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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提前读过本书导言的年轻朋友感慨之余,曾经发愁地问我:立爱!你觉得能“立”得起来吗?
我说,“立”不起来也得“立”!
实际上,怎么会“立”不起来?只要你“信”。恰恰是在本书终结的时刻,我才终于想到孔夫子在《论语》中已经发出的庄严宣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在人间许多立论都是有限的,那最后一块垫在脚下不可再撼动的石头(再“撼”就是自己拆台了)就是有“信”。“立爱”的前提也是一样,你得“信”爱方能“立”得住“爱”。禅宗的六祖惠能在《坛经》中尝言:“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但“立亦非立、非立即立”,会心有缘者自能于此拈花一笑,不落俗谛。善法修行必备的“无漏根”中,其五种排序,信根、精进根(即勤根)、念根、定根、慧根,并非无意为之——原本也是“信根”为基,“以信发慧”。
“五四”运动当然是个了不起的事件,它的了不起在于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去解决。确切地说,“五四”所提的问题或说大多数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很好的解答。
但这个了不起的时代同时也暗含了或说引发了一种危险,它提出各种千姿百态的问题、给出各种千姿百态的回答……没有一定之规,在“自由”的同时经常也缺乏“笃定”。这样的危险在中国历史上当然绝非“五四”特产,但对于今天的生活影响最大且不见消停者,却往往需要溯源“五四”。
和晚清以降直至今日的整个时段一样,“五四”富有鲜明的“策略性”特点。“策略性”经常可能危险地沦落为一种“投机取巧”。
清末民初的康有为先生,读书日进“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之后自号“长素”,年纪轻轻就开设万木草堂、引领“公车上书”、创办《万国公报》,弟子门生满天下……尽管三十六岁方始中举、三十八岁才中进士,但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进程中,康有为不容人忽视。“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写出这首《出都留别诸公》时康有为才三十岁,还是一届布衣之士,他就已经气焰滔天。“大陆我最大,愿起神州魂。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号称“天游化人”的南海先生,其自负与傲慢、野心与雄逸,终其一生都不曾移易。而同时另一恂恂儒者朱一新先生,对康有为《大同书》中“大翻盘”式的理论原创十分忧愁。朱一新致康有为书中,曾将此意在“有用之身”与“无涯之知”间的取舍阐发得很是深透,所谓“打通后壁,愚者既不可解,智者则易溺其心智,势不至败弃无常不止”、“读书穷理,足以自娱;乐行忧惟,贞不绝俗”,朱一新反复念叨的,其实是个“停止”的智慧。
显然,问题的关键还是你到底“信”什么,“信”决定了一个人“价值体系”的最后那块奠基的石头。“信”其实就是“自性”诚明。
强悍的法国人萨特,曾将爱情、仇恨、忧虑都规约为“主体的反应”,而且将它们统而化之为“只变成了发现世界的方式”:“存在,就是在世界上‘绽出’”,“意识”就是向着“某物”绽出。人因为自身的“意识的开放”从而获得“存在”。有过集中营经验的萨特似乎始终放不下他那份警惕与紧张:“他人即地狱。”“他们虽然活着,却屈服于他人的目光,他们以死的方式而生。”——这样的人虽生犹死,因为“他们不能把自己从忧虑、偏执和习惯中彻底挣脱出来”,从而成为舆论的受害者,从而不能因为自我的自由的开绽而获得自由的存在。“受虐色情狂谋划着要使自己被别人吞并,并且在主观性中消失”。显然,当哲学家将“注视”表述为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对立和绝对冲突从而认为“对视”的状态是不能平衡、不能安宁的时候,他们的“自我”无疑显得过于强大执著了。
而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那个被爱智慧的人分梳到满天花雨般的“爱神”,可真倾国倾城:她“既不穷又不富”,她“总是处在智慧与无知之间”。那些爱智慧的人向后世之人贡献出如下这些说法,又清新又精准。“我们如果能想出一种办法,让一个城邦或一支军队完全由情人和爱人组成,就会治理得再好不过,人人都会互相争着避免做丑恶的事,努力做光荣的事”,因为“只有相爱的人们肯为对方牺牲性命”;又如,“可知神和人都准许情人有完全的自由”;再如,“这种成为整体的希冀和追求就叫做爱”,通篇论爱情的尖峰华章则出自狄欧蒂玛之口:“爱所向往的是自己会永远拥有好的东西”,“这活动就是在美的东西里面生育,所凭借的美物可以是身体,也可以是灵魂”;“爱并不是以美的东西为目的”,“其目的在于在美的东西里面生育繁衍”,“在会死的凡人身上正是生育可以达到永恒的、不朽的东西”。
所以,“爱也必然是奔赴不朽的”。
“能成为你的爱人我受宠若惊”。爱是一种清净无染、温热光明的“自性”的开发与茂郁。这样的光彩,照亮自己的同时也必然能照亮他人、照亮世界、照亮心之灵。爱是人面向大海自身“春暖花开”、“自性”皈依清净——向外部世界彻底、无邪地献出与打开,进而获得圆融、成为一体。“幸福”就是“自性”的开花与烂漫。爱必须是“爱的主体”内心与灵魂的打开与怒放。无论金钱还是特权,它们可以收购人间一切有形之物(包括“情欲”),但什么样的邪恶都不可能换到爱的绽放。爱的能力是人类社会对抗道德污秽与权力暴政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真正有力的力量。一旦缺乏爱的能力,人类就失去了幸福的可能。
“幸福”就是获得、恢复、强化人“爱的能力”,就是回归“自性”,就是“立爱”。所有“幸福感”出了问题的人们,根本就是“爱的能力”出了问题,同时也就是“自性”出了问题。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这是《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NIV)中所定义明确的“爱”,却很容易让我想到佛陀眼中的破除“我执”与“法执”,也很容易让我想到大乘佛法的修行之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不就是“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之后的超越与落实吗?这是“爱·人”之时才有的节制与优雅,而不是“爱·情”之后的嚣张与自私。这Love的具体内容的规定和我们的“德”(古者“德”与“仁”同)字何其相似!
爱必然意味着“放下”乃至“失去”“现在的自我”,同时和爱在一起,重新缔造出一个“未来的自我”。我无法想象人的世界上还能有比这更美、更无怨无悔且收获丰硕的“丢失”——因为敢于“舍己”,才有获得“自性”的可能。
即使被五四新文化运动诬蔑得面目全非的朱熹夫子,也曾经很可爱地说:“某年十四、五岁时,便觉得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爱了,某不敢自昧,实以铢累寸积而行之。”——这个让朱子甚“爱”的“好的东西”是《中庸》中提倡的“为己之存养”。朱子此处无疑“爱”得非常正确:他渴望着,提升着,为最终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甚至,萨特也要说:“我不爱人们现在的样子,但爱人们理应成为的样子。”
这就是“信”,就是方向。“立爱”,一种关于“幸福”的“信仰”。
(《青瓷红釉:民国的立爱与钟情》,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版)
我说,“立”不起来也得“立”!
实际上,怎么会“立”不起来?只要你“信”。恰恰是在本书终结的时刻,我才终于想到孔夫子在《论语》中已经发出的庄严宣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在人间许多立论都是有限的,那最后一块垫在脚下不可再撼动的石头(再“撼”就是自己拆台了)就是有“信”。“立爱”的前提也是一样,你得“信”爱方能“立”得住“爱”。禅宗的六祖惠能在《坛经》中尝言:“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但“立亦非立、非立即立”,会心有缘者自能于此拈花一笑,不落俗谛。善法修行必备的“无漏根”中,其五种排序,信根、精进根(即勤根)、念根、定根、慧根,并非无意为之——原本也是“信根”为基,“以信发慧”。
“五四”运动当然是个了不起的事件,它的了不起在于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去解决。确切地说,“五四”所提的问题或说大多数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很好的解答。
但这个了不起的时代同时也暗含了或说引发了一种危险,它提出各种千姿百态的问题、给出各种千姿百态的回答……没有一定之规,在“自由”的同时经常也缺乏“笃定”。这样的危险在中国历史上当然绝非“五四”特产,但对于今天的生活影响最大且不见消停者,却往往需要溯源“五四”。
和晚清以降直至今日的整个时段一样,“五四”富有鲜明的“策略性”特点。“策略性”经常可能危险地沦落为一种“投机取巧”。
清末民初的康有为先生,读书日进“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之后自号“长素”,年纪轻轻就开设万木草堂、引领“公车上书”、创办《万国公报》,弟子门生满天下……尽管三十六岁方始中举、三十八岁才中进士,但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进程中,康有为不容人忽视。“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写出这首《出都留别诸公》时康有为才三十岁,还是一届布衣之士,他就已经气焰滔天。“大陆我最大,愿起神州魂。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号称“天游化人”的南海先生,其自负与傲慢、野心与雄逸,终其一生都不曾移易。而同时另一恂恂儒者朱一新先生,对康有为《大同书》中“大翻盘”式的理论原创十分忧愁。朱一新致康有为书中,曾将此意在“有用之身”与“无涯之知”间的取舍阐发得很是深透,所谓“打通后壁,愚者既不可解,智者则易溺其心智,势不至败弃无常不止”、“读书穷理,足以自娱;乐行忧惟,贞不绝俗”,朱一新反复念叨的,其实是个“停止”的智慧。
显然,问题的关键还是你到底“信”什么,“信”决定了一个人“价值体系”的最后那块奠基的石头。“信”其实就是“自性”诚明。
强悍的法国人萨特,曾将爱情、仇恨、忧虑都规约为“主体的反应”,而且将它们统而化之为“只变成了发现世界的方式”:“存在,就是在世界上‘绽出’”,“意识”就是向着“某物”绽出。人因为自身的“意识的开放”从而获得“存在”。有过集中营经验的萨特似乎始终放不下他那份警惕与紧张:“他人即地狱。”“他们虽然活着,却屈服于他人的目光,他们以死的方式而生。”——这样的人虽生犹死,因为“他们不能把自己从忧虑、偏执和习惯中彻底挣脱出来”,从而成为舆论的受害者,从而不能因为自我的自由的开绽而获得自由的存在。“受虐色情狂谋划着要使自己被别人吞并,并且在主观性中消失”。显然,当哲学家将“注视”表述为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对立和绝对冲突从而认为“对视”的状态是不能平衡、不能安宁的时候,他们的“自我”无疑显得过于强大执著了。
而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那个被爱智慧的人分梳到满天花雨般的“爱神”,可真倾国倾城:她“既不穷又不富”,她“总是处在智慧与无知之间”。那些爱智慧的人向后世之人贡献出如下这些说法,又清新又精准。“我们如果能想出一种办法,让一个城邦或一支军队完全由情人和爱人组成,就会治理得再好不过,人人都会互相争着避免做丑恶的事,努力做光荣的事”,因为“只有相爱的人们肯为对方牺牲性命”;又如,“可知神和人都准许情人有完全的自由”;再如,“这种成为整体的希冀和追求就叫做爱”,通篇论爱情的尖峰华章则出自狄欧蒂玛之口:“爱所向往的是自己会永远拥有好的东西”,“这活动就是在美的东西里面生育,所凭借的美物可以是身体,也可以是灵魂”;“爱并不是以美的东西为目的”,“其目的在于在美的东西里面生育繁衍”,“在会死的凡人身上正是生育可以达到永恒的、不朽的东西”。
所以,“爱也必然是奔赴不朽的”。
“能成为你的爱人我受宠若惊”。爱是一种清净无染、温热光明的“自性”的开发与茂郁。这样的光彩,照亮自己的同时也必然能照亮他人、照亮世界、照亮心之灵。爱是人面向大海自身“春暖花开”、“自性”皈依清净——向外部世界彻底、无邪地献出与打开,进而获得圆融、成为一体。“幸福”就是“自性”的开花与烂漫。爱必须是“爱的主体”内心与灵魂的打开与怒放。无论金钱还是特权,它们可以收购人间一切有形之物(包括“情欲”),但什么样的邪恶都不可能换到爱的绽放。爱的能力是人类社会对抗道德污秽与权力暴政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真正有力的力量。一旦缺乏爱的能力,人类就失去了幸福的可能。
“幸福”就是获得、恢复、强化人“爱的能力”,就是回归“自性”,就是“立爱”。所有“幸福感”出了问题的人们,根本就是“爱的能力”出了问题,同时也就是“自性”出了问题。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这是《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NIV)中所定义明确的“爱”,却很容易让我想到佛陀眼中的破除“我执”与“法执”,也很容易让我想到大乘佛法的修行之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不就是“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之后的超越与落实吗?这是“爱·人”之时才有的节制与优雅,而不是“爱·情”之后的嚣张与自私。这Love的具体内容的规定和我们的“德”(古者“德”与“仁”同)字何其相似!
爱必然意味着“放下”乃至“失去”“现在的自我”,同时和爱在一起,重新缔造出一个“未来的自我”。我无法想象人的世界上还能有比这更美、更无怨无悔且收获丰硕的“丢失”——因为敢于“舍己”,才有获得“自性”的可能。
即使被五四新文化运动诬蔑得面目全非的朱熹夫子,也曾经很可爱地说:“某年十四、五岁时,便觉得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爱了,某不敢自昧,实以铢累寸积而行之。”——这个让朱子甚“爱”的“好的东西”是《中庸》中提倡的“为己之存养”。朱子此处无疑“爱”得非常正确:他渴望着,提升着,为最终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甚至,萨特也要说:“我不爱人们现在的样子,但爱人们理应成为的样子。”
这就是“信”,就是方向。“立爱”,一种关于“幸福”的“信仰”。
(《青瓷红釉:民国的立爱与钟情》,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