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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不是“世界大同”，而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一次生存考验
经常在德国与中国之间飞来飞去，难免会在潜意识中自问：在诸多大型国际机场里行色匆匆的不同旅客中，每个人都属于这个世界的哪一个群体？这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一个人的群体归属和他的证件属性某种程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曾经问过一些外裔的德藉朋友是否认为自己是德国人，他们通常的回答是：国籍嘛，就是一张纸！
当然，国籍的含义并非只是一种身份的符号，它的确能给一个人的生活和职业环境带来很多现实的影响。比如说，拿到德国国籍，就意味着你具备了参与德国政治生活中的选举和被选举权利，在你必须承担响应联邦军队征召义务的同时，你去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旅行都就此免去了办理入境签证的麻烦，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遇到麻烦都可以直接求
助于德国领使馆……一切作为德国人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在你身上别无二致。那么，为什么众多入籍的外国人还会把德国国籍看作是“纸上的东西”呢？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一种融合的困窘，因为你在文化层面上是很难被“真正的德国人”整体接纳的。
在欧洲过机场海关时，加入欧盟国籍的外来居民，可以走“欧盟通道”。但谁都可以看到，海关对当地人护照的检验简单快捷，通常是扫一眼就放行。但如果你是东方人、非洲人、阿拉伯人，海关人员就难免要多盘问几句，测验一下你是否掌握所在国家的语言，有时还要进行联网审核。这是最表层的“另类归纳”，但这样的归纳往往会时刻伴随在境外生活的国人。对此，梁晓声在《年轮》中有一句话可谓说到极致：“死后安葬在外国的墓地，路过的人仍然会说：这里埋着的是一个中国人。”
在德国，“外国人”一词属于一种不乏贬义的“另类归纳”，这和外国人是否加入了德国籍并无必然的关系。德国人对来自发达国家的人一般都采用专称，如美国人、加拿大人、丹麦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日本人……，而来自落后或发展中国家的人则被统统归纳入“外国人”的范畴。在柏林的外国人管理局，对于这两大类外籍人口的办事部门也是分开排队的。再深入一些考虑，我们就会看到：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对等和互敬只保留在理想层面，事实通常是：后起的低端文化往往会认同先行的高端文化（如中北欧国家对南部欧洲古希腊文明的认同），经济在世界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往往会认同先进国家的文化。前者属于历史崇拜，后者属于现实崇拜，当前世界各国的文化影响力差异主要来自于后者。谁的经济领先、国力强大，谁的文化就受到重视和推崇，这是一种令古老文明国无可奈何的现实，毕竟“强者为尊”是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实。在这个现实下，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基础是十分虚弱的。所以，肤色、语言和习俗的差异只是距离的表象，真正的问题在于你如何在学习别人的同时保持自己。
国人重“大势”，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大而化之，缺乏深入分析研究；国人重“脸面”，在很多必须面对的自身弱势面前经常采取回避态度。往远了说，我们在代代传颂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时，是否在质上和蒸气机、发电机、电话、汽车、飞机做过比较？是否在量上和一生推出过200多项科学发明的爱迪生一个人做过比较？往近了说，我们在大谈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和出口规模时，是否也看到了我们付出的资源和能耗代价，认识到了我们当前这种外向型经济在品牌、技术和利润上所处的相对劣势？
“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在全世界内获得和强化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和“世界大同”是不能混淆的，这就如同“文化沟通”和“文化融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样。我所理解的“全球化”代表的不是一种世界各种文化互学和交融的趋势，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在经济领域内的显化，它表现为一种区别于以往的新的征服尝试，表现为国家之间白热化的利益争夺。成功的文化必然要带来本民族的繁荣和利益的最大化，而要保持已经取得的利益，发达国家一方面要竭尽全力进行文化和经济影响的推广，另一方面也势必要排斥其他文化的传播和浸染。国际间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说到底是对竞争对手的摸底和对自身的宣传。对西方而言，拉美歌舞、土耳其音乐、非洲土著民俗、中国管弦乐或许是一种调味品，而对长城、金字塔、吴哥古迹的参观，则更多的是出于对世界文明事物的触摸冲动。
历次的全球7国峰会均无一例外地遭遇一些人士的示威抗议，这是因为人们看到这些的主导世界经济的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全球化”是在强化它们对世界经济和资源的控制。“环球同此凉热”是不可能的。美国拒绝签约“京都协议”已经说明告诉我们，对发达国家的“世界责任感”无法抱有过多幻想。
我曾多次听到德国企业家对中国发展的恐惧感：“德国的经济命脉在于出口，而中国的出口扩大必然缩小德国的市场，使德国面临生存危机。”所以，我非常理解西方的企业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投资中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一方面，它们在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同时只给中国留下了最微薄的利润；另一方面，他们使用反倾销的武器有效地遏制了中国产品对世界市场的占领。我们可以进一步设想，即使中国的出口没有遭遇到西方反倾销抵制，中国就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了吗？衡量一个国家在全球竞争中是否占据主导地位，关键在于它是否广泛使用了全球资源并尽可能有效地保护了自身的能源储备？它是否具有对技术、品牌和市场的控制力？它是否在竞争中获得了利润的主体？中国的产能增长以自身资源的巨大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出口产品在主体上不具备自身的独有技术和品牌，在国际贸易中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这样看来，我们怎能再为中国产品充斥欧美市场的现象而沾沾自喜。没有对潜在危机的预见，“可持续发展”就只能停留在理想的层面。
读到一本德国版的盛世危言，叫做“德国还有救吗？”（Ist Deutschland noch zu retten?），书中把德国近年各类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悉数列出，有理有据，看完后让人觉得德国已经病入膏肓，大厦将倾。它出版于至今经济总量居全球第三、出口贸易居世界第一的德国，尤其发人深省。能否居安思危是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标志，德国人的理性思维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作为经济起步较晚的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也许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但如何缩短这个阶段的时间，需要我们的眼光、智慧和对大局的把握能力。“全球化”不是“世界大同”，而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一次生存考验。因为我们参与博弈的起点较低，因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扩张的西方跨国公司已经建立了强势的全球经营体系和游戏规则，因为世界的主要能源正在一天天消耗殆尽……
经常在德国与中国之间飞来飞去，难免会在潜意识中自问：在诸多大型国际机场里行色匆匆的不同旅客中，每个人都属于这个世界的哪一个群体？这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一个人的群体归属和他的证件属性某种程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曾经问过一些外裔的德藉朋友是否认为自己是德国人，他们通常的回答是：国籍嘛，就是一张纸！
当然，国籍的含义并非只是一种身份的符号，它的确能给一个人的生活和职业环境带来很多现实的影响。比如说，拿到德国国籍，就意味着你具备了参与德国政治生活中的选举和被选举权利，在你必须承担响应联邦军队征召义务的同时，你去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旅行都就此免去了办理入境签证的麻烦，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遇到麻烦都可以直接求
助于德国领使馆……一切作为德国人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在你身上别无二致。那么，为什么众多入籍的外国人还会把德国国籍看作是“纸上的东西”呢？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一种融合的困窘，因为你在文化层面上是很难被“真正的德国人”整体接纳的。
在欧洲过机场海关时，加入欧盟国籍的外来居民，可以走“欧盟通道”。但谁都可以看到，海关对当地人护照的检验简单快捷，通常是扫一眼就放行。但如果你是东方人、非洲人、阿拉伯人，海关人员就难免要多盘问几句，测验一下你是否掌握所在国家的语言，有时还要进行联网审核。这是最表层的“另类归纳”，但这样的归纳往往会时刻伴随在境外生活的国人。对此，梁晓声在《年轮》中有一句话可谓说到极致：“死后安葬在外国的墓地，路过的人仍然会说：这里埋着的是一个中国人。”
在德国，“外国人”一词属于一种不乏贬义的“另类归纳”，这和外国人是否加入了德国籍并无必然的关系。德国人对来自发达国家的人一般都采用专称，如美国人、加拿大人、丹麦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日本人……，而来自落后或发展中国家的人则被统统归纳入“外国人”的范畴。在柏林的外国人管理局，对于这两大类外籍人口的办事部门也是分开排队的。再深入一些考虑，我们就会看到：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对等和互敬只保留在理想层面，事实通常是：后起的低端文化往往会认同先行的高端文化（如中北欧国家对南部欧洲古希腊文明的认同），经济在世界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往往会认同先进国家的文化。前者属于历史崇拜，后者属于现实崇拜，当前世界各国的文化影响力差异主要来自于后者。谁的经济领先、国力强大，谁的文化就受到重视和推崇，这是一种令古老文明国无可奈何的现实，毕竟“强者为尊”是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实。在这个现实下，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基础是十分虚弱的。所以，肤色、语言和习俗的差异只是距离的表象，真正的问题在于你如何在学习别人的同时保持自己。
国人重“大势”，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大而化之，缺乏深入分析研究；国人重“脸面”，在很多必须面对的自身弱势面前经常采取回避态度。往远了说，我们在代代传颂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时，是否在质上和蒸气机、发电机、电话、汽车、飞机做过比较？是否在量上和一生推出过200多项科学发明的爱迪生一个人做过比较？往近了说，我们在大谈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和出口规模时，是否也看到了我们付出的资源和能耗代价，认识到了我们当前这种外向型经济在品牌、技术和利润上所处的相对劣势？
“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在全世界内获得和强化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和“世界大同”是不能混淆的，这就如同“文化沟通”和“文化融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样。我所理解的“全球化”代表的不是一种世界各种文化互学和交融的趋势，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在经济领域内的显化，它表现为一种区别于以往的新的征服尝试，表现为国家之间白热化的利益争夺。成功的文化必然要带来本民族的繁荣和利益的最大化，而要保持已经取得的利益，发达国家一方面要竭尽全力进行文化和经济影响的推广，另一方面也势必要排斥其他文化的传播和浸染。国际间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说到底是对竞争对手的摸底和对自身的宣传。对西方而言，拉美歌舞、土耳其音乐、非洲土著民俗、中国管弦乐或许是一种调味品，而对长城、金字塔、吴哥古迹的参观，则更多的是出于对世界文明事物的触摸冲动。
历次的全球7国峰会均无一例外地遭遇一些人士的示威抗议，这是因为人们看到这些的主导世界经济的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全球化”是在强化它们对世界经济和资源的控制。“环球同此凉热”是不可能的。美国拒绝签约“京都协议”已经说明告诉我们，对发达国家的“世界责任感”无法抱有过多幻想。
我曾多次听到德国企业家对中国发展的恐惧感：“德国的经济命脉在于出口，而中国的出口扩大必然缩小德国的市场，使德国面临生存危机。”所以，我非常理解西方的企业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投资中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一方面，它们在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同时只给中国留下了最微薄的利润；另一方面，他们使用反倾销的武器有效地遏制了中国产品对世界市场的占领。我们可以进一步设想，即使中国的出口没有遭遇到西方反倾销抵制，中国就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了吗？衡量一个国家在全球竞争中是否占据主导地位，关键在于它是否广泛使用了全球资源并尽可能有效地保护了自身的能源储备？它是否具有对技术、品牌和市场的控制力？它是否在竞争中获得了利润的主体？中国的产能增长以自身资源的巨大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出口产品在主体上不具备自身的独有技术和品牌，在国际贸易中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这样看来，我们怎能再为中国产品充斥欧美市场的现象而沾沾自喜。没有对潜在危机的预见，“可持续发展”就只能停留在理想的层面。
读到一本德国版的盛世危言，叫做“德国还有救吗？”（Ist Deutschland noch zu retten?），书中把德国近年各类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悉数列出，有理有据，看完后让人觉得德国已经病入膏肓，大厦将倾。它出版于至今经济总量居全球第三、出口贸易居世界第一的德国，尤其发人深省。能否居安思危是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标志，德国人的理性思维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作为经济起步较晚的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也许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但如何缩短这个阶段的时间，需要我们的眼光、智慧和对大局的把握能力。“全球化”不是“世界大同”，而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一次生存考验。因为我们参与博弈的起点较低，因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扩张的西方跨国公司已经建立了强势的全球经营体系和游戏规则，因为世界的主要能源正在一天天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