古典共和主义在美国的“余音”而已，最终将会被适应社会现实的道德规范取而代之，这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 腐败与“公共美德”的失却
在君主专制政体在世界上居于优势的情况下，美国开国元勋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共和制，把这种在历史上已存在的政体形式与本土形成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使之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此同时，他们以史为鉴，把保持公民的“公共美德”提到了对共和国存亡攸关的高度。在他们看来，“使共和国伟大或最终使之毁灭的东西不是军队的力量，而是人民的特性和精神。作为健全政府的实质前提，公共美德至关重要。一个以节俭、勤劳、节制及质朴为习惯的民族是共和制的可靠基础，而那些沉迷于奢侈生活的人不仅自己堕落，而且也使别人腐败”。在共和主义思想中，腐败这一概念具有特定的含义。在17世纪共和主义思想家的笔下，腐败构成了对共和国的美德和政府良性运行的通常威胁。“腐败”这一概念不仅包含着古典共和时代对公民追求奢侈、颓废，以及私利的担心，而且在政治上体现出了对瓦解宪政法规的对立。他们认为，腐败源于现代商业和信用经济的兴起，是对“公债控制、行政部门掌握的常备军、非法选举和党派存在”的结果。美国开国元勋们对“腐败”的理解主要源于上述解释。追求私欲和权力是人的本能，即使有道德规范的约束，人还是很难克服或压抑本性中的这些弱点，因此，侵蚀“公共美德”的腐败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其实，美国开国元勋们从一开始弘扬“公共美德”时就已经看到或意识到了这一点，有时他们甚至很难确定美利坚社会究竟是否存在这些美德。约翰·亚当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宣布独立之前曾屡次谈到这一点。1775年7月23日，他致信好友詹姆斯·沃伦，对“崇高的公共美德思想似乎在这个世界丧失殆尽”感到遗憾。半年之后亚当斯致信沃伦夫人，问她希望美利坚是采纳“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亚当斯对沃伦夫人明确表示倾向于后者，并向她谈到了共和政府的许多美德，但同时流露出对这些美德失去的担忧。在他看来，这个社会“流氓性”很普遍，“贪赃枉法和腐败堕落”十 分严重，“贪婪和野心”比比皆是。各个阶层对“利润和商业”的追求风靡一时。在这种状况下，亚当斯承认，“是否存在足以支撑共和国的公共美德，我有时表示怀疑”。亚当斯此时希望“公共美德”能够在美利坚发扬光大，但他却敏锐地看到了在私欲横行的商业社会保持“公共美德”的艰巨性甚或不可能性。这样一种看法在当时精英层中十分普遍。
亚当斯这一代人在谈论“公共美德”时没有绝对地把人们对私利的追求从共和主义中排除出去，只是强调私人利益服从于公共利益对维护共和国的重要性，两者应该在共和制的框架内达到有机的统一与平衡。然而，如果人们只追求私欲的满足，那么“公共美德”便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从很多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公共美德”在美国革命爆发前后只是局限于精英层对公民的一种“奢望”，这种美德在普通民众的身上几乎荡然无存。沃伦1775年11月5日致信亚当斯谈到，其他国家“在利益原则上把我们与它们联结在一起”，因为利益原则“在堕落的年代是所有原则中最为重要的”。沃伦在此表明了对人们在追求私利时丧失了为公益服务的奉献精神的担忧。亚当斯对此更是忧心忡忡，他把人们观念的变化视为比对付公开的敌人更为困难。他在致威廉·戈登的信中坦言：“毋庸置疑，我们有一个敌人，他比饥荒、瘟疫和刀剑更为可怕；我这里是指普遍存在于许多美国人心灵中的腐败。”这个思想上的“敌人”使保持公民的“公共美德”几乎成为不可能。费城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来自美国其他地区的政治家对这个精英云集的城市充满了向往。他们的向往中隐含着一种憧憬心理，希望能有机会摆脱当地的浓厚商业氛围，来到这块未受到腐败“玷污”的圣地。威廉·杜尔是纽约市派往大陆会议任职的成员，他就是怀着上述想法赴任的。然而，到达费城之后，他却发现这个城市与其他地方并无多大区别，这令他感到失望。1777年5月28日，他在致约翰·杰伊的信中谈到，得知要到费城任职时，他满以为“将进入公共美德的殿堂，但结果令我大失所望，懊恼不已”。杜尔的这种感受反映了政治家宣扬的“公共美德”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美国开国元勋们之所以大声疾呼“公共美德”对这个新国家存在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在于看到“公共美德”失却的危机。亨利·劳伦斯坦言，只有把“奢侈和贪婪”加以彻底消除，才能保证不利于美国的局面改观，“如果我们缺乏足以拯救我们自己的美德，对法国资金轻而易举地获得将加速我们的毁灭”。劳伦斯当时身居大陆会议主席高位，显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以委婉的语言表达了对“腐败”泛滥的担忧。理查德·亨利·李则直言不讳。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谈到，“金钱的泛滥似乎淹没了美德，我担心这将把美国的自由埋葬在同一座坟墓之中”。在他看来，战争期间利己主义的上升往往使所有共和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不知所措，“贪婪、诈骗和发财梦想”已经让各个阶层深陷其中，公民们正在寻求能够赚到更多钱的职位，不想从事公共服务。他们试图通过呼唤民众的觉悟，来使“公共美德”帮助抵制人们对私利的追求，但似乎无济于事。在一些人的眼里，这种状况在独立之后的美国社会更为严重，大有不可遏止之势。积极宣扬人类美德的英国哲学家理查德·普赖斯1785年不无忧虑地写道，合众国诸州将面临着“矫揉造作、奴颜婢膝和贪赃枉法”等诸多恶习，这样，“自由和美德将被淹没在腐败的漩涡之中”。普赖斯对美国自由事业充满热情，他的描述不见得完全符合实际，但却反映了一个激进的共和主义者从外部对美国社会的观察。约翰·亚当斯1787年初致信沃伦，坦言“我们的国人从来没有获得非常高尚美德的品质”，不要指望他们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相反他们变得“越来越坏”。亚当斯对恢复国人的美德精神不仅持悲观态度，而且对腐败给美国造成的恶果并不讳言。1779年3月24日，亚当斯在致阿瑟·李的信中谈到“自私、傲慢和腐败”将会带来“一个富有美德的正义王国前景的终结”。1787年5月2日，詹姆斯·柯里致信杰斐逊，批评美国人民既不“节俭”，也不“勤劳”，但却是“奢侈纵欲”和“懒惰无度”。他请杰斐逊“对我们的私人和公共美德做出评价”，称“自你离开美国大陆之后，我们的公共和私人信念就被大大动摇。恕我直言，总之我们缺乏即刻见效，以及慎重控制的解决办法，我们正处在遭受政治报应的前夕”。美国建国之父之一萨缪尔·亚当斯对这种状况更是焦虑不安，在他看来，“奢侈和挥霍完全使对人民之自由和幸福所需要的美德不复存在”。纽约民主协会秘书图尼斯·沃特曼在一次讲演中总结说，自美国革命完成和联邦政府最终确立以来，“自由的火焰”就开始趋向减弱。“财富的引力、奢侈生活的诱惑、对收益的渴望，以及破坏性的投机体系等等，像不可阻挡的洪流一样向我们铺天盖地而来，预示着社会生活中最珍贵的观念将遭到毁灭的危险”。这种与革命期间的“理想”相悖的状况导致“任何高尚和爱国的考虑不复存在，使我们变得消沉懒惰，把我们对公共美德的情操从脑海中几乎抹得一干二净，毁灭了对自由的热情，弱化了我们对国家神圣利益的忠诚”。最终结果将是“公众自由的衰落、社会幸福的终结和我们国家的最终消亡”。
上述这些人都经历了美国革命的洗礼和国家体制的确立这一过程，他们对社会上“腐败”现象的批判显然旨在恢复似乎已经离人们越来越远的“公共美德”。
三 保持新国家“公共美德”的构想
从那些富有“理想”的开国元勋们的相关论述来看，对金钱和奢侈追求的“腐败”是公共美德存在的最大敌人，他们中的一些激进者把商业和制造业视为公民腐败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商业不能直接产生财富，却会在产品的流通中让商人暴富，结果只会加剧人们的投机心理，导致世风日下，弱化人们为公众利益服务的道德观。制造业瓦解了人们简朴的生活方式，为人们追求奢侈生活提供了无限的空间。约翰·亚当斯持“商业行为必然会导致社会腐败”的观点，认为公共美德的敌人是追求私人利益的“商业精神”，这种精神已经“缓慢地渗透到家庭，对神圣的婚姻生活发生了影响，由此既败坏了家庭的道德，也毁坏了家庭的幸福。人们很担心，商业精神与一个和谐共和国所必需的心灵纯洁，以及精神伟大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亚当斯把“商业精神”谴责为“唯利是图和贪得无厌”。在这方面，杰斐逊比亚当斯更为激进，他有时对商业和制造业流露出了深恶痛绝的情绪，主要还是对公共美德受到不可避免的侵蚀的忧虑。因此，保持“公共美德”不衰成为开国元勋(杰斐逊们)中(的)很多人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被认为与共和国的兴衰密切联系在一起。
杰斐逊是一个农本主义者，对农业社会情有独钟。他设想了一个能够保持公共美德的农业社会，把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视为最富有价值的公民。他们最有活力，最具独立性，最富有美德。赖于这些恒久的纽带，他们与其国家紧紧相连，与这个国家的自由和利益密不可分。“自由”与“美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只有那些保持勤劳、节俭、独立和富有公益精神等“美德”的自耕农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在杰斐逊的著述中，对农业社会的弘扬与对商业和制造业的贬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共和国主要靠着公民的良好特性才能得以维持，只有农业社会才能使公民保持这种特性。这样，由自耕农占主导的社会便成为共和国得以延续的基础。这种观点贯穿于他的《弗吉尼亚纪事》之中。一位学者读了这本书之后评价说，杰斐逊“专心致力于只是一个‘封闭’的农业制度可能提供或维持的美德观”。杰斐逊的好友约翰，泰勒写了题目为《为托马斯-杰斐逊政府措施辩护》的小册子，谈到开国元勋们维持一个农业社会的愿望，主要是这些人“一直注意到了农业与自由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声称，这种联系需要的勤劳和刚毅习惯，再加上这种联系形成的朴实无华的惯常方式，孕育了对美德和独立的热爱，同时厌恶侵犯他人的权利或使自己遭受侵犯的痛苦。他们无疑意识到，它将是对占有平等的最纯粹的保护”。这样，在杰斐逊的眼中，“从事农业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不易受到腐蚀，原因在于他们不依赖于客户的反复无常。制造商由于形成了依附，要对聚众闹事、堕落腐败、奴颜婢膝和野心勃勃负责。”农民在土地上耕作不仅为社会创造了名副其实的财富，而且可以使一个共和制社会赖以存在的美德代代相传。因此，“农业是我们最明智的追求，因为归根结底农业帮助大多数人拥有真正的财富、良好的品行和幸福。通过投机和劫掠获得的财富在本质上是转瞬即逝的，使投机冒险精神弥漫于社会。”杰斐逊强调简朴无华的农业社会反映了古典共和主义对他的影响，集中体现了他那一代人中的精英人士对如何维护共和国长治久安的思考。
如果农民是最具有公共美德的公民，那么他们在土地上耕作收获自然能够有效地防止腐蚀共和国基础的腐败蔓延。这样，只要美国人主要从事农业，“我们的各级政府在许多世纪期间就能够保持纯洁”，只要“在美国的任何部分存在着空旷的土地”，这种局面就不会发生改变。然而当美国人像欧洲人那样“相继涌入大城市之后”，他们将“变得像欧洲人那样腐败堕落”。美国革命元勋中许多人主张在政治上与欧洲分离。除了有更为实际的利益考虑之外，他们最不愿意让这个几乎在一张白纸上重新构建未来的国家沾染上欧洲的腐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杰斐逊甚至想把这个国家封闭起来，以完全杜绝从外部流入的“腐败”，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不受诱惑地专心致力于使美德长存的农业。杰斐逊1785年10月13日在致霍根道普信中写道：“倘若让我坚持我自己的理论，我希望他们既不经商又不从事航海事业，而是采取中国(闭关锁国)的方式来对待欧洲。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战争，而且我们的全体公民都将成为农民。”当然，杰斐逊很清楚美国不可能与外界相隔绝，但这番话却反映了他的真实心绪，显然，他希望为这个新国家勾画的农业共和国能够成为现实。
当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屹立在世人面前时，很多精英人士激烈地批判了阻碍美国发展的重商主义，但他们并不想改变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经济结构，对发展制造业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杰伊1780年10月17日在致国会的报告中谈到：“取得和平之后的几年里，这个国家就自然会到处有人居住。所有的新区的生活方式也都会大致相同。农业而不是制造业将是他们的职业。他们将种植小麦、玉米、烟草、大麻和亚麻，提供牛肉和猪肉，可能在南部诸州，大量地种植大米和靛蓝。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能够用自己土地上的产品进行交换的话，他们会相应地消费外国制造品。”杰伊的这番话主要还是基于美国与欧洲的贸易互补性。其实，一些人不愿意这个新国家发展制造业，一方面源于对制造业本身的认识，把大规模的制造业视为贫穷和奢侈的产物；另一方面担心制造业会带来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最终瓦解了共和政体赖以存在的基础。1786年，法国人艾蒂安·克拉维埃和布里索·德瓦尔维莱出版了一本考察法国与美国之间关系局势的书，不久被译为英文出版。作者在书中用很大篇幅讨论了美国是否适合发展先进的制造业这一问题。在他们看来，人口稠密的国家是大规模制造业发展的先决条件，但这种局面不一定总是由于土地有限供应而带来人口压力的结果，同时也是来自一种腐败的社会秩序，表明了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正和不平等。他们写道，大规模制造业“应该只是人口过量的产物，这种状况使人们致力于农业或简单制造业成为不可能；但是一般而言，制造业是大城市贫穷和不幸结合在一起的结果”。这两者的“结合”通常靠着邪恶的政治手段强行形成一种局面，以迫使那些受到剥削的不幸劳动者为了生存而生产满足“富人喜好”的奢侈品。欧洲某些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制造业不适合地广人稀的美国，鼓励制造业无异于让共和政体被贵族政体取而代之。用作者的话来说，“通过防止或至少延缓制造业在各州的兴起，美国人将会遏制住道德品行和公共精神的衰落”。制造业可以把黄金带入合众国，但同时却引入了瓦解合众国基础的“邪恶”。在这种状况下，“许多人的品质和德行即刻遭到败坏”。他们逐渐“习惯于让人们处于劳役状态，使贵族政治原则在一个共和国内居于优势”。他们“把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导致共和国倾向于贵族政体”。此时杰斐逊正出使法国，他非常关注法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克拉维埃是当地有名的金融家和政治家，后来在法国革命期间曾入阁政府，杰斐逊在以后的书信中多次提到他。德瓦尔维莱与杰斐逊过从甚密，该书出版后他即刻送给杰斐逊一本。杰斐逊对作者探讨的问题非常感兴趣，对这本书评价很高。他在致德瓦尔维莱的信中称，他非常满意地拜读了“阁下刚刚送给他的书”，认为作者是以一种“极好的方式”探讨法国与美国之间的商业状况。杰斐逊言，如果让他选择特别满意的“任何特别章节”，那便是作者在这些章节中向合众国证明了，从事农业者“要比转运商和制造商更具有美德，更为自由和更为幸福”。杰斐逊之所以对这本书大加赞扬，主要是他此时对制造业的看法与作者所持的观点基本上没有太大区别。
克拉维埃等人关于制造业的观点几乎是投那个时代美国人之所好。在18世纪8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通常把大规模的制造业与贫穷、奢侈、无产，以及旧世界政治和社会不平等体系联系在一起”。出于这些原因，他们“先入之见地认为，大型制造业在共和国的广泛发展是不适当的，也是没有必要的”。美国首位语言学家诺厄，韦伯斯特在1785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详细地论述了美国不适宜发展大型制造业，充其量只能让农民很容易生产简单的产品，属于农民日常消费的必需品，农业是美国人的最佳选择。与韦伯斯特持同样观点者在当时的美国不乏其人，他们不愿意美国发展制造业的根本原因还是担心美国人难以抵制住各种“腐败”的诱惑，造成这个新国家失去其特性，沦为与欧洲国家一样的处境。1788年，杰斐逊还在法国担任公使一职时，一位欧洲人想在美国投资办一家纺织厂，他咨询杰斐逊是否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杰斐逊向这位欧洲人坦言，纺织厂不能在美国开办，邦联政府不会对外国人在美国开厂提供任何类型的帮助。“在这个国家，政府的政策不给任何类型的工厂提供帮助。既不帮助，也不设置障碍，让局面任其自然发展。一般而言，这种态度就是最好的政策。”这位外国人大概感到既失望又诧异，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上，他很难 理解杰斐逊的这番话，他可能没有想到在美国开办工厂威胁了美国人非常珍视的“自由”，直接对共和政体的存在构成了挑战。
杰斐逊对这位外国人还算是比较客气，没有把“腐败”、“邪恶”等通常使用来描述制造业的词汇直言不讳地讲出来，只是委婉地劝说他不要到美国投资设厂。杰斐逊对制造业的偏见与他对农业共和国的偏好是同一个钱币的两面。在其早期论著中，对制造业的指责基本上源于他关于维护共和政体的政治理念。这一点在其唯一的专著《弗吉尼亚纪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希望把具有“邪恶”的工厂留在欧洲，以避免来自欧洲的这个“脓疮”危及美国的“健康肌体”。所以，“保持一个共和国的活力在于一个民族的举止和精神，这些东西的蜕化是一种溃疡，很快侵蚀到其法律和宪法”。在杰斐逊的眼里，那些善于制作精美物品的人为美国社会所不容，因为工匠阶层“是投恶习之所好，是一个国家自由普遍受到践踏的工具”。杰斐逊对制造业的消极甚或抨击态度反映出了那个时代很多美国人的一种深刻担忧，即大规模的制造业在美国兴起将会使公民身上具有的美德不复存在，直接导致共和政体出现危机。这样一种担忧甚至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层面。汉密尔顿1791年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这份报告的主旨是请求联邦政府采取鼓励发展制造业的措施，但最终在国会内未获得通过，而且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种结果固然有党派因素作祟，但也表明这一时期美国决策层的很多人对所谓的“工业文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想在制造业之外寻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归根结底还是想试图遏制住“公共美德”在公民身上急剧衰落的趋势，让这个洁身自好的新国家与腐败的旧欧洲隔离开，防止共和制的美国转向侵犯“自由”的贵族政治。
四 开国元勋的思想转变
美国开国元勋们不希望由他们创建的国家沦为像欧洲国家那样的腐败社会，然而，他们抵制现代工业文明的思想与独立后美国发展的大势并不相一致。迈入现代工商社会是美国欲要成为强大国家的必然选择，任何与这种趋势相悖的价值观即使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有所作用，但其影响也难以持续。因此，在一个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的社会，“公共美德”充其量只是局限在极少数的精英人士身上，在大众中不会具有普遍性，更不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持这种思想者多为政府决策层的成员，他们可以对“公共美德”的消退深表惋惜，也可以提出一些防止这种趋势进一步恶化的设想，但他们不可能逆美国社会发展的大潮流而动，只有顺势应变，才能使这个刚刚独立的国家对付所面临的复杂局面，也才能让这个新国家走向强大。这样，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自觉还是不自觉，他们中的很多人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他们的思想逐渐适应了美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其结果促进了美国大踏步地迈向现代工商社会。他们为保持“公共美德”而精心构思的设想最终化为泡影。
开国元勋们提倡“公共美德”，主要是出于维护共和国的长治久安考虑。其实，共和制能够在美国代代相沿，固然民众具有为国家献身精神或公益价值观很重要，但关键还在于国家具有维护这种政体的实力。美国在建国后面对的诸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国家的孱弱。只有经济自立强大才能摆脱受制于欧洲大国的局面，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安全的问题，而把美国民众只限于土地上耕作是断然走不出孱弱局面的，更不会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一位马里兰的作者在1787年2月出版的《美国博物馆》(TheAmerican Museum)杂志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发展制造业，认为“制造业是通向我们真正独立的唯一道路，使我们国家适宜生活的地区变得具有真正的价值。什么国家在世界上最为繁荣兴盛和最为强大?制造业国家。高地、山脉、森林与河流构不成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真正财富是从事机械和制造业，以及农业的勤劳居民的人数。一个由农民和牧民组成的国家远不如一个有相当比例的人致力于技艺和制造业的国家更为重要，欧洲的每个政治家都熟知这一点。美国只有改变了毁灭其公民利益、道德和声望的现行贸易体系，她将才能感到自己的重要和尊严”。在当时许多人眼里，美国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就无真正的独立可言，更不会变得强大，当然也无法奢谈通过实力解决与欧洲大国在北美大陆上的诸种争执了。拉姆齐在革命期间曾担心英国腐败的生活方式对美国人的简朴勤劳特性产生负面影响，但到了18世纪80年代中期，其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认识到发展制造业对美国的重要性。他呼吁美国政府“必须奉行一种新的政策，否则我们从未在实际上是独立的。我们必须更少地进口，更多地致力于农业和制造业”。这些人多是美国社会的名流贤士，他们的呼吁反映了社会精英在思想上的转变。
这种转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很多受古典共和主义影响的著名人士对社会的“商业化”不齿，主要担心“商业化”助长人们对钱财的贪欲心理和对奢侈生活的追求。约翰·亚当斯曾对过度的商业活动深恶痛绝，但在美国革命之后意识到了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贪欲”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到了1787年，亚当斯便得出结论，美国民众既不会也不可能按照共和美德的标准行事。在他看来，“如果共和美德不能容许贪欲存在，那么，诸位能够发现任何时代或哪个国家曾经有共和美德吗?”言下之意，贪欲与共和美德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并行不悖。亚当斯显然是有的放矢，主要针对有人以美德日下为由指责社会的商业化，为商业化导致人们的“贪欲”而辩护。他就任总统后强调商业的重要性，认为“美国的商业即使不是对美国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但至少对美国的舒适、美国的发展、繁荣和幸福是必不可少的。美国人民的精神、特性和习惯是高度商业性的。我们的城市在商业基础上形成与存在。我们的农业、渔业、技艺和制造业与商业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且依赖于商业。”亚当斯已把对商业的偏见置之脑后，在国家层面上采取了促进商业和鼓励制造业的政策。富兰克林对美国脱离英国走向独立功勋卓著，他除了在独立战争期间奉大陆会议之命出使法国之外，因年龄过大并没有在邦联政府内任职，1789年第一届联邦政府运行不久他就赫然长逝。富兰克林目睹了美国在立国初期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但没有作为决策者亲自体验到如何解决这些困难的“迷惘”，不过他也经历了思想上的初步转变。富兰克林在早期受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重农轻商，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合法来源，视商业为欺诈，反对国人消费奢侈品。他的这些看法与强调公民的公共美德是一致的。比富兰克林年龄略长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弘扬现代的“商业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诸如“俭朴、节约、节制、勤劳”等传统公共美德的产物，所以由商贸往来带来财富的增加并不会败坏民风，瓦解共和政体的基础。孟德斯鸠的这种观点对富兰克林重新认识商业行为产生了影响。他在美国革命结束之前曾致信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强调了国家之间商业来往对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的必要性。不过富兰克林一直是在谴责重商主义的框架下阐述商业重要性的。富兰克林不欢迎外国人在美国投资设厂，认为美国不需要大规模的制造业。他主要还是担心制造业把 奢侈品的消费带入国人的生活，使公民俭朴和勤劳的美德不复存在。富兰克林一生都在坚持公共美德对共和国发展的重要性，但在去世前夕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对国人消费奢侈品表达了复杂的感情，预言精良制造业在美国必然会兴起。很遗憾，富兰克林未能目睹美国人治国理念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设想，如果他仍健在，他绝不会把自己的思想停留在对保持美德的农业社会的讴歌之中，必会与时俱进，引领时代之思想潮流。
在开国元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比较早地告别了对美国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传统共和遗产。他认为古典共和主义与美国革命毫无关系，无补于美国走向强大。社会的商业化是独立后的美国的必然选择，这种结果在根本上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发展。在他看来，人类的真正天性是趋向奢侈，古典美德在美国并无立足之地。汉密尔顿是一个完全的现实主义者，从来不避讳商业化造成的贫富分化。他在讨论制宪问题时直言不讳地宣称，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财产平等这回事；只要有自由，就有不平等，而且自由本身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不平等问题。要是人们过分地倾向于民主，我们将很快陷于君主统治。财产差距在我们中间已经很大，商业和工业将必然进一步扩大这种差距”。汉密尔顿口无遮拦地批评了那些美德布道者的虚伪，把寻求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模式说成是对美国来说“荒唐可笑”。美国不可能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农业共和国，而与英国一样是一个经济上强大的现代发达国家。在很多情况下，汉密尔顿对美国未来的设计具有超前性，很容易遭到批评，但他倡导鼓励制造业发展的建议在那个时代精英人士思想转变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开国总统华盛顿是一个具有公共美德的典范，汉密尔顿一直追随华盛顿左右，是其特别信任的幕僚。华盛顿出任总统后很多政策受到汉密尔顿思想的影响。在很多人还对美国发展制造业持怀疑态度时，华盛顿就以在战争期间的亲身经历意识到这个新独立的国家需要有制造业的基础。在1790年1月8日首次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他向国人呼吁促进“诸如那些往往使他们尤其在军备品上不依赖于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以消费国内制造品为荣，甚至提出用国家的款项来经营制造业。这一点在他1796年12月7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充分体现出来。其实，到了此时，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制造业将动摇共和国基础的观点逐渐失去了影响力。
杰斐逊在很长时间内梦幻他设想的农业共和国能够在美国成为现实，使欧洲的现代工商文明远离这个新国家。其实，杰斐逊一向很重视打开别国的市场，当然这主要是为农业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服务的。他对工业文明的抵制可谓不遗余力，但到了19世纪之初，他意识到了美国很难阻挡住工业文明的冲击，将他认为带来腐败邪恶的制造业留在欧洲的设想根本行不通。到了杰斐逊出任总统后，他再也不可能沉浸在与现实相距甚远的梦幻之中，对商业和制造业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杰斐逊在其首次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把农业、制造业、商业和航海列为“我们繁荣的四根支柱”。不过此时他对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依然持激烈抨击态度，把汉密尔顿提倡的合众国银行称为“堕落赌徒”摇篮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当1802年州银行的数目增加时，杰斐逊还是坚持认为，任何形式的银行都是一种十足的邪恶。这说明杰斐逊此时还不能接受现代信用制度，思想转变处于一种举棋不定或踟蹰不前的状态。他在总统任内为美国能够成为一个强大国家殚思竭虑，但对美国发展大规模制造业一直犹豫不决。他鼓励国人发展家庭制造业，作为对农业生产的补充，以减少国人对外国制造品的依赖。杰斐逊身体力行，在其农庄建立了一个纺纱厂。这一时期，他在与友人通信中反复强调了家庭制造业的优势。其实，杰斐逊在总统任内后期深感拿破仑战争对美国船运业的破坏之苦，渐渐意识到发展国内制造业的重要性。1809年他致信詹姆斯·杰伊，强调“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平衡无疑对我们的独立是绝对必要的”，制造业可以消费掉农民生产的原料，商业可以把美国的剩余产品运送到国外市场以换取美国不能生产的产品。杰斐逊希望这三个重要行业共同发展，相互裨益。杰斐逊的好友约翰·泰勒1810年10月26日致信门罗抱怨说，很多人相互讲，杰斐逊“做了许多好事，但忽视了一些更好的事情；他们现在把杰斐逊的政策视为很像与汉密尔顿先生的妥协”。泰勒之言表明杰斐逊已经放弃了对商业和制造业的偏见。
杰斐逊在思想上对现代工厂制的真正认同是在1812年战争之后，此时杰斐逊已淡出政界，但却依然关注国内外局势的发展。这场战争使他对工业文明有了新的认识，最终放弃了对家庭制造业的坚持，接受了现代工厂制度在美国的出现。到了1816年，杰斐逊认识到对农业的偏爱只会导致国家难以摆脱经济依附，于是，他开始大力提倡在制造品上自给自足。该年年初，杰斐逊致信本杰明·奥斯丁，说他曾经相信自由贸易，但是在1785年谁能料到在这个世纪末将导致人类历史耻辱的迅速堕落呢?美国“经历了当时我们不相信的东西，肆意挥霍和滥用权力足以把我们排除出与其他国家商品交换的领域：为了处于生活舒适的自立状态，我们必须自己创造这种舒适生活。我们现在必须把制造商与农业经营者一视同仁”。因此，“现在反对国内制造业的人肯定要么是希望我们对外国依赖，要么是让我们以兽皮制衣，像野兽一样在山洞中生活。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经验已经使我明白，制造业现在对我们自立之必需犹如对我们舒适之必需一样”。杰斐逊最终在犹豫彷徨中实现了对工业文明的认同，完成了他的思想转变。
很多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这种转变发生在18世纪末叶，随后逐渐加快。如乔伊斯·阿普尔比认为，18世纪90年代是美国从对公众美德的赞颂向对私利的狂热接受的转变时代，她所持的理由是，杰斐逊派接受了农业的商业伦理；史蒂文·沃茨把1812年战争前后的年代说成是民主共和党的政治家赞成个人追求利益的开始；哈里·沃森指出，19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的“市场革命”引发了美国人价值观改变的进程，他们从致力于公众福利向对私人财富积累深感兴趣的转变。
美国开国元勋们是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为这个新国家寻求一条发展道路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求助于“公共美德”来防止“腐败与奢侈”侵蚀了共和国的基础也是一种探讨。这种探讨受到古典共和主义的影响，明显具有了“理想化”的色彩，在现实中很难行得通，从根本上无助于解决建国之后美国面临的各种迫切需要对付的问题。这样，作为国家决策层的人物，他们必然会寻求其他解决途径，在此过程中最终在思想上实现了从“理想”向现实的转变，美国也由此开始大踏步地迈向了现代工商社会。
五 结语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是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国，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和思想意识，很难绕开美国。美国的发展历程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其中起到的巨大作用。美国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并不是开国元勋们一锤定音来决定的。他们确立了与君主专制对立的共和制，在于他们认为这种政体能够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使他们珍视的“自由”免遭侵犯。“不自由，宁毋死”是美国革命时代精英人士动员 民众的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共和制与资本主义之间不存在着等号关系，选择共和制并不是意味着必然选择了资本主义。开国元勋们的思想中充满了睿智，但他们并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究竟为何物。他们完全是按照自己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理解为这个新国家寻求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一些研究美国早期史的学者由此得出结论，共和主义实质上是反商业的；杰斐逊的政治经济思想是自由的反资本主义的。①其实，开国元勋们的思想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他们受到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共和主义立国，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模式在这个新国家的再现。他们信奉的共和主义残留着古典的痕迹，但却具有了现代的含义，体现出了以维护国家自由和个体自由的价值观。他们大力提倡公民具有服务于公益的美德，但却完全尊重个体享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个人的财产权绝对不得随意侵犯。这样，他们一方面义无反顾地献身于国家或公益的事业，另一方面把对个体自由的维护提到了非常的高度，在法律上予以保障，两者在他们的身上结合的天衣无缝。因此，他们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抵制有着思想上的根源，但不是根深蒂固和长此以往的，而且很快就随着对局势变化的适应荡然无存了。到了此时，他们信奉的共和主义自然会发生变化，不会是像有人说的那样不再适应“现代社会”，而是成为正在形成的自由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和主义造就了在北美大陆上一个与君主专制政体对立的国家，杰斐逊等人倡导公共美德，目的是防止欧洲专制主义国家的“腐败”侵入这个新独立的国家，使之避免重蹈历史上共和国最终蜕化的命运。这种设想反映了他们对这个共和国的未来认识具有局限性，说明了其早期思想存在着与现实脱节之处，但不能由此得出他们的思想有悖于美国现实利益的结论。这些人属于殖民地时期的精英，充满了“理想”，富有知识，聪慧过人。他们领导民众摆脱英国走向独立的过程中，“理想化”的语言有效地动员民众积极投身于这场革命中，但这些充满激情的语言体现出了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即使他们把“公共美德”提到与共和国存亡之攸关的高度，同样也是出于在一个君主专制制度盛行于世界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实现美国现实利益的考虑。正是他们具有对这个新国家未来前途负有责任的态度，他们从来不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其治国理念是应时而变，推陈出新，不断地在解决现实问题中逐步完善，最终成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宝贵遗产。他们不囿于陈规而为美国探索一条发展道路，使他们成为后辈所推崇尊敬的一代。因此，他们信奉的共和主义“是处在变革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是旨在使古典共和美德与扩张的商业经济一致起来以适应变革的意识形态”。这是研究美国早期史著名专家德鲁·麦克伊所持的观点，意在反驳美国的共和主义是反商业和反资本主义的命题。这种观点尽管走到了另外一端，但却表明了共和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适应外部局势的变化。而开国元勋的思想转变也不断地赋予共和主义新的内容，使之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对美国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识形态传统。
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开国元勋们提倡的“公共美德”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进入19世纪之后，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公共美德在人们的思想中几乎荡然无存。本杰明·拉什1808年曾经问约翰·亚当斯：1774年人们的行为举止与现在有何不同?亚当斯回答说“的确是不同的”。“那时我们热爱自由甚于热爱金钱。现在我们热爱金钱甚于热爱自由。当时自由意味着对生命、财产和品质的保障。现在这个词汇已经改变了含义，意味着金钱、拉选票、搞阴谋和诽谤中伤，可能还意味着对法国军队和英国舰队的保护”。亚当斯的话流露出对人们追逐“金钱”而伤害“自由”的无可奈何的情绪，但却表明了美国人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踏步地进入了开国元勋们竭力防止的社会。然而，尔虞我诈的丛林法则毕竟为社会进步所不容，沉迷于纸醉金迷的腐败生活未必一定感到幸福满足。社会的良性运行一方面需要法律制约人们的“恶”行，另一方面更需要人们在道德上的自律和完善，追求更高的精神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美德在美国民众的身上不会完全消失匿迹，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其在社会运行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现在，在美国的一些小镇上，人们还可以看到古典共和主义传统遗留下来的痕迹。无数的美国人不计私利地甘愿做社会的志愿者，这体现了公共美德复兴的迹象。开国元勋们目睹了公共美德在美国的急剧衰落，其中一些人可能为此感到遗憾甚至痛心，但公共美德在当代美国社会的价值观中却有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出现这样的局面大概是奠基美国政治传统的那一代伟人未曾料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