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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左派具有的“批判性”思维，决定了它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2014年新左派继续关注弱势群体，对“民主”情有独钟，而新左派价值的更大发挥，除需实现其“理论上的脱胎换骨与价值转型”外，还要具备一些外在条件。
【关键词】新左派 历史观 弱势群体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随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力反腐、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新左派虽偶尔发声，但其影响力已大为减弱。
新左派的言论明显趋于谨慎
近年来，新左派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但同时也引发学界和社会对它的责难和批评。这使得新左派在2014年的言论明显趋于谨慎。他们虽然对社会问题的兴趣依旧浓厚，但似乎更乐于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范围内对现实政治予以新的解读。比如，有新左派学者在评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时，首次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这实际上是党在新形势下依靠人民，发挥普通人民群众改革主体地位的重大创新①。
在处理历史问题上，新左派也显得较为理性和客观。比如，一位左派学者虽仍然强调“毛邓两个时代有很深的断裂”，但同时也指出它们之间“有很强的连续性”。针对这种“连续性”，他进一步解释说：“今天中国有很多的挑战，内外都有挑战，有生态的问题，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不平等的问题，许多的下层社会争取权利的运动，争取社会公平权利的运动，常常要诉诸过去的传统，它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那个传统构成一个活的经验，这个经验对于平衡一个社会发展来说非常重要”②。
此外，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党中央的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也获得新左派关注和认可。2014年，无论“左、中、右”各派，普遍都对中央大力反腐、狠抓廉政建设拍手称快。新左派一直呼吁社会关注贫富差距扩大、政府腐败以及在他们看来是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剥削等现象，但中央依法治国、铁腕治腐的做法，早已超出他们的想象空间。
2014年在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在对外交往中表现出的大国自信，更是让新左派大感意外。与右倾化的日本坚决斗争，在钓鱼岛问题上针锋相对，严厉谴责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揭批其右倾化逆流与军事大国野心。面对大国之间的角力，中国表现出自信和果断的态度，既反映出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权力中心的转移，也给新左派以“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强烈印象。
新左派没有摆脱“选择性记忆”的认知取向
2014年新左派对党史人物和事件的分析、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评价虽有回归理性的倾向，但总体上并没有摆脱“选择性记忆”的认知取向。
正如美国历史学者萨姆·温伯格指出：“人们在回忆历史时有很高的选择性。实际上，历史事件细节并非随着时间的流逝被逐渐淡忘了，而是无论人们想起或忘却过去的什么，都要通过当今的事件以及对它们的解释，对被回忆或忘却的东西进行一番加工。”在这种“选择性记忆”中，人们可以根据个人好恶和社会需要自由地增减记忆的细节和内容。
有“选择性记忆”，必然有“选择性遗忘”。在选择性的“记忆”中，人们也可以无视过去“大民主”非理性的弊端，相反却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形式。也正因为此，有学者曾严肃指出：“如果以这种认识、这种史观来指导改革的话，其结果只能是改革的倒退，而走回头路其实也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葬送改革。”
如果上述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新左派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就不容小视。这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
新左派关注弱势群体，不乏听众
新左派虽受人诟病，但也不乏听众。这主要是由于它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一如既往的关注与思考。关注“弱势群体”，仍是2014年新左派给人留下最突出的印象。它继续为“弱势群体”代言，认为改革中的国有、集体资产流失是造成中国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也是底层“弱势群体”受剥削、受压迫的主要原因。在它看来，改革开放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早已偏离“先富带动后富”的设想，广大人民群众为之付出太多代价，却并未分享到应得的成果。新左派历来强调，只有“和人民结合”，才可“使改革开放大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否则，“长此以往，任凭主流经济学家以改革为名继续组织利益集团，为一小部分人打造权力资本，将大量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腰包，充当国际资本的附庸，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新左派对“民主”情有独钟。在它看来，“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建设的民主，应该是一种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民主，一种广泛参与式的民主。因此，完全没必要向有产者作出什么让步，从而对民主大打折扣”。有新左派学者甚至认为，“群众性的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未竟事业，是其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敬佩的部分”。这种关于民主问题的“激情式”表达，对浪漫热情的青年人有很强的吸引力。
新左派还有其生长的空间和存在的价值
在当代中国，新左派还有其生长的空间和存在的价值。但新左派价值的更大发挥，除需实现其“理论上的脱胎换骨与价值转型”外，还要具备以下必不可少的三个外在条件。
第一，要有公德心的批评者。新左派及其批评者的思想交锋，应多一些理性对话，少一些诋毁对骂;多一些公德正义，少一些私人恩怨。2014年9月一位学者关于阶级国家学说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支持者、反对者的一些言论，确实让人不寒而栗，这多少反映了中国学界、民间的不成熟和非理性。
第二，要有包容心的政治家。“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这是邓小平在1978年发表的一篇宣言书，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今天仍不失其学习和实践的价值。
第三，要有辨别力的大众群。设想如果新左派及其批评者面对的是一群盲从、躁动和非理性的听众，其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崔之元：《理解习近平的宏大改革战略——总目标和框架性目标》，http：//www.guancha.cn/cui-zhi-yuan/2014_05_28_233137.shtml。
②汪晖：《对话傅高义：中国改革开放的谱系在哪儿》，http：//news.ifeng.com/a/20140911/41932392_0.shtml。
责编/潘丽莉 美编/李祥峰
【关键词】新左派 历史观 弱势群体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随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力反腐、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新左派虽偶尔发声，但其影响力已大为减弱。
新左派的言论明显趋于谨慎
近年来，新左派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但同时也引发学界和社会对它的责难和批评。这使得新左派在2014年的言论明显趋于谨慎。他们虽然对社会问题的兴趣依旧浓厚，但似乎更乐于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范围内对现实政治予以新的解读。比如，有新左派学者在评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时，首次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这实际上是党在新形势下依靠人民，发挥普通人民群众改革主体地位的重大创新①。
在处理历史问题上，新左派也显得较为理性和客观。比如，一位左派学者虽仍然强调“毛邓两个时代有很深的断裂”，但同时也指出它们之间“有很强的连续性”。针对这种“连续性”，他进一步解释说：“今天中国有很多的挑战，内外都有挑战，有生态的问题，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不平等的问题，许多的下层社会争取权利的运动，争取社会公平权利的运动，常常要诉诸过去的传统，它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那个传统构成一个活的经验，这个经验对于平衡一个社会发展来说非常重要”②。
此外，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党中央的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也获得新左派关注和认可。2014年，无论“左、中、右”各派，普遍都对中央大力反腐、狠抓廉政建设拍手称快。新左派一直呼吁社会关注贫富差距扩大、政府腐败以及在他们看来是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剥削等现象，但中央依法治国、铁腕治腐的做法，早已超出他们的想象空间。
2014年在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在对外交往中表现出的大国自信，更是让新左派大感意外。与右倾化的日本坚决斗争，在钓鱼岛问题上针锋相对，严厉谴责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揭批其右倾化逆流与军事大国野心。面对大国之间的角力，中国表现出自信和果断的态度，既反映出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权力中心的转移，也给新左派以“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强烈印象。
新左派没有摆脱“选择性记忆”的认知取向
2014年新左派对党史人物和事件的分析、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评价虽有回归理性的倾向，但总体上并没有摆脱“选择性记忆”的认知取向。
正如美国历史学者萨姆·温伯格指出：“人们在回忆历史时有很高的选择性。实际上，历史事件细节并非随着时间的流逝被逐渐淡忘了，而是无论人们想起或忘却过去的什么，都要通过当今的事件以及对它们的解释，对被回忆或忘却的东西进行一番加工。”在这种“选择性记忆”中，人们可以根据个人好恶和社会需要自由地增减记忆的细节和内容。
有“选择性记忆”，必然有“选择性遗忘”。在选择性的“记忆”中，人们也可以无视过去“大民主”非理性的弊端，相反却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形式。也正因为此，有学者曾严肃指出：“如果以这种认识、这种史观来指导改革的话，其结果只能是改革的倒退，而走回头路其实也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葬送改革。”
如果上述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新左派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就不容小视。这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
新左派关注弱势群体，不乏听众
新左派虽受人诟病，但也不乏听众。这主要是由于它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一如既往的关注与思考。关注“弱势群体”，仍是2014年新左派给人留下最突出的印象。它继续为“弱势群体”代言，认为改革中的国有、集体资产流失是造成中国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也是底层“弱势群体”受剥削、受压迫的主要原因。在它看来，改革开放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早已偏离“先富带动后富”的设想，广大人民群众为之付出太多代价，却并未分享到应得的成果。新左派历来强调，只有“和人民结合”，才可“使改革开放大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否则，“长此以往，任凭主流经济学家以改革为名继续组织利益集团，为一小部分人打造权力资本，将大量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腰包，充当国际资本的附庸，必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新左派对“民主”情有独钟。在它看来，“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建设的民主，应该是一种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民主，一种广泛参与式的民主。因此，完全没必要向有产者作出什么让步，从而对民主大打折扣”。有新左派学者甚至认为，“群众性的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未竟事业，是其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敬佩的部分”。这种关于民主问题的“激情式”表达，对浪漫热情的青年人有很强的吸引力。
新左派还有其生长的空间和存在的价值
在当代中国，新左派还有其生长的空间和存在的价值。但新左派价值的更大发挥，除需实现其“理论上的脱胎换骨与价值转型”外，还要具备以下必不可少的三个外在条件。
第一，要有公德心的批评者。新左派及其批评者的思想交锋，应多一些理性对话，少一些诋毁对骂;多一些公德正义，少一些私人恩怨。2014年9月一位学者关于阶级国家学说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支持者、反对者的一些言论，确实让人不寒而栗，这多少反映了中国学界、民间的不成熟和非理性。
第二，要有包容心的政治家。“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这是邓小平在1978年发表的一篇宣言书，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今天仍不失其学习和实践的价值。
第三，要有辨别力的大众群。设想如果新左派及其批评者面对的是一群盲从、躁动和非理性的听众，其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崔之元：《理解习近平的宏大改革战略——总目标和框架性目标》，http：//www.guancha.cn/cui-zhi-yuan/2014_05_28_233137.shtml。
②汪晖：《对话傅高义：中国改革开放的谱系在哪儿》，http：//news.ifeng.com/a/20140911/41932392_0.shtml。
责编/潘丽莉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