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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官僚政治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统治得以运行的主要支撑，其本身的产生与发展同样需要某种思想予以支撑。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代产生之日起，其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背后是儒家思想的包装，儒家思想中的“重农”“选贤举能”“大一统论”“纲常教义”等思想不仅为官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某种思想上的便利条件，而且“民本思想”“人治思想”等在官僚政治的实际运行中为防止官僚政治自身恶性毒素的扩散起到了某种矫正作用，虽然官僚政治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失去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但官僚主义作风依然盛行，由官僚政治引发的“官”与“民”的对立、“官本位观念”“权力崇拜”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一些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生态建设中的流毒，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今天讨论儒家思想对政治生态影响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关键词]儒家思想；官僚政治；政治生态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12-0022-04
习近平指出：“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结合我国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来看，摆在“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面前的拦路虎就是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一般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是我国官吏作风建设中的首要问题，官僚主义解决好了，那么“四风”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四风”问题解决好了，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就不远了。
一、官僚政治的含义及其在中国的产生
政治学家拉斯基把官僚政治定义为：“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1]而中国学者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这里我们重点论及狭义的官僚政治。他认为：“应该从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来看待官僚政治，一方面，技术性的官僚政治指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动地刻板地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2]另一方面，社会性的官僚政治是指真正把官僚政治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看待，这种社会体制只允许存在于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
官僚政治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产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某种封建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中国的官僚政治之所以自秦代就产生了，主要基于两个条件：一是其产生的经济条件，商鞅变法破坏了世禄、世官、世业秩序，凡有军功和努力耕作者皆可获得私有土地，使得秦朝的经济生产方式由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变，由此产生了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地主经济；二是政治条件，既然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就要找到专制政体是从何时开始的。谭嗣同语：“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史学界已经公认专制政体始于秦代，其后历朝的政治形态皆无重大变化。而儒家思想为官僚政治在中国的产生、运行、发展和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官僚政治的影响
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其对作为传统政治主要表征的官僚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这些影响一直贯穿于官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的各个阶段。
（一）儒家思想为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营造了有利环境
1.“重农主义”强化了官僚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官僚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又是地主经济影响下的一种生产方式。而“重农主义”政策的实行则为小农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已成为按章办事、缺少机动的官僚政治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政策上的鼓励不仅在实际中强化了作为官僚政治产生土壤的小农经济，而且在人们的意识中无形地为接受官僚政治扫除了其他障碍。
2.“选贤举能”在某种程度上为官僚政治的产生扫除了贵族政治的阴影。官僚政治产生以前，统治阶层的官吏一般是由贵族阶层担任的，而官僚政治下的官吏则是选自下层有文化的优秀人才。自孔子之后，“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在民间”在下层民众之间培养了大批的知识分子，这势必会导致国家任用人才观念的转变，《论语·先进》中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3]大致意思是说：“如果要我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用杨伯峻《论语》译文）表明孔子反对以出身、门第和血统来选用人才，而应以贤能、真实才干为标准。经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儒家的“选贤举能”思想打破了选拔人才中的等级限制，把选拔的范围由贵族阶层扩大到了庶民阶层。这些为官僚政治中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据，官僚下的为官制度就是要选拔出优秀的人才，为自己所用，为维护这个官僚体系所用。
（二）儒家思想为维护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进行了思想论证
1.“大一统”思想为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提供了思想资源。《书经·大禹谟》中说：“皇天眷名，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为天下万事万物，皆为天子所有。由天人感应得出天人合一，再推到天一统、国一统，统于中央、统于一人，孔子认为天命最高主权不可分割，主张“尊王”，主张恢复西周那种“礼乐征伐出自天子”形式上的大一统，而反对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的乱臣贼子。这种理论正是专制的官僚政治所需要的，用来维护其中央集权的独占局势。《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中国政治理想是要求实现由一位公认的皇帝在中央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大国，他的皇权的合法性不容许受到另一个敌对政权的挑战。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理想并在实践中维护它，中国的历代政府都认为必须求助于宗教和文化的权威力量。”[4]而“大一统观念”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大一统观念”被视为一种拥有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的理想统治观念，尽管它在政治上不太现实，但是“大一统观念”对稳定专制政体和官僚政治有着巨大的作用。
2.“纲常教义”为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奠定了现实基础。儒家纲常教义主要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它们维系了传统社会的基本伦理原则，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扫清了思想障碍。任何一个专制君主都不会希望他的臣下效仿他夺天下时的名义来窃国，为解决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因版图而产生的治化矛盾，自汉武帝起，开始推行纲常教义。纲常教义的重心在三纲，表面上看，只有君為臣纲具有政治之间的关系，而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只关乎家族。但正如《大学》所讲：“物格而后知至，……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5]它们之间存在一定政治上的逻辑关系，通过三纲，国家可以把治理民众的重任通过家族、家庭，分给为人父、为人夫、为人族长和家长的去分别承担。这样国家就可以把自己的统治权威施加到每一个人身上，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官僚政治下为防止臣民窃国的问题就可自行解决。 （三）儒家思想对官僚政治偏失的矫正作用
1.“民本思想”对官僚政治中官吏心态偏差的矫正。所谓“民本思想”指的是以百姓为根本的统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中统治阶级明确地将“以民为本”作为统治思想，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一方面保证了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上的特权，并使君主在实行统治时可以公开宣称自己代表民众的利益以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另一方面又为广大官吏和民众提供了一定限度的利益和权利上的思想保障。只有这样，统治阶级才能巩固其统治。另外，儒家学说包含着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思想，这为规范君权和维护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使官僚政治在一定的轨道里合理运行。
2.“人治思想”对官僚政治中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正。儒家思想中的“德治”“礼治”“仁政”等思想归根结底是“人治”，即以人来实行治理。“人治思想”首先对官僚政治下的官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们在执行政策时想到的是“德”“礼”“仁”，不至于超出儒家的伦理框架。在论及“人治”和“法治”的关系方面，儒家的“人治思想”虽然把“人治”作为统治的核心方式，但同时用“法治”以配合和制约“人治”。梁启超说：“英雄圣贤固大有造于国家，然其所以能大有造于国家，非仅持英雄圣贤之力，更赖有法以盾其后也。”[6]他认为，儒家在侧重“人治”的同时，也讲刑罚，而刑罚即“法治”，以“法治”作为“人治”的后盾。官僚政治下的官吏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时，一方面受到自己心中那个“仁”“德”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会受到同时期所颁布的“法”的制约，从而使官僚政治的运行更合乎制度、更合乎民意。
三、儒家思想与官僚政治对我国政治生态的启示
官僚政治能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与儒家思想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国家稳定、政局稳健、社会和人心安定离不开社会教育、思想和文化的保障作用，良好的政治生态需要依靠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
（一）打造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1.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儒家思想就适应了官僚政治的运行及发展规律，与其紧密结合，共同塑造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官僚体制。中国要保持国家的持续稳定、政局的持续稳健和人心的持续安定，就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不断地汲取外来的先进文化，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传统与现代文化对抗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营造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与国情相符合的社会主义文化环境。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相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一系列指导思想，今后还要不断摸索、与时俱进，不断地与国情、世情、党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
2.驱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位流毒。俞可平说：“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尤其是官吏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文明是背道而驰的。”[7]为解决官本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广大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破除对权力的崇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头脑。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社会，留给我们最大的思想弊端之一就是官本位观念，而官本位造成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是看其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形成社会范围内的“唯官是求”，仅从每年的公务员“国考热”现象，就可看出官本位观念带给人们的痛处。所以，解决官本位问题，要从源头治理、从思想着手，驱除人们的官本位观念，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在我国政治体制内存在着“唯官是从”的现象，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单位中所有事务都要围绕着领导走，领导的事再小也是大，其他事再大也是小。要杜绝这类事情发生就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健全国家法制法规，用“法治”代替“人治”，使官吏按照程序办事，从而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二）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
刘云山强调：“建设良好政治生态，人人是环境，个个是生态。”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官”与“民”的关系。其次，要解决好官僚主义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良好的政治生态就不可能实现，更不可能达到“山清水秀”。
1.调节“官”与“民”矛盾，营造和谐社会。官僚政治的一個最大的弊端就是直接造成了“官”与“民”的对立。等级分明是中国专制政体中的一个典型特征，官吏间的权力等级之分、民与民之间的财富等级之分、官与民之间的等级尊卑之分已成为阻碍官民和谐的重要因素。李治安说：“在以官为本位的等级制度下，它颠倒了“官”与“民”的正常关系，使官僚由社会上的公仆，异化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老爷和主人。而真正的主人——庶民百姓，却被长期置于受管制、受压迫的地位。”[8]所以，一方面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树立各级官吏，特别是基层官吏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以，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当中，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端正自己的思想，牢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要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切切实实地为百姓谋利益。目前，我国存在“办事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行政体制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要积极推动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形成官民和谐的社会主义大环境。
2.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坚决杜绝官僚主义作风。习近平指出：“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9]而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脱离基层，“官僚主义”问题解决好了，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可以迎刃而解。反对官僚主义，首先，在思想上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念。其次，要建立健全关于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制度规章，用制度来严格防范官僚主义作风。最后，要加强对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监督，从党内监督到政府自身监督，再到社会监督，形成一套合理有序的监督体系。
四、结论
儒家思想能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中成为主流思想，与它独有的兼容、整合国家意识的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需要一种思想来整合，新形势下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人民群众的信仰追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教育人民，尽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从而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
[参 考 文 献]
[1]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
[2] 叶剑锋.中国官僚政治的涵义、功用、表征及影响述论[J].孝感学院学报，2010，（7）.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5.
[4] 崔瑞德，鲁维一.剑桥中国秦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
[5] 王国轩.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06：9.
[6]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7.
[7] 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前线，2014，（1）.
[8] 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M].北京：中华书局，2015：9.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9.
〔责任编辑：崔家善〕
[关键词]儒家思想；官僚政治；政治生态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12-0022-04
习近平指出：“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结合我国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来看，摆在“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面前的拦路虎就是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一般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是我国官吏作风建设中的首要问题，官僚主义解决好了，那么“四风”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四风”问题解决好了，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就不远了。
一、官僚政治的含义及其在中国的产生
政治学家拉斯基把官僚政治定义为：“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1]而中国学者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这里我们重点论及狭义的官僚政治。他认为：“应该从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来看待官僚政治，一方面，技术性的官僚政治指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动地刻板地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2]另一方面，社会性的官僚政治是指真正把官僚政治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看待，这种社会体制只允许存在于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
官僚政治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产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某种封建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中国的官僚政治之所以自秦代就产生了，主要基于两个条件：一是其产生的经济条件，商鞅变法破坏了世禄、世官、世业秩序，凡有军功和努力耕作者皆可获得私有土地，使得秦朝的经济生产方式由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变，由此产生了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地主经济；二是政治条件，既然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就要找到专制政体是从何时开始的。谭嗣同语：“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史学界已经公认专制政体始于秦代，其后历朝的政治形态皆无重大变化。而儒家思想为官僚政治在中国的产生、运行、发展和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官僚政治的影响
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其对作为传统政治主要表征的官僚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这些影响一直贯穿于官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的各个阶段。
（一）儒家思想为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营造了有利环境
1.“重农主义”强化了官僚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官僚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又是地主经济影响下的一种生产方式。而“重农主义”政策的实行则为小农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已成为按章办事、缺少机动的官僚政治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政策上的鼓励不仅在实际中强化了作为官僚政治产生土壤的小农经济，而且在人们的意识中无形地为接受官僚政治扫除了其他障碍。
2.“选贤举能”在某种程度上为官僚政治的产生扫除了贵族政治的阴影。官僚政治产生以前，统治阶层的官吏一般是由贵族阶层担任的，而官僚政治下的官吏则是选自下层有文化的优秀人才。自孔子之后，“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在民间”在下层民众之间培养了大批的知识分子，这势必会导致国家任用人才观念的转变，《论语·先进》中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3]大致意思是说：“如果要我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用杨伯峻《论语》译文）表明孔子反对以出身、门第和血统来选用人才，而应以贤能、真实才干为标准。经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儒家的“选贤举能”思想打破了选拔人才中的等级限制，把选拔的范围由贵族阶层扩大到了庶民阶层。这些为官僚政治中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据，官僚下的为官制度就是要选拔出优秀的人才，为自己所用，为维护这个官僚体系所用。
（二）儒家思想为维护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进行了思想论证
1.“大一统”思想为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提供了思想资源。《书经·大禹谟》中说：“皇天眷名，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为天下万事万物，皆为天子所有。由天人感应得出天人合一，再推到天一统、国一统，统于中央、统于一人，孔子认为天命最高主权不可分割，主张“尊王”，主张恢复西周那种“礼乐征伐出自天子”形式上的大一统，而反对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的乱臣贼子。这种理论正是专制的官僚政治所需要的，用来维护其中央集权的独占局势。《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中国政治理想是要求实现由一位公认的皇帝在中央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大国，他的皇权的合法性不容许受到另一个敌对政权的挑战。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理想并在实践中维护它，中国的历代政府都认为必须求助于宗教和文化的权威力量。”[4]而“大一统观念”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大一统观念”被视为一种拥有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的理想统治观念，尽管它在政治上不太现实，但是“大一统观念”对稳定专制政体和官僚政治有着巨大的作用。
2.“纲常教义”为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奠定了现实基础。儒家纲常教义主要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它们维系了传统社会的基本伦理原则，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扫清了思想障碍。任何一个专制君主都不会希望他的臣下效仿他夺天下时的名义来窃国，为解决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因版图而产生的治化矛盾，自汉武帝起，开始推行纲常教义。纲常教义的重心在三纲，表面上看，只有君為臣纲具有政治之间的关系，而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只关乎家族。但正如《大学》所讲：“物格而后知至，……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5]它们之间存在一定政治上的逻辑关系，通过三纲，国家可以把治理民众的重任通过家族、家庭，分给为人父、为人夫、为人族长和家长的去分别承担。这样国家就可以把自己的统治权威施加到每一个人身上，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官僚政治下为防止臣民窃国的问题就可自行解决。 （三）儒家思想对官僚政治偏失的矫正作用
1.“民本思想”对官僚政治中官吏心态偏差的矫正。所谓“民本思想”指的是以百姓为根本的统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中统治阶级明确地将“以民为本”作为统治思想，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一方面保证了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上的特权，并使君主在实行统治时可以公开宣称自己代表民众的利益以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另一方面又为广大官吏和民众提供了一定限度的利益和权利上的思想保障。只有这样，统治阶级才能巩固其统治。另外，儒家学说包含着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思想，这为规范君权和维护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使官僚政治在一定的轨道里合理运行。
2.“人治思想”对官僚政治中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正。儒家思想中的“德治”“礼治”“仁政”等思想归根结底是“人治”，即以人来实行治理。“人治思想”首先对官僚政治下的官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们在执行政策时想到的是“德”“礼”“仁”，不至于超出儒家的伦理框架。在论及“人治”和“法治”的关系方面，儒家的“人治思想”虽然把“人治”作为统治的核心方式，但同时用“法治”以配合和制约“人治”。梁启超说：“英雄圣贤固大有造于国家，然其所以能大有造于国家，非仅持英雄圣贤之力，更赖有法以盾其后也。”[6]他认为，儒家在侧重“人治”的同时，也讲刑罚，而刑罚即“法治”，以“法治”作为“人治”的后盾。官僚政治下的官吏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时，一方面受到自己心中那个“仁”“德”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会受到同时期所颁布的“法”的制约，从而使官僚政治的运行更合乎制度、更合乎民意。
三、儒家思想与官僚政治对我国政治生态的启示
官僚政治能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与儒家思想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国家稳定、政局稳健、社会和人心安定离不开社会教育、思想和文化的保障作用，良好的政治生态需要依靠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
（一）打造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1.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儒家思想就适应了官僚政治的运行及发展规律，与其紧密结合，共同塑造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官僚体制。中国要保持国家的持续稳定、政局的持续稳健和人心的持续安定，就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不断地汲取外来的先进文化，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传统与现代文化对抗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营造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与国情相符合的社会主义文化环境。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相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一系列指导思想，今后还要不断摸索、与时俱进，不断地与国情、世情、党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
2.驱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位流毒。俞可平说：“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尤其是官吏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文明是背道而驰的。”[7]为解决官本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广大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破除对权力的崇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头脑。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社会，留给我们最大的思想弊端之一就是官本位观念，而官本位造成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是看其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形成社会范围内的“唯官是求”，仅从每年的公务员“国考热”现象，就可看出官本位观念带给人们的痛处。所以，解决官本位问题，要从源头治理、从思想着手，驱除人们的官本位观念，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在我国政治体制内存在着“唯官是从”的现象，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单位中所有事务都要围绕着领导走，领导的事再小也是大，其他事再大也是小。要杜绝这类事情发生就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健全国家法制法规，用“法治”代替“人治”，使官吏按照程序办事，从而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二）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
刘云山强调：“建设良好政治生态，人人是环境，个个是生态。”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官”与“民”的关系。其次，要解决好官僚主义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良好的政治生态就不可能实现，更不可能达到“山清水秀”。
1.调节“官”与“民”矛盾，营造和谐社会。官僚政治的一個最大的弊端就是直接造成了“官”与“民”的对立。等级分明是中国专制政体中的一个典型特征，官吏间的权力等级之分、民与民之间的财富等级之分、官与民之间的等级尊卑之分已成为阻碍官民和谐的重要因素。李治安说：“在以官为本位的等级制度下，它颠倒了“官”与“民”的正常关系，使官僚由社会上的公仆，异化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老爷和主人。而真正的主人——庶民百姓，却被长期置于受管制、受压迫的地位。”[8]所以，一方面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树立各级官吏，特别是基层官吏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以，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当中，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端正自己的思想，牢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要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切切实实地为百姓谋利益。目前，我国存在“办事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行政体制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要积极推动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形成官民和谐的社会主义大环境。
2.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坚决杜绝官僚主义作风。习近平指出：“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9]而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脱离基层，“官僚主义”问题解决好了，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可以迎刃而解。反对官僚主义，首先，在思想上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念。其次，要建立健全关于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制度规章，用制度来严格防范官僚主义作风。最后，要加强对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监督，从党内监督到政府自身监督，再到社会监督，形成一套合理有序的监督体系。
四、结论
儒家思想能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中成为主流思想，与它独有的兼容、整合国家意识的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需要一种思想来整合，新形势下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人民群众的信仰追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教育人民，尽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从而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
[参 考 文 献]
[1]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
[2] 叶剑锋.中国官僚政治的涵义、功用、表征及影响述论[J].孝感学院学报，2010，（7）.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5.
[4] 崔瑞德，鲁维一.剑桥中国秦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
[5] 王国轩.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06：9.
[6]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7.
[7] 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前线，2014，（1）.
[8] 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M].北京：中华书局，2015：9.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9.
〔责任编辑：崔家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