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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以来会期最长的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十三五”进行了布局，得到了“新常态”的共识，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决方向，并通过“五大任务”的部署让改革落到实处
万事开头难。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是向着“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冲刺的关键一年。我们面临着国内外怎样的经济形势？未来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在何处？如何落实“十三五”规划？带着这些问题，从2015年12月18日到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了足足4天，这也创下了自2000年以来，会期最长的纪录。
“十个方面”发力
2015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发布。与2014年的公告相比，“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表述依然未变。不同的是，2014年的“总基调”之后，接着的是“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而2015年的“总基调”之后，接着的是“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从表述上就能看出，2016年的经济形势将比2015年更加严峻。整体经济必须忍受结构调整所带来的阵痛。”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局长王加春说。
正如会议所指出的，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抓紧做好工作，就能顺利过关。会议提出了经济发展、稳定增长、宏观调控、产业结构、城镇化、区域发展、生态环境、民生、资源配置、对外开放十个方面的“更加注重”，明确了新常态下的工作重点。
自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就开启了不断加速的奔跑模式，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取得的成就之多，都是前无古人的。然而，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加速跑后，出现的不良反应开始逐渐显露，比如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固化等，这些问题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大多被光鲜的数字所掩盖，或被认为是次要问题而搁置。
就像面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4万亿”刺激计划进一步拉动内需，尽管维持了GDP增速，但并没有切中中国经济的肯綮之处。
因此，金融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存在巨大的风险。虽然奔跑的速度快，但是如何增强体质、抵御风险，就需要形成新的认识、新的逻辑。
“会议认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
供给侧——瞄准改革新方向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新常态调控思路的重大创新。如果说上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提出和阐释了“新常态”的话，那么这次会议的着力点则放在了新常态下应该“怎么干”。
与供给侧相对应的，就是需求侧，这也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管理的主要思路。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驱动的经济发展思路中，一旦经济增长有波动，那必然是投资没跟上，或者是消费疲软，或者是出口下降。于是，解决方法或者是加大投资，或者是刺激消费，或者是货币贬值增强出口。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就曾指出：“十二五”期间，中国一直实行扩大内需的战略和政策，但目前经济还在下行，工业品的价格在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显然这些问题已经很难再用需求不足来解释了。”这就使中国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可能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针对结构性问题，不能用解决周期性波动的宏观政策去应对，而要采取结构性改革去化解。
那么，“需求侧”是否就不再重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要照顾“需求侧”。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分析，供给侧改革其实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减少不合理、没有市场、没有发展动力的产业的过剩供应，另一方面是扶持有市场需求、合理的产业的供应，如养老业。两方面必须同步进行。
“五大任务”让改革落到实处
得到了“新常态”的共识，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决方向，从哪些方面着手落实呢？
“会议认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在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方面，会议提出要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同时要求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在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方面，会议提出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社会保险费、企业财务成本、电力价格以及物流成本。
面临经济形势下行，中国实体经济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以资本市场和互联网金融为突出代表的虚拟经济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发展态势。王加春表示，实体经济是解决百姓就业、稳定收入来源的最有效的途径，资本过度集中在虚拟经济，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造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因此，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也就成了重中之重，“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
在化解房地产库存方面，对于“去库存”任务，会议只提到了“化解房地产库存”。化解的重点显然不是在楼市火爆的一线和二线核心城市，而是在广大三四线城市和部分冷清的二线城市。
本次会议提出，“要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同时还提出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降价、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等方法。”让“去库存”与城镇化结合起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进城落户，加大城市房屋租赁市场建设。
对此，王加春还认为，对于一些旅游城镇的房产库存，还可以鼓励一线城市居民去投资购买，而这还需要政府在政策和法律上的进一步支持，比如今后将面临的房产税问题。
在扩大有效供给方面。“有效”是关键，会议从精准扶贫、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培育各类创新、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大投资于人、落实农业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等多角度提出“补短板”的新路径。
国内对于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需求还是很大的，“海淘”现象就说明我们的供给端还跟不上人民的需求。今后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而这就需要企业技术升级改造。王加春表示，扶贫也是一样，不能是形象工程、弄虚作假，要精准到每一村、每一户。“这些都是我们粗放式发展的‘欠账’。”
此外，加大对人的投资，是一个全新的提法。我们国家的人口数量全世界第一，但总体上看还是“简单劳动力”偏多，人才特别是高素质人才偏弱，人力资源结构“转型升级”也迫在眉睫。
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会议提出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强全方位监管等任务。
金融领域正受到产能严重过剩、企业效益堪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等中国实体经济中问题的影响。“从大的角度来讲，社会政策要托底；从小的角度来讲，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就不会引发太大的经济问题。”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指出，当前中国确实面临银行不良贷款、证券市场波动等金融风险，但官方的目标十分清晰，即在妥善处理局部金融风险的基础上，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万事开头难。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是向着“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冲刺的关键一年。我们面临着国内外怎样的经济形势？未来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在何处？如何落实“十三五”规划？带着这些问题，从2015年12月18日到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了足足4天，这也创下了自2000年以来，会期最长的纪录。
“十个方面”发力
2015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发布。与2014年的公告相比，“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表述依然未变。不同的是，2014年的“总基调”之后，接着的是“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而2015年的“总基调”之后，接着的是“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从表述上就能看出，2016年的经济形势将比2015年更加严峻。整体经济必须忍受结构调整所带来的阵痛。”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局长王加春说。
正如会议所指出的，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抓紧做好工作，就能顺利过关。会议提出了经济发展、稳定增长、宏观调控、产业结构、城镇化、区域发展、生态环境、民生、资源配置、对外开放十个方面的“更加注重”，明确了新常态下的工作重点。
自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就开启了不断加速的奔跑模式，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取得的成就之多，都是前无古人的。然而，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加速跑后，出现的不良反应开始逐渐显露，比如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固化等，这些问题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大多被光鲜的数字所掩盖，或被认为是次要问题而搁置。
就像面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4万亿”刺激计划进一步拉动内需，尽管维持了GDP增速，但并没有切中中国经济的肯綮之处。
因此，金融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存在巨大的风险。虽然奔跑的速度快，但是如何增强体质、抵御风险，就需要形成新的认识、新的逻辑。
“会议认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
供给侧——瞄准改革新方向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新常态调控思路的重大创新。如果说上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提出和阐释了“新常态”的话，那么这次会议的着力点则放在了新常态下应该“怎么干”。
与供给侧相对应的，就是需求侧，这也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管理的主要思路。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驱动的经济发展思路中，一旦经济增长有波动，那必然是投资没跟上，或者是消费疲软，或者是出口下降。于是，解决方法或者是加大投资，或者是刺激消费，或者是货币贬值增强出口。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就曾指出：“十二五”期间，中国一直实行扩大内需的战略和政策，但目前经济还在下行，工业品的价格在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显然这些问题已经很难再用需求不足来解释了。”这就使中国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可能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针对结构性问题，不能用解决周期性波动的宏观政策去应对，而要采取结构性改革去化解。
那么，“需求侧”是否就不再重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要照顾“需求侧”。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分析，供给侧改革其实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减少不合理、没有市场、没有发展动力的产业的过剩供应，另一方面是扶持有市场需求、合理的产业的供应，如养老业。两方面必须同步进行。
“五大任务”让改革落到实处
得到了“新常态”的共识，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决方向，从哪些方面着手落实呢？
“会议认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在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方面，会议提出要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同时要求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在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方面，会议提出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社会保险费、企业财务成本、电力价格以及物流成本。
面临经济形势下行，中国实体经济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以资本市场和互联网金融为突出代表的虚拟经济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发展态势。王加春表示，实体经济是解决百姓就业、稳定收入来源的最有效的途径，资本过度集中在虚拟经济，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造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因此，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也就成了重中之重，“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
在化解房地产库存方面，对于“去库存”任务，会议只提到了“化解房地产库存”。化解的重点显然不是在楼市火爆的一线和二线核心城市，而是在广大三四线城市和部分冷清的二线城市。
本次会议提出，“要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同时还提出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降价、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等方法。”让“去库存”与城镇化结合起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进城落户，加大城市房屋租赁市场建设。
对此，王加春还认为，对于一些旅游城镇的房产库存，还可以鼓励一线城市居民去投资购买，而这还需要政府在政策和法律上的进一步支持，比如今后将面临的房产税问题。
在扩大有效供给方面。“有效”是关键，会议从精准扶贫、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培育各类创新、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大投资于人、落实农业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等多角度提出“补短板”的新路径。
国内对于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需求还是很大的，“海淘”现象就说明我们的供给端还跟不上人民的需求。今后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而这就需要企业技术升级改造。王加春表示，扶贫也是一样，不能是形象工程、弄虚作假，要精准到每一村、每一户。“这些都是我们粗放式发展的‘欠账’。”
此外，加大对人的投资，是一个全新的提法。我们国家的人口数量全世界第一，但总体上看还是“简单劳动力”偏多，人才特别是高素质人才偏弱，人力资源结构“转型升级”也迫在眉睫。
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会议提出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强全方位监管等任务。
金融领域正受到产能严重过剩、企业效益堪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等中国实体经济中问题的影响。“从大的角度来讲，社会政策要托底；从小的角度来讲，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就不会引发太大的经济问题。”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指出，当前中国确实面临银行不良贷款、证券市场波动等金融风险，但官方的目标十分清晰，即在妥善处理局部金融风险的基础上，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引发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