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风云变幻，新陈代谢十分迅速，每经一场斗争或运动，就涌现出一批新人新事，新词层出不穷。但不少前代的事物也并没有终止它们的历史作用。因而，近代史词典的词目就呈现出中外杂陈、新旧并列，既丰富多彩、又复杂畸形的特点。这说明这样一本辞典是十分需要的。
这部词典的释文，根据条目内涵、外延的不同，做到长短适中(如鸦片战争、梁启超等重点条目释文长达一千余字，短的释文如词典正文第一页“乙榜”只数十字)，基本上做到编者所说的“求其准确明了，言简意赅”。
人物条目，在这本词典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谁收谁不收，收录了，经历、事迹如何叙述，作者所取的态度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力求做到对先驱人物的行谊不溢美，对旧时官吏的作为不全盘否定。如“左宗棠”条，从几百字的释文中，可使读者知悉：他一生做了三件大事：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太平军，捻、回起义)，这无疑是反动的；办洋务，有爱国、进步的一面(姑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收复新疆，是爱国的、进步的。做到这一点，需要不囿于成说，而是广搜有关史料，汲取当代人的研究成果。
附录《中国近代史大事记》、《历日对照简表》、《韵目代日表》等五种，也能方便读者。例如在《大事记》一九○三年项下，就载有李书城等在东京创办《湖北学生界》，邹容《革命军》出版于上海，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相继在上海出版以及“苏报案”发生等大事。上述重要书刊，不少资料是经常提到的，但其出版年月和编著者，一般大事年表也不可能备载。
辞典的某些内容还有可议之处。有些人的生卒年可进一步查清。如在北洋时代曾代理过国务总理的朱启钤(据说解放后才故世)，其卒年打“？”号，似失之粗略。其实只要通过他的女儿朱洛筠(现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天津市政协委员)一问即知。
此外，对于清王朝的一些残暴而愚昧的大员，在释文中如能略述其劣行丑事，我想无疑会增加读者查阅的兴味。如杨芳，词典载称他于一八四一年“随靖逆将军奕山赴广东防剿。行抵江西，即附和琦善和议，……，为割让香港进言。至广州后，战不能胜，乃上奏‘攻守八难’，畏敌求降，请许通商”。据史料记载，杨芳其人在这一年竟想出一条“以邪破邪”的妙计(即让士兵载马桶于木筏之上，迎着英侵略军的洋枪炮去“破邪”)，结果遭大败。当时有人赋诗嘲讽这位参赞大臣道：“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海中。”类似这样的事，《辞典》若能适当采撷，无疑可以增加辞书的可读性。
(《中国近代史辞典》，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第一版，3.45元)
这部词典的释文，根据条目内涵、外延的不同，做到长短适中(如鸦片战争、梁启超等重点条目释文长达一千余字，短的释文如词典正文第一页“乙榜”只数十字)，基本上做到编者所说的“求其准确明了，言简意赅”。
人物条目，在这本词典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谁收谁不收，收录了，经历、事迹如何叙述，作者所取的态度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力求做到对先驱人物的行谊不溢美，对旧时官吏的作为不全盘否定。如“左宗棠”条，从几百字的释文中，可使读者知悉：他一生做了三件大事：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太平军，捻、回起义)，这无疑是反动的；办洋务，有爱国、进步的一面(姑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收复新疆，是爱国的、进步的。做到这一点，需要不囿于成说，而是广搜有关史料，汲取当代人的研究成果。
附录《中国近代史大事记》、《历日对照简表》、《韵目代日表》等五种，也能方便读者。例如在《大事记》一九○三年项下，就载有李书城等在东京创办《湖北学生界》，邹容《革命军》出版于上海，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相继在上海出版以及“苏报案”发生等大事。上述重要书刊，不少资料是经常提到的，但其出版年月和编著者，一般大事年表也不可能备载。
辞典的某些内容还有可议之处。有些人的生卒年可进一步查清。如在北洋时代曾代理过国务总理的朱启钤(据说解放后才故世)，其卒年打“？”号，似失之粗略。其实只要通过他的女儿朱洛筠(现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天津市政协委员)一问即知。
此外，对于清王朝的一些残暴而愚昧的大员，在释文中如能略述其劣行丑事，我想无疑会增加读者查阅的兴味。如杨芳，词典载称他于一八四一年“随靖逆将军奕山赴广东防剿。行抵江西，即附和琦善和议，……，为割让香港进言。至广州后，战不能胜，乃上奏‘攻守八难’，畏敌求降，请许通商”。据史料记载，杨芳其人在这一年竟想出一条“以邪破邪”的妙计(即让士兵载马桶于木筏之上，迎着英侵略军的洋枪炮去“破邪”)，结果遭大败。当时有人赋诗嘲讽这位参赞大臣道：“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海中。”类似这样的事，《辞典》若能适当采撷，无疑可以增加辞书的可读性。
(《中国近代史辞典》，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第一版，3.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