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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这个新造词汇取自于Women和Economy两个词。和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一样，都是写在日本政治词典里的重要词汇。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让女性多花钱消费刺激经济复苏？显然不是。简单来说，它是让原本安于相夫教子的大部分日本女性重新进入职场，为日本颓废的经济带来活力。
众所周知，由于文化和政策等原因，日本女性的职业化一直处于困境当中，多数女性在结婚后选择或被迫回归家庭。
1999年，高盛分析师凯蒂·松井就引出了“女性经济学”的概念，十五年后，松井的“女性经济学”成为安倍经济政策的关键内容之一。2010年，高盛发表了一份名为“女人经济学3.0：即刻行动”的报告。
报告显示，有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使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15%，即让更多的日本妇女开始工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来多次表示，日本女性劳动力是一种最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他决心鼓励女性打破就业的“玻璃天花板”。
安倍的一支箭
从表面上看，日本的数据并没有那么糟糕。2014年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66%，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高于意大利，但落后于英国、美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日本也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仅5年前该数字还只有63.1%。
更关键的是，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其男性劳动参与率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为84.9%，几乎为世界最高。这一巨大差距的才是问题所在。一些人声称，除非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否则位列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经济还将继续陷于困境。
在安倍晋三旨在让日本经济摆脱停滞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计划中，这个问题被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鼓励更多女性进入职场，被视为日本首相为提振日本增长的多支“箭”中的一支。过去几年里，近100万日本女性加入了劳动力大军。
但高盛首席日本策略分析师凯蒂·松井表示，2012年12月当选的安倍政府幸运地赶上了好时机。“统计表明安倍经济学创造了数十万新工作机会，但其中许多只是兼职工作。由于日本的人力资源几近耗尽，女性正在满足经济需求。”
批评者认为，挑战不仅在于要为女性创造更多机会，还在于要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职场。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员工往往工作时长最长，而且生产效率也属于最低之列。
理论上，日本国会近日通过的一项女性赋权法案应该会使转变加快。雇员超过300人的企业将被敦促雇佣和提拔更多女性。但这并非强制性规定，对于那些没有达成目标的企业也不会进行正式惩罚——这一弱点致使一些人认为这不过是粉饰门面。
安倍为日本设定了目标，到2020年、东京举办奥运会时，实现“女性领导在日本社会不同领域占比达30%”。这个目标其实是野心勃勃的。2013年，日本议会众议院中的女性议员仅有8%；而同年德国女性议员比例为37%。2011年，日本女性经理的比例仅为10.6%，远低于英国同年35.7%的比例（而英国本身也因比例低而遭受指责）。
安倍正忙着让公众相信日本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他决定把所谓的“女性经济学”作为实现增长的关键之一，这使他不得不触动日本的一些既得利益。不过一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鉴于其他促进增长的政策效果不佳，安倍别无选择。
一些人甚至对安倍这一倡议的诚意产生质疑。过去60年，安倍所属的保守派执政党自民党执政了55年，本可以早些解决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学者认为，每当一部分自民党领导层试图使用“平等”一词时，党内另一部分更为反动的成员便会推动该词的停用。
政治推动力
安倍手下负责女性赋权的大臣有村治子称，这方面的发展劲头日益高涨，新法律也是日本政府意识到该问题紧迫性的证明。
“自民党曾经是家庭主妇的捍卫者。如今它为了职场女性摇旗呐喊。过去，女性赋权曾经是一个关于道德和人权的问题。现在它已经成了安倍经济学增长计划的关键策略，”有村称。
高盛预计，缩小日本就业中性别差距——将女性就业参与率提高至80%——的影响，可能会使日本的经济产出提高13%。
虽然让更多女性加入董事会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但简单的人口统计学数据表明，日企将被迫雇佣和提拔更多女性。到2060年，日本老年人的比例将达到40%。在人口萎缩的情况下，一些人指责安倍以一个无论如何都将出现的趋势来邀功。
里昂证券的策略师尼古拉斯·史密斯也指出，在日本，女性在经济衰退时期会出去工作以补贴家庭收入，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会随之上升。
这并不是人口特征和女性经济学发生重叠的唯一地方；有人主张，日本长期以来的低生育率——每位育龄妇女平均只生育1.4个孩子——就是数百万女性感受到束缚的最明显征兆。
“女性看到这种情况，就算想要孩子，也会选择不要，”东京上智大学的政治学者三浦说，“在我看来，除了宣称低生育率就是因为年轻女性‘自私’以外，日本政府从未对低生育率进行过任何理性分析。”
女性晋升前景惨淡，她们除了少数女性首席执行官以外没有榜样，另外，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日本女性多年来一直告诉自己，她们不想升任高层职位。
未来走向？
有村治子谨慎地反复提及，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都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自豪。“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创建这样一个社会——女性不必因选择不工作而有负罪感，而那些职业女性也不会因把孩子交给别人带而感到内疚，”她说。政府调查表明，30%的年轻女性主动希望成为家庭主妇。“我们需要尊重她们的选择。”
这位大臣热衷于引导辩论中的争斗，以防这些辩论造成太多分歧。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女性经济学辩论与关于移民增加的辩论重叠的部分，移民问题是安倍政府的敏感话题。当被问及涌入的移民担当保姆或者护士是否能帮助日本女性返回职场时，有村治子称这种办法“不是万能的”。
她表示，日本男性和该国企业面临的改变，和女性员工需要做出的转变一样重要。正如一些展开女性经济学辩论的人所说，日本的国家存亡，将取决于是否要直截了当地承认日本的性别不平等程度。巨大的男女薪酬差距（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位列第三）依然存在，阻碍已婚女性工作的税收扭曲也依然如故。
最难转变的是依据员工的工作时长、忠诚度和年龄来评价员工的倾向。“你如何衡量人们，人们就会变成什么样子，”有村表示，“要向女性赋权，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衡量工作表现的方式。衡量方式必须是基于生产效率，而非工作时长的。必须将老板帮助员工取得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情况，作为评价老板业绩的一项标准。”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Reika Omura是两个孩子的母亲。3年前，她在劝诱下辞掉了信用卡公司的工作，现在在横滨的一个加油站工作，她表示需要做出的改变其实比这更简单。
“他们试图用一种听起来很科学的方式谈论如何衡量工作表现，”她说，“根本上，日本女性面临的问题是，所有男性和太多女性，都认为女性是（装饰用的）花，而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用来建造东西的）树。”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让女性多花钱消费刺激经济复苏？显然不是。简单来说，它是让原本安于相夫教子的大部分日本女性重新进入职场，为日本颓废的经济带来活力。
众所周知，由于文化和政策等原因，日本女性的职业化一直处于困境当中，多数女性在结婚后选择或被迫回归家庭。
1999年，高盛分析师凯蒂·松井就引出了“女性经济学”的概念，十五年后，松井的“女性经济学”成为安倍经济政策的关键内容之一。2010年，高盛发表了一份名为“女人经济学3.0：即刻行动”的报告。
报告显示，有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使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15%，即让更多的日本妇女开始工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来多次表示，日本女性劳动力是一种最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他决心鼓励女性打破就业的“玻璃天花板”。
安倍的一支箭
从表面上看，日本的数据并没有那么糟糕。2014年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66%，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高于意大利，但落后于英国、美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日本也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仅5年前该数字还只有63.1%。
更关键的是，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其男性劳动参与率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为84.9%，几乎为世界最高。这一巨大差距的才是问题所在。一些人声称，除非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否则位列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经济还将继续陷于困境。
在安倍晋三旨在让日本经济摆脱停滞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计划中，这个问题被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鼓励更多女性进入职场，被视为日本首相为提振日本增长的多支“箭”中的一支。过去几年里，近100万日本女性加入了劳动力大军。
但高盛首席日本策略分析师凯蒂·松井表示，2012年12月当选的安倍政府幸运地赶上了好时机。“统计表明安倍经济学创造了数十万新工作机会，但其中许多只是兼职工作。由于日本的人力资源几近耗尽，女性正在满足经济需求。”
批评者认为，挑战不仅在于要为女性创造更多机会，还在于要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职场。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员工往往工作时长最长，而且生产效率也属于最低之列。
理论上，日本国会近日通过的一项女性赋权法案应该会使转变加快。雇员超过300人的企业将被敦促雇佣和提拔更多女性。但这并非强制性规定，对于那些没有达成目标的企业也不会进行正式惩罚——这一弱点致使一些人认为这不过是粉饰门面。
安倍为日本设定了目标，到2020年、东京举办奥运会时，实现“女性领导在日本社会不同领域占比达30%”。这个目标其实是野心勃勃的。2013年，日本议会众议院中的女性议员仅有8%；而同年德国女性议员比例为37%。2011年，日本女性经理的比例仅为10.6%，远低于英国同年35.7%的比例（而英国本身也因比例低而遭受指责）。
安倍正忙着让公众相信日本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他决定把所谓的“女性经济学”作为实现增长的关键之一，这使他不得不触动日本的一些既得利益。不过一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鉴于其他促进增长的政策效果不佳，安倍别无选择。
一些人甚至对安倍这一倡议的诚意产生质疑。过去60年，安倍所属的保守派执政党自民党执政了55年，本可以早些解决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学者认为，每当一部分自民党领导层试图使用“平等”一词时，党内另一部分更为反动的成员便会推动该词的停用。
政治推动力
安倍手下负责女性赋权的大臣有村治子称，这方面的发展劲头日益高涨，新法律也是日本政府意识到该问题紧迫性的证明。
“自民党曾经是家庭主妇的捍卫者。如今它为了职场女性摇旗呐喊。过去，女性赋权曾经是一个关于道德和人权的问题。现在它已经成了安倍经济学增长计划的关键策略，”有村称。
高盛预计，缩小日本就业中性别差距——将女性就业参与率提高至80%——的影响，可能会使日本的经济产出提高13%。
虽然让更多女性加入董事会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但简单的人口统计学数据表明，日企将被迫雇佣和提拔更多女性。到2060年，日本老年人的比例将达到40%。在人口萎缩的情况下，一些人指责安倍以一个无论如何都将出现的趋势来邀功。
里昂证券的策略师尼古拉斯·史密斯也指出，在日本，女性在经济衰退时期会出去工作以补贴家庭收入，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会随之上升。
这并不是人口特征和女性经济学发生重叠的唯一地方；有人主张，日本长期以来的低生育率——每位育龄妇女平均只生育1.4个孩子——就是数百万女性感受到束缚的最明显征兆。
“女性看到这种情况，就算想要孩子，也会选择不要，”东京上智大学的政治学者三浦说，“在我看来，除了宣称低生育率就是因为年轻女性‘自私’以外，日本政府从未对低生育率进行过任何理性分析。”
女性晋升前景惨淡，她们除了少数女性首席执行官以外没有榜样，另外，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日本女性多年来一直告诉自己，她们不想升任高层职位。
未来走向？
有村治子谨慎地反复提及，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都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自豪。“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创建这样一个社会——女性不必因选择不工作而有负罪感，而那些职业女性也不会因把孩子交给别人带而感到内疚，”她说。政府调查表明，30%的年轻女性主动希望成为家庭主妇。“我们需要尊重她们的选择。”
这位大臣热衷于引导辩论中的争斗，以防这些辩论造成太多分歧。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女性经济学辩论与关于移民增加的辩论重叠的部分，移民问题是安倍政府的敏感话题。当被问及涌入的移民担当保姆或者护士是否能帮助日本女性返回职场时，有村治子称这种办法“不是万能的”。
她表示，日本男性和该国企业面临的改变，和女性员工需要做出的转变一样重要。正如一些展开女性经济学辩论的人所说，日本的国家存亡，将取决于是否要直截了当地承认日本的性别不平等程度。巨大的男女薪酬差距（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位列第三）依然存在，阻碍已婚女性工作的税收扭曲也依然如故。
最难转变的是依据员工的工作时长、忠诚度和年龄来评价员工的倾向。“你如何衡量人们，人们就会变成什么样子，”有村表示，“要向女性赋权，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衡量工作表现的方式。衡量方式必须是基于生产效率，而非工作时长的。必须将老板帮助员工取得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情况，作为评价老板业绩的一项标准。”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Reika Omura是两个孩子的母亲。3年前，她在劝诱下辞掉了信用卡公司的工作，现在在横滨的一个加油站工作，她表示需要做出的改变其实比这更简单。
“他们试图用一种听起来很科学的方式谈论如何衡量工作表现，”她说，“根本上，日本女性面临的问题是，所有男性和太多女性，都认为女性是（装饰用的）花，而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用来建造东西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