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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归国，近60万中国留学生承载着一个文明古国所有的文化传统，又漂洋过海接受了世界各地各个层面的文明成果。在这浩荡的国际人才交流大潮中，每个出国的留学生个体都不可避免地同签证官、导师、房东、海外学友、甚至是餐馆老板打一遍交道；归国就业、创业的学子又不可避免地参与各地各级的创业活动，接受企业高层的咨询、面试，参与企业管理、融资、产品销售……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留学生是不同文明的承载者，不如说他们是东西方文化沟通的纽带，是学术与实业间衔接的纽带。这样的使命决定了沟通在留学生群体中的特殊作用，善于沟通、勇于沟通将彻底改变留学与创业生活的面貌。
留学织就一张网
编者：这是一篇用电子邮件完成采访的文章，网络这边是本刊记者，那边是一位北大计算机系毕业后赴瑞士读博士的学生小黎。她是通过网络申请学校和奖学金，这种留学方式让我们对因特网这张全新的社会网络更加熟悉——因特网本身就是留学生与世界沟通的方式之一，这也算是本文主题的一个佐证吧。
《留学生》：你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北大计算机系研究生的出路，有多少出国了，有多少在国内，成功联络出国的方式总结起来基本有哪些渠道。
黎：由于去年就业形式比较紧张，可能是因为全球经济不景气和”非典”的缘故，所以我们都花了大量的精力用于找工作和出国申请。北大和清华的大部分学生还是想去美国的，但是自从”9.11”事件后，美国的签证情况很不乐观，我的很多同学都被拒签多次。所以去年申请出国的人数明显少于往年。我们年级最后有四个去了美国，一个来了欧洲。其他人大多留在国内了。但从最后的结果看，留在国内的工作都不错，可能是因为北大名气的缘故，有去IBM,微软，ORACLE等大公司，也有去证券、金融、银行等单位的。
联系出国读博的方式，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欧洲的申请过程可能略有不同。去美国得先考托福和GRE，申请的时候需要寄给学校申请表，个人简历，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成绩单，学位证书复印件，申请费等。然后就静候佳音了。由于美国的学校比较多，所以一般都会申请10－20所学校，而且申请中等或靠后的学校，最后拿到offer的可能性比较大。
来欧洲的学校读博士，最主要是和导师联系。如果导师觉得申请人的研究经历和他目前所做的课题很match（匹配），并且正好有资金的话，申请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中国的硕士学历在这里还是承认的。我是与现在的导师在国内见面后，开始联系的。但是来这儿之后，还不能直接在实验室里做research assistant（研究助理），第一年必须参加系里的predoctoral program（博士前培训）。这一年系里会给奖学金。之后如果成绩优秀而且有合适的导师，就可以留下来开始正式的博士研究工作，即在实验室里协助导师工作，且每月由导师付工资。
《留学生》：你能否总结一下成功联系出国的条件？
黎：我想，主要有以下几条：
1．英语成绩优秀，特别是托福和GRE成绩；
2．专业基础扎实，成绩优秀；
3．有一定的研究经历，并最好在国外的大型会议或论文集上发表过论文；
4．申请材料充分，尤其是个人简历与个人陈述，要体现出个人特点；
5．敢于和导师联系，多写信，谈谈对研究的兴趣，并最好能深入谈谈对某一领域的看法。
申请出国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大工程，从英语考试到申请材料的准备，通常会历时1－2年。所以一旦决定出国，最好早做准备。
《留学生》：你自己出国的想法是如何确立下来的，自己是怎么考虑出国的利与弊的，同学、老师、亲人又给了你怎样的信息与帮助，你的人际网在这个阶段发生了什么变化？
黎：我想出国对大多数中国学生都是很有诱惑力的。其实我完全可以在国内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和亲人朋友在一起，现在我也时常这么想。在国内，想象国外是很美的，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可以领略美丽的风景，可以品尝世界各地的美食。我决定出国，很大程度是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北大清华的学生，尤其到研究生阶段，有很多人都准备过出国，即使最终有人没有成功。我考过托福，上过GRE的辅导班，考过GRE的专业考试，因为觉得既然有时间和精力，就最好给以后多些选择做准备。后来正式决定出国申请，是考虑到自己可能不适合工作，并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足，而且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一直做程序员也是不适合的。
幸运的是，去年10月在国内的一个会议上遇见了现在的导师，她回瑞士后我们继续保持联系，并在她的帮助下申请了学校的predoctoral program。
《留学生》：简单介绍一下你联系导师和办理签证等手续的过程。申请前，你和导师已经有了更多的接触，回过头看你能顺利地和导师取得联系并达成默契，有哪些基本要点是后来的毕业生也可以借鉴的，有哪些弯路是可以避免的？同样，在办签证的过程中，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对你有多大的帮助？
黎：办理签证的过程比较简单，瑞士的签证是反签的，即我把材料交给瑞士驻华大使馆后，他们会寄给瑞士国内的移民局。如果移民局同意，签证也就通过了。前后通常需要2－3个月的时间。
申请学校以及之后的办理签证，准备出国等手续大多都是借助于学校的BBS（北大未名和水木清华），而且也可以在网上查找。前人的经验很重要，可以使自己少走很多弯路。
BBS上的信息确实很有用，我都是在BBS上看的，然后进行汇总。当然我还通过电子邮件详细问过已经在瑞士的中国人，比如需要带什么东西等等。在出国前的那个阶段，我的电子邮箱从来没闲过，包括和房东，和学长，还有导师的交流，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模样我虽然还不甚了了，但他们的很多想法我已经有所了解了，这为后来办理各种手续和各个环节接洽打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留学生》：你是怎样和房东建立联系与信任的，怎样熟悉周边的环境，怎样建立自己在国外的朋友圈，怎样继续与国内的联络，这些网络对你适应留学生活帮助大吗？
黎：来之前，真不知国外到底是什么样的。下了飞机，走出机场，感觉自己就像做梦一样。这时，迎面走来一个外国女人，问我是否是**，我想这就是我的房东了。她开车带我来到她的家，非常热情。那几天，其实非常不适应国外的生活，因为生活环境差别太大了。幸运的是这个房东非常好。我觉的跟外国人接触，一定要真诚。刚开始他们可能会比较冷淡，但接触久了，知道你的为人和性格，也就会慢慢熟悉起来。我通过房东认识了她的父母，朋友，他们都是非常热情善良的人们。我想，可能是因为这里的生活比较简单，竞争不是很激烈，他们的思想也就不是很复杂。刚来的时候都有一段适应期，适应周围的环境，适应全新的生活。我当时天天就是想着赶快回家。给朋友和父母打电话时更难受。不过好在我的性格比较乐观，而且很早就，独自去北京上大学，所以还是比较独立。两周后就基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认识了很多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中国人，通过学生会组织的活动或者已经认识的朋友，可以不断拓宽自己的朋友圈。在实验室里和通过上课，也认识了一些外国人。不过和他们交流，首要条件是语言过关，否则只能聊些最简单的话题（比如天气之类的）。国内的朋友也一定要继续联系，经常和他们写信或者通过msn聊天。
说起msn，对于和国内外朋友的沟通的确是个福音，我在这里安装了中文操作平台，和老外用外语，和国内的同学朋友用中文，说的话比国内大家在一起时还多。这些都很快地帮我渡过了刚来时语言、人际都近乎于零的那段“艰难岁月”，有时候当我看到聊天视窗中同学朋友的身影，我甚至觉得自己就在他们中间，这样的温暖是对刚到异乡的我最大的鼓励。我想这也是因特网带给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的方便吧。
《留学生》：最后，说说你对这段美好日子中“沟通”的印象，全新生活的网络已经打开了，沟通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又将会在你的生活占有多大的分量呢？
黎：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我想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这里有许多中国学生，朋友很少，但照样过得很快乐。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爱热闹的人，所以希望多些朋友，但不好之处就是时常会觉得很孤独，寂寞。
坦白交流引导你的成功
编者：
本文的作者1997年从中国医药大学毕业后，有过在合资企业工作的经历，与人合作开创了效益颇佳的合资公司，如今又师从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Dr. Boulton，并承担国内一些国家级的科研项目。但所有这些都只是我们对她的关注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想告诉读者的是一个外表柔弱的女孩是怎样用坦白、热诚、果敢的交流把自己的生活引向更高更远的地方。
坦白是合开公司的前提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93级的。我的同学也是各种出路都有，出国的出国，考研的考研。当时我压根就没想要考研究生，get tired，要工作了。有一些中外合资的药厂来招聘，我学的是国际医药贸易，最对口当然是对外贸易。我的第一任老板姓姚，他代表华瑞公司来学校招聘时，得到了大量对国内医药代表工作的劳累感到头疼的女同学的青睐。我的成绩并 也不是最出类拔粹的，但我的亲和力和应变能力得到了认可，结果我过关了，三次面试后，我就到了华瑞公司工作，1997年2月份我就直接去实习了。
刚去不久，我岗位的前任突然又想回来了，原因是他老公去了日本，她原以为自己也可以顺利地签出去，结果被拒签了。这就出现了很尴尬的局面——我去顶她的位置，她又走不了。老板问我怎么想。我说：“我并不想和她争，可以等，也可以换其它的岗位。”老板最终的决定是让那个女孩子去了别的岗位。我想如果当时我恶狠狠地要和那个女孩争位置，老板就会做出另一种选择。华瑞是瑞典与中国的合资公司，当时有个很大的客户是家德国公司。这家公司想在中国设立一个办事处，相当于在亚洲地区的采购中心，当时我的老板认为这是从大公司跳出来，自己独立经营的机会。而我那时已经下了出国的决心了，因为我们相处得不错，他就问我愿不愿意跟他跳出去干。我告诉他反正我也准备走了，能帮上的忙一定帮。结果我们两个人就从华瑞出来单独承担起这家德国公司的办事处。公司第一年的困难是巨大的，这位老板在业务方面非常精通，而且性子比较直，就专门在南京处理与商贸厅的往来。而与无锡本地的联系，比如开公司所必须的和地税局、国税局、工商局等机构打交道，办手续等就都交给了我，老板说：“既然我们两人开公司，我是搞具体业务的，你就得把和本地机构的各项联系工作搞定。”我这位老板当时已经50多了，当官也当了许多年，对他的苦衷我能理解。我就把所有的相关工作都承包下来，我们的公司1998年底开始筹备，1999年1月就正式开张了。
老板很守信用，让德国总裁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
可我也有我的难处，2月初新东方就要开课了，公司刚开张我就对老板说我得离开20天到北京补习英语。老板一听就急了：公司刚开张人就走了一半，这样的打击谁也受不了。但他很快意识到了我的实际处境，就坐下来和我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我报了新东方一个半个月的班，同时把新年9天假也算在里面，最大限度地缩短了请假的时间。他还让我推荐一个人替我一周的工作，我推荐了一个我的同学。等我2月底从北京回到公司，我所有的工作职务还保留在那里，他甚至连我的薪水也没少给。但我想趁热打铁到上海参加GMAT考试，就红着脸对他说出自己的想法，老板一听跳着脚高声对我说：“你的事也太多了!”可我当时并不紧张，因为我从来都是把事情当面说清楚，他也总能在发作之后冷静下来。结果这次也不例外，他对我说要考就快考，不要耽误以后的工作。结果我带着二十多天突击学习的成果去上海参加考试了，考试的成绩当天就出来了，我一看成绩足够拿奖学金了，当时就想从公司退出来。我内心很矛盾，但还是对老板直说了，这次他真是非常生气：当时我赞成你去可是没想到你马上要走噢!最后他想出了一个西方人的办法，私下和我签了一个约，在公司初创时期我帮他一年的忙，到了年底他不但让我走，还会尽力帮我办理一切相关的手续。我仔细想了一下，其实我也只是一时冲动，刚刚考完就想走，这大概也是每个没有出过国的人的共同心理，老板的这个提议其实对双方都有好处。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承揽了从整理电脑购买发票到处理各种官方和法律事务的大量工作。一年下来，两个人的公司有了几百万美元的营业额，总算度过了创业期，实现了收支平衡。老板相当守信用，放我去上海办签证，所有的花销都当出差报销。
可没想到第一次我被拒签了，原因很简章，我按照在公司工作的习惯用美元报了当时的收入情况，签证官立刻怀疑我签证的目的。回到公司没有想到老板对我很和气，还鼓励我不要灰心，最后还给我出注意，让德国总裁给我写一封推荐信，证明公司愿意为我作担保。结果当天我就收到了德国总裁的信，他给我发了传真，还通过DHL给我寄了快递。因为有了这些东西，签证官对我有了新的认识，第二次顺利地办好了手续。2000年1月份我就到了美国。
平等交流，我找到了自己的课题方向
刚到美国奥本大学管理学院,我自己也不知道具体要学什么，也没有一个确定的focus(目标)。但我一开始就认为我学成后在国内才有用武之地，又觉得国内医院管理在信息技术的应用方面才刚刚起步，所以初步把专业定在了技术管理上。我的导师是我第一门课的教授Dr. Carr，他特别喜欢中国。他自己写的教科书叫Telecommunication Manangement(电信管理)，因为酷爱中国文化还特地用中文书法在书里题字。他知道我刚从中国来需要语言上的锻炼，学的又是管理，就经常在课堂上点我的名，让我阐明自己的需要、观点和对中国国情的理解。我觉得这个老教授很有人情味，学科上又不冲突，我就选了他做我的硕士导师。在美国读硕士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一年多以后我就拿到了学位。在我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要读博士的时候，我现在的导师Dr. Boulton，一位专门研究亚洲策略的教授出现在我的视野里。那时我又处在一个选择关头，并不特别清晰地知道自己要学什么，要做什么，只是想了解任何有助于研究中国的学问。Dr. Boulton是亚洲问题的专家，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具体研究方向，我还是跑去问他：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他那时正在做一些关于中国的课题，反问我：你能为我做些什么？我说任何对中国发展有益的研究我都愿意帮你。他就把在网站上看到的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交给我解释，我也直说我想当他的博士生。他没有拒绝我，只是问我对哪些领域有信心能做好。我告诉他，自己是医药贸易出身，家父又是医生，对医院和药厂有所了解；到美国来学的又是信息在管理中的应用，对这个领域也比较感兴趣。Dr.Boulton立刻就说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医院、药厂信息方面的管理？我们第一次面对面的交谈他就给了我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我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
但接下来慢慢做课题时我发现，中国的医院并不是光把技术管理好就可以的，在西方已经成熟的策略管理体系也可以引进中国，而这正是我的导师所擅长的领域。于是我就把自己的课题转到把信息管理和策略管理融合的方向上来，一方面研究医院信息管理发展情况，一方面探讨院方在策略方面的规划与实施手段，看它们是不是吻合，是不是在同一步伐上，如果吻合会对医院业绩的提高产生什么影响，这种影响的社会推广度如何等等。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策略管理和技术管理的结合也是国际医疗产业管理的主流方向，要想真正把课题做好，我的工作不只是要学好西方的东西，还要找到它们与中国国情的接合点。而我的导师似乎比我更清楚这一点，他对所有的人都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去过中国，你就不要对中国妄下评论。他的观点部分地来自他本人的经历，他到中国4、5次了，对亚洲更是熟悉。20世纪70、80年代对日本经济策略的出色研究使他享誉国际。看到我选择的课题方向，他对我说：“你很lucky，你年青正好是研究中国最好的时候，就像我当年研究日本一样。”他对我的理解和支持让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在美国你可以听到有关中国的各种声音，比如迪斯尼儿童乐园为美国人提供介绍世界各国的影视纪录片，但在2001年我去的时候你看到的有关中国的片子，还是在天安门前涌动着穿着一样的人群的场景。与此相反，我的导师每次到中国都会发现大量新的建筑和其它新鲜事物，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学术眼光才让他始终对亚洲，对中国充满兴趣与关注。一位国内的学长曾经对他说，即使是上海人，每次回家总会觉得有种找不到老路的危机感。我觉得Boulton先生的共同点恰在于此，我们都热切地在寻找新路。
愿意为我打前站的导师
可能跟别人不一样，我在美国读书时总喜欢帮助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做点什么，读博士时我带一个本科班学生的课，因为我住在学校，我也非常愿意帮学生们的忙，几乎班上每一个学生都有我手机号码，我甚至会在晚上12点接到电话帮助学生处理问题。如果让我在看10分钟电视和帮助一个学生中选择，我肯定选择后者。和导师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国内的时候你会觉得某些导师高高在上，有一种敬畏的感觉，他交给你的东西你非常怕做坏。但到了国外，我是主动为每个能够帮到的老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为此我现在的导师当年就经常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他们也在有意识地创造一个交流的空间。你可以和他家的狗儿玩，可以和他的家人聊天，这种接触多到一定程度，你就不会有害怕的感觉，不光是对一个老师的学术方向和水平有所了解，而且你会想做点什么事让导师高兴。你做的越多，和导师的关系会更加融洽。我和Dr.Boulton之间就是这样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在美国读博士你会有一个导师组，其中组长(chair)一般负责把握你的专业方向，组员(member)则对你的课题做具体的辅导。比如Dr.Boulton作为导师组组长，自己是美国研究亚洲经济和技术宏观策略的专家，和我所做的医院管理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我学的是文科，经费是来自学校院系，不必向导师争取钱，导师不是我的老板，更多地是给我学术上的指导。Dr.Boulton本人主要带的是EMBA的学生，每学期都教一个班，收入不低。而像我们这样的博士生他一共带了9个。但基于我们之间充分的理解与信任，他在今年3月份特意提前三天为我将要作课题的学校的一个新开的医院管理专业上课，为我回中国做课题做好了铺垫，然后才去完成他自己的其它学术活动。他在美国带一门EMBA课程的收入是1万美元，可到中国来义务讲学，路费都是自己出，这些都非常让我感动。医院为我的课题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我的导师帮医院讲一些课，而我也自觉根据课题的需要对信息对象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国内大医院的院长们都很忙，我就尽量做个旁观者，认真分析现有策略的成因与可行性，并与一些专门从事技术管理的院长助理们展开具体的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收集；对于医院的管理层，我则尽量满足他们对国外医院管理信息的需求，在信息共享中完成一些具体的比较；同时我还注意把课题的目标学校不只局限于一地，在不同地域、不同规模的医院中我才有可能实现研究的典型性。说实话，这种有明确目标和方法的研究让我如醉如痴。
总结我留学前前后后的这段日子，我最深的感触是，在一个团队里，我可能不是最优秀的，可能不是星光耀眼众人瞩目的，但自己的独立与努力，再加上一份坦白交流的勇气总能引导我通向最终的成功。
成见的窗户纸
编者按：
本文作者曾经先后在挪威奥斯陆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对于留学生必须经历的文化碰撞和沟通等问题有深刻的切身体会，应本刊之约，特撰此文。作者希望他的这些体会能够引起广大已是和将是留学生的学子的讨论和关注。
了解从成见开始
国籍和文化环境，作为我们与生俱来的身份标签，即使对于那些忙碌于TOEFL，GRE，预备出国的学子们，也绝非能够不时浮升到意识，籍以引导行为的标准，自然也不会是心理或人际冲突的一种活跃诱因。国土以内，它们是我们生活的隐含设置，浓厚到无法解释，同时浅显得不可细究，“你还是不是中国人”的质问必然针对国人关于中外关系的理解和态度。然而，当波音飞机或者空中客车拔地而起，将成千上万的憧憬已然淹没签证艰辛的学生载越国境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都未曾意识到自那一刻始，他们用以承受和反观国家及文化烙印的心智将远远超过为晚餐选择方便面或者通心粉所需用的思考和衡量。不知不觉中，国籍和文化已渐变成意识里最前台的角色。在比较与反思的剧情里，这角色与幕后作为导演的留学生一样，频繁地经历自豪的跳越，取舍时的犹豫与失望的跌落。 正如许多留学生体会到的，成见是许多剧情的配角，它时时映照的，正是作为主角的国家与文化。
如果将成见解释为既成之见，它实际上并无褒贬之分。成见源于经验，盛于流转，由于归纳的方法而忽略发展，但并不必然错误或具贬义。韩国人嗜食狗肉是视宠物为亲友的欧美人的成见，而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确念何尝不是一种成见？成见几乎是跨文化交流的必然成分，它虽然可以引致错误判断，但更是理解的起点，因为虽然成见偶尔支持鲁莽的冲动，但更能促发交流。几百年前，东方世界黄金铺地的成见引领了欧洲人的殖民征程，而今关于中国民主制度的成见则几乎总使欧美看待海外国人的目光闪露着杞人忧天似的同情。
我与一位美国女生同时被一位著名教授接纳入他的比较法治研讨课。在最初的几节课上，这位美国女生很少与我交谈，但是后来她却异常热情地与我讨论许多问题，我不以为然，觉得这种变化源于接触的积累。直到后来课程结束后在教授家的晚宴上，她终于告诉我：“在第一节课上见到你时，我觉得你一定是那些来自中国的富家子弟中的一个，因为他们总是比其他中国学生更加活跃和从容，但是我并不愿意接近他们，可是后来你的课堂发言使我认识到自己错了，你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了解是他们不可能做到的。”回到住处，我对着镜子良久也没能找到丝毫面相特征可以模糊那个广为接受的划分中国学生的成见：默默无闻的书虫和外放而浅薄的中国富豪“游学生”，但是我仍然因此而自豪，因为我知道至少自己使一位美国同龄人意识到来自中国的书虫已经在活跃而从容地向世界解释中国。
这是欧美普通人关于中国学生的诸多先入之见中极少被触及的一个，而其它印象，比如团体封闭、注重工作而忽视生活享受以及公众参与意识淡薄等，则几乎是每个中国留学生迟早都会听闻的评论。在欧美国际化的大学里，在这种诸多讨论都以“In my country…”（在我们国家）启句的环境里，个人的任何言行都可能经由成见而被放大为国家形象或者民族特性。
对待成见：几个故事
对待成见的态度，取决于我们对于各种成见所标示的价值的判断：我们自然乐于强化具有积极内涵的认识，同时尽力修正包含负面结论的判断。在方式上，中国人的做法无非是漠视褒赏而重视贬抑。在我留学美国的日子里，同班150名来自近60个国家的学生中有6名中国学生，我们的一些集体行动虽内容各异，但都自觉地针对上文所述几种关于中国学生的既成之见（团体封闭、注重工作而忽视生活享受以及公众参与意识淡薄），而这些行动的目的之一便是昭示其他百多名国际学生,我们中国学生是开放而热心公益的团体，但我们以多劳少休为荣。
春节将至，和其他许多中国学生的团体一样，我们6人聚头商议一起过节的安排。虽然有一两位同学自始至终倾向于我们过自己的节日，但我们最终决定举办一次全学院范围的中国春节晚会。此后我们分头行动，自己出资购买了点心、水饺等食品，通过群体邮件向全院所有老师学生发出邀请，用春联、门神、灯笼和中国结精心装饰好学生活动中心，然后身着唐装或者旗袍，在“喜洋洋”的主题音乐里迎接擦踵而至的各国学生。虽然我们象征性地向每人收取了两美元的赞助，虽然当天并非周末且有其他活动同时进行，虽然我们预计这样只能招徕六七十名学生，但最后陆续而来的师生有近150人！这样的成功多少有些出乎我们的预料，而我们也如愿以偿地从学院师生多次致谢的掌声中听到了成见的变奏，有老师告诉我们“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活跃的中国学生”。
当SARS将全中国包围在白色恐怖中的时候，置身美国的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手足无措地观望，而在其他国际学生看来，我们似乎只在享受这种孤独的安全。终于有一天，当我们在学生活动中心排起募捐箱时，世界各地的学生在赞赏这个行动的同时也多少表露出了些许惊异，而这种情绪似乎也刺激了他们解囊的慷慨。我们在两个小时内就募集到了一千多美元，这些捐资后来用于购买和发送当时国内紧缺的口罩。我不知道那些口罩是否抑止了SARS的扩散，但是至少我被告知那次募捐是学院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学生发起的公益活动。
我相信他们的惊异可能来自于另一种成见，即校园里学习最勤奋的中国学生同时也是生活平淡的书蠹。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对中国学生集体形象的认可与尊重。中国学生们似乎无须刻意维护这种形象，因为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里，我们必须付出更多才可能做到更好。我的做法和我的观察都说明我们对这种认识持漠视的态度，而我们的校园生活却又在强化这种剪影似的形象。无论学院图书馆开放至午夜12点还是凌晨两点，我和另外一位中国学生总是最后离开那里，图书馆员不止一次地称我们是学院里最辛苦的学生。有一次，按规定图书馆开放到晚12点，我们直到12点过半才意犹未尽地离开，此前，值夜的馆员没有催我们离馆。当我在楼下看到她，向她 “Good Night”（晚安）道别时，她微笑着回答道“Good Morning” （早上好）。自此，每次逢她当班时，我们都以“Good Morning”道别图书馆。
窗户纸内外
实际上，我们之所以最后离开图书馆，既是出于本性，也是迫于课业压力，而在其他同样需要面对大量功课的外国学生看来，本性的成分就不自然地成为主题。许多这种“本性”的集合就会被归纳为国民性或者民族性格，这样，中国学生“集体宿舍”的窗棂上就贴附了许多成见的窗户纸，有乐意为我们接受的，而更多的窗户纸始终隔障了外界对我们的真确认识和完整评断。如果说这些晦暗而浅薄的纸片的形成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学生本身，那么改变成见则要求我们的主动。
留学生有责任亦有能力剥除许多为己无益的窗户纸。那次春节晚会后许多师生的赞扬也告诉我们，他们从未期望中国学生主动举办那样的活动，也根本想不到中国学生会如此活跃而成功地将自己的文化与他人分享。但事后回想，我们才发觉做到这些是何等容易，对外界既成之见的改变也是同样容易。其实，即使最顽固的成见也只是阻隔在认识与真实之间的一层脆弱的窗户纸，一只手指的力量足以在这些纸张上打开一孔新的窗户，而海外学子的集体努力必将为自己开创宽阔敞亮的窗户纸外的世界。
田区重在沟通
市场篇
园区在留学生创业中起什么作用？从西安留学生创业园的实践来看，首先它是留学生与市场沟通的桥梁。这种沟通有如下几种模式：
市场和技术在国外，利用国内低成本优势的企业发展模式
美籍华人李鸣，多年从事商业软件的开发和生产，在美国市场拥有一大批固定用户，2001年5月在西安留学人员创业园独资创办西安美福科技有限公司，依靠国外的技术，利用西安的软件开发人员专门从事软件的定置开发，专门面向超级市场提供B-B和B-C电子商务集成应用系统的软件开发，产品销售到国外，充分地利用了国内的有效资源，使国外的优势和国内的优势得以完美结合，实现了公司的低成本扩展。
这种模式规避了技术和市场的脱节，将加工的中间过程得到合理的实现,适合于在国外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创业者。
留学人员与国内企业有效对接的创业模式
以技术或资金入股，优化国内原有企业的资本构架。
旅居加拿大的陈涛博士，多年来一直在国外从事生物化学和生物工程研究，在脂质体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居于国际领先水平。在与西安力邦制药有限公司实现对接后，负责组建了公司的脂质体研发中心，并以其为核心构建了一支强大的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团队，全面提升了力邦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2000年实现销售收入8672万元，利润1135万元。
这种模式规避了原股东的分散，保持了原股东资本架构的完整性，使国内企业已形成的传统资本构架得到优化，适合于对本行业的发展方向和水平具有高深造诣的创业者。
与国内企业、个人合作创办企业，建立优势互补的企业团队。
原西安光新电子环境技术公司多年来一直从事环境实验设备的研发和生产，但其控制系统不稳定、故障率高、使用不方便等弊端一直没能克服。留学加拿大的梅彤先生与公司合作后，2001年10月合资设立西安光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国外先进的数字控制技术应用于该公司环境实验设备的控制系统上，使产品的性能和价值得以提高，填补了世界上该行业的空白，同时开拓了国际市场，使公司迎来了高速发展的良好局面，目前已有大量的市场定单。这种模式规避了传统团队的不完善性，使传统的团队通过新股东的介入得到优化。这适合于由于国内没有适合的研究环境需要在国外继续深入研究行业技术发展，不断提高自身技术素质，保持创业的技术先进性，目前还不能将主要精力投入国内公司的创业者。
为国内企业提供定单供应，建立长期的产业合作关系。
西安科信软件公司拥有一支优秀的技术开发队伍，具有很强的软件加工能力，几年来主要通过其他公司接揽国外定单，缺乏直通国外市场的渠道。旅居日本并在日本开办公司的张正波先生与该公司合作后，凭借其在国外的网络和渠道，使科信公司直接拿到了国外定单，公司业务得以迅速发展。
这种模式规避了业已稳定的两个团队在合作过程的相互影响，在相互稳定中合作，双方相互依赖得到共同的发展。这种模式适合在国外某行业具有良好市场背景的创业者。
为国内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建立固定的技术协作关系。
侨居加拿大的留学人员米春亭在和西安高能电机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合作过程中，接受企业委托开发产品的技术解决方案，成功解决了困扰企业多年的技术难题，从而实现了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数字化控制这一世界难题，使企业和个人同时得到发展。
这一模式规避了双方的技术产权交割，使得技术产权明晰，实现了双方的合作目的。这需要创业者明确自己研究开发的特长，时刻关注国内企业的技术空白或技术缺陷，通过自身的技术特长来进行弥补。
携带自有先进技术，在国内独资创办企业的模式
西安爱德华测量设备有限公司是由侨居德国博士宋建忠先生1997年8月携带自己所拥有的先进的三坐标测量技术独资设立的，主要从事接触、非接触式、混合式二、三维坐标测量机的开发和制造。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我国该行业的主要生产商，填补了我国在三坐标测量行业的空白，使中国的三坐标测量技术在短期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年产值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
这种模式规避了国内、外两种环境下经营理念融合中所发生的矛盾，容易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经营。这需要创业者具有较强的经营运作企业的能力。
资本篇
留学人员融资过程中应关注的几个理念
技术在企业发展中的定位是在商业模式和资本架构之后。
由于我们的留学创业人员大多从事技术工作，往往存在技术至上的观念，但是在企业经营中主要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而不是以技术的先进性为衡量尺度的，只有将技术植根于先进的商业模式和合理的资本架构下才能体现出技术的经济价值。这也是创业成功的基本条件。
这就好象人常说的那样“美国的智慧在华人的脑袋里”，但是美国人的财富并不是在华人的口袋里，而是在犹太人的口袋里。
企业的经营业绩是融资的基础。
资本永远是向市场最活跃的方向流动，对于创业企业来讲，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倾注于市场的拓展和培育上是最现实的问题，对于各类投资者来讲,最看中的是企业的赢利能力和团队的素质。
比如即使目前没有盈利的网站企业得到融资，其理由也是在营业业绩基础之上的，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
关注资金背景比资金数量更重要。
往往人们过多地看中投资的数量，而忽略了投资者的背景。只有对企业的市场和能力提高有作用的投资者才是创业者需求的投资伙伴，投资者是需要我们来提供资金增值的。创业企业有诸多的不足，需要的是洗心革面，而不是延长寿命。
在国内融资，选择产业投资更重要。
正是由于创业企业的发展路线是产业的轨迹，就需要了解和理解与自己与投资者，同时需要市场和管理的有效支持，中国的产业投资者经历了二十多年艰难的产业发展过程，对中国的技术和市场具有强大的理解力和引导力，是创企业者的最佳合作伙伴。
留学人员企业的融资模式
国内作业绩，融资在国外的融资模式
中国市场的大量空缺需要去填补，这给回国人员创业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发展空间，容易积累自己的业绩，同时可利用自己对国外资本的熟悉和国外产业资本急于发展中国市场欲望，从而为自己的融资铺平了道路。
美籍华人毕瑞平，在美国Commerce One公司担任市场总监。
他不仅有扎实的计算机软件专业知识，而且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寻求创新。1996年底，他意识到了互联网应用潜在的巨大商机，将自己的主要研究放在了互联网技术的各种应用上，并于1997年，与几名华人留学生朋友在美国硅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美国DVT公司。
公司创业初期就定位于开发互联网产品这个科技含量高、应用范围广的高科技项目，并且投入大量人力和资金开发了一系列基于互联网的应用软件和电子商务产品，这些产品以其领先的科技和极富创新的设计思想在美国互联网市场获得一致好评。
2001年上半年，在回国探亲期间，他看到中国大陆的投资条件十分完善，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也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于是，萌生了回国创业的念头。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市场调研，为实现自己多年的梦想，他决定进军中国大陆市场，并且在中国政府“西部大开发”的政策鼓舞下，他选择了西安这个人才辈出的历史名城作为立足点。针对中国的市场环境和中国企业的现状，他提出了一套全新解决企业电子商务困境的思想，并于2001年5月在国家西安留学人员创业园创建了西安迪网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实施其开发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的宏伟战略。进入中国市场初期，就承揽了中国五矿系统的企业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和编制业务，相继承揽外经贸部和局部省份的医药管理平台的搭建。 公司业务飞速发展。由于其在国内业绩的表现，引起国外投资者对该公司的关注，表示了投资意向，对公司的发展融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种模式规避了创业期的经营业绩积累的困难，寻找最佳的市场突破点，快速实现资本积累。这适合能够利用国外技术优势，填补中国市场空白的创业者。
国外作业绩，融资在国内的融资模式
由于对国外市场的熟悉，利用中国的优势资源发展国际市场，为自己积累经营业绩，而国内的一些产业投资急于发展国际市场，一直在寻求国际市场的发展机会，这就给创业企业融资留下了实现的机遇。美籍华人董其奇博士，主要从事软件工厂的建设和分布式服务器的ASP服务，主要定单来自国外，依靠中国的优秀软件编排人员优势，精心培训和引导技术人员，为国外的用户提供高质量的软件产品。董博士于2001年初回国创业，创业初期得到了西安创新投资公司的投资，并且获得西安留学人员创业基金的无偿资助，目前还有大量的投资者在寻求与他的进一步合作。
这种模式规避了高成本的创业业绩积累，适合对国内产业优势了解的创业者。
产业联合为基础的产业融资模式
国内外双方的优势得到有效结合后，形成产业的上下游供给关系，产品相互依存，经过长期的合作在产业的发展规模上具备了良好的基础以后，会吸引或形成产业融资的发生。这样的投融资是最具有生命力的。
侨居加拿大的米春亭博士在帮助西安高能电机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解决了永磁无刷电机的数字化控制难题后，使公司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今年公司与中国第二大电机供应商西安电机厂合作，发起设立西安西玛高能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200万元，生产新一代的直流无刷永磁电机，经过这样的产业结合，优化了西安电机厂的产品结构，同时利用西安电机厂原有的生产条件，使高能公司的技术创业走上了规模化发展的道路。
这种模式规避了单一、漫长的原始积累，能够利用国内、外的优势资源，相互结合，构建世界大市场。适合深入了解国内外产业状况的，具有经营经验的团队型创业者。
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模式
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完善，特别是上市企业经营素质亟待提高，他们在拥有灵活的融资手段的同时，也迫切需要先进技术的支撑，以便 扩大经营规模和业绩，创业人员携带新技术与上市公司合作，利用其增发新股、并购等灵活的资本运作手段，摆脱资金短缺的困扰，迅速实现创业融资。
创业企业的业绩积累完成以后，需要更大规模的发展，进入资本市场将是必然的选择。这时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国内或国外上市募股，实现创业发展的融资。
比如大家所熟知的搜狐公司成立于1996年8月，是由公司创办人 张朝阳博士在美国依靠MIT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先生和美国风险投资专家爱德华·罗伯特先生的风险投资的支持下创办的，而后进一步得到包括美国英特尔公司、道琼斯公司、晨兴公司、IDG公司、盈科动力、联想等世界著名公司的风险投资。2000年7月12日，搜狐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NASDAQ:SOHU），从一个国内知名企业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品牌。2000年9月14日搜狐收购国内最大的年轻人社区网站ChinaRen, 建立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
截至2001年5月，搜狐公司的注册用户数已达3320万，日浏览页面量达一亿三千万，并多次在第三方互联网权威评测机构如iamasia、Alexa、 Netvalue、华通、新生代等基于多项指标的排名中，名列榜首，从而牢固地树立了中国互联网第一品牌的地位。
基于搜狐公司的成功业绩，1998年11月，搜狐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先生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之一；1999年7月张朝阳博士被《亚洲周刊》选为封面人物；1999年9月27-29日，张朝阳应邀参加99《财富》全球论坛年会，同各国经济巨头们一起讨论世界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和趋势；2000年3月12-14日，以唯一的中国企业代表的身份，参加由各国政府官员和企业领袖组成的”2000全球互联网峰会”，并作为专题演讲代表，在会上作题为”互联网对中国的影响”的重要发言；2001年5月，张朝阳参加《财富》全球论坛，并在”中国新一代创业者”主题论坛上发表演讲，与此同时，张朝阳被《财富》杂志评为”将在未来十年协助塑造商业世界的新面貌”的全球25位企业新星之一。
这种模式规避了发展期融资的烦琐性和漫长性，适合创业积累迅速，成长速度较快的创业企业，也是资本与技术结合的有效方式，能够使融资过程在较完善的法律机制下规范完成，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利用民间资本的融资模式
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拥有大量的民间资本，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创业颇有成效的精英，已经不能从他们原来所从事的产业中获取更多的利润，迫切需要新行业、新市场的开拓，他们经过多年的财富积累，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财富，这就给创业人员提供了一批丰富的“天使投资人”资源。
开放式基金的增多会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资本市场；随着祖国进一步的开放和社会观念的转变，私募基金会逐步合法化、公开化，必然会有大量的银行储蓄资金向投资流动，随着祖国进入WTO，民间资本投资高科技企业的春天将会到来。留学加拿大的梅彤先生，原加拿大UDS公司环境试验工程师，负责海外技术引进及国际市场策划。他掌握的ACS控制技术结合了国家环境标准委员会委员沈光新先生所在的西安光新电子环境技术公司先进的无强迫自由导向油压惯性激震系统，代表着国内乃至国际环境试验设备的领先水平。梅彤先生率先将国外电磁台的ACS技术应用于机械台上,把现代化的数字控制技术通过变频器实现了对机械台的变频调速，并采用计算机控制台体的工作参数，完全取代了笨重的电器箱，由于使用了ACS技术，我们能很方便地加上数字测控，使整个控制系统准确直观可靠，简化了操作，可方便更改系统参数，实现人机对话。它的全面应用将使机械振动台的性能取得长足的进步，并具有很强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西安的一位天使投资人贾先生热切关注梅彤和沈光新的合作，在他们技术合作不久，他就积极地加入到新的合作团队中来，解决了公司创业初期的资金困难。
新合资设立的西安光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要生产GX-1机械振动台控制系统，后续产品有冲击台，碰撞台，运输台控制系统和大型船用激震器系列。GX系统主要应用于环境试验设备台体运动参数的控制，产品采用全计算机微电脑数字处理，相对于现有电气控制系统在稳定性，精确度，计算可读性等方面有了质的飞跃。大型船用激震器是利用无强迫导向惯性油压技术，实现对大型船舶壳体、夹板、货仓的耐震可靠性试验。此产品在国内国际上仍是空白，具有很大的国际市场前景。该行业的主要竞争对手还没有达到如此的水平。中国西北机器厂是一家大型力学环境试验设备生产厂家，多年从事生产各种力学环境试验设备，如：电磁振动台、机械振动台台体及其控制系统等。但因体制及大量原机械台设计人员的外流等原因，20年来一直沿用原图纸和方案进行机械台的生产，虽机械台台体的设计思想至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控制部分却仍采用模拟电路组成的大型控制柜控制，故障率极高，不适应时代要求。西北机器厂也正在尝试改造机械台控制系统，但因原设计人员的流失，现有的计算机人员无法体会理解。美国UD公司是国际著名的生产环境试验设备的厂家之一,主要产品是电磁振动台及其控制系统。电磁振动台是通过磁场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激震力来驱动的震动器，主要应用于小型器件的高频震动试验，负载重量和工作台面小，不适宜做整机试验。而价格在10万美元以上，对于5到80HZ之间的低频振动领域，机械振动台负载重量和工作台面都能做得很大，没有电磁场影响，价格低廉、使用维护方便，它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国内目前机械振动台的数量最大，使用广泛，针对于机械台的控制系统也将得到广泛的应用。英国LING公司、加拿大UDS公司、北京中元公司等都是生产高频电磁振动台和控制器的厂家, 在低频机械振动的产品整体试验设备上都没有新的突破。
这种模式规避了长时间的业绩积累等待期，利用天使投资人的经验和投资理念快速使企业实现资本积累，适合那些创业初期，投资量不大，市场目前还不十分明朗的创业者。一句话，园区只有围绕留学生创业的各种需求为其做好与市场及资本的沟通工作，才能使留学生在创业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各个领域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
东北迎来“回归雁”
随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公布，今春以来，一直议论纷纷的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终于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蓝图。在描绘这个蓝图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不少从海外归来的学子。在创业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祖国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催人奋发的激越，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他们更是激动不已。这是一幅刚刚展开的蓝图，这是一场更宏伟、更壮丽的创业高潮，更是一场质的飞跃的工业革命，对东北乃至全国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作为创业者，他们很关心自己能否抓住这次机遇；作为赤诚的爱国者，他们也敞开心扉，把自己的希望告诉给祖国，他们同样关心如何发展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中国用20年的时间走完世界发展200年的历程。这是留日学子张洪峰的切身感受
背景简介：大连日光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姜涌是吉林人，经12年的拼搏、求学，终于有成。回国后，在他的努力下，由日本和光咨询株式会社和沈阳柏年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大连日光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1年多来，公司发展很快。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机遇的到来，姜涌在辽宁阜新又创办了分支机构，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办公系统数字化改造，提高了政府的政务效率。记者前往采访时，姜涌恰在日本搞技术交流，公司代总经理张洪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张洪峰先生是天津人，今年4月从日本来公司任代总经理、主持工作的。张洪峰目光深沉睿智，采访中其深刻的思想和热烈的言谈，无不闪现出他的爱国情怀。张洪峰在谈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时，兴奋又激动地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挑战和机遇。从政府的优惠政策和扶持基金、人人思变的心态到大连优美的城市环境等等，这都是非常好的客观因素，但我觉得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人，在于有一大批素质高的人才，这是振兴的先决条件。”
他说：”我是今年4月回国的，在日本10年艰苦拼搏，有一番发人深思的磨练，心中对祖国的深情越来越重，我希望我们的民族振兴！我对日本民族的凝聚力和奋发自强的意志力非常有感触。我们要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学过来。”
“中国改革开放进行了二十多年，但我在国外看中国却感到是经历了二百年的过程，确实变化惊人。现在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也非常多，有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精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而去留学的，学成归来之日，正是报效祖国之时。”
“当然，归来的留学生其思想观点和思维定势对生死、快乐、幸福等人生观的理解与国内现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冲撞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但有一点：我们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不是希望大富大贵，而是要为民族的振兴强大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为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女而自豪，为我们的祖国骄傲。”
张先生对大连环境大加赞美，说：”大连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整洁、温馨、舒适，充满了勃勃发展的生机，在这里创业，激烈紧张与舒适安逸并存。我之所以选择来大连，一是被大连市政府的热情相邀而感动，二是被姜涌董事长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最重要的就是被大连市对海归学子的优惠政策和大连优美的城市环境所吸引。”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需要人才，但凡是人才，都是能在东北能找创业良机
背景简介：42岁的徐跃平从1993年开始就来大连创业了。10年来他已经创办了37家企业。现在他的目标是建立中日间最大的电子商贸网，打造第四条国际贸易大通道。毕业于日本国立千叶大学的他，于1992年就在日本创立了旭兴株式会社，进行中日间的经济交流、贸易、投资和中介等活动。现在徐跃平担任着位于大连留学人员创业园的英极软件开发（大连）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徐跃平在谈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大大连的时候强调的是人才的培养、使用和爱护。他说：“在海外的学子们都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绝大多数人渴望回国创业。现在国家政策那么优惠，更坚定了很多人回国的决心。我所做的基本上只是一件事，就是广泛招揽人才。在高技术产业中，人才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能够开发尖端软件项目，必须有尖端的‘英才’。”
“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建设大大连的宏大进程中，仅有几个英雄人物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一大批有着先进的思想观念、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脚踏实地做工作的优秀人才。无论在什么工作中，人才总是第一位的。”
“我在旅顺政协常委会上曾提议在大连的旅顺南路沿海一带建设一处大学城，类似美国硅谷和北京中关村的区域，把一大批高科技精英人才吸引过来。现在我的这一愿望基本上得以实现了。因为大连市委、市政府已经批准了这一提案，并先把大连的部分高校迁往这一带，建立一所大学城，比我原来的设想更加宏大。这也体现了大连市委、市政府对科技人才和教育工作的重视。”
“大连高科技创业园区现在也开始聚居了很多的海归学子，大连市也给海归学子搭建了政策优惠的创业平台，在环境、资金和其他方面给予了更完善的配套服务。目前，又赶上了国家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机遇，正是创业良机，千载难逢。”
从美国归来的梅晓丹博士建议东北发展要有长远眼光，要考虑可持续发展
背景简介：梅晓丹1996年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波士顿几家主要的生物技术公司任资深科学家，从事新药开发。现任美国国际高科合作协会会长。2001年，梅晓丹来大连海外学子创业园开始了新的奋斗。他了解到大连市政府把实现农业现代化作为大连未来五年发展的重点，并为海外学子提供了创业的优惠政策和待遇。所以，他决定把推动转基因生物工程、无土栽培技术、名贵花卉克隆技术、名贵中草药栽培等技术带到大连农业现代化园区。现在，他已经与该园区签定了《海外学子农业现代生物园》的合同项目。他的另一个愿望是建立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大学”。
梅晓丹认为：中国的强国之路，应该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加快各个产业之间的合作，从而实现与世界先进生产模式接轨。
在谈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时候，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振兴东北也好，振兴中华也好，当务工作之急是改善软环境，加强人力资源的建设。首先，应改变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观念。在东北，我们可以见到林立的厂房，但我们在专利的申请、技术的创新等高科技领域却是捉襟见肘。第二，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得长远，加强对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的引进。美国的硅谷、基因城、药谷这样的人才聚居区闻名遐迩，而我们国内，这样的地区却屈指可数。只有加强人力资源的管理，我们才能拥有强大的智力支持，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第三，我们要考虑到可持续性发展，有长远观念，避免急功近利，追求一时的市场热。我们应该注重基础的建设，发展适合东北老工业基地自己的特色产业，根据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构思发展计划，制定可行的措施。”
梅博士的另一个愿望是建立一所“农民大学”。他说：“我真的想尽我的力量从根本上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做一点事情。我决定在大连建一所农民大学，而不是农业大学。现在国内许多的农业大学的学生毕业以后大部分到了政府机关部门工作，而我这所农民大学培养的学生毕业后是要到农业第一线去工作，培养的是真正从事农业建设的现代化农民。中国是农业大国，现在很多农村还处在靠天吃饭的落后状况。要解决农业问题就要从农民自身解决，而教育是科技之本，所以我要建一所农业大学。”
东北，告别资源开发
旅日经济学家周牧之曾对东北的吉林省、辽宁省的海城市等地做过长期调研，一直十分关注东北的发展。在中央正式提出“重振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之后，周牧之先生因公务来京，本刊记者就这个话题与周博士有这么一番探讨。
记者：在国人的印象中，东北一直以其美丽富饶、以其丰富的物产和矿藏、以其闻名的重工业而遐迩。但是，近年来，东北滞后了？随着改革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原先的重工业优势反而成为前进的劣势，产权不明晰，制度不灵活，历史包袱重，怎么办？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重振东北等老工业基地”，那么，这条“重振”之路如何走？如何才能走得更好？
周：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东北不可能再走资源开发的老路。从清末开关，到日本占据东北，再到建国后，东北一直进行的都是资源开发。发展模式没有变，但是东北的资源已经近于枯竭，煤、矿石、石油，甚至包括森林，都失去了在国家的主导地位，不少煤矿停产，大庆原油产量也在下降。或者说，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东北资源的重要性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衰减，因为国际环境变了，许多优质油、矿石可以从国外进口。以前我祖父在东北写《暴风骤雨》时还是“棒打狍子勺舀鱼”，等我到吉林去从事规划调研时发现，狍子看不见了，鱼看不见了，林子也看不见了。资源开发使东北环境的恶化非常快。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以前我们东北是粮仓，新的粮仓。但由于我们对粮食产量的片面追求，就没有让土地休养生息，造成土地的劣化、盐碱化非常严重。
东北工业是资源开发型，过去主要看重它的资源。过去，中国在产业布局上把重工业安排在出产资源的地方。这种布局方式，没有考虑从全球的角度调配资源发展产业。当然，这种产业布局模式是特定时代环境的产物。以前，德国人有这种布局思想，俄国人有这种布局思想，我们有这种思想，日本人也有过这种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最大的工业安排在九州，在北海道。因为这些地方产煤、有矿石。“二战”后，日本人醒悟过来了，既然资源可以全世界调配，工业就应该布局在有深水良港的地方，就不一定只依靠国内资源。战后日本的的工业急速地向四大临海工业地带集中，北海道的工业也随之衰退了。而我们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慢慢发现，原油可以从国外进口，铁矿石也可以从国外进口，应该发展海洋型经济，宝钢项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记者：实事求是地说，东北也存在着优势，大连的港口，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高素质的产业工人。
周：大连是东北的亮点。十多年前，大连在东北来讲是一座很一般的城市，经济实力比不过沈阳、长春、哈尔滨，但是这几年已经排到东北第一号，原因很多，除了开放意识外，还有一个天然的优势，挨着海，有着深水良港，国外企业进出方便。从东北的发展轴哈－大线来看，大连既是起点，也是终点，资源的进口和产品的出口都经过这里。因此，东北的重振应以哈－大线为轴，大连为龙头，以这条线上的主要城市为据点，把大城市的空间压缩，把大城市的密度做大，把大城市的经济实力搞上去，以此带动全东北的发展和振兴。
记者：东北一直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改变发展思路，有一个改革成本的问题。对此，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周：东北的国有企业以前为国家作出过很大的贡献，现在要转换思路，改变发展模式，但要求中央政府“买单”，显然不现实。东北如果不跳出这个概念的话，就永远搞不好。中国的每一个当年过来的人都做过贡献，不是只有东北对社会主义建设作了贡献。但是反过来中央政府对它是应该有交代的，发展是有历史渊源的，国家预算支出的时候对此应有特别的支出。
改革开放到今天，政府已经从直接做企业的位置抽身出来，不再做“运动员”了。国家应在制度、机制上下功夫，制订一个切实的发展战略，以此改造人的思维和素质，吸引资金，塑造发展的环境。这是振兴东北最根本的做法。
记者：依你看，东北发展的优势在哪儿？有没有优势？
周：东北有优势，东北是我们国家产业基础最好的一个地方，尤其重工业和机械工业。这些工业资源可以转型，比如鞍钢，可以从国外进口优质矿石，告别仅仅炼供土木基建用结构钢的老模式，这需要我们寻找新思维。没有新的思维，你原有的亮点都会蒙上灰。
记者：在东北地区，有为数不少的资源型城市，它们今后的发展道路如何走？
周：不光是东北，中国甚至全球都有这样的城市问题存在。有一种资源，就开发这种资源，就围绕这种资源布局一个产业，也就形成一个城市。这样，城市把它的命运绑在了一个产业上，绑在了一个企业上，就是依靠一个企业或者产业去发展的模式。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希望城市的生命长远，要超过人的生命，要超过企业的生命，要超过产业的生命，要超过资源的生命。为什么，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企业甚至产业的生命力是有限的，而且它们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我们过去太没有思考这个问题了，等到资源枯竭，等到企业亏损走下坡路，等到产业减产，才开始思索城市的命运。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日新月异，世界的发展机制在不断变化，世界的主导产业在变化。一个城市要发展，一定要不断地变革。对于城市，应有第一梯队产业，有第二梯队，有第三梯队，……倒掉一批，起来一批，倒掉一批，再起来一批，……城市考虑的应该是发展机制，不是说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资源，而是要营建发展空间，让人们能在这个空间发展，让产业能在这个空间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