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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军近日出了一本很有趣也很有派的书——《名士派：世说新语的世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11月版，下文简称“徐著”）。读来既令人解颐，捧腹不断，又意味悠长，回味无穷。
《世说新语》为魏晋士人言行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它有句经典评价：“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它所表现出的内涵就是魏晋士人风度或魏晋风流，所以鲁迅称它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何谓名士？《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旧时指以诗文等著称的人；旧时指名望很高而不做官的人。”即是有一定或较高的文学才能、社会知名度和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可以说名士是我国古代非常独特的一个社会群体，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徐大军的这本书即以展示魏晋名士文化的经典著作《世说新语》为讨论对象。当然，研究《世说新语》的著述已经有许多种了，但历来注释、阐述《世说新语》者大多依据原著之结构安排，阐释考证，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多有零碎、隔膜之感，而徐著则与此截然不同，读来生动鲜活，其有何魅力，有何大招呢？
首先，在语言表达上特色十分鲜明，既风趣幽默、令人捧腹，又现代感强，能够吸引读者迅速进入和融入名士故事。
语言是文章的物质外壳，语言的特点、风格对于读者的文本接受起着很大的感染、催化作用。徐著在语言表达上幽默天成，引人入胜，精彩点比比皆是，如《拜访名士有多重要》一章谈到孔融时说：“孔融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吧，人家四岁就成了闻名天下、妇孺皆知的‘别人家的孩子’，直到今天还让许多孩子吃个梨都心不安宁，是让呢，还是不让呢。”（P9）又如说到曾为“竹林七贤”之一、“好货好利又十分吝啬”的王戎时说：“不仰望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只管低头盯着理财和投资，关心田园和房子，忙得经常不参加竹林酒会和竹林读书会。”（P61）
《名士但得常无事》一章，说到阮孚喜好收集木屐，且到了恋物癖的程度，一次被朋友偶然撞见，但阮不但不藏掖，反而悠悠地说了一句有“境界”、有“情怀”的话：“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意思是说“人这一辈子还能穿几双鞋呢。”对此，徐著评曰：
他能身陷鞋堆而心系星空，以闲畅之态发出意味悠长的人生感慨，叹息人生不永，时光短促，一下子就化实为虚，把一个把玩臭鞋子的不雅动作，引向了对人生意义的宏阔飘渺的思索之境，言有尽而意无穷，身应物而心无累。（P182）
除了幽默生动——这当来自于作者全部学识所凝炼成的智慧，徐著在语言表达上还极具现代感，现代语汇甚至流行语汇者用得既恰当又有生趣，使该书的现代气息扑面而来，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欢乐的阅读效果。比如“朋友圈”“别人家的孩子”“差评”“点赞”“刷存在感”等，这使得读者阅读起来感到十分亲切，接受度很高，由此也拉近了与魏晋名士们的时空距离，而且运用得合情合理、恰如其分，毫无生硬之弊。我认为这既是作者才华、学识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外化，也是他对读者的充分尊重。
其次，在艺术表现上善用合理的想象和铺叙手法，不仅将人物活动描摹得活灵活现，还将人物活动场景予以动感、立体的呈现，形神兼备，使读者如见其人，如临其境。
比如《世说新语》写美男子王濛雪夜访朋友王洽（字敬和，丞相王导子）：“王长史为中书郎，往敬和许。尔时积雪，长史从门外下车，步入尚书，著公服。敬和遥望叹曰：‘此不复似世中人’。”对此，徐著《名士们为何那么在意容貌》一章的阐述是：
那些仪容秀美的名士们更是闲不住，他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效果绝佳的场景，赶紧梳妆打扮，构思舞台动作。王濛策划的是拜访王洽（王导第三子）。那时空中雪花纷纷，须臾四野难分路，顷刻千山不见痕。王洽听说王濛来访，府门大开，客厅静候。而王濛则驾着长车，随着飞雪飘飘洒洒地就来到了，他特意在府门外下车步行。此时路上积雪如茵，空中雾气凝暗。静候大厅的王洽远远就看到王濛踏雪迈入府门，盛装登场。但见他穿玄绡之衣，曳红罗之帔，戴翠翘明玉之冠，蹑琼文九章之履，明艳绝伦，光彩溢目……王洽本来在冷风中身子抽搐得紧巴巴的，看到王濛这个华美绚丽的登场，一下子就舒展了，不禁惊为天人：“此不复似世中人！”（P149-150）
又如《世说新语》写太尉王衍的弟弟王澄赴荆州刺史任时的放荡任诞行为：“王平子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閡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傍若无人。”对此，徐著《名士但得常无事》的精彩解读如下：
王澄作为名士放荡派領袖的标志性动作，就发生在他赴任荆州刺史的送行会上。当时，王太尉及京城时贤聚集郊外长亭，王太尉作了充满殷切期望和热情鼓励的讲话，路边大树上便适时地响起了幼鹊们的稚嫩叫声，王澄在大家殷切的目光中，并没有按既定程序登台致谢，展望前路，而是兀自摘掉头巾，脱去外衣，兀自骗腿上树，直奔鸟窝而去。爬至半途，不料内衣被树枝挂住，又兀自摆脱内衣，光着屁股直捣鸟窝，终得手擒鹊而下，神色自若，握鸟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然后轻轻地抚弄幼鹊，一身轻松地赴任荆州而去。（P191-192）
可以说，《世说新语》中零碎片段的人物和故事，经过徐著的连缀和阐释，顿时生动起来，也鲜活起来了，韵味甚至人生三昧也都出来了。
再次，用互见法将本来片段而零碎的人物故事阐述得丰富、立体，动感十足，使读者阅读起来连贯畅达，而且还体现出一种实事求是、不溢美、不隐恶的价值追求和审美趣味。
比如对潘岳、王蓝田的解读。潘岳貌美多才，既有着令人称羡的美貌，又能写出锦绣文章，不仅为天下士人所欣羡，也深得当时爱美的大姐大嫂大妈们的喜爱；然而又曾大节有亏——在年逾五十时，为了谄媚权臣贾谧，每每于出门上班时立于道旁，对贾望尘而拜，狠狠地将自己的自尊踩在脚下，让人大跌眼镜（《名士相见斗什么——斗演技》）；但是，在生命临近结束时，他又能表现出颇有美感的一面——因卷入权力斗争，他在刑场上面对石崇的诘问，从容地说出了“俊士填沟壑，余波及来人”这么富有诗意的话语，死得还不算太难看（《引言》）。徐著就这样把潘岳美丽的容貌、潇洒的气质、斑斓的文采，对权贵赤裸裸的巴结，以及从容就死时的优雅一层层地剥开又汇合在一起，由此而给予读者以多方的人生感悟。 再如王蓝田。他既有极其性急的一面——早饭时因用筷子夹不住白煮蛋，而手摔，而脚跺，而牙咬；又有与上司、同僚聚会时沉默寡言，敢于冒犯领导的一面；又有对谢安大哥谢奕的登门挑衅，肆言叫骂，如同冰山，不发一言，懦弱至极的一面（《名士相见斗什么——斗不动声色》）。这种解读使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多面。
将零碎、散乱的人物片段融合成一个个连贯的故事，让我们对《世说新语》的理解突破了一枝一叶的限制，使得名士们仿佛带着脾气、裹着风尘“穿越”而至，来到我们眼前，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更大的人生启迪和感悟，这正是徐著的一个贡献。
最后，在思想内涵深度的开掘方面，徐著不仅描述现象，还深入挖掘现象背后的原因，引导读者对故事的理解超溢原著所提供的内容，而且更努力地向人生意义延宕，从而意味悠长，令人回味。
《拜访名士有多重要》一章，首先就现象提出一个问题：当时人为什么那么看重名声，汲汲于拜访名士。然后自然而然地转到对现象背后原因的挖掘，指出：
之所以这些人的评鉴有如此威力，乃是因为当时的官员选拔体系、人才评价环境。汉晋之际，官员上位须通过荐举程序，民间的各种舆论是把选人的尺子，舆论杀人，舆论举人，所以，时人极重名誉，而那些庙堂、江湖大佬们主宰的名士排行榜所发布的人才鉴定报告，则在社会上认可度极高，权威性极强，他们的赞誉乃是获取高名的绝佳途径，得到晋升的有效方式……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有志青年熙熙攘攘奔波于拜访名士的道路上，为当时的交通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在解读阮籍的“口风极严、消极避世”时，不是泛泛地指出阮籍迫于权力斗争环境的压力，而是在司马昭与阮籍的良好私人关系中，揭示了司马昭对阮籍从不论人是非的刻意赞赏、引导和塑造：
司馬昭是看中了阮籍刻意自塑的形象——言不评时事，口不论人过，无心于世务，无志于天下。这正符合了司马昭想要借势搭戏的需求，于是他在阮籍“自塑”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其予以“他塑”——公开表扬他的“至慎”，把他树为先进工作者，这用意很明显，就是号召大家向阮籍学习，做一个德艺双馨的观众，看破不说破，同时也警告大家说话都要搂着点，别总憋不住想着“剧透”。（《名士相见斗什么——斗演技》）
又《那些敢爱敢恨的名士们》一章，讲到王敦叛乱失败，其兄王含与侄子王应逃亡，二人在投奔目标的选择了出现了分歧：王含欲投奔荆州刺史王舒，因其是王氏同宗，又曾得王敦恩惠，而王应则主张投奔江州刺史王彬，因其既系同宗，更正直尚义，不似王应那样死守法度。但最终遵从了王含的建议，去投奔王舒，结果父子双双被王舒逼迫自杀；而王彬在得知王含父子欲投奔自己的信息后，却暗中准备相迎救助，虽然为时已晚。对此徐著有评述曰：
相对于那些看似忠厚守则的老实人来说，敢爱敢恨的人遇事善恶分明，发言慷慨，决不缩头缩脑，息事宁人，倒是更有担当，更为可靠。因为他们处世虑事不会因人而施，因人而变，而是能很稳定地据自己的标准而为，按自己的原则而动。（P114）
上述议论的掘发深含人生见识和哲理。可以说，对一些人、一些事，徐著的解析往往透彻而深刻，看破又说破，也让读者得以窥见本质所在。
除了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物、故事背后的根穴所在之外，该书还努力向“天人之际”延伸，从而意味悠长，令人回味。
在《那些说走就走的名士们》一章，实际还涉及当时名士及后世每个人的“出”与“处”的问题，道德、责任与性灵、束缚与自由、肉体的牵缠与精神的飞越等是缠绕着人们的永恒不变的问题，对此，徐著有精彩的评述：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说走就走的冲动，为着一个人、一个物、一件事；一句诺言、一个梦想、一个情感……中心藏之，执着念之。但有谁能够果敢勇断地迈出脚步，毅然远行，穿越风雨之阻、山水之隔、时空之限，甚或生死之障……
这种就具体人事而做普世拓展的议论能够引发每一个读者的感慨与思考：正因为“走”那么难，所以敢走的都是勇士，所以屈原、陶渊明才会流传千古，享受着一代代有“出走”梦想的人的景仰。
由于《世说新语》的人物活动时代离我们既遥远，所记言行内容又多是三言两语，所以我们对这些名士们的印象是飘渺的，纵使对某个方面印象深刻，亦终究是惊鸿一瞥，有失真切和贯通，而徐著却赋予了这些名士活气生气，同时还深化了人物言行的现实意义和人生意义，从而使读者获得了对人生、社会永恒的积极思考，要之还以极其幽默生动的语言呈现出来。这一切使得该书在所有解读《世说新语》的著述中显得很是“另类”，但这个“另类”，又非故意的标新立异，而是建立在一个现代学者与近两千年前的古人心灵感应、精神相逢的基础上，是作者运用自己的学识、智慧予以淘洗、熔铸，又感悟、体察的结果，如此才会读来生动有趣，令人忍俊不禁，又情思高迈，意味深长。
（作者系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世说新语》为魏晋士人言行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它有句经典评价：“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它所表现出的内涵就是魏晋士人风度或魏晋风流，所以鲁迅称它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何谓名士？《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旧时指以诗文等著称的人；旧时指名望很高而不做官的人。”即是有一定或较高的文学才能、社会知名度和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可以说名士是我国古代非常独特的一个社会群体，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徐大军的这本书即以展示魏晋名士文化的经典著作《世说新语》为讨论对象。当然，研究《世说新语》的著述已经有许多种了，但历来注释、阐述《世说新语》者大多依据原著之结构安排，阐释考证，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多有零碎、隔膜之感，而徐著则与此截然不同，读来生动鲜活，其有何魅力，有何大招呢？
首先，在语言表达上特色十分鲜明，既风趣幽默、令人捧腹，又现代感强，能够吸引读者迅速进入和融入名士故事。
语言是文章的物质外壳，语言的特点、风格对于读者的文本接受起着很大的感染、催化作用。徐著在语言表达上幽默天成，引人入胜，精彩点比比皆是，如《拜访名士有多重要》一章谈到孔融时说：“孔融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吧，人家四岁就成了闻名天下、妇孺皆知的‘别人家的孩子’，直到今天还让许多孩子吃个梨都心不安宁，是让呢，还是不让呢。”（P9）又如说到曾为“竹林七贤”之一、“好货好利又十分吝啬”的王戎时说：“不仰望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只管低头盯着理财和投资，关心田园和房子，忙得经常不参加竹林酒会和竹林读书会。”（P61）
《名士但得常无事》一章，说到阮孚喜好收集木屐，且到了恋物癖的程度，一次被朋友偶然撞见，但阮不但不藏掖，反而悠悠地说了一句有“境界”、有“情怀”的话：“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意思是说“人这一辈子还能穿几双鞋呢。”对此，徐著评曰：
他能身陷鞋堆而心系星空，以闲畅之态发出意味悠长的人生感慨，叹息人生不永，时光短促，一下子就化实为虚，把一个把玩臭鞋子的不雅动作，引向了对人生意义的宏阔飘渺的思索之境，言有尽而意无穷，身应物而心无累。（P182）
除了幽默生动——这当来自于作者全部学识所凝炼成的智慧，徐著在语言表达上还极具现代感，现代语汇甚至流行语汇者用得既恰当又有生趣，使该书的现代气息扑面而来，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欢乐的阅读效果。比如“朋友圈”“别人家的孩子”“差评”“点赞”“刷存在感”等，这使得读者阅读起来感到十分亲切，接受度很高，由此也拉近了与魏晋名士们的时空距离，而且运用得合情合理、恰如其分，毫无生硬之弊。我认为这既是作者才华、学识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外化，也是他对读者的充分尊重。
其次，在艺术表现上善用合理的想象和铺叙手法，不仅将人物活动描摹得活灵活现，还将人物活动场景予以动感、立体的呈现，形神兼备，使读者如见其人，如临其境。
比如《世说新语》写美男子王濛雪夜访朋友王洽（字敬和，丞相王导子）：“王长史为中书郎，往敬和许。尔时积雪，长史从门外下车，步入尚书，著公服。敬和遥望叹曰：‘此不复似世中人’。”对此，徐著《名士们为何那么在意容貌》一章的阐述是：
那些仪容秀美的名士们更是闲不住，他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效果绝佳的场景，赶紧梳妆打扮，构思舞台动作。王濛策划的是拜访王洽（王导第三子）。那时空中雪花纷纷，须臾四野难分路，顷刻千山不见痕。王洽听说王濛来访，府门大开，客厅静候。而王濛则驾着长车，随着飞雪飘飘洒洒地就来到了，他特意在府门外下车步行。此时路上积雪如茵，空中雾气凝暗。静候大厅的王洽远远就看到王濛踏雪迈入府门，盛装登场。但见他穿玄绡之衣，曳红罗之帔，戴翠翘明玉之冠，蹑琼文九章之履，明艳绝伦，光彩溢目……王洽本来在冷风中身子抽搐得紧巴巴的，看到王濛这个华美绚丽的登场，一下子就舒展了，不禁惊为天人：“此不复似世中人！”（P149-150）
又如《世说新语》写太尉王衍的弟弟王澄赴荆州刺史任时的放荡任诞行为：“王平子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閡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傍若无人。”对此，徐著《名士但得常无事》的精彩解读如下：
王澄作为名士放荡派領袖的标志性动作，就发生在他赴任荆州刺史的送行会上。当时，王太尉及京城时贤聚集郊外长亭，王太尉作了充满殷切期望和热情鼓励的讲话，路边大树上便适时地响起了幼鹊们的稚嫩叫声，王澄在大家殷切的目光中，并没有按既定程序登台致谢，展望前路，而是兀自摘掉头巾，脱去外衣，兀自骗腿上树，直奔鸟窝而去。爬至半途，不料内衣被树枝挂住，又兀自摆脱内衣，光着屁股直捣鸟窝，终得手擒鹊而下，神色自若，握鸟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然后轻轻地抚弄幼鹊，一身轻松地赴任荆州而去。（P191-192）
可以说，《世说新语》中零碎片段的人物和故事，经过徐著的连缀和阐释，顿时生动起来，也鲜活起来了，韵味甚至人生三昧也都出来了。
再次，用互见法将本来片段而零碎的人物故事阐述得丰富、立体，动感十足，使读者阅读起来连贯畅达，而且还体现出一种实事求是、不溢美、不隐恶的价值追求和审美趣味。
比如对潘岳、王蓝田的解读。潘岳貌美多才，既有着令人称羡的美貌，又能写出锦绣文章，不仅为天下士人所欣羡，也深得当时爱美的大姐大嫂大妈们的喜爱；然而又曾大节有亏——在年逾五十时，为了谄媚权臣贾谧，每每于出门上班时立于道旁，对贾望尘而拜，狠狠地将自己的自尊踩在脚下，让人大跌眼镜（《名士相见斗什么——斗演技》）；但是，在生命临近结束时，他又能表现出颇有美感的一面——因卷入权力斗争，他在刑场上面对石崇的诘问，从容地说出了“俊士填沟壑，余波及来人”这么富有诗意的话语，死得还不算太难看（《引言》）。徐著就这样把潘岳美丽的容貌、潇洒的气质、斑斓的文采，对权贵赤裸裸的巴结，以及从容就死时的优雅一层层地剥开又汇合在一起，由此而给予读者以多方的人生感悟。 再如王蓝田。他既有极其性急的一面——早饭时因用筷子夹不住白煮蛋，而手摔，而脚跺，而牙咬；又有与上司、同僚聚会时沉默寡言，敢于冒犯领导的一面；又有对谢安大哥谢奕的登门挑衅，肆言叫骂，如同冰山，不发一言，懦弱至极的一面（《名士相见斗什么——斗不动声色》）。这种解读使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多面。
将零碎、散乱的人物片段融合成一个个连贯的故事，让我们对《世说新语》的理解突破了一枝一叶的限制，使得名士们仿佛带着脾气、裹着风尘“穿越”而至，来到我们眼前，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更大的人生启迪和感悟，这正是徐著的一个贡献。
最后，在思想内涵深度的开掘方面，徐著不仅描述现象，还深入挖掘现象背后的原因，引导读者对故事的理解超溢原著所提供的内容，而且更努力地向人生意义延宕，从而意味悠长，令人回味。
《拜访名士有多重要》一章，首先就现象提出一个问题：当时人为什么那么看重名声，汲汲于拜访名士。然后自然而然地转到对现象背后原因的挖掘，指出：
之所以这些人的评鉴有如此威力，乃是因为当时的官员选拔体系、人才评价环境。汉晋之际，官员上位须通过荐举程序，民间的各种舆论是把选人的尺子，舆论杀人，舆论举人，所以，时人极重名誉，而那些庙堂、江湖大佬们主宰的名士排行榜所发布的人才鉴定报告，则在社会上认可度极高，权威性极强，他们的赞誉乃是获取高名的绝佳途径，得到晋升的有效方式……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有志青年熙熙攘攘奔波于拜访名士的道路上，为当时的交通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在解读阮籍的“口风极严、消极避世”时，不是泛泛地指出阮籍迫于权力斗争环境的压力，而是在司马昭与阮籍的良好私人关系中，揭示了司马昭对阮籍从不论人是非的刻意赞赏、引导和塑造：
司馬昭是看中了阮籍刻意自塑的形象——言不评时事，口不论人过，无心于世务，无志于天下。这正符合了司马昭想要借势搭戏的需求，于是他在阮籍“自塑”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其予以“他塑”——公开表扬他的“至慎”，把他树为先进工作者，这用意很明显，就是号召大家向阮籍学习，做一个德艺双馨的观众，看破不说破，同时也警告大家说话都要搂着点，别总憋不住想着“剧透”。（《名士相见斗什么——斗演技》）
又《那些敢爱敢恨的名士们》一章，讲到王敦叛乱失败，其兄王含与侄子王应逃亡，二人在投奔目标的选择了出现了分歧：王含欲投奔荆州刺史王舒，因其是王氏同宗，又曾得王敦恩惠，而王应则主张投奔江州刺史王彬，因其既系同宗，更正直尚义，不似王应那样死守法度。但最终遵从了王含的建议，去投奔王舒，结果父子双双被王舒逼迫自杀；而王彬在得知王含父子欲投奔自己的信息后，却暗中准备相迎救助，虽然为时已晚。对此徐著有评述曰：
相对于那些看似忠厚守则的老实人来说，敢爱敢恨的人遇事善恶分明，发言慷慨，决不缩头缩脑，息事宁人，倒是更有担当，更为可靠。因为他们处世虑事不会因人而施，因人而变，而是能很稳定地据自己的标准而为，按自己的原则而动。（P114）
上述议论的掘发深含人生见识和哲理。可以说，对一些人、一些事，徐著的解析往往透彻而深刻，看破又说破，也让读者得以窥见本质所在。
除了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物、故事背后的根穴所在之外，该书还努力向“天人之际”延伸，从而意味悠长，令人回味。
在《那些说走就走的名士们》一章，实际还涉及当时名士及后世每个人的“出”与“处”的问题，道德、责任与性灵、束缚与自由、肉体的牵缠与精神的飞越等是缠绕着人们的永恒不变的问题，对此，徐著有精彩的评述：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说走就走的冲动，为着一个人、一个物、一件事；一句诺言、一个梦想、一个情感……中心藏之，执着念之。但有谁能够果敢勇断地迈出脚步，毅然远行，穿越风雨之阻、山水之隔、时空之限，甚或生死之障……
这种就具体人事而做普世拓展的议论能够引发每一个读者的感慨与思考：正因为“走”那么难，所以敢走的都是勇士，所以屈原、陶渊明才会流传千古，享受着一代代有“出走”梦想的人的景仰。
由于《世说新语》的人物活动时代离我们既遥远，所记言行内容又多是三言两语，所以我们对这些名士们的印象是飘渺的，纵使对某个方面印象深刻，亦终究是惊鸿一瞥，有失真切和贯通，而徐著却赋予了这些名士活气生气，同时还深化了人物言行的现实意义和人生意义，从而使读者获得了对人生、社会永恒的积极思考，要之还以极其幽默生动的语言呈现出来。这一切使得该书在所有解读《世说新语》的著述中显得很是“另类”，但这个“另类”，又非故意的标新立异，而是建立在一个现代学者与近两千年前的古人心灵感应、精神相逢的基础上，是作者运用自己的学识、智慧予以淘洗、熔铸，又感悟、体察的结果，如此才会读来生动有趣，令人忍俊不禁，又情思高迈，意味深长。
（作者系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