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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精神内涵深广，文学活动范围广，作品传译也广。他自称“写家”，人们多称他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文学界都知道，他兼擅各种文体，是“文武混乱不挡”的全能作家。一般人较少了解老舍精通英语，他在英、美用英文写作，做学术讲演，在英国讲过《唐代的爱情小说》(T’ang love story)，在美国谈《中国现代小说》(The Modem Chinese Novel)，也写过英文话剧。当然更少人知道，老舍不仅是个“写”家，还是个“译”家。他能在现场作英语同声翻译，也能从事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的笔译。他参与进行翻译的方式与事实，提示我们关于文学翻译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多元因素。
老舍的口语好，只是偶或一露风采。抗战期间，一次公众集会，有许多外国朋友在场，他熟悉的朋友负责英法两种语言的翻译，累得出汗了。老舍不忍，提议那一位只管翻译法语，把英语留给自己。一时举座皆惊，老舍竟然说得流利的伦敦英语。这样的口头翻译机会不多，老舍与翻译相关者主要还是笔译。
老舍不享翻译家之名，涉及的译述范围却很广。1930年从英国回来就任齐鲁大学教授，他就开始书面翻译。他主讲的文艺思潮、世界文学史、近代文艺批评、小说作法和世界名著研究五门课程，主要参考文献是外文。他的《文学概论讲义》引述了数十位西方作家理论家的观点，从古希腊到现代主义，较多的是当代前沿外国理论，当时这些文献十九没有现成译文。老舍译过R.W.church论华兹华斯的论文，译Elizabeth Nitehie的《文学批评》，前两章刊载于《齐大月刊》(后改为《齐大季刊》)。所译作品有近现代小说、诗歌和戏剧，署名舍予、絮青等。这些翻译作品，大都集中在30年代前期。一旦文学刊物对他的创作需求增多，老舍就没有那么旺盛的精力从事翻译了。
50年代老舍一度重拾译事，1954年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老舍说过：“翻译工作者的困难：既须精通外文，还得精通自己的语言文字，二者须齐步前进。”就在这精通的基础上，却围绕着翻译萧伯纳的戏剧翻译，两位受尊敬者的文字谋面，产生了译界的“华山论剑”。以老舍的幽默把握萧伯纳的讽刺，可谓相得益彰。他翻译了萧伯纳的戏剧《苹果车》，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萧伯纳戏剧选》。前一年楼适夷为中介，请老舍审读朱光潜翻译的萧剧《英国佬的另一个岛》。二人英文都很好，但彼此的翻译理念有出入，翻泽风格的追求有差别。二人在通信中意见交流／交锋，态度都不失绅士派：体谅对方，坚持自我。老舍给朱光潜写信：“我细细读了您的译本，译得好极!……恕我吹毛求疵：我觉得译笔枝冗了些——我知道这是为了通俗易懂，但有时即流于琐碎无力。好不好再稍紧缩一些呢?特别是在原文非常俏皮的地方，似乎不宜只顾通俗而把俏皮变为笨拙。”老舍将一些地方作了改动，最后表明：“您若认为不妥，即祈再改回去。”朱光潜十多天后回信：“承你应允替我校订萧剧译文，我十分感激。……你的译文我读过两遍，有的地方你译得很灵活……有些地方直译的痕迹相当突出。我因此不免要窥探你的翻译原则。我所猜想到的不外两种：一种是小心地追随原文，亦步亦趋，寸步不离；一种是大胆地尝试新文体，要吸收西方的词汇和语法，来丰富中文。无论是哪一种，我都以为是不很明智的。”最终表明：“自持和你多年相识，才敢冒昧提出上面一点很直率的意见，我想你了解而且原谅这一点忠直的意思。”二人对待翻译的差别在语境体味、现代白话形塑与风格处理上。作为多年的文字之交，他们都把翻译当作严肃工作，即使为此而辩驳，也不在意。这番“华山论剑”，双方都显示出自尊与尊重他人的良好风范。不妨推测：朱光潜的信对老舍《苹果车》的翻译是个客观的推动。
最为重要的译事是老舍不署名的“中泽英”。中心是翻译明代小说《金瓶梅》和老舍的《离婚》、《四世同堂》。这是中外文人的跨文化合作，也是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学穿越古今的世界流播。此事又分为两段，一段是20年代后期在英国翻译中国古代的经典，一段是40年代末在美国翻译老舍看重的自己的作品。前一段充满了真挚与诚信，平静的湖水波澜不惊，后一段在友谊之外，打上了现代社会的市场文化经济的烙印，如太平洋上的风生水起；前一段欧洲保守与中国诚信结合，后一段金钱与文化展开角逐，人本尊严与商业经济法则抗争；前一段是双向互助基础上的无私，后一段则是多元互利与争夺的关系，最大的问题是知识产权的不平等。
老舍帮助艾支顿翻译《金瓶梅》是一次无意间的遇合。老舍在《我的几个房东》中回忆艾支顿是他的“二房东”，“见到我，他说彼此交换知识，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岂不甚好?为学习的方便，顶好是住在一起，假若我出房钱，他就供给我饭食。”其实艾支顿这一阶段赋闲，只是由第二任夫人供养。一起住了三年，老舍绝口不提如何帮助艾支顿翻译《金瓶梅》的事情。艾支顿不掠美，书出版时，他在扉页上特地印有“To C.C.SHU My Friend”，并且注明：“在我开始翻译时，舒庆春先生是东方学院的华语讲师，没有他不懈而慷慨的帮助，我永远也不敢进行这项工作。我将永远感谢他。”两个人都是君子风范。
友谊增进学识，对双方都是如此。没有老舍，艾支顿大概无法准确地复现明代生活，语言也难以传神；没有艾支顿，老舍也不大可能精心研读《金瓶梅》获得独立精确的文学史判断。20年后，他在美国演讲《中国现代小说》，评价“明朝最出名的是《金瓶梅》，曾由英国人克利门·艾支顿译成英文，译名为《金莲》(Golden Lotus)。这部小说……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是部极为严肃的作品。古怪的是，在英译本里，所谓淫秽的段落都译成拉丁文，大概是尽可能不让一般读者读懂”。艾支顿这样做，多半是迫于英国的道德保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曾被禁么?五次印刷之后，1972年的新版，《金瓶梅》中的拉丁文才被改译成英文。
跨文化的工作就像两个恋人融为一体，必须由两人各自跨入对方的语境。老舍与外国人的合作始自“灵格风”教材。当年东方学院中文系的三位教师，布鲁斯Bruce教授、爱德华兹Edwards讲师和老舍密切合作，才有那样一套成功的教材。教授字词句是为会话打基础，而会话背后的文化语境的共融才是“通”的境界。没有这样的一段合作基础，老舍帮助艾支顿，其方式就不会让对方自然与顺畅地受益。“灵格风”汉语教材，可以算作老舍的第一桩译事。
1946年，老舍和曹禺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以后，曹禺回国，老舍申请留美继续创作。写完了《四世同堂》，又继续写《鼓书艺人》，期间还直接用英文写了三幕四场话剧《五虎断魂 枪》。那时他内心一直回荡着一个声音：要把中国现代的优秀作品介绍给世界。老舍在国内时就驳斥“中国没有伟大作品”的谬论，认为“……茅盾、沙汀、曹禺、吴组缃诸先生的作品，若好好的译为外文，比之当代各国第一流著作，实无逊色”。眼下合适做的工作，就是把自己的重要作品翻译出来，更因为美国人伊凡·金翻译《骆驼祥子》有意篡改，弄出个大团圆的结局，严重违背了《骆驼祥子》的主旨和悲剧风格。所以，他必须自己动手，维护作品的尊严。于是，他整天投入翻译工作，晚上和浦爱德Ida Pruitt合作翻译《四世同堂》，白天和郭镜秋合作翻译《离婚》，后来又翻译了《鼓书艺人》(Drum Singer)。这两个合作者，对中国文化都有相当的了解，自己也有创作的经验。
20世纪的长篇小说，与《金瓶梅》艺术上旗鼓相当者谁?老舍努力证明自己。从帮助翻译《金瓶梅》到自主翻译《四世同堂》，老舍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自信日益增强。他要把自己最看重的作品翻译出去，让世界认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国人20世纪以来承受的苦难、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与情感特征。迟早一天归国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老舍只是给合作者读、讲小说内容，绝不在修辞上参与。因为他了解，一旦生硬介入，结果是足以破坏对方的语言风格的一致。他的方式，与林纾翻译外国小说，由一个了解外国生活的中国人讲述外国的过程构成对照，却更为接近了翻译的本质。
文化中也有一时无法通译的，这种情况下，往往是双方的妥协。老舍和艾支顿的合作是君子“固穷”而重“义”，但是和美国两位翻译者的合作也不能仅仅以“利”来衡量。她们背后有一套西方现代人合作的文化与经济规则。美国人对翻译著作的共同署名有理解：除去稿费分成的比冽有所倾斜，原著者和翻译者平等合作、利益均沾。从翻译到出版之间，原著者和翻译者各自选定其法定代理人，由他们与出版方打交道，乃至和作者稿费分成的问题，也是由代理人提出与约定。尽管老舍的东方情感难以接受这般地绕弯子，实际运作过程还是按照法律保证的方式。老舍对郭镜秋的分成比例一再退让，因为稿费不是老舍的主要目的。而对伊凡·金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老舍则坚决斗争，绝不回避。伊凡-金在出版市场上被资本家看重，《骆驼祥子》的畅销激动了老板们的逐利之心。伊凡·金也吃出了甜头，他又要翻译《离婚》，而且让老李和马少奶奶来一次团圆，这种荒唐的擅自更改简直是对这一作品的强奸。老舍这部作品的主旨不是老李对爱的追求，而是对个人尊严的维护、对敷衍苟且的生活的针砭。伊凡·金一再用大团圆的结局破坏原著的精神结构，老舍看它是严重挑衅，所以必须起而反抗。他让赵家璧在国内寻找种种版权证据，后者费尽心思由郑振铎出面，寻找著名的美国律师证明。但是，中美之间没有保护版权的法律协议，伊凡·金又因《骆驼祥子》的版权在手而占尽先机，打官司也不了了之。最终是资本市场的胜利，老舍和郭镜秋合作翻译的《离婚》与伊凡·金的篡改本《离婚》都摆上了售书架。老舍面对这样的事情，不得不苦闷。他不能一直呆在这样的国家里。
老舍看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一派“混沌”。1950年回国后，除了由朋友代理领一点属于自己的稿费，就不再和资本家的出版市场打交道了，也停止了自主翻译的努力。与外国翻译家合作的热诚，在与前苏联的翻译家打交道的时候，还一度显现出来。参加苏联作代会期间，得知一位年轻的翻译家正在翻译《月牙儿》，老舍让其不离左右，随时指点种种文化上易于隔膜的地方。然而，这只是偶一为之。在老舍身边的人，吃透他的意思并体现在翻译中，也许应该算上英若诚翻译的《茶馆》。
老舍的译事，不应该成为逸事。其间有种种值得记取的经验，他的翻译与一般学者型翻译家有不少差别，如果要命名，应该是体验与文字风格的有机结合。在译事草率成风的时候，说一说老舍的逸事，正是不想让历史逃逸。
老舍的口语好，只是偶或一露风采。抗战期间，一次公众集会，有许多外国朋友在场，他熟悉的朋友负责英法两种语言的翻译，累得出汗了。老舍不忍，提议那一位只管翻译法语，把英语留给自己。一时举座皆惊，老舍竟然说得流利的伦敦英语。这样的口头翻译机会不多，老舍与翻译相关者主要还是笔译。
老舍不享翻译家之名，涉及的译述范围却很广。1930年从英国回来就任齐鲁大学教授，他就开始书面翻译。他主讲的文艺思潮、世界文学史、近代文艺批评、小说作法和世界名著研究五门课程，主要参考文献是外文。他的《文学概论讲义》引述了数十位西方作家理论家的观点，从古希腊到现代主义，较多的是当代前沿外国理论，当时这些文献十九没有现成译文。老舍译过R.W.church论华兹华斯的论文，译Elizabeth Nitehie的《文学批评》，前两章刊载于《齐大月刊》(后改为《齐大季刊》)。所译作品有近现代小说、诗歌和戏剧，署名舍予、絮青等。这些翻译作品，大都集中在30年代前期。一旦文学刊物对他的创作需求增多，老舍就没有那么旺盛的精力从事翻译了。
50年代老舍一度重拾译事，1954年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老舍说过：“翻译工作者的困难：既须精通外文，还得精通自己的语言文字，二者须齐步前进。”就在这精通的基础上，却围绕着翻译萧伯纳的戏剧翻译，两位受尊敬者的文字谋面，产生了译界的“华山论剑”。以老舍的幽默把握萧伯纳的讽刺，可谓相得益彰。他翻译了萧伯纳的戏剧《苹果车》，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萧伯纳戏剧选》。前一年楼适夷为中介，请老舍审读朱光潜翻译的萧剧《英国佬的另一个岛》。二人英文都很好，但彼此的翻译理念有出入，翻泽风格的追求有差别。二人在通信中意见交流／交锋，态度都不失绅士派：体谅对方，坚持自我。老舍给朱光潜写信：“我细细读了您的译本，译得好极!……恕我吹毛求疵：我觉得译笔枝冗了些——我知道这是为了通俗易懂，但有时即流于琐碎无力。好不好再稍紧缩一些呢?特别是在原文非常俏皮的地方，似乎不宜只顾通俗而把俏皮变为笨拙。”老舍将一些地方作了改动，最后表明：“您若认为不妥，即祈再改回去。”朱光潜十多天后回信：“承你应允替我校订萧剧译文，我十分感激。……你的译文我读过两遍，有的地方你译得很灵活……有些地方直译的痕迹相当突出。我因此不免要窥探你的翻译原则。我所猜想到的不外两种：一种是小心地追随原文，亦步亦趋，寸步不离；一种是大胆地尝试新文体，要吸收西方的词汇和语法，来丰富中文。无论是哪一种，我都以为是不很明智的。”最终表明：“自持和你多年相识，才敢冒昧提出上面一点很直率的意见，我想你了解而且原谅这一点忠直的意思。”二人对待翻译的差别在语境体味、现代白话形塑与风格处理上。作为多年的文字之交，他们都把翻译当作严肃工作，即使为此而辩驳，也不在意。这番“华山论剑”，双方都显示出自尊与尊重他人的良好风范。不妨推测：朱光潜的信对老舍《苹果车》的翻译是个客观的推动。
最为重要的译事是老舍不署名的“中泽英”。中心是翻译明代小说《金瓶梅》和老舍的《离婚》、《四世同堂》。这是中外文人的跨文化合作，也是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学穿越古今的世界流播。此事又分为两段，一段是20年代后期在英国翻译中国古代的经典，一段是40年代末在美国翻译老舍看重的自己的作品。前一段充满了真挚与诚信，平静的湖水波澜不惊，后一段在友谊之外，打上了现代社会的市场文化经济的烙印，如太平洋上的风生水起；前一段欧洲保守与中国诚信结合，后一段金钱与文化展开角逐，人本尊严与商业经济法则抗争；前一段是双向互助基础上的无私，后一段则是多元互利与争夺的关系，最大的问题是知识产权的不平等。
老舍帮助艾支顿翻译《金瓶梅》是一次无意间的遇合。老舍在《我的几个房东》中回忆艾支顿是他的“二房东”，“见到我，他说彼此交换知识，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岂不甚好?为学习的方便，顶好是住在一起，假若我出房钱，他就供给我饭食。”其实艾支顿这一阶段赋闲，只是由第二任夫人供养。一起住了三年，老舍绝口不提如何帮助艾支顿翻译《金瓶梅》的事情。艾支顿不掠美，书出版时，他在扉页上特地印有“To C.C.SHU My Friend”，并且注明：“在我开始翻译时，舒庆春先生是东方学院的华语讲师，没有他不懈而慷慨的帮助，我永远也不敢进行这项工作。我将永远感谢他。”两个人都是君子风范。
友谊增进学识，对双方都是如此。没有老舍，艾支顿大概无法准确地复现明代生活，语言也难以传神；没有艾支顿，老舍也不大可能精心研读《金瓶梅》获得独立精确的文学史判断。20年后，他在美国演讲《中国现代小说》，评价“明朝最出名的是《金瓶梅》，曾由英国人克利门·艾支顿译成英文，译名为《金莲》(Golden Lotus)。这部小说……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是部极为严肃的作品。古怪的是，在英译本里，所谓淫秽的段落都译成拉丁文，大概是尽可能不让一般读者读懂”。艾支顿这样做，多半是迫于英国的道德保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曾被禁么?五次印刷之后，1972年的新版，《金瓶梅》中的拉丁文才被改译成英文。
跨文化的工作就像两个恋人融为一体，必须由两人各自跨入对方的语境。老舍与外国人的合作始自“灵格风”教材。当年东方学院中文系的三位教师，布鲁斯Bruce教授、爱德华兹Edwards讲师和老舍密切合作，才有那样一套成功的教材。教授字词句是为会话打基础，而会话背后的文化语境的共融才是“通”的境界。没有这样的一段合作基础，老舍帮助艾支顿，其方式就不会让对方自然与顺畅地受益。“灵格风”汉语教材，可以算作老舍的第一桩译事。
1946年，老舍和曹禺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以后，曹禺回国，老舍申请留美继续创作。写完了《四世同堂》，又继续写《鼓书艺人》，期间还直接用英文写了三幕四场话剧《五虎断魂 枪》。那时他内心一直回荡着一个声音：要把中国现代的优秀作品介绍给世界。老舍在国内时就驳斥“中国没有伟大作品”的谬论，认为“……茅盾、沙汀、曹禺、吴组缃诸先生的作品，若好好的译为外文，比之当代各国第一流著作，实无逊色”。眼下合适做的工作，就是把自己的重要作品翻译出来，更因为美国人伊凡·金翻译《骆驼祥子》有意篡改，弄出个大团圆的结局，严重违背了《骆驼祥子》的主旨和悲剧风格。所以，他必须自己动手，维护作品的尊严。于是，他整天投入翻译工作，晚上和浦爱德Ida Pruitt合作翻译《四世同堂》，白天和郭镜秋合作翻译《离婚》，后来又翻译了《鼓书艺人》(Drum Singer)。这两个合作者，对中国文化都有相当的了解，自己也有创作的经验。
20世纪的长篇小说，与《金瓶梅》艺术上旗鼓相当者谁?老舍努力证明自己。从帮助翻译《金瓶梅》到自主翻译《四世同堂》，老舍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自信日益增强。他要把自己最看重的作品翻译出去，让世界认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国人20世纪以来承受的苦难、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与情感特征。迟早一天归国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老舍只是给合作者读、讲小说内容，绝不在修辞上参与。因为他了解，一旦生硬介入，结果是足以破坏对方的语言风格的一致。他的方式，与林纾翻译外国小说，由一个了解外国生活的中国人讲述外国的过程构成对照，却更为接近了翻译的本质。
文化中也有一时无法通译的，这种情况下，往往是双方的妥协。老舍和艾支顿的合作是君子“固穷”而重“义”，但是和美国两位翻译者的合作也不能仅仅以“利”来衡量。她们背后有一套西方现代人合作的文化与经济规则。美国人对翻译著作的共同署名有理解：除去稿费分成的比冽有所倾斜，原著者和翻译者平等合作、利益均沾。从翻译到出版之间，原著者和翻译者各自选定其法定代理人，由他们与出版方打交道，乃至和作者稿费分成的问题，也是由代理人提出与约定。尽管老舍的东方情感难以接受这般地绕弯子，实际运作过程还是按照法律保证的方式。老舍对郭镜秋的分成比例一再退让，因为稿费不是老舍的主要目的。而对伊凡·金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老舍则坚决斗争，绝不回避。伊凡-金在出版市场上被资本家看重，《骆驼祥子》的畅销激动了老板们的逐利之心。伊凡·金也吃出了甜头，他又要翻译《离婚》，而且让老李和马少奶奶来一次团圆，这种荒唐的擅自更改简直是对这一作品的强奸。老舍这部作品的主旨不是老李对爱的追求，而是对个人尊严的维护、对敷衍苟且的生活的针砭。伊凡·金一再用大团圆的结局破坏原著的精神结构，老舍看它是严重挑衅，所以必须起而反抗。他让赵家璧在国内寻找种种版权证据，后者费尽心思由郑振铎出面，寻找著名的美国律师证明。但是，中美之间没有保护版权的法律协议，伊凡·金又因《骆驼祥子》的版权在手而占尽先机，打官司也不了了之。最终是资本市场的胜利，老舍和郭镜秋合作翻译的《离婚》与伊凡·金的篡改本《离婚》都摆上了售书架。老舍面对这样的事情，不得不苦闷。他不能一直呆在这样的国家里。
老舍看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一派“混沌”。1950年回国后，除了由朋友代理领一点属于自己的稿费，就不再和资本家的出版市场打交道了，也停止了自主翻译的努力。与外国翻译家合作的热诚，在与前苏联的翻译家打交道的时候，还一度显现出来。参加苏联作代会期间，得知一位年轻的翻译家正在翻译《月牙儿》，老舍让其不离左右，随时指点种种文化上易于隔膜的地方。然而，这只是偶一为之。在老舍身边的人，吃透他的意思并体现在翻译中，也许应该算上英若诚翻译的《茶馆》。
老舍的译事，不应该成为逸事。其间有种种值得记取的经验，他的翻译与一般学者型翻译家有不少差别，如果要命名，应该是体验与文字风格的有机结合。在译事草率成风的时候，说一说老舍的逸事，正是不想让历史逃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