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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岁那年，他参加了八路军。与兄弟部队一起攻打胶县县城时，爆破手炸开西门攻入城内，全连以排为单位与敌人展开-r巷战；在胶县肖堡附近一次阻击战中，抢占有利地形向敌人的飞机开火，他们排打下敌机一架……转业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由于做警卫工作的缘故，他有幸多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刻……
如今，已经84岁的离休老干部王志胜老人，依然这么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那份真实的感受：由于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八路军，我才得到了爱，我才成为自由的、无悔无恨的工作者，苦难的战胜者。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种人世间最可宝贵的爱，在我的心灵深处开花结果
王志胜，山东省潍坊市人，1928年7月24日出生，1945年7月入伍，1946年8月18日入党，1951年3月转业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1990年1月离休，副局级。退休至今，王老已经累计获得各种荣誉称号28次，其中荣获优秀共产党员9次。在部队期间，历任战士、班长、文书、排长、文化干事、政治干事、班主任、指导员等职，先后参加了解放平度、胶、高密、灵山以及文岭保卫战，肖堡、张鲁集阻击战等战斗，曾被评为团的模范，荣立三等功两次，1946年10月在张鲁集阻击战中光荣负伤，被评为三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2012年7月11日，记者登门拜访了这位老八路，听他聊起了战火中成长的故事。
每驻一地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我16岁参军，在党的培育下，经受了战争年代枪林弹雨和艰苦环境的锻炼与考验，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成了一名光荣的党员，这段经历为我一生走革命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八个年头。这年秋天，我胶东军区部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命令，向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发动了最后的猛烈进攻，收复了烟台、威海、蓬莱、龙口等城市。掖县城内的敌人仓皇狼狈地弃城逃至平度县城，我所在的北掖县大队奉命追击，直达平度城郊。两天后，我主力部队开始攻城，先扫清了外围的据点，接着向城内发动总攻，经一昼夜的激战，全歼守敌近2000人，解放了平度城，至此，我胶东地区除胶济铁路东段和附近的城镇外，广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在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力量的铁锤打击下，加上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对日宣战，日本政府被迫于1945年8月14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壮大人民军队，适应抗战后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北掖县大队一中队奉命升级到西海军分区独立二团，接着又升级到胶东军区五师十四团二营四连，成了胶东地区的主力部队之一。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向敌占区进军，解救老百姓，扩大解放区，打击来犯者，巩固新阵地。全营开赴青岛外围即墨县作战，与兄弟部队一起拔掉了城外三个据点，驻守在城东新解放的地区，严阵以待。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由于新解放区的群众不了解我党我军的政策，加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他们都有恐惧心理。我军不仅是一支战斗队，也是一支宣传队、工作队，打仗、练兵、做群众工作，是部队的三大任务。为了尽快消除群众的误解，我们每驻一地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主动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干零活，以实际行动来感化、影响和教育群众。连队有健全的组织制度，党支部有民运委员，连部设民运干事，各班有民运组长；民运组长每日将全连战士为群众做的好事统计上报，连首长在每天的早出操、晚点名时进行评论表扬，这是连队最生动、最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队离开驻地之前，还要检查群众纪律执行情况，如发现有不利于群众利益的事，马上做好补救挽回工作，以扩大政治影响。在此期间，由于蒋介石破坏国共和谈，加上美国的背后撑腰，出现了日本投降后蒋日伪军合流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局面。龟缩在即墨县城的敌人蠢蠢欲动，多次向我军阵地反扑，我给予有力还击，配合其他解放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当时称之为第一次自卫战，于1945年底胜利结束。记得那年的冬天，我们连队在即墨县活动时，我和几个战士都生了疥疮，疼痛难忍，比我大5岁的班长冯好文和司务长两个竟化装进城给我买来硫磺治疗，我大为感动……
“1946年初，全营开到昌邑县待命，为解放胶济铁路中枢，山东半岛西部重镇——潍县(今潍坊市)作战前准备。1月10日，我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党中央发布了从1月13日午夜起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就各自的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此后全营奉命转向胶济线东段，驻守在丈岭车站附近，我连的任务是破坏铁路，用钢轨和枕木在丈岭小土山上构筑工事，以利固守。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此时此刻，我们破坏这条大动脉，完全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因为它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全连战士们热火朝天地从几里以外向山上扛枕木抬钢轨，抢修工事。我在干活中不慎将左手碰伤，留下了光荣的痕迹。
“敌军与我防区的距离仅一河之隔，他们不时从据点炮击我军阵地，进行挑衅，我连守卫在山顶上严阵以待。有时敌人出动小股兵力到附近村庄抢劫并袭击我军哨所，我被迫自卫，坚决予以还击。停战后的几个月里便形成了两军对垒、和中有战、战之即停、备而再战的奇特局面。”
老人回忆说，在百日大练兵时，白布床单制作成的“阵地墙报”也令他终身难忘。
“在停战期间，我军为了提高部队素质，增强战斗力，作好反击敌人大举进犯的准各，我连从丈岭山头撤回到附近村庄，全营奉命开展了以政治科目为主的百日练兵运动。练兵的军事项目是射击、刺杀、投弹和夜战；政治科目是传达学习毛主席《关于重庆谈判》的论述和上级的形势报告，揭露并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克服和平麻痹情绪，树立针锋相对、长期斗争的思想，还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坚定了我军必胜利、革命必成的信心，同时开展了为当地群众多办好事的爱民活动。
“在两军对垒、一触即发的形势下，我作为一名革命战士，为了作好宣传鼓动工作，我想出了这么一个好办法：用一块特大的白布床单制成墙报栏，设有‘问答’、‘点将’、‘批判’、‘表扬’、‘挑战应战’、‘表决心’等栏目。在班、排领导的支持下，围绕着全连大练兵的进展和要求，发动大家写稿，及时更新内容。白天，此墙报在我们—排各班巡回挂展，晚上叠起放在身边随时作好战斗准备。这个阵地墙报对鼓舞我军士气，提高斗志，活跃连队文化生活，配合大练兵运动深入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得到了连、营首长肯定和表扬。运动结束后，我被评为团的练兵模范，受到首长的接见和嘉奖，并让我在全团庆功大会上发言，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和极大的鞭策。” 十支步枪同时对空射击，竟打下了一架敌机
“为了扫清胶济线东段蒋日伪军台流时的残敌，使我军占据更加有利的地理位置，1946年6月5日至8日我军发起了胶东地区闻名的胶(胶县)、高(高密)、即(即墨)战役，对盘踞在这三个县城及附近据点的伪军进行总讨伐。我们二营奉命与兄弟部队一起攻打胶县县城。5日夜从西关打响，迅速扫清外围，扩大战果，巩固阵地；次日晚指阵部下达总攻令，参战部队从四面八方猛烈攻城，我连第一梯队爆破手炸开西门攻入城内，全连以排为单位与敌人展开巷战。
“各路兵进神速，敌堡一个个被拿下，至7日晨战斗结束……战斗刚结束，我连又奉命火速西进，急行军20多公里赶到姚各庄车站，增援兄弟部队全歼车站守敌，配合解放了高密县城。胶高即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大片城镇乡村，扩大了胶东解放区。毛主席1946年9月16日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文中作为典型战例，举出了这次战役。”老人说起这段往事，还专门从他的书橱里翻出了一本《毛泽东文集》，并找到他特意用红色铅笔标注出来的一段文章。
“那时候，武器是军人的生命，好的武器掌握在革命军人手中，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我连虽说已跨入主力部队的行列，因原来是县大队，武器装备当然就差些。我们仍扛着老‘汉阳’枪。攻打胶县县城时全连仅有一挺轻机枪，连同射击手还是从一营借来的。上级命令我们要自己去打天下。我们不是唯武器论者，但武器的优劣，对于部队战斗力强与弱，确实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胶县县城的解放，给了我连‘鸟枪换炮’的良机。那次，我们从敌人的军械库里取出武器，有‘三八’式步枪、‘歪把子’轻机枪和‘四零’掷弹筒等。我背起了‘三八’大盖枪，和全连战士一样，兴奋地唱起了《可爱的枪》。”
王老的记忆力不错，说到此，他还高兴地唱了起来：“可爱的枪啊可爱的枪，枪身长枪黑光又亮，不分白天黑夜跟在我的身上，和敌人到处打仗，发挥你的力量，瞄准敌人的头，一枪一个，一枪一个叫他见阎王。可爱的枪可爱的枪，你是我的好战友，我们一同打胜仗……”
“到了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盘踞在青岛之敌疯狂地向我解放区进攻，妄图占领西进的各个要地，控制胶济铁路线。我军英勇反击。在胶县肖堡附近一次阻击战中，我们二营与来犯之敌交火，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残酷。四、五架敌机低空盘旋飞行，向我军阵地连续扫射，对我威胁极大。连长命令我排抢占有利地形向敌人的飞机开火，几十支步枪同时对空射击，霎时间，一架敌机冒着滚滚浓烟栽入地面爆炸，其他敌机逃之夭夭。我们欢呼：‘打下来了’。这一仗虽然我方伤亡很大，但勇士们斗志昂扬，始终把敌人阻击在阵地前沿以外。营长抓住战机命令部队迅速撤出阵地，转移到后方休整补充。我排打下敌机一架，荣立集体—等功。
“在即将投入新的战斗前夕，连指导员周忠财、排长冯好文等两位领导找我谈话，正式宣布党组织批准我入党，候补期三个月，并提升任三班班长，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1946年的8月18日，部队在平度县李家楼村驻防，那天我宣誓入党，那一时刻我至今刻骨铭心……”
参加张鲁集阻击战撤离阵地时，身负重伤
“我们一排三班素有‘娃娃班’之称。这是因为全班包括班长冯好文同志(后升任排长)在内12名战士大多数身高在1.6米左右，有8人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我年龄最小，这个雅号还是我们的张营长给起的。自我军向敌占区进军以来，二营都是集中活动。张营长经常深入连队，再加上我被评为团的模范，自然他对我很了解。张营长来到班内，总以你们是‘娃娃班’的口气和我们说话。‘娃娃班’的雅号就传扬了出去。虽说我们是‘娃娃兵’，但在执行连队的任务上决不含糊。要说哪项任务最苦最累最危险，当然是打仗最危险，因为打仗是要死人的。但在为人民而战，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牺牲了光荣的精神口号激励下，战士们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最苦最累的不是打仗，而是行军，特别是每小时八公里以上的急行军。一个战士全副武装，再加上自己的背包和集体的干粮袋，少说也有四五十斤，背起来长途跋涉，尤其夜间和有风、雨、雪天的急行军里，我们很多战友的脚底都磨起了血泡，实在是又苦又累。但我们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意志，从未掉过队。
“1946年9月上旬，我营奉命要在一夜内行军50多公里，从平度赶到即墨县境内待命。到达目的地后休息半天就投入了夺取灵山的战斗。夜幕下，我和战友又急行军约10华里赶到了灵山脚下。深夜，我军开炮向山顶猛烈攻击，拂晓前，全团三个营从四面八方攻到山顶，一阵激战，全歼这伙敌人，灵山获得二次解放。上午，我连奉命情理战场。战士们看到山顶有几匹炸死的战马，经连长批准，将死马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由炊事班同志精心制作，全连指战员饱食了一顿美味的马肉午餐。
“到了10月中旬，我军转移到高密县境内阻击敌人，张鲁集一战打得很艰苦。我连完成阻击任务奉命撤离阵地时，我身负重伤，不得不离开培育我锻炼成长的火线战场。在后方医院，当我昕到我们的老大哥
五师十三团团长夏侯苏等同志在这次阻击战中壮烈牺牲，非常悲痛
这也说明了敌军的立体作战，是不分什么阵地前沿和指挥后方的。我被敌人子弹打中右腿，伤在小腿贯通膝盖骨上，被抬到团临时救护所，医护人员给我做了紧急包扎处理
医生告诉我，下肢伤了一定要伸直，不能弯曲，一旦弯曲僵硬了，会造成重残，一生不能用右脚走路了。于是，我天天积极配合治疗，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还是不能拄拐站立，收效甚微。为此，我坚持天天在床上躺着锻炼，加大了伸腿的力度。说来也巧，医院决定迁移，我躺在担架上，借助担架的弹力，随着担架的起伏而用力蹬腿，担架走了一路，我的右腿蹬了一路。用当今的语言，就是我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给自己的腿施行治疗，坚持忍受疼痛，终于伸直了，成功了。到达新驻地后，我架起双拐练着走步，由双拐到单拐，再到扔掉拐杖，锻炼成了一个伤势较轻、后来被定为三等甲级的伤残军人。到r1947年初，我就转入到了胶东军区卫生部教养大队，在那里开始了我的新生活——我被任命为班长，从事管教伤残军人的工作” 有老百姓的掩护，我们500多名伤员安然无恙
“要说做好对伤残军人的管理教育，党支部号召共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遵守纪律，搞好团结。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连队风气大有好转。1947年春天，解放战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山东的形势异常严峻，为了支援前线部队作战，大队领导决定开展连队建设、自愿捐献和拥改爱民三大运动。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一班之长，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将负伤费全部献出，并提出三个月不领津贴，支援前线。在我的带动下，全班每个同志都捐出了数额不等的现金和律贴费。在连部文化干事的指导下，我积极参加街头扭秧歌和演活报剧活动，围绕反蒋支前的内容，向群众做了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我班伤员还根据自己的体力情况，帮助房东和军烈属干零活并抢收小麦。在这场运动中，我先后立了两个三等功，一个四等功，全班荣获二等奖。
“荣校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产物，随着前方战事的发展来决定自己的任务。当战场伤员剧增、医院床位紧缺时，荣校即将大批养好的伤员办理复员手续，欢送他们离校回乡，以便迎接新的伤员。在动员他们复员时，不少同志不想回家，提出愿意留在荣校工作。有的同志找到连指导员，说自己的伤比王志胜(说的是我)轻，为什么不能留呢?的确，论我的伤情，右脚腕失去伸缩功能，脚后跟也不能像好脚一样落地，走路很吃力，具备了复员的条件。指导员耐心向他们解释，说留校工作与复员回乡都是党组织的决定，不要攀比，坚决服从。
“到了1947年秋天，国民党军队在鲁中南战场遭受重创。敌人有10万兵力向山东半岛进犯，此时我主力部队已转向鲁中重点战场作战，半岛内地只有少数地方武装抗击，形势危急，我们荣校有伤员500多人，驻守在老根据地附近，目标很大，行动困难。为了保证伤员安全，上级决定迅速向南转移到海阳县境内，把我们一一疏散到当地的贫下中农家中。刚刚经过土地改革翻身解放的他们，对待子弟兵伤员比亲人还亲。我的主人姓于，老夫妻两个，女儿已嫁，儿子也参军了。老太待我非常好，真不亚于《沙家浜》里的‘沙奶奶’……不久战局趋紧，敌人疯狂东进，直达半岛南端海阳县城。我们已处在敌人的左后方，距敌人不足20华里，可以说是危在旦夕。但是，那次由于有老百姓的掩护，我们500多名伤员安然无恙。”
解放后有幸多次见到毛主席。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刻
“1949年，我们胶东荣校更名为山东省荣誉军人总校第—分校，撤销了班、排、连、营编制，建立初小部、高小部和初中部，进行了比较正规的文化知识教育，以提高伤残军人的文化素质，为新中国培养干部。我被任命为三年级班主任兼语文教员，小学未毕业的我竟当上了教书先生。在新的岗位上，我刻苦学习，尽职尽责，全力做好本职工作。
“1951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到荣校招收干部，学校大部分在职干部和党员300人集体转业。此间，公安局招干负责人找到我个别谈话征求意见，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四处秘书室主任宋文刚同志，而我后来到市公安局后，就分配在他领导的秘书室工作。行前，荣校领导重新按班、排、连编队，我任三连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校长兼政委白连琦、政治部主任于福海等领导同志为各连干部送行，称我们既是转业者，又是带头人，嘱咐我们把队伍平平安安地带到北京市公安局。至此，结束了我4年多的荣校生活。1951年3月，我转业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由于做警卫工作的缘故，我有幸多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还经常见到刘少奇主席、周恩采总理、朱德委员长和邓小平总书记。这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刻，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
为厂矿等单位培训保卫干部，圆满完成了各项保卫任务
“北京市解放初期，有些团伙，经常身带木棒、匕首出没于天安门、西单、西四等地，打群架，调戏妇女。还有所谓‘搂包’、‘锣车’、‘猴车’等封建行会性质的团伙，或独霸车站客运，敲诈勒索，聚众行凶；或混迹三轮车队，强拉旅客敲诈，结伙行窃旅客货物；或解放前为外国人‘拉皮条’，解放后仍诱迫妇女实淫、勒索暗娼。各地对流氓的打击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赞扬人民政府给人民除了大害。北京市公安局解放初期在首都治安保卫工作上，经历了一个困难过程。当时，干部缺少城市工作经验，交通、通讯条件极差，机构不健全。但是，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市委、公安部的正确指导下，公安民警的热情是高的，情绪是饱满的，工作作风是扎实的，工作认真负责，埋头苦干，有奋勇向前的精神，不仅克服了重重困难，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建立了城市的正常秩序，也圆满完成了各项重大保卫任务……解放初期的经济保卫战就是我们工作中重点的重点，为此我和我的同事们为北京市的很多工厂、企业培训保卫干部，深入开展了保卫干部的培训工作。开展四讲，讲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采用‘兵教兵’的方法，分人分组进行具体辅导等。每到周末，还组织大家看电影，写学习心得，当时一共办了三期，培训了600多名保卫干部。结业大会一结束，学员们都满怀热情，奔赴各个工作岗位。他们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次培训虽然办班时间不长，也未提供一套成熟的经验，但对当时建立、发展与巩固人民新政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对我来说既是工作，也是学习，使我受益很大。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重大活动频繁。北京市公安局在各项安全保卫工作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作方法。比如，每次节日保卫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工作，其方法基本是：公开限制、秘密监视和户查三种。户查可以发现隐藏的坏人和了解敌人动态，对敌人是个很大的精神压力。户查方法要求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普查与抽查的方法。当时，对户查中发现的问题如何处理，户查中应注意的问题均提出了具体要求。如：未经许可夜里不许查户口；查户口不准搜查，不准令被查者写材料。当时的公安机关在保卫工作中，认真贯彻了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得方针。北京的安全保卫工作显著特点2--就是人民群众出于对党和政府的爱戴和拥护，关心会治安。当时，很多街道积极分子出来帮助政府和派出所做工作。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后，参与的人就更多了。在治安保卫工作中逐步形成了治保主任包片，委员包段，积极分子包院的分工协作制度，每到重大节日或有重要活动，这些治保积极分子都出来巡逻、站岗、放哨，遍布大街小巷，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治保积极分子网。他们积极宣传、动员群众防奸、防特、防盗、防火，揭发检举坏人，协助公安机关控制社会局面。这对敌特和不法分子是个很大的震慑，使首都的治安保卫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多次受到党中央领导的称赞。”
王志胜离休以后，没有在家休闲安乐，颐养天年，也没有加入老年人健身娱乐的行列，而是在新的环境下，想方设法创造条件，继续为党工作，继续发挥作用，继续创先争优，誓作一名离岗不“离休”的党员。离休后的第二个月，“我被选为朝阳分公司老干部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20多年。在支部全体党员共同努力下，先后四次被朝阳分公司党委和朝阳区委老干部局评为先进党支部……”从1990年离休至2011年这22年池共获得到各种荣誉称号28次。20多年来，他克服种种困难，用半残的右手握笔，一鼓作气撰写出15篇论述“金泰恒业观”的文章，共4万字。已出版《话说“人文”奥运150篇》上集和《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万岁》两本书。
“夕阳斜照美，像似当空挂，心态若年轻，八十如十八”。这是老人家写的一首诗，他说，“我正是以八十岁的身，十八岁的心，六十岁的力，再创新业绩，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如今，已经84岁的离休老干部王志胜老人，依然这么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那份真实的感受：由于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八路军，我才得到了爱，我才成为自由的、无悔无恨的工作者，苦难的战胜者。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种人世间最可宝贵的爱，在我的心灵深处开花结果
王志胜，山东省潍坊市人，1928年7月24日出生，1945年7月入伍，1946年8月18日入党，1951年3月转业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1990年1月离休，副局级。退休至今，王老已经累计获得各种荣誉称号28次，其中荣获优秀共产党员9次。在部队期间，历任战士、班长、文书、排长、文化干事、政治干事、班主任、指导员等职，先后参加了解放平度、胶、高密、灵山以及文岭保卫战，肖堡、张鲁集阻击战等战斗，曾被评为团的模范，荣立三等功两次，1946年10月在张鲁集阻击战中光荣负伤，被评为三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2012年7月11日，记者登门拜访了这位老八路，听他聊起了战火中成长的故事。
每驻一地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我16岁参军，在党的培育下，经受了战争年代枪林弹雨和艰苦环境的锻炼与考验，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成了一名光荣的党员，这段经历为我一生走革命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八个年头。这年秋天，我胶东军区部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命令，向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发动了最后的猛烈进攻，收复了烟台、威海、蓬莱、龙口等城市。掖县城内的敌人仓皇狼狈地弃城逃至平度县城，我所在的北掖县大队奉命追击，直达平度城郊。两天后，我主力部队开始攻城，先扫清了外围的据点，接着向城内发动总攻，经一昼夜的激战，全歼守敌近2000人，解放了平度城，至此，我胶东地区除胶济铁路东段和附近的城镇外，广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在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力量的铁锤打击下，加上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对日宣战，日本政府被迫于1945年8月14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壮大人民军队，适应抗战后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北掖县大队一中队奉命升级到西海军分区独立二团，接着又升级到胶东军区五师十四团二营四连，成了胶东地区的主力部队之一。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向敌占区进军，解救老百姓，扩大解放区，打击来犯者，巩固新阵地。全营开赴青岛外围即墨县作战，与兄弟部队一起拔掉了城外三个据点，驻守在城东新解放的地区，严阵以待。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由于新解放区的群众不了解我党我军的政策，加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他们都有恐惧心理。我军不仅是一支战斗队，也是一支宣传队、工作队，打仗、练兵、做群众工作，是部队的三大任务。为了尽快消除群众的误解，我们每驻一地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主动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干零活，以实际行动来感化、影响和教育群众。连队有健全的组织制度，党支部有民运委员，连部设民运干事，各班有民运组长；民运组长每日将全连战士为群众做的好事统计上报，连首长在每天的早出操、晚点名时进行评论表扬，这是连队最生动、最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队离开驻地之前，还要检查群众纪律执行情况，如发现有不利于群众利益的事，马上做好补救挽回工作，以扩大政治影响。在此期间，由于蒋介石破坏国共和谈，加上美国的背后撑腰，出现了日本投降后蒋日伪军合流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局面。龟缩在即墨县城的敌人蠢蠢欲动，多次向我军阵地反扑，我给予有力还击，配合其他解放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当时称之为第一次自卫战，于1945年底胜利结束。记得那年的冬天，我们连队在即墨县活动时，我和几个战士都生了疥疮，疼痛难忍，比我大5岁的班长冯好文和司务长两个竟化装进城给我买来硫磺治疗，我大为感动……
“1946年初，全营开到昌邑县待命，为解放胶济铁路中枢，山东半岛西部重镇——潍县(今潍坊市)作战前准备。1月10日，我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党中央发布了从1月13日午夜起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就各自的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此后全营奉命转向胶济线东段，驻守在丈岭车站附近，我连的任务是破坏铁路，用钢轨和枕木在丈岭小土山上构筑工事，以利固守。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此时此刻，我们破坏这条大动脉，完全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因为它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全连战士们热火朝天地从几里以外向山上扛枕木抬钢轨，抢修工事。我在干活中不慎将左手碰伤，留下了光荣的痕迹。
“敌军与我防区的距离仅一河之隔，他们不时从据点炮击我军阵地，进行挑衅，我连守卫在山顶上严阵以待。有时敌人出动小股兵力到附近村庄抢劫并袭击我军哨所，我被迫自卫，坚决予以还击。停战后的几个月里便形成了两军对垒、和中有战、战之即停、备而再战的奇特局面。”
老人回忆说，在百日大练兵时，白布床单制作成的“阵地墙报”也令他终身难忘。
“在停战期间，我军为了提高部队素质，增强战斗力，作好反击敌人大举进犯的准各，我连从丈岭山头撤回到附近村庄，全营奉命开展了以政治科目为主的百日练兵运动。练兵的军事项目是射击、刺杀、投弹和夜战；政治科目是传达学习毛主席《关于重庆谈判》的论述和上级的形势报告，揭露并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克服和平麻痹情绪，树立针锋相对、长期斗争的思想，还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坚定了我军必胜利、革命必成的信心，同时开展了为当地群众多办好事的爱民活动。
“在两军对垒、一触即发的形势下，我作为一名革命战士，为了作好宣传鼓动工作，我想出了这么一个好办法：用一块特大的白布床单制成墙报栏，设有‘问答’、‘点将’、‘批判’、‘表扬’、‘挑战应战’、‘表决心’等栏目。在班、排领导的支持下，围绕着全连大练兵的进展和要求，发动大家写稿，及时更新内容。白天，此墙报在我们—排各班巡回挂展，晚上叠起放在身边随时作好战斗准备。这个阵地墙报对鼓舞我军士气，提高斗志，活跃连队文化生活，配合大练兵运动深入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得到了连、营首长肯定和表扬。运动结束后，我被评为团的练兵模范，受到首长的接见和嘉奖，并让我在全团庆功大会上发言，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和极大的鞭策。” 十支步枪同时对空射击，竟打下了一架敌机
“为了扫清胶济线东段蒋日伪军台流时的残敌，使我军占据更加有利的地理位置，1946年6月5日至8日我军发起了胶东地区闻名的胶(胶县)、高(高密)、即(即墨)战役，对盘踞在这三个县城及附近据点的伪军进行总讨伐。我们二营奉命与兄弟部队一起攻打胶县县城。5日夜从西关打响，迅速扫清外围，扩大战果，巩固阵地；次日晚指阵部下达总攻令，参战部队从四面八方猛烈攻城，我连第一梯队爆破手炸开西门攻入城内，全连以排为单位与敌人展开巷战。
“各路兵进神速，敌堡一个个被拿下，至7日晨战斗结束……战斗刚结束，我连又奉命火速西进，急行军20多公里赶到姚各庄车站，增援兄弟部队全歼车站守敌，配合解放了高密县城。胶高即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大片城镇乡村，扩大了胶东解放区。毛主席1946年9月16日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文中作为典型战例，举出了这次战役。”老人说起这段往事，还专门从他的书橱里翻出了一本《毛泽东文集》，并找到他特意用红色铅笔标注出来的一段文章。
“那时候，武器是军人的生命，好的武器掌握在革命军人手中，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我连虽说已跨入主力部队的行列，因原来是县大队，武器装备当然就差些。我们仍扛着老‘汉阳’枪。攻打胶县县城时全连仅有一挺轻机枪，连同射击手还是从一营借来的。上级命令我们要自己去打天下。我们不是唯武器论者，但武器的优劣，对于部队战斗力强与弱，确实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胶县县城的解放，给了我连‘鸟枪换炮’的良机。那次，我们从敌人的军械库里取出武器，有‘三八’式步枪、‘歪把子’轻机枪和‘四零’掷弹筒等。我背起了‘三八’大盖枪，和全连战士一样，兴奋地唱起了《可爱的枪》。”
王老的记忆力不错，说到此，他还高兴地唱了起来：“可爱的枪啊可爱的枪，枪身长枪黑光又亮，不分白天黑夜跟在我的身上，和敌人到处打仗，发挥你的力量，瞄准敌人的头，一枪一个，一枪一个叫他见阎王。可爱的枪可爱的枪，你是我的好战友，我们一同打胜仗……”
“到了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盘踞在青岛之敌疯狂地向我解放区进攻，妄图占领西进的各个要地，控制胶济铁路线。我军英勇反击。在胶县肖堡附近一次阻击战中，我们二营与来犯之敌交火，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残酷。四、五架敌机低空盘旋飞行，向我军阵地连续扫射，对我威胁极大。连长命令我排抢占有利地形向敌人的飞机开火，几十支步枪同时对空射击，霎时间，一架敌机冒着滚滚浓烟栽入地面爆炸，其他敌机逃之夭夭。我们欢呼：‘打下来了’。这一仗虽然我方伤亡很大，但勇士们斗志昂扬，始终把敌人阻击在阵地前沿以外。营长抓住战机命令部队迅速撤出阵地，转移到后方休整补充。我排打下敌机一架，荣立集体—等功。
“在即将投入新的战斗前夕，连指导员周忠财、排长冯好文等两位领导找我谈话，正式宣布党组织批准我入党，候补期三个月，并提升任三班班长，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1946年的8月18日，部队在平度县李家楼村驻防，那天我宣誓入党，那一时刻我至今刻骨铭心……”
参加张鲁集阻击战撤离阵地时，身负重伤
“我们一排三班素有‘娃娃班’之称。这是因为全班包括班长冯好文同志(后升任排长)在内12名战士大多数身高在1.6米左右，有8人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我年龄最小，这个雅号还是我们的张营长给起的。自我军向敌占区进军以来，二营都是集中活动。张营长经常深入连队，再加上我被评为团的模范，自然他对我很了解。张营长来到班内，总以你们是‘娃娃班’的口气和我们说话。‘娃娃班’的雅号就传扬了出去。虽说我们是‘娃娃兵’，但在执行连队的任务上决不含糊。要说哪项任务最苦最累最危险，当然是打仗最危险，因为打仗是要死人的。但在为人民而战，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牺牲了光荣的精神口号激励下，战士们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最苦最累的不是打仗，而是行军，特别是每小时八公里以上的急行军。一个战士全副武装，再加上自己的背包和集体的干粮袋，少说也有四五十斤，背起来长途跋涉，尤其夜间和有风、雨、雪天的急行军里，我们很多战友的脚底都磨起了血泡，实在是又苦又累。但我们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强意志，从未掉过队。
“1946年9月上旬，我营奉命要在一夜内行军50多公里，从平度赶到即墨县境内待命。到达目的地后休息半天就投入了夺取灵山的战斗。夜幕下，我和战友又急行军约10华里赶到了灵山脚下。深夜，我军开炮向山顶猛烈攻击，拂晓前，全团三个营从四面八方攻到山顶，一阵激战，全歼这伙敌人，灵山获得二次解放。上午，我连奉命情理战场。战士们看到山顶有几匹炸死的战马，经连长批准，将死马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由炊事班同志精心制作，全连指战员饱食了一顿美味的马肉午餐。
“到了10月中旬，我军转移到高密县境内阻击敌人，张鲁集一战打得很艰苦。我连完成阻击任务奉命撤离阵地时，我身负重伤，不得不离开培育我锻炼成长的火线战场。在后方医院，当我昕到我们的老大哥
五师十三团团长夏侯苏等同志在这次阻击战中壮烈牺牲，非常悲痛
这也说明了敌军的立体作战，是不分什么阵地前沿和指挥后方的。我被敌人子弹打中右腿，伤在小腿贯通膝盖骨上，被抬到团临时救护所，医护人员给我做了紧急包扎处理
医生告诉我，下肢伤了一定要伸直，不能弯曲，一旦弯曲僵硬了，会造成重残，一生不能用右脚走路了。于是，我天天积极配合治疗，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还是不能拄拐站立，收效甚微。为此，我坚持天天在床上躺着锻炼，加大了伸腿的力度。说来也巧，医院决定迁移，我躺在担架上，借助担架的弹力，随着担架的起伏而用力蹬腿，担架走了一路，我的右腿蹬了一路。用当今的语言，就是我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给自己的腿施行治疗，坚持忍受疼痛，终于伸直了，成功了。到达新驻地后，我架起双拐练着走步，由双拐到单拐，再到扔掉拐杖，锻炼成了一个伤势较轻、后来被定为三等甲级的伤残军人。到r1947年初，我就转入到了胶东军区卫生部教养大队，在那里开始了我的新生活——我被任命为班长，从事管教伤残军人的工作” 有老百姓的掩护，我们500多名伤员安然无恙
“要说做好对伤残军人的管理教育，党支部号召共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遵守纪律，搞好团结。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连队风气大有好转。1947年春天，解放战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山东的形势异常严峻，为了支援前线部队作战，大队领导决定开展连队建设、自愿捐献和拥改爱民三大运动。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一班之长，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将负伤费全部献出，并提出三个月不领津贴，支援前线。在我的带动下，全班每个同志都捐出了数额不等的现金和律贴费。在连部文化干事的指导下，我积极参加街头扭秧歌和演活报剧活动，围绕反蒋支前的内容，向群众做了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我班伤员还根据自己的体力情况，帮助房东和军烈属干零活并抢收小麦。在这场运动中，我先后立了两个三等功，一个四等功，全班荣获二等奖。
“荣校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产物，随着前方战事的发展来决定自己的任务。当战场伤员剧增、医院床位紧缺时，荣校即将大批养好的伤员办理复员手续，欢送他们离校回乡，以便迎接新的伤员。在动员他们复员时，不少同志不想回家，提出愿意留在荣校工作。有的同志找到连指导员，说自己的伤比王志胜(说的是我)轻，为什么不能留呢?的确，论我的伤情，右脚腕失去伸缩功能，脚后跟也不能像好脚一样落地，走路很吃力，具备了复员的条件。指导员耐心向他们解释，说留校工作与复员回乡都是党组织的决定，不要攀比，坚决服从。
“到了1947年秋天，国民党军队在鲁中南战场遭受重创。敌人有10万兵力向山东半岛进犯，此时我主力部队已转向鲁中重点战场作战，半岛内地只有少数地方武装抗击，形势危急，我们荣校有伤员500多人，驻守在老根据地附近，目标很大，行动困难。为了保证伤员安全，上级决定迅速向南转移到海阳县境内，把我们一一疏散到当地的贫下中农家中。刚刚经过土地改革翻身解放的他们，对待子弟兵伤员比亲人还亲。我的主人姓于，老夫妻两个，女儿已嫁，儿子也参军了。老太待我非常好，真不亚于《沙家浜》里的‘沙奶奶’……不久战局趋紧，敌人疯狂东进，直达半岛南端海阳县城。我们已处在敌人的左后方，距敌人不足20华里，可以说是危在旦夕。但是，那次由于有老百姓的掩护，我们500多名伤员安然无恙。”
解放后有幸多次见到毛主席。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刻
“1949年，我们胶东荣校更名为山东省荣誉军人总校第—分校，撤销了班、排、连、营编制，建立初小部、高小部和初中部，进行了比较正规的文化知识教育，以提高伤残军人的文化素质，为新中国培养干部。我被任命为三年级班主任兼语文教员，小学未毕业的我竟当上了教书先生。在新的岗位上，我刻苦学习，尽职尽责，全力做好本职工作。
“1951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到荣校招收干部，学校大部分在职干部和党员300人集体转业。此间，公安局招干负责人找到我个别谈话征求意见，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四处秘书室主任宋文刚同志，而我后来到市公安局后，就分配在他领导的秘书室工作。行前，荣校领导重新按班、排、连编队，我任三连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校长兼政委白连琦、政治部主任于福海等领导同志为各连干部送行，称我们既是转业者，又是带头人，嘱咐我们把队伍平平安安地带到北京市公安局。至此，结束了我4年多的荣校生活。1951年3月，我转业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由于做警卫工作的缘故，我有幸多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还经常见到刘少奇主席、周恩采总理、朱德委员长和邓小平总书记。这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刻，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
为厂矿等单位培训保卫干部，圆满完成了各项保卫任务
“北京市解放初期，有些团伙，经常身带木棒、匕首出没于天安门、西单、西四等地，打群架，调戏妇女。还有所谓‘搂包’、‘锣车’、‘猴车’等封建行会性质的团伙，或独霸车站客运，敲诈勒索，聚众行凶；或混迹三轮车队，强拉旅客敲诈，结伙行窃旅客货物；或解放前为外国人‘拉皮条’，解放后仍诱迫妇女实淫、勒索暗娼。各地对流氓的打击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赞扬人民政府给人民除了大害。北京市公安局解放初期在首都治安保卫工作上，经历了一个困难过程。当时，干部缺少城市工作经验，交通、通讯条件极差，机构不健全。但是，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市委、公安部的正确指导下，公安民警的热情是高的，情绪是饱满的，工作作风是扎实的，工作认真负责，埋头苦干，有奋勇向前的精神，不仅克服了重重困难，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建立了城市的正常秩序，也圆满完成了各项重大保卫任务……解放初期的经济保卫战就是我们工作中重点的重点，为此我和我的同事们为北京市的很多工厂、企业培训保卫干部，深入开展了保卫干部的培训工作。开展四讲，讲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采用‘兵教兵’的方法，分人分组进行具体辅导等。每到周末，还组织大家看电影，写学习心得，当时一共办了三期，培训了600多名保卫干部。结业大会一结束，学员们都满怀热情，奔赴各个工作岗位。他们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次培训虽然办班时间不长，也未提供一套成熟的经验，但对当时建立、发展与巩固人民新政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对我来说既是工作，也是学习，使我受益很大。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重大活动频繁。北京市公安局在各项安全保卫工作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作方法。比如，每次节日保卫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工作，其方法基本是：公开限制、秘密监视和户查三种。户查可以发现隐藏的坏人和了解敌人动态，对敌人是个很大的精神压力。户查方法要求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普查与抽查的方法。当时，对户查中发现的问题如何处理，户查中应注意的问题均提出了具体要求。如：未经许可夜里不许查户口；查户口不准搜查，不准令被查者写材料。当时的公安机关在保卫工作中，认真贯彻了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得方针。北京的安全保卫工作显著特点2--就是人民群众出于对党和政府的爱戴和拥护，关心会治安。当时，很多街道积极分子出来帮助政府和派出所做工作。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后，参与的人就更多了。在治安保卫工作中逐步形成了治保主任包片，委员包段，积极分子包院的分工协作制度，每到重大节日或有重要活动，这些治保积极分子都出来巡逻、站岗、放哨，遍布大街小巷，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治保积极分子网。他们积极宣传、动员群众防奸、防特、防盗、防火，揭发检举坏人，协助公安机关控制社会局面。这对敌特和不法分子是个很大的震慑，使首都的治安保卫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多次受到党中央领导的称赞。”
王志胜离休以后，没有在家休闲安乐，颐养天年，也没有加入老年人健身娱乐的行列，而是在新的环境下，想方设法创造条件，继续为党工作，继续发挥作用，继续创先争优，誓作一名离岗不“离休”的党员。离休后的第二个月，“我被选为朝阳分公司老干部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20多年。在支部全体党员共同努力下，先后四次被朝阳分公司党委和朝阳区委老干部局评为先进党支部……”从1990年离休至2011年这22年池共获得到各种荣誉称号28次。20多年来，他克服种种困难，用半残的右手握笔，一鼓作气撰写出15篇论述“金泰恒业观”的文章，共4万字。已出版《话说“人文”奥运150篇》上集和《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万岁》两本书。
“夕阳斜照美，像似当空挂，心态若年轻，八十如十八”。这是老人家写的一首诗，他说，“我正是以八十岁的身，十八岁的心，六十岁的力，再创新业绩，直到生命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