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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正式提交的每半年一次的全球汇率报告称，根据已掌握的资料，美国财政部无法认定2005年下半年中国外汇体系的运转“是以阻碍国际收支平衡调整或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为目的”，这使得中国“在技术上”不符合美国法律关于汇率操纵国的定义，因此决定不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经济政治都是原因
美国财政部本次未将中国列入黑名单，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自2005年7月以来，在汇率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改革举措。而中国去年汇率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问题，对此，美国方面已经有所认识。同时，美国国内部分重量级经济学家反对强迫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声音对美国政府的这一判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得·麦金农、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等一些美国主流经济学家都在各种场合表示，美国政府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逼迫人民币升值无益于美国改变财政赤字、贸易赤字的窘境，只有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压缩财政赤字、提高储蓄率，从而减少美国开放经济体的吸收能力，才能扭转美国的“双赤字”。同时，如果允许人民币大幅升值，会把中国带入通货紧缩的泥淖，重蹈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覆辙。美国财政部在考虑是否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的时候，肯定不会不考虑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意见。
总之，美国之所以未在报告中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既是复杂的政治经济联系使美国不愿与中国发生贸易冲突，同时也是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例如伊朗和朝鲜核问题等方面，美国需要中国的战略支持，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更不愿因为汇率问题和中国伤了和气。更为重要的是，鉴于中美两国经济目前如此之高的相互依存度，如果中国经济因人民币大幅升值而受到影响，必然会拖累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对此，美国当然心知肚明。
国会很生气
在美国国内，强烈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主要是国会，而推动国会向政府施压的主要是美国国内一些不太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中小企业及其组织，还有一些不了解真相、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普通老百姓。反对压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则主要来自主流经济学界、工商企业界、进口商、尤其是跨国公司以及拥有大量在华投资的银行家和投资家等。美国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经济实力决定政治决策，两派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反对大幅升值派占了上风。因此，消息一出，就在美国国会引起强烈反弹。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公开表示，他们对结果“感到失望”，同时警告说，如果中国未在今年9月30日之前让人民币充分升值，他们就将在参议院推动对《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的投票。《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是这两个议员去年提出来的。该议案声称，如果中国不在6个月内让人民币自由浮动，美国就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该议案被一再推迟表决，目前表决时间已被推迟到最晚不超过今年9月29日。
除部分国会议员之外，美国部分制造业组织也对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作出强烈反应。美国制造业贸易行动联盟执行主席坦蒂罗表示，报告没有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也因此成了不愿意为国内企业界说话的纸老虎”。坦蒂罗甚至指责说，“美国财政部又一次向中国政府低头，损害了美国制造业的利益”。美国全国制造业协会主席恩格勒称，中国理所应当被列为汇率操纵国，而美国政府也必须认真对待它。但不幸的是，在中国的汇率只向前走了一小步后，美国财政部便决定“卑躬屈膝”了。
事实上，美国财政部认定汇率操纵国的核心原则是看其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由于这一政策符合美国在亚洲及全球的经济利益，美国就对中国赞不绝口，对汇率操纵自然是只字不提；2002年之后，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走弱，导致盯住美元的人民币相应贬值，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美国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2003年以来，这一呼声更是愈演愈烈。
“操纵汇率”标准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于1977年4月29日通过了一项旨在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的决议。该决议规定了三项原则：一是基金成员国有义务避免操纵汇率、操纵国际货币体系、阻碍其他成员国对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者不公平地取得优于其他成员国的竞争地位；二是如果外汇市场的紊乱情势构成对成员国货币汇率的短期干扰，为消除这种紊乱的情势，相关成员国必要时，应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三是此项干预应当充分考虑到其他成员国（包括所涉及外汇的发行国）的利益。
认定是否操纵汇率，主要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分析：主观要件主要是指影响汇率的目的是为了产生阻碍其他成员国对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的结果，或者不公平地取得优于其他成员国的竞争地位。客观要件主要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指进行调控和影响的条件，具体包括三种情况：某成员国对其汇率的调整和政策改变与起主导作用的经济金融情势不相关，并将影响其竞争能力和资本长期流动的情况；某成员国对国际收支项下或经常性交易项下的资金兑汇或资金移转重新增加限制、加重限制或施以长期限制时，没有充分的经济金融情势作为依据；某成员国对资本国际流动实施不正常的鼓励或限制的金融政策，超越了为实现其国际收支平衡所需要的范围和程度。第二层次是指行为的结果，指实施这些政策是否给其他国家的正当利益造成负面影响。
美国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政府部门或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无外乎是因为中国出口不断增加、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以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为主要内容的和平发展不断前进，使得在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独享霸权的美国感到不适。这些人习惯于单向思维，看不到对中国以“汇率操纵”名义采取的极端措施，将是一项两败俱伤且殃及世界经济发展的非帕累托政策选择。同时，美国财政部每年提交的“汇率报告”的法律依据——《综合贸易及竞争法》，是上世纪由于美国对亚洲国家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而于1988年制定的。这部法律是美国的国内法，不是国际法，美国当然不应该以此法律对别国汇率政策指手画脚。
人民币升值压力仍在
纵观中美两国近年来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博弈历程，这一结果本在意料之中，但此次报告并没如以往那样威胁可能在未来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却又在意料之外。美国采取口头威胁手段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策略可能行将终结。放弃这种强硬的威胁措施之后，美国似乎更多地将希望寄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G8的头上，以期借助这些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性组织向中国施压。但无论采取何种策略，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行动仍将继续，而且呈现不断加深之势。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保证了世界经济整体的稳定发展，而且在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帮助美国经济恢复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先在政策上给予了不追求中美贸易长期顺差的承诺，后又采取了切实的行动和经济政策，包括以吴仪副总理为代表的中国采购团在美国的大笔采购，以及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5月15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突破1:8关口，达到1美元兑7.9982元人民币，是自去年7月21日中国开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新高点，也是对美国未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明智回应。同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合作大框架内，中国在坚持货币主权的前提下，正力求让人民币汇率政策逐渐得到贸易伙伴的接受和认同。
然而，美国财政部在报告中仍然没有放弃对中国汇率政策进行指责。报告称，虽然中国在改革汇率机制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考虑到中国自身的需要以及对国际金融市场的责任，这些进展“显得过于缓慢，而且犹豫不决”。美国财政部长斯诺5月10日在向国会递交报告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汇率改革步伐过于缓慢表示“非常不满和失望”。斯诺说：“时间已经过去6个月了，我们还没有看到希望看到的进展。中国人过于谨慎，他们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尽快行动”。
汇改前景乐观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不仅来自国外，也来自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都面临一个货币升值的问题，比如日元、韩元和台币等都曾经升值。随着中国经济更加融入世界经济当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特别大，那时面临的货币升值压力就更大。因此，目前的关键问题不是升不升值，而是应该如何升。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没有处理好货币升值问题，导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因此中国必须“小心从事”。
跟当初的最惠国待遇一样，汇率问题将始终是美国对付中国的一个大棒。只要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只要中国在汇率问题上还达不到美国的要求，这根大棒就会继续挥舞下去。作为有着巨大经济增长潜力、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大国，中国在汇率问题上显然比当年签署“广场协议”时的日本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和更多的自主发言权。在实践中，既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核心竞争力薄弱和金融系统缺乏风险管理能力等国情特点，也不排斥人民币适度升值的市场需要，根据中国经济对汇率波动的实际承受能力，规划好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长期路线图。
当然，随着中美经贸相互依存度加深，美国今后很可能会更多地对中国进行正面说服工作，向中国阐明巨额贸易顺差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告诉中国，人民币适当升值、货币市场适当开放对中国经济本身也有利。总之，美中会更多通过协商、协调和协作来解决经济贸易问题，以求达到双赢的结果。因此，对于国会的叫嚣，中国不必反应过度，因为“喊得越厉害，就表明他越想跟你谈判”。长远来看，中美两国彻底解决汇率问题的前景当然是很令人乐观的，我们应当充满信心。
经济政治都是原因
美国财政部本次未将中国列入黑名单，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自2005年7月以来，在汇率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改革举措。而中国去年汇率改革以来的实践证明，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问题，对此，美国方面已经有所认识。同时，美国国内部分重量级经济学家反对强迫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声音对美国政府的这一判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得·麦金农、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等一些美国主流经济学家都在各种场合表示，美国政府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逼迫人民币升值无益于美国改变财政赤字、贸易赤字的窘境，只有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压缩财政赤字、提高储蓄率，从而减少美国开放经济体的吸收能力，才能扭转美国的“双赤字”。同时，如果允许人民币大幅升值，会把中国带入通货紧缩的泥淖，重蹈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覆辙。美国财政部在考虑是否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的时候，肯定不会不考虑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意见。
总之，美国之所以未在报告中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既是复杂的政治经济联系使美国不愿与中国发生贸易冲突，同时也是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例如伊朗和朝鲜核问题等方面，美国需要中国的战略支持，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更不愿因为汇率问题和中国伤了和气。更为重要的是，鉴于中美两国经济目前如此之高的相互依存度，如果中国经济因人民币大幅升值而受到影响，必然会拖累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对此，美国当然心知肚明。
国会很生气
在美国国内，强烈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主要是国会，而推动国会向政府施压的主要是美国国内一些不太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中小企业及其组织，还有一些不了解真相、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普通老百姓。反对压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则主要来自主流经济学界、工商企业界、进口商、尤其是跨国公司以及拥有大量在华投资的银行家和投资家等。美国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经济实力决定政治决策，两派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反对大幅升值派占了上风。因此，消息一出，就在美国国会引起强烈反弹。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公开表示，他们对结果“感到失望”，同时警告说，如果中国未在今年9月30日之前让人民币充分升值，他们就将在参议院推动对《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的投票。《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是这两个议员去年提出来的。该议案声称，如果中国不在6个月内让人民币自由浮动，美国就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该议案被一再推迟表决，目前表决时间已被推迟到最晚不超过今年9月29日。
除部分国会议员之外，美国部分制造业组织也对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作出强烈反应。美国制造业贸易行动联盟执行主席坦蒂罗表示，报告没有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也因此成了不愿意为国内企业界说话的纸老虎”。坦蒂罗甚至指责说，“美国财政部又一次向中国政府低头，损害了美国制造业的利益”。美国全国制造业协会主席恩格勒称，中国理所应当被列为汇率操纵国，而美国政府也必须认真对待它。但不幸的是，在中国的汇率只向前走了一小步后，美国财政部便决定“卑躬屈膝”了。
事实上，美国财政部认定汇率操纵国的核心原则是看其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由于这一政策符合美国在亚洲及全球的经济利益，美国就对中国赞不绝口，对汇率操纵自然是只字不提；2002年之后，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走弱，导致盯住美元的人民币相应贬值，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美国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2003年以来，这一呼声更是愈演愈烈。
“操纵汇率”标准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于1977年4月29日通过了一项旨在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的决议。该决议规定了三项原则：一是基金成员国有义务避免操纵汇率、操纵国际货币体系、阻碍其他成员国对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者不公平地取得优于其他成员国的竞争地位；二是如果外汇市场的紊乱情势构成对成员国货币汇率的短期干扰，为消除这种紊乱的情势，相关成员国必要时，应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三是此项干预应当充分考虑到其他成员国（包括所涉及外汇的发行国）的利益。
认定是否操纵汇率，主要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分析：主观要件主要是指影响汇率的目的是为了产生阻碍其他成员国对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的结果，或者不公平地取得优于其他成员国的竞争地位。客观要件主要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指进行调控和影响的条件，具体包括三种情况：某成员国对其汇率的调整和政策改变与起主导作用的经济金融情势不相关，并将影响其竞争能力和资本长期流动的情况；某成员国对国际收支项下或经常性交易项下的资金兑汇或资金移转重新增加限制、加重限制或施以长期限制时，没有充分的经济金融情势作为依据；某成员国对资本国际流动实施不正常的鼓励或限制的金融政策，超越了为实现其国际收支平衡所需要的范围和程度。第二层次是指行为的结果，指实施这些政策是否给其他国家的正当利益造成负面影响。
美国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政府部门或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无外乎是因为中国出口不断增加、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以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为主要内容的和平发展不断前进，使得在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独享霸权的美国感到不适。这些人习惯于单向思维，看不到对中国以“汇率操纵”名义采取的极端措施，将是一项两败俱伤且殃及世界经济发展的非帕累托政策选择。同时，美国财政部每年提交的“汇率报告”的法律依据——《综合贸易及竞争法》，是上世纪由于美国对亚洲国家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而于1988年制定的。这部法律是美国的国内法，不是国际法，美国当然不应该以此法律对别国汇率政策指手画脚。
人民币升值压力仍在
纵观中美两国近年来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博弈历程，这一结果本在意料之中，但此次报告并没如以往那样威胁可能在未来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却又在意料之外。美国采取口头威胁手段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策略可能行将终结。放弃这种强硬的威胁措施之后，美国似乎更多地将希望寄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G8的头上，以期借助这些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性组织向中国施压。但无论采取何种策略，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行动仍将继续，而且呈现不断加深之势。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保证了世界经济整体的稳定发展，而且在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帮助美国经济恢复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先在政策上给予了不追求中美贸易长期顺差的承诺，后又采取了切实的行动和经济政策，包括以吴仪副总理为代表的中国采购团在美国的大笔采购，以及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5月15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突破1:8关口，达到1美元兑7.9982元人民币，是自去年7月21日中国开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新高点，也是对美国未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的明智回应。同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合作大框架内，中国在坚持货币主权的前提下，正力求让人民币汇率政策逐渐得到贸易伙伴的接受和认同。
然而，美国财政部在报告中仍然没有放弃对中国汇率政策进行指责。报告称，虽然中国在改革汇率机制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考虑到中国自身的需要以及对国际金融市场的责任，这些进展“显得过于缓慢，而且犹豫不决”。美国财政部长斯诺5月10日在向国会递交报告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汇率改革步伐过于缓慢表示“非常不满和失望”。斯诺说：“时间已经过去6个月了，我们还没有看到希望看到的进展。中国人过于谨慎，他们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尽快行动”。
汇改前景乐观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不仅来自国外，也来自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都面临一个货币升值的问题，比如日元、韩元和台币等都曾经升值。随着中国经济更加融入世界经济当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特别大，那时面临的货币升值压力就更大。因此，目前的关键问题不是升不升值，而是应该如何升。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没有处理好货币升值问题，导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因此中国必须“小心从事”。
跟当初的最惠国待遇一样，汇率问题将始终是美国对付中国的一个大棒。只要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只要中国在汇率问题上还达不到美国的要求，这根大棒就会继续挥舞下去。作为有着巨大经济增长潜力、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大国，中国在汇率问题上显然比当年签署“广场协议”时的日本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和更多的自主发言权。在实践中，既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核心竞争力薄弱和金融系统缺乏风险管理能力等国情特点，也不排斥人民币适度升值的市场需要，根据中国经济对汇率波动的实际承受能力，规划好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长期路线图。
当然，随着中美经贸相互依存度加深，美国今后很可能会更多地对中国进行正面说服工作，向中国阐明巨额贸易顺差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告诉中国，人民币适当升值、货币市场适当开放对中国经济本身也有利。总之，美中会更多通过协商、协调和协作来解决经济贸易问题，以求达到双赢的结果。因此，对于国会的叫嚣，中国不必反应过度，因为“喊得越厉害，就表明他越想跟你谈判”。长远来看，中美两国彻底解决汇率问题的前景当然是很令人乐观的，我们应当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