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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逻辑，一般来讲是指技术依据其自然属性而产生的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影响。然而，技术逻辑作为一种不断被修正并被选择利用的内在规范，其更为深刻的影响在于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竞争规则乃至推动整个社会不断进步。对于当前我国传统传媒业的发展及其融合现状来说，这一点体现的非常明显。技术逻辑正是以这种方式重组了传媒市场秩序，并对我国的媒体融合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
关键词：技术逻辑;技术赋权;媒体融合
一、技术赋权媒体融合发展
赋权概念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基于对种族歧视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巴巴拉·所罗门首次提出了赋权的理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种社会工作的专业活動，目的是协助受社会歧视的群体对抗不公平待遇，减低自身的无能和无权感，增加其权利和能力。”
在媒体融合的前期阶段，以数字技术为手段、移动互联网为载体的两微一端及中央厨房逐渐兴起，大众报业集团在2017年到2018年逐步建设了为集团各媒体服务的“中央厨房”技术支撑平台。“中央厨房”为各媒体提供统一登录入口，提供“报、网、端、微、号”的融媒体生产、传播、运营等技术支撑。目前《大众日报》《生活日报》等正逐步使用“中央厨房”进行日常化的策、采、编、发业务，农村大众、经济导报、鲁中晨报等通过“中央厨房”建设自己的客户端产品。“中央厨房”技术平台正逐步深入集团各媒体的生产环节。随着“大智移云”时代的到来，媒体形态逐渐进入智能化阶段，媒体融合进入了4.0阶段，媒体融合的技术支撑体系也相应地进入智能技术阶段。目前，基于大数据的分析普遍应用在媒体策划、传播分析、运营分析、量化考核中，正如学者汤代禄、贾立平所认为的“大数据的应用就像媒体人的灯塔”，它从原来揣摩用户需求到直观地看到用户需求，再到与用户实时互动、接收用户反馈。而人工智能技术也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媒体生产和报道当中。由此可见，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媒体融合中对技术的依赖也会越来越强，但同时，技术应该担负的责任也将越来越大，如何运用好技术则是当下媒体融合的重要课题。
二、技术赋权社会民主与公共利益拓展
技术使得新媒体赋权趋于常态化，与工业社会不同的是，互联网与其他新兴信息技术的兴起，对整个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网络化和信息主义的转向使得社会形态呈现出一种‘流动空间’的景象，通过网络中直接或间接联结的若干节点，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整合在一起，跨越了传统的时空和边界，再重新归整于网络的空间。”哈贝马斯曾对科技与民主的关系论述道：“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技术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即如何把人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反过来使用于从事生产的和进行交谈的公民的共识。”作为一种互动式、数字化的复合媒体，新媒体凭借其显著的赋权能力积累了大量用户，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用户行为数据。在大数据收集功能和扩散效应的助力下赋予公民更多的意见表达机会和能力，在不同程度上促使大众政治崛起，引发政府权力格局变动，推动国家与社会关系转换，不断地重塑着国家、社会、媒体、公众之间的关系，对我国民主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体融合时代，传统媒体要从根本上看到社会的组织方式、运行方式、交往方式的变化，从“去权”变为“赋权”。媒体融合时代的“赋权”对象主要是弱者，如给原本势弱的传媒受众、社会普通人赋权;“赋权”维度主要有两个：技术赋权与社会赋权。“技术赋权”是基础，让普通人有了发声的手段与条件，没有技术赋权，一切无从谈起。“社会赋权”是结果，大众因为技术赋权而能发声，甚至发声管用，于是可能逐渐变成权力的持有者，不少时候或能影响、能左右、能决定公共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局。
三、媒体融合中技术逻辑和政治逻辑的良性互动
技术并非孤立地发展，它本身具有社会属性，是在政治、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相互建构的一个过程。媒体形态从独立到融合的进程是在诸多要素的驱动下完成的，资本、政策、技术等在这一过程中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所有驱动要素中，技术与媒体形态、传播方式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技术的形态和发展很大程度决定了信息传播与互动方式，所以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技术决定论”这一错误的观点。技术虽然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但如果将其定位成决定性因素，则不利于形成科学的媒体融合战略及路径。比如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之下，智能化时代已经来临，“人工智能+”成为媒体融合发展的又一驱动因素，人工智能在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全新路径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新问题，比如算法伦理、信息“茧房”等，面对技术进步之于媒体融合的正负两方面影响，需要对技术驱动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作深刻辨析，为构建科学的传播秩序打下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传播技术作为媒体发展动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也受到媒体机构的广泛重视。”
从新媒体发展的技术逻辑来看，新闻产品需要从相加走向相融，最终创造真正体现互联网特质的融合型新闻产品，并且传媒管理与新闻生产的体制机制也需要随之变革;也就是说媒体融合不仅需要技术逻辑的加持，更需要以政治逻辑为导向。
参考文献：
[1]汤代禄、贾立平：《媒体融合中技术的发展趋势与未来之策》，《青年记者》，2018年第33期第47-48页
[2]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3]赵爱霞、王岩：《新媒介赋权与数字协商民主实践》，《内蒙古社会学》，2020年第3期第55页。
[4]沈浩、袁璐：《人工智能：重塑媒体融合新生态》，《现代传播》，2018年第7期，第10页。
作者简介：
陈帆（1993.01-），学历：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与传媒。
关键词：技术逻辑;技术赋权;媒体融合
一、技术赋权媒体融合发展
赋权概念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基于对种族歧视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巴巴拉·所罗门首次提出了赋权的理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种社会工作的专业活動，目的是协助受社会歧视的群体对抗不公平待遇，减低自身的无能和无权感，增加其权利和能力。”
在媒体融合的前期阶段，以数字技术为手段、移动互联网为载体的两微一端及中央厨房逐渐兴起，大众报业集团在2017年到2018年逐步建设了为集团各媒体服务的“中央厨房”技术支撑平台。“中央厨房”为各媒体提供统一登录入口，提供“报、网、端、微、号”的融媒体生产、传播、运营等技术支撑。目前《大众日报》《生活日报》等正逐步使用“中央厨房”进行日常化的策、采、编、发业务，农村大众、经济导报、鲁中晨报等通过“中央厨房”建设自己的客户端产品。“中央厨房”技术平台正逐步深入集团各媒体的生产环节。随着“大智移云”时代的到来，媒体形态逐渐进入智能化阶段，媒体融合进入了4.0阶段，媒体融合的技术支撑体系也相应地进入智能技术阶段。目前，基于大数据的分析普遍应用在媒体策划、传播分析、运营分析、量化考核中，正如学者汤代禄、贾立平所认为的“大数据的应用就像媒体人的灯塔”，它从原来揣摩用户需求到直观地看到用户需求，再到与用户实时互动、接收用户反馈。而人工智能技术也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媒体生产和报道当中。由此可见，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媒体融合中对技术的依赖也会越来越强，但同时，技术应该担负的责任也将越来越大，如何运用好技术则是当下媒体融合的重要课题。
二、技术赋权社会民主与公共利益拓展
技术使得新媒体赋权趋于常态化，与工业社会不同的是，互联网与其他新兴信息技术的兴起，对整个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网络化和信息主义的转向使得社会形态呈现出一种‘流动空间’的景象，通过网络中直接或间接联结的若干节点，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整合在一起，跨越了传统的时空和边界，再重新归整于网络的空间。”哈贝马斯曾对科技与民主的关系论述道：“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技术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即如何把人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反过来使用于从事生产的和进行交谈的公民的共识。”作为一种互动式、数字化的复合媒体，新媒体凭借其显著的赋权能力积累了大量用户，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用户行为数据。在大数据收集功能和扩散效应的助力下赋予公民更多的意见表达机会和能力，在不同程度上促使大众政治崛起，引发政府权力格局变动，推动国家与社会关系转换，不断地重塑着国家、社会、媒体、公众之间的关系，对我国民主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体融合时代，传统媒体要从根本上看到社会的组织方式、运行方式、交往方式的变化，从“去权”变为“赋权”。媒体融合时代的“赋权”对象主要是弱者，如给原本势弱的传媒受众、社会普通人赋权;“赋权”维度主要有两个：技术赋权与社会赋权。“技术赋权”是基础，让普通人有了发声的手段与条件，没有技术赋权，一切无从谈起。“社会赋权”是结果，大众因为技术赋权而能发声，甚至发声管用，于是可能逐渐变成权力的持有者，不少时候或能影响、能左右、能决定公共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局。
三、媒体融合中技术逻辑和政治逻辑的良性互动
技术并非孤立地发展，它本身具有社会属性，是在政治、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相互建构的一个过程。媒体形态从独立到融合的进程是在诸多要素的驱动下完成的，资本、政策、技术等在这一过程中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所有驱动要素中，技术与媒体形态、传播方式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技术的形态和发展很大程度决定了信息传播与互动方式，所以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技术决定论”这一错误的观点。技术虽然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但如果将其定位成决定性因素，则不利于形成科学的媒体融合战略及路径。比如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之下，智能化时代已经来临，“人工智能+”成为媒体融合发展的又一驱动因素，人工智能在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全新路径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新问题，比如算法伦理、信息“茧房”等，面对技术进步之于媒体融合的正负两方面影响，需要对技术驱动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作深刻辨析，为构建科学的传播秩序打下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传播技术作为媒体发展动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也受到媒体机构的广泛重视。”
从新媒体发展的技术逻辑来看，新闻产品需要从相加走向相融，最终创造真正体现互联网特质的融合型新闻产品，并且传媒管理与新闻生产的体制机制也需要随之变革;也就是说媒体融合不仅需要技术逻辑的加持，更需要以政治逻辑为导向。
参考文献：
[1]汤代禄、贾立平：《媒体融合中技术的发展趋势与未来之策》，《青年记者》，2018年第33期第47-48页
[2]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3]赵爱霞、王岩：《新媒介赋权与数字协商民主实践》，《内蒙古社会学》，2020年第3期第55页。
[4]沈浩、袁璐：《人工智能：重塑媒体融合新生态》，《现代传播》，2018年第7期，第10页。
作者简介：
陈帆（1993.01-），学历：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