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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的一天，骄阳似火，南川区南平镇景秀村的一处工地上，村民张成坤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现在实行阳光村务，财务收支非常透明，大家都愿意出地、出钱、出力。修好引水工程之后，人畜饮水就不困难了。”
而在这之前，景秀村村民一个月要到镇、区上访好几回，主要怀疑村干部捞取好处费，多次发生争吵、抓扯事件，村民防干部简直就像防“贼”一样，一点也不支持村里的发展。
这一切转变源于村（居）民监督委员会的成立。
近年來，南川区以建设村（居）民监督委员会为着力点，强力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营造出了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干事创业环境。
案件多发 监督委员会应运而生
“南川区东城街道北郊社区居委会以修建社区服务中心的名义，建成38套住宅用于销售，被南川区国土房管局认定为违法建筑……”2010年4月19日，重庆电视台的一条新闻打破了东城街道的平静。
南川区纪委立即对此展开调查，与建筑商私下串通的街道、社区居委会的有关干部被揪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区纪委又接到群众联名举报，鸣玉镇一些村干部存在贪污腐败现象。
一段时间内，农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接连出现，引起了南川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区委要求区纪委献计出力，建制防腐。
2010年9月12日，南川区纪委组织村民代表、乡镇干部等，召开“防止‘村官’腐败、激发干事热情、促进干部成长”专题研讨会。
“现在农村虽进行了村务公开，但公开内容的真实性有待鉴别，做假账的情况仍然存在。”灌坝社区居民李春满开门见山地说。
“虽然区里加大了督查力度，但不容易深入，很难真正查出问题。”大燕村村民小李说。
会场上，大家争先恐后发言，讨论异常热烈。
“村干部腐败，源于监督真空，何不成立村民监督委员会，让村民自己监督干部？”区纪委负责人萌发出一个念头。
经过深入调研论证，区里随即出台《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廉洁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全区所有村社建立村（居）民监督委员会，作为常设的民主监督机构，对村（社区）“两委”作出的重大决策、财务管理、个人行为等实施监督。村（居）民监督委员会由3—5名威望高、作风正、敢碰硬的村民代表组成；区财政和乡镇（街道）每年各拨出工作经费，直接由乡镇（街道）发放；村（居）民监督委员会与村（居）民委员会平行，对乡镇（街道）纪（工）委和区纪委负责。
履职述廉 监委会持续发力
2010年10月的一天，水江镇长青村村干部就修建200多立方米的引水池展开讨论。
“我建议将引水池修在公路边，方便上级检查。”一名村干部说。
“此话有道理，如果做了事，上级不知道，就等于没做。”其他村干部随声附和。
闻听此话，村监委会成员陈福木拍案而起：“引水池不是修来看的，而是要解决村民的饮水问题，我坚决反对这一‘面子工程’。”
经过交锋，村干部自知理亏，引水池只好改址。
此后，陈福木成了施工现场的常客，一天要到工地督查多次。
陈福木的正义感并非“心血来潮”。
下乡开展检查的南川区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国军说：“‘六必到’是村（居）民监督委员会的重要职责，即听取村（居）‘两委’汇报必到、督查‘四务’公开必到、监督质询答疑必到、审核当月财务必到、重大决策必到、跟踪政策必到。”在李国军手边，就有一本密密麻麻做满记录的《村（居）民监督委员会记录册》。
2012年10月，南川区纪委会议室。
杨善富翻开笔记本，铿锵有力的声调打破了平静。
“今年来，我四次参与低保申报听证会，揪出三个‘李鬼’；每月30日前审议财务；次月8日前监督‘四务’按时上墙、上网公示……”
杨善富作为东城街道灌坝社区居民监督委员会主任，列席南川区纪委常委会，汇报监督情况。
汇报完毕，大家开始逐一点评。
“监委会发动组建廉政文艺小分队，宣传政策法规，扩大监督，很不错！”南川区纪委副书记刘忠毅点头称赞。
南川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赵明中接过话：“监委会提出创建平安、绿色、卫生、安全、和谐文明‘五型小区’，目标明确，很有特色……”
闻言，杨善富脸上露出笑容。
双向监督 村级组织活力迸发
如何保证村（居）民监督委员会不流于形式？2012年初，南川区建立村（居）民监督委员会向区纪委常委会“述职述廉”制度。
“在召开区纪委常委会之前，随机抽取村（居）民监督委员会、乡镇（街道）纪（工）委负责人各一名，提前一天通知列席会议，以‘一页纸’汇报本年度以来所干实事。”南川区纪委干部刘忠毅说，“纪委班子成员随机‘点评’。汇报单位可向纪委监察局提意见建议，所涉科室和分管领导现场‘作答’，通过良性互动，使监督工作更有力。”
在双向监督机制的约束下，南川区基层组织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过去一口约20亩的村属池塘承包出去，一年的租金只有500元。现在公开招标，年租金一下涨到3000元。”水江镇大龙社区党委书记金开善说，“多亏了居民监督委员会在‘三资’清理中的严格监督！”
“现在实行阳光村务，财务收支非常透明，大家都愿意出地、出钱、出力。修好引水工程之后，人畜饮水就不困难了。”
而在这之前，景秀村村民一个月要到镇、区上访好几回，主要怀疑村干部捞取好处费，多次发生争吵、抓扯事件，村民防干部简直就像防“贼”一样，一点也不支持村里的发展。
这一切转变源于村（居）民监督委员会的成立。
近年來，南川区以建设村（居）民监督委员会为着力点，强力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营造出了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干事创业环境。
案件多发 监督委员会应运而生
“南川区东城街道北郊社区居委会以修建社区服务中心的名义，建成38套住宅用于销售，被南川区国土房管局认定为违法建筑……”2010年4月19日，重庆电视台的一条新闻打破了东城街道的平静。
南川区纪委立即对此展开调查，与建筑商私下串通的街道、社区居委会的有关干部被揪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区纪委又接到群众联名举报，鸣玉镇一些村干部存在贪污腐败现象。
一段时间内，农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接连出现，引起了南川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区委要求区纪委献计出力，建制防腐。
2010年9月12日，南川区纪委组织村民代表、乡镇干部等，召开“防止‘村官’腐败、激发干事热情、促进干部成长”专题研讨会。
“现在农村虽进行了村务公开，但公开内容的真实性有待鉴别，做假账的情况仍然存在。”灌坝社区居民李春满开门见山地说。
“虽然区里加大了督查力度，但不容易深入，很难真正查出问题。”大燕村村民小李说。
会场上，大家争先恐后发言，讨论异常热烈。
“村干部腐败，源于监督真空，何不成立村民监督委员会，让村民自己监督干部？”区纪委负责人萌发出一个念头。
经过深入调研论证，区里随即出台《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廉洁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全区所有村社建立村（居）民监督委员会，作为常设的民主监督机构，对村（社区）“两委”作出的重大决策、财务管理、个人行为等实施监督。村（居）民监督委员会由3—5名威望高、作风正、敢碰硬的村民代表组成；区财政和乡镇（街道）每年各拨出工作经费，直接由乡镇（街道）发放；村（居）民监督委员会与村（居）民委员会平行，对乡镇（街道）纪（工）委和区纪委负责。
履职述廉 监委会持续发力
2010年10月的一天，水江镇长青村村干部就修建200多立方米的引水池展开讨论。
“我建议将引水池修在公路边，方便上级检查。”一名村干部说。
“此话有道理，如果做了事，上级不知道，就等于没做。”其他村干部随声附和。
闻听此话，村监委会成员陈福木拍案而起：“引水池不是修来看的，而是要解决村民的饮水问题，我坚决反对这一‘面子工程’。”
经过交锋，村干部自知理亏，引水池只好改址。
此后，陈福木成了施工现场的常客，一天要到工地督查多次。
陈福木的正义感并非“心血来潮”。
下乡开展检查的南川区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国军说：“‘六必到’是村（居）民监督委员会的重要职责，即听取村（居）‘两委’汇报必到、督查‘四务’公开必到、监督质询答疑必到、审核当月财务必到、重大决策必到、跟踪政策必到。”在李国军手边，就有一本密密麻麻做满记录的《村（居）民监督委员会记录册》。
2012年10月，南川区纪委会议室。
杨善富翻开笔记本，铿锵有力的声调打破了平静。
“今年来，我四次参与低保申报听证会，揪出三个‘李鬼’；每月30日前审议财务；次月8日前监督‘四务’按时上墙、上网公示……”
杨善富作为东城街道灌坝社区居民监督委员会主任，列席南川区纪委常委会，汇报监督情况。
汇报完毕，大家开始逐一点评。
“监委会发动组建廉政文艺小分队，宣传政策法规，扩大监督，很不错！”南川区纪委副书记刘忠毅点头称赞。
南川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赵明中接过话：“监委会提出创建平安、绿色、卫生、安全、和谐文明‘五型小区’，目标明确，很有特色……”
闻言，杨善富脸上露出笑容。
双向监督 村级组织活力迸发
如何保证村（居）民监督委员会不流于形式？2012年初，南川区建立村（居）民监督委员会向区纪委常委会“述职述廉”制度。
“在召开区纪委常委会之前，随机抽取村（居）民监督委员会、乡镇（街道）纪（工）委负责人各一名，提前一天通知列席会议，以‘一页纸’汇报本年度以来所干实事。”南川区纪委干部刘忠毅说，“纪委班子成员随机‘点评’。汇报单位可向纪委监察局提意见建议，所涉科室和分管领导现场‘作答’，通过良性互动，使监督工作更有力。”
在双向监督机制的约束下，南川区基层组织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过去一口约20亩的村属池塘承包出去，一年的租金只有500元。现在公开招标，年租金一下涨到3000元。”水江镇大龙社区党委书记金开善说，“多亏了居民监督委员会在‘三资’清理中的严格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