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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真正能接纳至亲，真正能拯救与父母之间关系的，是时间。是成长让你懂得了父母当年的各种辛苦、困顿，是有了孩子之后，才真正体谅当年父母的不易。岁月，给了我们最好的机会，去彼此打量，彼此了解。
一转眼，就到了90后也开始焦虑父母养老问题的时候，更不用说既要给父母养老，也开始考虑自己如何养老的70后、80后了。
可不是么，最大的90后已经27岁，他们的父母也到了50 或者60 的年纪，在他们已经面临或者即将面临的“421”（三代同堂）、“2421”甚至“4421”（四代同堂）家庭结构中，养老问题是个大问题。
90后也要考慮父母的养老问题了
这也是《奇葩说》第四季第九期讨论该不该送父母去养老院时，让在场的人“哭得像鬼一样”（马东语）、让屏幕前的观众也哭得像鬼一样的原因。因为戳心的点实在太多了。
比如黄执中说，我们不太善于跟爸妈沟通（爸妈也不善于跟子女沟通），大家没有说真话的习惯，都在客套，跟陌生人在客套，跟爸妈也在客套;“都用真心来猜真心，错过好多心”。
比如马薇薇说：“我做儿女的时候，要求自己做最好的儿女;我做父母的时候，要求自己做最好的父母。所以，我绝不在做儿女的时候，期待父母为我做什么。”
比如张泉灵引述的一个数据：到2030年，我国将有90%的老人是空巢老人。届时，2亿多老人将孤独终老。
比如何炅跟95后、00后观众说，不妨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时候，想想自己的爸妈;用什么理由想想自己的爸妈，都不过分。
戳心就在于，只要你为人子女，只要你爱自己的父母，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反思：我身为子女够格吗？应该怎么做子女才合格？
子女的问题，其实是父母的问题
在《致女儿书》中，王朔写道：“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出来，装都装不出来;再后来，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以为是国家生的，有个工厂，专门生小孩，生下来放在保育院一起养着。”这就是以王朔为代表的那一代人对父母的看法（蒋方舟在《我和我妈》一文中说，她妈妈尚爱兰也这样）。
王朔对父亲的第一印象是怕——他和哥哥从一岁半开始住保育院，两个星期或一个月回一次家，直到10岁出保育院。回了家，王朔还是和哥哥两个人过日子，脖子上挂着钥匙吃食堂，几乎见不到父母。他父亲也几乎从不表达父爱，偶尔流露父爱的方式，就是下班吃完晚饭后到保育院窗外看儿子们，有一次看到阿姨不给王朔饭吃，冲进去大闹了一场。王朔小时候最怕父亲吼他，初中时他旷课和几个姑娘去一个餐厅吃饭，把“王师傅”听成“王朔”，几乎昏过去，缓过来才发现是一个服务员叫另一个服务员“王师傅”。自此，他听不得别人喊“王师傅”，听了就心头一凉，头皮发紧。
王朔对母亲的感情更复杂。在《致女儿书》里，他写道有一次和母亲争吵，他问母亲：“你对我好过吗？我最需要人对我好的时候你在哪儿？”母亲冷静地说：“你在幼儿园。”王朔很悲愤，说：“父母跟老师一样，那要父母干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信任母亲，更没有提到爱——那是母亲理解范围之外的事，“她只认对错，按她的标准，要一个孩子永远正确就是她的爱”。2007年，王朔带着时年79岁的母亲上《心理访谈》节目，在节目上，他再次问了母亲这个问题：“妈你爱我吗？”这次他母亲的回答是“当然爱你啦”，王朔追问：“如果现在我是通缉犯、强奸犯、反革命分子，那你还爱我吗？”他母亲顿时哑然。节目嘉宾李子勛对王朔母亲说道：“他其实是想问你，你对儿子的爱是无偿的爱吗？”
父母没有安全感，下意识地把自己的恐惧传递到孩子身上，家庭关系都破裂了大家还在演。到了王朔自己成为父亲，有了女儿王咪后，他不愿意复制父母对他的冷漠，对女儿热情得过分，“知道你小时候我为什么爱抱你爱亲你老是亲得你一脸口水？我怕你得皮肤饥渴症，得这病长大了的表现是冷漠和害羞，怕和别人亲密接触”。
子女的问题，其实是父母的问题。“中国的事情很镜像，总给人错位倒置感，最后老是要子女原谅父母，虽然大家都很可怜，其间只见强弱关系的转换，亲人之间的忏悔和赦免搞得像做贼，怕丢脸，结果老人鬼鬼祟祟或者假装宁静致远，中年发福的孩子都成了伪君子，一家子演戏勤勤恳恳，说起来都默然嘿然，家家一本糊涂账。”王朔写道。
为什么不能明明白白告诉
正如蒋方舟所说，“大部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很残酷”。50后、60后的问题是缺爱，父母多半冷漠或矜持，不善于表达爱意;而到了70后、80后那里，问题却可能是溺爱，父母满溢的爱令人窒息。
作家绿妖的短篇小说《少女哪吒》就描述了一个“希望自己是个孤儿，无父无母，谁的情也不欠”的少女形象。少女王晓冰有个单身母亲，表面上看上去是个理想母亲——“像电视剧里的妈妈一样文明，从不大声呼喝”，然而，王晓冰并不愿意自己成为母亲唯一的生活目标：她母亲永远在窥视她，想知道她在想什么，连洗澡都不放过，一定要给她搓背。“我妈还坚持冬天要我跟她睡呢，我脚凉，她爱把我的两只脚紧紧贴在胸口给我焐……太可怕了。”
王晓冰后来上了卫校，她母亲为了给她找工作，花了上万块钱。王晓冰偷偷参加自考，考上医大，没有选择母亲铺好的路。她母亲气得把她软禁起来，叫了三个舅舅来一起批斗她。她母亲不明白的是，女儿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自己，如此无情，像一个仇人。后来王晓冰一直在逃，“她像哪吒，剔骨还母，彻彻底底自己把自己生育一回”。 故事的尾声，王晓冰的好友李小路回乡时偶遇晓冰妈，被叫到王家做客。晓冰妈展示她给女儿备下的嫁妆：“你看看，这个红颜色，现在找不到这么正的红了，这是给她结婚用的被罩……我连小孩一岁到三岁的衣裳、兜肚、棉袄还有鞋都做好了，男孩一份，女孩一份，只要她生孩子，什么都是现成的，什么都不用操心。”看到这一幕，就像王朔所寫的，会心头一凉，头皮发麻。
为什么不能明明白白告诉父母自己在想什么，自己不想要什么？就像黄执中在节目中说的，在东方的亲子关系中，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很好地沟通。一谈到亲情，不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没法理智对待。双方都有顾忌，都觉得需要为彼此考虑，双方都是真心，但结果却是两颗真心永远走不到一起。
绿妖曾是“父母皆祸害”豆瓣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把核心成员称为“哪吒”，因为觉得哪吒“剔骨还母”的形象很符合该组的定位。所以，绿妖创作《少女哪吒》是受了这个小组的启发？
父母老弱后，轮到子女牵着他们
养老只是亲子关系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一个——当然，因为压力越来越大，使它变得很重要。王朔很早就表示，不需要女儿给自己养老。“孩子给你带来多大的快乐，早就抵消早就超过了你喂她养她付出的那点奶钱，这快乐不是你能拿钱买的，没听说过获得快乐还让快乐源泉养老的，这不是讹人么？她大可不必养我，我不好意思。”
有心理专家说，中国的父母和子女之间，习惯了一种基于孝顺和等级制度的相处模式，可是这种模式放在现在的环境里已经不再适用。年轻一代更适应现代社会，在和父母的关系上也要有相应的变化。
就像作家杨照所理解的“养儿防老”——“年轻的小孩回过头来保护父母，不至于被时间侵蚀，遗忘或遗失了自我，这才是‘养儿防老’”，以前，是父母牵着儿女学会走路、教会他们做人的道理;现在，父母变老变弱了，对新的时代变化表现出恐惧和不知所措（这会导致他们变得固执），就轮到子女牵着他们，帮助他们适应新的变化。
比如，父母对子女催婚、催生，更多的是因为感受到了来自朋友圈的压力。身为子女，会觉得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不理会就好了啊。但让父母放弃交往了一辈子的朋友圈，这不现实，被孤立的滋味我们都懂;所以，不如行使“围魏救赵”策略，帮助父母发展新的朋友圈，比如同为子女婚姻大事焦虑的其他人，让他们找到同道。
再比如，父母沉迷于广场舞怎么办？这是一个自我价值和生活目标实现的问题，他们需要在广场舞上找到自己活着的意义。那么，我们就要帮助他们开拓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和方法——参加一个老人交响乐团怎么样？2016年上映的日本电影《老人交响乐团》中，那些最初把《威风堂堂进行曲》演奏得惨不忍睹的老人，却有着一个伟大的梦想：到音乐厅堂堂正正地演奏一回。打動观众的，正是他们那种不服老、不认输的精神。
身为子女，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希望每个人永远都不会有机会遗憾地说：“为人子女，我很抱歉。”
（郭宇荐自《新周刊》）
一转眼，就到了90后也开始焦虑父母养老问题的时候，更不用说既要给父母养老，也开始考虑自己如何养老的70后、80后了。
可不是么，最大的90后已经27岁，他们的父母也到了50 或者60 的年纪，在他们已经面临或者即将面临的“421”（三代同堂）、“2421”甚至“4421”（四代同堂）家庭结构中，养老问题是个大问题。
这也是《奇葩说》第四季第九期讨论该不该送父母去养老院时，让在场的人“哭得像鬼一样”（马东语）、让屏幕前的观众也哭得像鬼一样的原因。因为戳心的点实在太多了。
比如黄执中说，我们不太善于跟爸妈沟通（爸妈也不善于跟子女沟通），大家没有说真话的习惯，都在客套，跟陌生人在客套，跟爸妈也在客套;“都用真心来猜真心，错过好多心”。
比如马薇薇说：“我做儿女的时候，要求自己做最好的儿女;我做父母的时候，要求自己做最好的父母。所以，我绝不在做儿女的时候，期待父母为我做什么。”
比如张泉灵引述的一个数据：到2030年，我国将有90%的老人是空巢老人。届时，2亿多老人将孤独终老。
比如何炅跟95后、00后观众说，不妨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时候，想想自己的爸妈;用什么理由想想自己的爸妈，都不过分。
戳心就在于，只要你为人子女，只要你爱自己的父母，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反思：我身为子女够格吗？应该怎么做子女才合格？
子女的问题，其实是父母的问题
在《致女儿书》中，王朔写道：“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出来，装都装不出来;再后来，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以为是国家生的，有个工厂，专门生小孩，生下来放在保育院一起养着。”这就是以王朔为代表的那一代人对父母的看法（蒋方舟在《我和我妈》一文中说，她妈妈尚爱兰也这样）。
王朔对父亲的第一印象是怕——他和哥哥从一岁半开始住保育院，两个星期或一个月回一次家，直到10岁出保育院。回了家，王朔还是和哥哥两个人过日子，脖子上挂着钥匙吃食堂，几乎见不到父母。他父亲也几乎从不表达父爱，偶尔流露父爱的方式，就是下班吃完晚饭后到保育院窗外看儿子们，有一次看到阿姨不给王朔饭吃，冲进去大闹了一场。王朔小时候最怕父亲吼他，初中时他旷课和几个姑娘去一个餐厅吃饭，把“王师傅”听成“王朔”，几乎昏过去，缓过来才发现是一个服务员叫另一个服务员“王师傅”。自此，他听不得别人喊“王师傅”，听了就心头一凉，头皮发紧。
王朔对母亲的感情更复杂。在《致女儿书》里，他写道有一次和母亲争吵，他问母亲：“你对我好过吗？我最需要人对我好的时候你在哪儿？”母亲冷静地说：“你在幼儿园。”王朔很悲愤，说：“父母跟老师一样，那要父母干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信任母亲，更没有提到爱——那是母亲理解范围之外的事，“她只认对错，按她的标准，要一个孩子永远正确就是她的爱”。2007年，王朔带着时年79岁的母亲上《心理访谈》节目，在节目上，他再次问了母亲这个问题：“妈你爱我吗？”这次他母亲的回答是“当然爱你啦”，王朔追问：“如果现在我是通缉犯、强奸犯、反革命分子，那你还爱我吗？”他母亲顿时哑然。节目嘉宾李子勛对王朔母亲说道：“他其实是想问你，你对儿子的爱是无偿的爱吗？”
父母没有安全感，下意识地把自己的恐惧传递到孩子身上，家庭关系都破裂了大家还在演。到了王朔自己成为父亲，有了女儿王咪后，他不愿意复制父母对他的冷漠，对女儿热情得过分，“知道你小时候我为什么爱抱你爱亲你老是亲得你一脸口水？我怕你得皮肤饥渴症，得这病长大了的表现是冷漠和害羞，怕和别人亲密接触”。
子女的问题，其实是父母的问题。“中国的事情很镜像，总给人错位倒置感，最后老是要子女原谅父母，虽然大家都很可怜，其间只见强弱关系的转换，亲人之间的忏悔和赦免搞得像做贼，怕丢脸，结果老人鬼鬼祟祟或者假装宁静致远，中年发福的孩子都成了伪君子，一家子演戏勤勤恳恳，说起来都默然嘿然，家家一本糊涂账。”王朔写道。
为什么不能明明白白告诉
正如蒋方舟所说，“大部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很残酷”。50后、60后的问题是缺爱，父母多半冷漠或矜持，不善于表达爱意;而到了70后、80后那里，问题却可能是溺爱，父母满溢的爱令人窒息。
作家绿妖的短篇小说《少女哪吒》就描述了一个“希望自己是个孤儿，无父无母，谁的情也不欠”的少女形象。少女王晓冰有个单身母亲，表面上看上去是个理想母亲——“像电视剧里的妈妈一样文明，从不大声呼喝”，然而，王晓冰并不愿意自己成为母亲唯一的生活目标：她母亲永远在窥视她，想知道她在想什么，连洗澡都不放过，一定要给她搓背。“我妈还坚持冬天要我跟她睡呢，我脚凉，她爱把我的两只脚紧紧贴在胸口给我焐……太可怕了。”
王晓冰后来上了卫校，她母亲为了给她找工作，花了上万块钱。王晓冰偷偷参加自考，考上医大，没有选择母亲铺好的路。她母亲气得把她软禁起来，叫了三个舅舅来一起批斗她。她母亲不明白的是，女儿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自己，如此无情，像一个仇人。后来王晓冰一直在逃，“她像哪吒，剔骨还母，彻彻底底自己把自己生育一回”。 故事的尾声，王晓冰的好友李小路回乡时偶遇晓冰妈，被叫到王家做客。晓冰妈展示她给女儿备下的嫁妆：“你看看，这个红颜色，现在找不到这么正的红了，这是给她结婚用的被罩……我连小孩一岁到三岁的衣裳、兜肚、棉袄还有鞋都做好了，男孩一份，女孩一份，只要她生孩子，什么都是现成的，什么都不用操心。”看到这一幕，就像王朔所寫的，会心头一凉，头皮发麻。
为什么不能明明白白告诉父母自己在想什么，自己不想要什么？就像黄执中在节目中说的，在东方的亲子关系中，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很好地沟通。一谈到亲情，不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没法理智对待。双方都有顾忌，都觉得需要为彼此考虑，双方都是真心，但结果却是两颗真心永远走不到一起。
绿妖曾是“父母皆祸害”豆瓣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把核心成员称为“哪吒”，因为觉得哪吒“剔骨还母”的形象很符合该组的定位。所以，绿妖创作《少女哪吒》是受了这个小组的启发？
父母老弱后，轮到子女牵着他们
养老只是亲子关系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一个——当然，因为压力越来越大，使它变得很重要。王朔很早就表示，不需要女儿给自己养老。“孩子给你带来多大的快乐，早就抵消早就超过了你喂她养她付出的那点奶钱，这快乐不是你能拿钱买的，没听说过获得快乐还让快乐源泉养老的，这不是讹人么？她大可不必养我，我不好意思。”
有心理专家说，中国的父母和子女之间，习惯了一种基于孝顺和等级制度的相处模式，可是这种模式放在现在的环境里已经不再适用。年轻一代更适应现代社会，在和父母的关系上也要有相应的变化。
就像作家杨照所理解的“养儿防老”——“年轻的小孩回过头来保护父母，不至于被时间侵蚀，遗忘或遗失了自我，这才是‘养儿防老’”，以前，是父母牵着儿女学会走路、教会他们做人的道理;现在，父母变老变弱了，对新的时代变化表现出恐惧和不知所措（这会导致他们变得固执），就轮到子女牵着他们，帮助他们适应新的变化。
比如，父母对子女催婚、催生，更多的是因为感受到了来自朋友圈的压力。身为子女，会觉得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不理会就好了啊。但让父母放弃交往了一辈子的朋友圈，这不现实，被孤立的滋味我们都懂;所以，不如行使“围魏救赵”策略，帮助父母发展新的朋友圈，比如同为子女婚姻大事焦虑的其他人，让他们找到同道。
再比如，父母沉迷于广场舞怎么办？这是一个自我价值和生活目标实现的问题，他们需要在广场舞上找到自己活着的意义。那么，我们就要帮助他们开拓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和方法——参加一个老人交响乐团怎么样？2016年上映的日本电影《老人交响乐团》中，那些最初把《威风堂堂进行曲》演奏得惨不忍睹的老人，却有着一个伟大的梦想：到音乐厅堂堂正正地演奏一回。打動观众的，正是他们那种不服老、不认输的精神。
身为子女，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希望每个人永远都不会有机会遗憾地说：“为人子女，我很抱歉。”
（郭宇荐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