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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博士”
1997年元月，华为在广东珠海召开了一次产品战略规划会议。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李明（化名）头一次和他的老板、时年53岁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正式见面。
此时的李明，入职华为仅三个月左右。而彼此见面的形式，也特别。21年后的今天，李明向记者回忆当时那幕场景，在他复述的任正非的问话中，含有一个中国人特有的敬称——“您”，任正非问他，“您叫什么名字？”“您在哪个部门工作？”
在任正非亲自拟定的华为《致新员工书》中，用的也是“您”“您们”来称呼员工。20多年间，版本内容虽经任正非本人数次修订，这个称谓一直保持。
当听李明答说在“战规办”工作，任正非的反应有些揶揄，他说，“又是一个臭博士”。
李明当年是在中国科学院念的硕士学位，还不是博士。
实际上，“博士”这个名称，在任正非心头是一种分量特别的存在。在任正非的话语中，博士是华为追求战略领先的重要力量。
孟晚舟早些年在文章中回忆，1999年，任正非在给其父任摩逊扫墓的时候，就许愿过，将来孟晚舟拿到了博士证书，一定要记得烧一份给爷爷。
华为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专职人员搞博士招聘，任正非也曾亲自招过博士。而身为华为CFO的孟晚舟，少有的几次露面演讲基本也都是在清华、北大和电子科大这样的高校人才招聘场合。
今年元月份，任正非一连签发了3个旨在讨论如何留住博士人才的邮件，提出了构建冲击战略领先的“华为博士军团”的设想——“瞄准每一个‘城墙口’，构建以少量顶尖人物为先头部队、以集群投入的优秀博士为主战队伍、以优秀硕士为支撑保障组织的战略攻击阵型，进行压强突击，争取用可能的最强力量和最短的时间来突破难点，形成战略领先的优势”。
对于组成战略攻击队伍的这些博士，邮件里提出要予以特别的管理和对待，“可以采用年薪制，也就是一开始就按18或19级水平来确定年度薪酬水准，3年不动，3年后根据实际贡献来确定其个人职级，这样让博士员工在攻坚阶段不用去顾虑薪酬待遇，潜心研究攻坚。即使最后证明看错了，也就3年的薪酬代价。”
华为公司董事兼高级副总裁陈黎芳2015年在北京大学校招会宣讲时称，入职华为的本科和硕士，从14万到17万起薪，最高到35万元人民币每年。
据此标准，博士的待遇可以推想。
“知本主义”出炉了
1997年，是任正非创立华为的第十个年头。
华为当时正在开展一项特别的运动——起草《华为基本法》，从北京聘请了一批大学教授组成起草组，起草、批判、修改、再批判、再修改，内部还发起了数轮全员大讨论。“知本主义”这个词，在此时期被任正非提倡起来。于是，在一年后定稿的《华为基本法》中，有了这么一条关于价值创造的定义：我们认为，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创造了公司的全部价值。
当年的一位起草组成员刘启（化名）对记者说：“华为的成功和重视专家、智囊团队，对知识贡献不讨价还价的密切合作是分不开的。”刘启记得，有一回他们教授带着二十几个学生一起去华为，从北京出发，坐满了小半个机舱，学生队伍到华为公司时，任正非亲自出来迎接，弯腰递给每名学生一张自己的名片。“老板希望大家能多在华为工作，他经常说教授不要像蜻蜓点水，要像青蛙一样钻到水里去，才能真正了解企业，了解管理。”刘启把这段过程称之为颇有几分同道知遇意味的“天作之合”，20多年后，虽然已不再担任华为的顾问，但讲到任正非，他还是一口一个“任总”、“老板”。
刘启用“共同立场”“共同价值观”“共同语言”来评价他们与华为、任正非的关系，“不是所有企业家都看得上管理学教授，很少有企业像华为一样真正把教授们当作朋友，虚心请教，掏心窝子说话。”
气质相投，教授们和华为方面共同合力，写出了日后成为中国企业界一道独特风景的《华为基本法》，也为华为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華为前副总裁李玉琢在其书中就披露，《华为基本法》发布后，影响巨大，“一夜之间人们突然发现‘巨大中华’（当年中国四家通信业代表企业：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中的老四——远在深圳的华为，才是代表中国通信业的真正旗手。自此，很多企业、各级政府领导纷纷到华为参观、考察。”
彭剑锋是当年《华为基本法》起草组组长，也是教授们的牵头人。最开始，由于正为其他公司做咨询，他对当时还是小公司的华为并不热情。任正非指派的一位营销副总两天之内给彭剑锋打了20多次电话，还数次跑到北京登门相邀，才把彭请动。
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聘请外部顾问。
相互合作过程中，也难免发生分歧和磕碰。但在事后，任正非总能找到一种让顾问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恢复、和谐大家的关系。同时，任正非有时候虽然激烈批驳顾问们的观点和主张，但回头再来交流表达时，他们发现，任正非已经将顾问们的东西吸收转化成自己的东西了。“你只要说得对，是真理，他就能接受。很多企业家是表面上对你很尊重很客气，但你说正确的东西他是排斥的。尊重就体现在这里，首先是尊重你的知识、你的能力，其次才是对你客气。”彭剑锋说。
华为从最早请他们人民大学6位教授做咨询，到后来引入包括IBM在内的全球30多个咨询公司为其提供服务，花费了300多亿人民币咨询费，从未动摇，他认为这使华为获得了全球竞争力。
“不要随大流”
“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这话是任摩逊对任正非讲的，时间是1967年，任正非23岁，正在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那时候，有知识是低贱的，会被社会主流敌视，知识分子被叫作“臭老九”。华为初创期，市场经济蓬勃起步，以房地产、股票为标志的泡沫经济膨胀，知识无用论大行其道，读书人再度尴尬起来。
任正非在1995年冬天华为市场部整训工作会上说，他们这些“真真实实做学问”的华为人，每月拿着两三百元还要累垮身体，他也承认，这不能不让勤劳的人心里没有想法。
但他们有自己的判断，“我们认为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的世界，不可能是这种泡沫的世界，所以我们不为所动。”
2012年7月，任正非与2012实验室的管理层和科学家召开座谈会，这是他第二次公开提到要耐住寂寞“做学问”。
坐了30年的冷板凳，在一些研究者眼里，华为已经是一家以知识型员工（掌握了先进科学知识与技能的人才）为人力主体的公司。
今年5月21日，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任正非亲自披露一组数据：华为有八九万研发工程师，在职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多人。此外，他们还设有一个专门的战略研究院，拿着大量的钱资助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搞研究。
2018年华为的年报，则特别将手中的专利数量用一个加粗标红字体框出：87805件，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企业之一，其中的90%以上为发明专利。
当弥漫在大国之间的卡脖子氛围愈演愈烈的时候，人们开始有所省悟。“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老口号，此时又焕发出它应有的色彩。
1997年元月，华为在广东珠海召开了一次产品战略规划会议。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李明（化名）头一次和他的老板、时年53岁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正式见面。
此时的李明，入职华为仅三个月左右。而彼此见面的形式，也特别。21年后的今天，李明向记者回忆当时那幕场景，在他复述的任正非的问话中，含有一个中国人特有的敬称——“您”，任正非问他，“您叫什么名字？”“您在哪个部门工作？”
在任正非亲自拟定的华为《致新员工书》中，用的也是“您”“您们”来称呼员工。20多年间，版本内容虽经任正非本人数次修订，这个称谓一直保持。
当听李明答说在“战规办”工作，任正非的反应有些揶揄，他说，“又是一个臭博士”。
李明当年是在中国科学院念的硕士学位，还不是博士。
实际上，“博士”这个名称，在任正非心头是一种分量特别的存在。在任正非的话语中，博士是华为追求战略领先的重要力量。
孟晚舟早些年在文章中回忆，1999年，任正非在给其父任摩逊扫墓的时候，就许愿过，将来孟晚舟拿到了博士证书，一定要记得烧一份给爷爷。
华为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专职人员搞博士招聘，任正非也曾亲自招过博士。而身为华为CFO的孟晚舟，少有的几次露面演讲基本也都是在清华、北大和电子科大这样的高校人才招聘场合。
今年元月份，任正非一连签发了3个旨在讨论如何留住博士人才的邮件，提出了构建冲击战略领先的“华为博士军团”的设想——“瞄准每一个‘城墙口’，构建以少量顶尖人物为先头部队、以集群投入的优秀博士为主战队伍、以优秀硕士为支撑保障组织的战略攻击阵型，进行压强突击，争取用可能的最强力量和最短的时间来突破难点，形成战略领先的优势”。
对于组成战略攻击队伍的这些博士，邮件里提出要予以特别的管理和对待，“可以采用年薪制，也就是一开始就按18或19级水平来确定年度薪酬水准，3年不动，3年后根据实际贡献来确定其个人职级，这样让博士员工在攻坚阶段不用去顾虑薪酬待遇，潜心研究攻坚。即使最后证明看错了，也就3年的薪酬代价。”
华为公司董事兼高级副总裁陈黎芳2015年在北京大学校招会宣讲时称，入职华为的本科和硕士，从14万到17万起薪，最高到35万元人民币每年。
据此标准，博士的待遇可以推想。
“知本主义”出炉了
1997年，是任正非创立华为的第十个年头。
华为当时正在开展一项特别的运动——起草《华为基本法》，从北京聘请了一批大学教授组成起草组，起草、批判、修改、再批判、再修改，内部还发起了数轮全员大讨论。“知本主义”这个词，在此时期被任正非提倡起来。于是，在一年后定稿的《华为基本法》中，有了这么一条关于价值创造的定义：我们认为，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创造了公司的全部价值。
当年的一位起草组成员刘启（化名）对记者说：“华为的成功和重视专家、智囊团队，对知识贡献不讨价还价的密切合作是分不开的。”刘启记得，有一回他们教授带着二十几个学生一起去华为，从北京出发，坐满了小半个机舱，学生队伍到华为公司时，任正非亲自出来迎接，弯腰递给每名学生一张自己的名片。“老板希望大家能多在华为工作，他经常说教授不要像蜻蜓点水，要像青蛙一样钻到水里去，才能真正了解企业，了解管理。”刘启把这段过程称之为颇有几分同道知遇意味的“天作之合”，20多年后，虽然已不再担任华为的顾问，但讲到任正非，他还是一口一个“任总”、“老板”。
刘启用“共同立场”“共同价值观”“共同语言”来评价他们与华为、任正非的关系，“不是所有企业家都看得上管理学教授，很少有企业像华为一样真正把教授们当作朋友，虚心请教，掏心窝子说话。”
气质相投，教授们和华为方面共同合力，写出了日后成为中国企业界一道独特风景的《华为基本法》，也为华为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華为前副总裁李玉琢在其书中就披露，《华为基本法》发布后，影响巨大，“一夜之间人们突然发现‘巨大中华’（当年中国四家通信业代表企业：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中的老四——远在深圳的华为，才是代表中国通信业的真正旗手。自此，很多企业、各级政府领导纷纷到华为参观、考察。”
彭剑锋是当年《华为基本法》起草组组长，也是教授们的牵头人。最开始，由于正为其他公司做咨询，他对当时还是小公司的华为并不热情。任正非指派的一位营销副总两天之内给彭剑锋打了20多次电话，还数次跑到北京登门相邀，才把彭请动。
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聘请外部顾问。
相互合作过程中，也难免发生分歧和磕碰。但在事后，任正非总能找到一种让顾问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恢复、和谐大家的关系。同时，任正非有时候虽然激烈批驳顾问们的观点和主张，但回头再来交流表达时，他们发现，任正非已经将顾问们的东西吸收转化成自己的东西了。“你只要说得对，是真理，他就能接受。很多企业家是表面上对你很尊重很客气，但你说正确的东西他是排斥的。尊重就体现在这里，首先是尊重你的知识、你的能力，其次才是对你客气。”彭剑锋说。
华为从最早请他们人民大学6位教授做咨询，到后来引入包括IBM在内的全球30多个咨询公司为其提供服务，花费了300多亿人民币咨询费，从未动摇，他认为这使华为获得了全球竞争力。
“不要随大流”
“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这话是任摩逊对任正非讲的，时间是1967年，任正非23岁，正在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那时候，有知识是低贱的，会被社会主流敌视，知识分子被叫作“臭老九”。华为初创期，市场经济蓬勃起步，以房地产、股票为标志的泡沫经济膨胀，知识无用论大行其道，读书人再度尴尬起来。
任正非在1995年冬天华为市场部整训工作会上说，他们这些“真真实实做学问”的华为人，每月拿着两三百元还要累垮身体，他也承认，这不能不让勤劳的人心里没有想法。
但他们有自己的判断，“我们认为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的世界，不可能是这种泡沫的世界，所以我们不为所动。”
2012年7月，任正非与2012实验室的管理层和科学家召开座谈会，这是他第二次公开提到要耐住寂寞“做学问”。
坐了30年的冷板凳，在一些研究者眼里，华为已经是一家以知识型员工（掌握了先进科学知识与技能的人才）为人力主体的公司。
今年5月21日，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任正非亲自披露一组数据：华为有八九万研发工程师，在职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多人。此外，他们还设有一个专门的战略研究院，拿着大量的钱资助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搞研究。
2018年华为的年报，则特别将手中的专利数量用一个加粗标红字体框出：87805件，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企业之一，其中的90%以上为发明专利。
当弥漫在大国之间的卡脖子氛围愈演愈烈的时候，人们开始有所省悟。“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老口号，此时又焕发出它应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