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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熊斗寅先生1926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50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经济系，长期从事国际联络、体育信息收集、科研管理和理论研究工作，现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老教授协会奥林匹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兼首席专家，、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学校体育》杂志编委。曾任中国科协研究培训中心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名誉理事，、国家体委战略委员会委员，。曾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熊老专著作颇丰，先后撰写了《体育现代化》、《比较体育》、《熊斗寅体育文选》、《圣火在燃烧》和回忆录《冲浪人生》以及合著等25部。多年来，他在奥林匹克理论研究方面建树颇多，曾参与《奥林匹克运动》教材的编写工作，在《中国学校体育》杂志开辟“《奥林匹克教育讲座》”和“《奥林匹克理论系列讲座》”专栏。，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先后播放了他的访谈录和《奥运漫谈》节目等。本文系根据本刊的专访进行录音整理，并经熊老本人过目。
在共和国体育史上，1952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尊严，争取新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权益，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政治和外交斗争，在此过程中年轻的共和国积累了关于参加国际体育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最初的宝贵经验。重温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中国体育和开展体育的对外交往，具有重要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新中国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前后过程中，熊斗寅先生是亲历者之一，再加上熊先生长期从事国际联络与体育信息的研究，因而，对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意义，有着独特的理解。
问：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是如何得知赫尔辛基奥运会的?
熊：我原来是学经济的，因接待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的需要，我作为法语翻译被调到了团中央。建国初期体育外事工作是由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管的，随着体育外事发展的需要，领导决定在体育总会中建立外事部门。1952年春天，国际联络部部长区棠亮同志找我，通知我调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外事部门，。这个外事部门就是后来的国家体委国际司，现在改称为国家体育总局对外联络司。
我到体育总会后，首先面临问题就是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准备工作。这件事情是原来是没有想过的。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召开了第二届会议。说到这儿，顺便说一下关于届次的问题。第一届会议是1949年召开的，实际上这不是正式的第一届代表会议，当时是体总的筹备大会，1952年才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体总代表大会。但为什么把它作为第二届呢，这跟当时我们为了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的斗争有关。我们一直强调我们的体育总会是从旧中国的中华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不是另起炉灶新建的，因此我们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席位是合法的，不是新加入的。1949年由冯文彬主持的会议就被算作是第一届，1952年由荣高棠主持的会议算作第二届。但在这两届会议上，根本没有涉及到奥运会的问题。我认为，有关赫尔辛基奥运会消息的来源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前原苏联。苏联对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非常重视，把它看作是与美国抗衡的一种手段，他们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准备，想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目的。由于苏联的运动技术水平比较高，我们派出队伍去学习，并请苏联的运动队和教练来中国进行交流。，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带来了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信息和建议。另一个来源，可能是外交部。我们当时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外交部国际司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他们负责审核我们起草的文件等，因此我们跟外交部的关系十分密切。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消息，也可能与外交部有关。当时显然当时把这一活动作为外交的突破和国际政治任务。
问：新中国第一次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为什么说五星红旗飘扬在奥运会场就是胜利?
熊：旧社会没有给新中国留下什么体育遗产。作为高水平竞技体育来说，我们是处于几乎“零”的地位，留下的只是“东亚病夫”的屈辱。因此建国初期，为了改善国民体质，党和政府强调体育工作的重点是群众体育。后来通过跟苏联的来往，使我们对国际竞技体育有了一定的了解。有一次苏联的体操队来访问，为我们进行体操表演，我们当时看傻了眼了，吊环、平衡木、高低杠等很多项目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苏联代表团走后，把器材留给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了竞技体操的训练，并派队到苏联学习。自此之后，我们国家的竞技体操开始有了新的发展。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运动员，大部分是学生，当时还没有专业队，是从大学中抽调上来的学生运动员。可以说，我们我国在这种基础上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完全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当时在西方国家包围封锁的情况下，体育可能突破这个局面，这就是体育的政治作用。周总理在接见代表团时说：“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这句话代表了中央对我们参加奥运会的期望和嘱托。因为五星红旗在奥运会升起就表明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存在。
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是在团中央和体总的协作下进行的，其过程是艰难的，斗争也是复杂的，但参加的结果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应该说是成功的。很多媒体说新中国参加奥运会是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的，这不准确，我们不能忘记赫尔辛基奥运会，尽管那是一次象征性的参加，但参加的政治意义是深远的。
问：你对董守义先生很熟悉，他当时是怎样调来北京的?您对董先生的评价如何?
熊：提出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之后，外交部非常重视，着手抓此项工作。，当时驻芬兰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是盛之白。谈到此处这些，有的文章与我所记忆的情况有出入。有的文章说盛之白一开始就列席了国际奥委会的会议。据我所知，在挪威的国际奥委会会议期间，他是拿着我们体育总会的书面声明站在会议厅门口散发的。虽然他是外交官，但国际奥委会不买账，强调它是一个与政治无关的民间国际组织，因此将盛之白拒之门外。当时我们非常不了解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性质，《奥林匹克宪章》也没见过，它是怎么规定的也不知道，可以说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我们一无所知。谁才能参加会议呢？谁了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情况呢？据了解只有董守义先生，因为他是中国唯一身在大陆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因此要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董守义是关键人物。
当时董守义在兰州大学任教。周总理让教育部马上把董先生抽调到北京。我和晏福民去车站接他，我们本来以为他曾是旧体协总干事，一定有点官僚习气。事实上见面后发现他是一位精神饱满、和蔼可亲的体育家。我们安排他住在关东店团中央招待所，我负责接待董先生。他每天上午整理材料，我下午去看他，听他讲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并记好笔记，晚上回来赶紧整理成文报送领导参考。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10天左右。他来的时候带了一本他写的《国际奥林匹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之一。我非常想得到它，但因为他仅此一本，比较珍贵，没好意思开口。这可能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研究奥林匹克运动的专著，所以说董先生才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第一位奥林匹克专家。在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中，有人散布谣言说董先生已经过世，以他名义写给国际奥委会的信是假的，董先生的签名也是假的。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当时是我把他接回来的，所有给国际奥委会的信件是经过我手的，签名都是他亲自签的，根本不存在假签名这一说情况。董先生在北京的工作很忙，期间也回了一趟兰州，从兰州回来后马上就随代表团到了赫尔辛基。其中有的报道说一位英国委员在机场见了董先生后，把手伸到他的衣服里摸了一下他腋下的痣，以辩辨董守义的真伪，因为此人是董先生在美国的老同学。我认为这不太可信。可以说，董先生对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恢复，做出了很杰出的贡献。
问：赫尔辛基奥运会后，体总因台湾问题与国际奥委会及一些国际运动联合会中断关系达25年之久，前后共有7届奥运会没有参加，您认为这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有多大影响?
熊：由于1956年国际奥委会同时接纳了台湾，1958年我们曾一度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和几个国际运动联合会的关系，这使我们很长时间远离了国际体坛和奥林匹克运动。有人说这个过程是21年，错过了5届奥运会，我个人认为是25年，错过了7届奥运会。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我们已经准备参加了，当时我们在北京做准备，运动员在广州集训。一切准备工作做得很仔细。为了防止运动员在国外的饮食不习惯，我们连整坛的四川榨菜都买好了。后来因“两个中国”的问题没有去成。在接下来的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我们都没有参加，共7届。这对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这么多年没有参加，使我们失去了对国际竞技体育技战术发展的了解。1972年，我在山西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和后来担任国家体委科教司司长的武福全值夜班，就聊起了在文革期间参加国际体育比赛的一些事情。据从北京传来消息，我们在参加一些国际比赛的时候，出了很多笑话，就是因为之前很多的国际比赛没有参加，甚至有些项目规则修改了我们都不知道，因此一上场就被罚下了。听到这儿后我很激动，因为我是搞体育情报的，我就想给国家体委的领导写封信。当时国家体委正准备开党代会，我就写了一封信，提出体育情报绝对不能中断，体育情报中断，带来的危害性太大，虽然我们现在参加不了一些国际比赛，但掌握相关的情报是必要的。这封信由即将参加会议的武福全亲自带交给了王猛主任。王猛原是38军的军长，他雷厉风行，很有魄力，看到我的信后，在一周之内就把我们搞体育情报的调回北京，那时科研所尚未恢复。回来后我们油印出版了一份简报《慕尼黑消息》，就是把国外体育报纸和电讯上的有关信息翻译成中文，然后装订成册，报送国家体委领导、国家队和各省市运动队，很受欢迎。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中断对我们的危害性很大，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后来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解决了台湾问题。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重新恢复，这显然和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问：您认为赫尔辛基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有哪些重要的发展变化?
熊：赫尔辛基奥运会后，我国政府加强了对体育工作的领导。1953年成立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并任命贺龙元帅担任体委主任。在此之后，我们国家的体育发展方向开始有了转变，由强调国民体育转向了竞技体育，在体制上实行政府直接领导的举国体制和训练工作的从青少年到专业队的一贯制，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了发展竞技体育，我们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当时苏联、东欧的运动技术水平比较高，我们就派队伍去苏联、东欧学习，并请苏联的专家来任教，加强和与苏联、东欧的运动队来往和交流等，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竞技水平。当我们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取得15枚金牌、排名第四第4的好成绩时，引起了国际体坛的震惊。
赫尔辛基奥运会之后，我们更加重视竞技体育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功能。可以说，新中国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它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建国之初，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封锁和包围，使我国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奥运会是最重要的世界性的国际竞赛，我们能参加就是打开新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突破口，我想这就是中央十分重视这次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战略意义，因此提出了“五星红旗在赫尔辛基运动场升起就是胜利”的要求。赫尔辛基奥运会对新中国体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首先是表明新中国体育开始走向世界，改写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其次是促使我们对奥林匹克运动和现代体育有了感性的了解，发现了体育的国际影响和政治功能和作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赫尔辛基奥运会后，新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有了转变，开始把高水平竞技体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这也是适应我国政治发展的需要。没有这个转变，很难说会有今天的辉煌成就。
采访者单位：吉林大学体育学院
黄淮学院体育系
[编辑：李寿荣]
在共和国体育史上，1952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尊严，争取新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权益，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政治和外交斗争，在此过程中年轻的共和国积累了关于参加国际体育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最初的宝贵经验。重温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中国体育和开展体育的对外交往，具有重要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新中国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前后过程中，熊斗寅先生是亲历者之一，再加上熊先生长期从事国际联络与体育信息的研究，因而，对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意义，有着独特的理解。
问：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是如何得知赫尔辛基奥运会的?
熊：我原来是学经济的，因接待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的需要，我作为法语翻译被调到了团中央。建国初期体育外事工作是由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管的，随着体育外事发展的需要，领导决定在体育总会中建立外事部门。1952年春天，国际联络部部长区棠亮同志找我，通知我调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外事部门，。这个外事部门就是后来的国家体委国际司，现在改称为国家体育总局对外联络司。
我到体育总会后，首先面临问题就是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准备工作。这件事情是原来是没有想过的。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召开了第二届会议。说到这儿，顺便说一下关于届次的问题。第一届会议是1949年召开的，实际上这不是正式的第一届代表会议，当时是体总的筹备大会，1952年才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体总代表大会。但为什么把它作为第二届呢，这跟当时我们为了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的斗争有关。我们一直强调我们的体育总会是从旧中国的中华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不是另起炉灶新建的，因此我们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席位是合法的，不是新加入的。1949年由冯文彬主持的会议就被算作是第一届，1952年由荣高棠主持的会议算作第二届。但在这两届会议上，根本没有涉及到奥运会的问题。我认为，有关赫尔辛基奥运会消息的来源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前原苏联。苏联对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非常重视，把它看作是与美国抗衡的一种手段，他们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准备，想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目的。由于苏联的运动技术水平比较高，我们派出队伍去学习，并请苏联的运动队和教练来中国进行交流。，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带来了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信息和建议。另一个来源，可能是外交部。我们当时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外交部国际司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他们负责审核我们起草的文件等，因此我们跟外交部的关系十分密切。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消息，也可能与外交部有关。当时显然当时把这一活动作为外交的突破和国际政治任务。
问：新中国第一次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为什么说五星红旗飘扬在奥运会场就是胜利?
熊：旧社会没有给新中国留下什么体育遗产。作为高水平竞技体育来说，我们是处于几乎“零”的地位，留下的只是“东亚病夫”的屈辱。因此建国初期，为了改善国民体质，党和政府强调体育工作的重点是群众体育。后来通过跟苏联的来往，使我们对国际竞技体育有了一定的了解。有一次苏联的体操队来访问，为我们进行体操表演，我们当时看傻了眼了，吊环、平衡木、高低杠等很多项目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苏联代表团走后，把器材留给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了竞技体操的训练，并派队到苏联学习。自此之后，我们国家的竞技体操开始有了新的发展。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运动员，大部分是学生，当时还没有专业队，是从大学中抽调上来的学生运动员。可以说，我们我国在这种基础上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完全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当时在西方国家包围封锁的情况下，体育可能突破这个局面，这就是体育的政治作用。周总理在接见代表团时说：“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这句话代表了中央对我们参加奥运会的期望和嘱托。因为五星红旗在奥运会升起就表明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存在。
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是在团中央和体总的协作下进行的，其过程是艰难的，斗争也是复杂的，但参加的结果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应该说是成功的。很多媒体说新中国参加奥运会是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的，这不准确，我们不能忘记赫尔辛基奥运会，尽管那是一次象征性的参加，但参加的政治意义是深远的。
问：你对董守义先生很熟悉，他当时是怎样调来北京的?您对董先生的评价如何?
熊：提出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之后，外交部非常重视，着手抓此项工作。，当时驻芬兰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是盛之白。谈到此处这些，有的文章与我所记忆的情况有出入。有的文章说盛之白一开始就列席了国际奥委会的会议。据我所知，在挪威的国际奥委会会议期间，他是拿着我们体育总会的书面声明站在会议厅门口散发的。虽然他是外交官，但国际奥委会不买账，强调它是一个与政治无关的民间国际组织，因此将盛之白拒之门外。当时我们非常不了解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性质，《奥林匹克宪章》也没见过，它是怎么规定的也不知道，可以说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我们一无所知。谁才能参加会议呢？谁了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情况呢？据了解只有董守义先生，因为他是中国唯一身在大陆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因此要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董守义是关键人物。
当时董守义在兰州大学任教。周总理让教育部马上把董先生抽调到北京。我和晏福民去车站接他，我们本来以为他曾是旧体协总干事，一定有点官僚习气。事实上见面后发现他是一位精神饱满、和蔼可亲的体育家。我们安排他住在关东店团中央招待所，我负责接待董先生。他每天上午整理材料，我下午去看他，听他讲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并记好笔记，晚上回来赶紧整理成文报送领导参考。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10天左右。他来的时候带了一本他写的《国际奥林匹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之一。我非常想得到它，但因为他仅此一本，比较珍贵，没好意思开口。这可能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研究奥林匹克运动的专著，所以说董先生才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第一位奥林匹克专家。在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中，有人散布谣言说董先生已经过世，以他名义写给国际奥委会的信是假的，董先生的签名也是假的。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当时是我把他接回来的，所有给国际奥委会的信件是经过我手的，签名都是他亲自签的，根本不存在假签名这一说情况。董先生在北京的工作很忙，期间也回了一趟兰州，从兰州回来后马上就随代表团到了赫尔辛基。其中有的报道说一位英国委员在机场见了董先生后，把手伸到他的衣服里摸了一下他腋下的痣，以辩辨董守义的真伪，因为此人是董先生在美国的老同学。我认为这不太可信。可以说，董先生对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恢复，做出了很杰出的贡献。
问：赫尔辛基奥运会后，体总因台湾问题与国际奥委会及一些国际运动联合会中断关系达25年之久，前后共有7届奥运会没有参加，您认为这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有多大影响?
熊：由于1956年国际奥委会同时接纳了台湾，1958年我们曾一度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和几个国际运动联合会的关系，这使我们很长时间远离了国际体坛和奥林匹克运动。有人说这个过程是21年，错过了5届奥运会，我个人认为是25年，错过了7届奥运会。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我们已经准备参加了，当时我们在北京做准备，运动员在广州集训。一切准备工作做得很仔细。为了防止运动员在国外的饮食不习惯，我们连整坛的四川榨菜都买好了。后来因“两个中国”的问题没有去成。在接下来的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我们都没有参加，共7届。这对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这么多年没有参加，使我们失去了对国际竞技体育技战术发展的了解。1972年，我在山西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和后来担任国家体委科教司司长的武福全值夜班，就聊起了在文革期间参加国际体育比赛的一些事情。据从北京传来消息，我们在参加一些国际比赛的时候，出了很多笑话，就是因为之前很多的国际比赛没有参加，甚至有些项目规则修改了我们都不知道，因此一上场就被罚下了。听到这儿后我很激动，因为我是搞体育情报的，我就想给国家体委的领导写封信。当时国家体委正准备开党代会，我就写了一封信，提出体育情报绝对不能中断，体育情报中断，带来的危害性太大，虽然我们现在参加不了一些国际比赛，但掌握相关的情报是必要的。这封信由即将参加会议的武福全亲自带交给了王猛主任。王猛原是38军的军长，他雷厉风行，很有魄力，看到我的信后，在一周之内就把我们搞体育情报的调回北京，那时科研所尚未恢复。回来后我们油印出版了一份简报《慕尼黑消息》，就是把国外体育报纸和电讯上的有关信息翻译成中文，然后装订成册，报送国家体委领导、国家队和各省市运动队，很受欢迎。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中断对我们的危害性很大，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后来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解决了台湾问题。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重新恢复，这显然和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问：您认为赫尔辛基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有哪些重要的发展变化?
熊：赫尔辛基奥运会后，我国政府加强了对体育工作的领导。1953年成立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并任命贺龙元帅担任体委主任。在此之后，我们国家的体育发展方向开始有了转变，由强调国民体育转向了竞技体育，在体制上实行政府直接领导的举国体制和训练工作的从青少年到专业队的一贯制，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了发展竞技体育，我们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当时苏联、东欧的运动技术水平比较高，我们就派队伍去苏联、东欧学习，并请苏联的专家来任教，加强和与苏联、东欧的运动队来往和交流等，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竞技水平。当我们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取得15枚金牌、排名第四第4的好成绩时，引起了国际体坛的震惊。
赫尔辛基奥运会之后，我们更加重视竞技体育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功能。可以说，新中国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它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建国之初，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封锁和包围，使我国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奥运会是最重要的世界性的国际竞赛，我们能参加就是打开新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突破口，我想这就是中央十分重视这次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战略意义，因此提出了“五星红旗在赫尔辛基运动场升起就是胜利”的要求。赫尔辛基奥运会对新中国体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首先是表明新中国体育开始走向世界，改写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其次是促使我们对奥林匹克运动和现代体育有了感性的了解，发现了体育的国际影响和政治功能和作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赫尔辛基奥运会后，新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有了转变，开始把高水平竞技体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这也是适应我国政治发展的需要。没有这个转变，很难说会有今天的辉煌成就。
采访者单位：吉林大学体育学院
黄淮学院体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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