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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打听”为上海方言，旧时指设在旧中国“租界”内的一种“密探”，是权势者维护统治和镇压人民的工具，专以“打听”人民群众中的反抗、抗议活动，可谓从下层刺探“信息”的“下源包打听”。
今天所谓的官场“包打听”，是指官场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打探“消息”，并加以传播、利用和出售的少数干部。官场“包打听”，自然是盯上官场信息的“使用价值”，而且主要是从“上层”和领导中刺探消息，可谓“上源包打听”。
官场作为特殊的信息源和信息中心，包含大量关于政策和干部的各类信息。越是“上层”的机构和领导，越是掌握着重要的信息；越是与自身直接相关的信息，干部越有打听的需求。
打听干部选拔任用的信息。领导干部的职位或“官位”，是其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和最为直接的利益，也是干部最为看重的。一到干部换届之时或职位空缺后，有晋升有望的、围绕职位的竞争者，就有按捺不住的“包打听”出笼。由于干部升迁的“选拔”机制，上层主要领导就成为“围猎”对象，越是“重要”的领导，越掌握着“重要”信息。“包打听”就通过各种关系——领导本人、领导的家属、领导的秘书、领导的上司和朋友——打听“谁是候选人、谁有希望、谁上谁下”的信息。同时，由于干部任用的问题敏感，希望晋升的干部不便委托他人代为打听，往往非常谨慎地亲自私下打听和疏通，是为“一级包打听”。只有亲自打听的信息准确可靠，下一步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方能同样准确可靠：找什么人管用？找什么人安全？送什么？送多少？都是“包打听”急需的“信息”。
此類“包打听”，虽为领导干部中的极少数，却是最普遍的“包打听”。预期竞争的“职位”越重要，竞争者越多，“包打听”就越多，“包打听”所下的工夫和赌注就越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其程序也越来越公正和透明，但在中国官场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中，此类“包打听”还是会有存在的制度缝隙和操作空间。
打听纪检监察中的信息。纪检监察，是保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清正、尽职尽责的重要制度，也是发现干部问题、惩处不称职干部的日常机制，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具有强大的震慑作用，自然也为各级领导干部所重视和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巡视的密集展开和严格查处，令干部中的“疑似违规者”或“犯罪嫌疑者”极为恐慌，当纪检监察组进驻一地或一单位时，干部中的“坐不住”者，就可能成为“包打听”，或者委托“代理包打听”。
由于纪检监察组织多是查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财经纪律等方面的负面线索和问题，有违纪和违法嫌疑的干部，多不愿自曝信息或自投罗网，于是多派出自己的亲信，代为打听和试探，所以，这方面信息的“包打听”，多为“替人消灾”型的“代理包打听”。
“代理包打听”往往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多方打听纪检监察中“哪些领导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谁举报的？谁在查办此问题？有什么人认识或可接近查办者？”等，以便准确跟踪案情查办的进程和程度，为背后的领导或委托者提供情报，也为“问题领导”决定如何“疏通关系、掩盖案情线索和材料、干预查办进程”等提供“可靠依据”。
打听领导个人特征和爱好的信息。领导干部的特征和爱好，影响着地方治理的进程和状况，也影响着地方下属干部的业绩和升迁。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意向，是影响下属干部升迁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围绕着“一把手”等核心领导，各类“包打听”频繁活动。为了“投领导所好、讨领导喜欢”，就需要掌握领导的特征和爱好。
打听领导周边关系网络和人脉的信息。领导自有其各种社会关系和亲疏远近。领导一般不太“好见”，越“大”的领导，也越不“好见”。而领导周边的亲近人士，自然相对“好见”一些，故领导的父母、配偶、子女、秘书等身边人物，就成为各类“包打听”的“围猎对象”。特别是一个地方新来了“一把手”领导，马上就会有人各方打探领导来自何方？籍贯何处？父母安在？配偶是谁？干什么工作？在什么单位？子女是否上学？是否需要出国留学？如果工作了是在什么单位？等等，甚至主要领导“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关系也了如指掌。还有，“包打听”甚至吹嘘，能够掌握领导的“谱系学”：领导以前的上司是谁？故吏有谁？导师是谁？门生是谁？领导身边最好的朋友是谁？领导和谁好和谁不好？统统了解得一清二楚。
此类“包打听”，也与上面打听领导的爱好者一样，一般大有人在，掌握的“情报”和“信息”要么自用，要么他用。此两类“包打听”，虽不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但严重污染和扭曲了政治生态，是腐败滋生的土壤。
“包打听”的政治危害似乎不言自明，但身处其中的正直干部也似乎难免其害。政治生态的恶化，使很多干部裹挟其中，特别是不良政治信息的传播，令很多与“选拔晋升”和“责任惩处”相关的干部很难明智应对。不良信息流传到社会上，也对党的形象和政府信誉造成影响。
党的干部选拔任用、纪律处分和问责追责，都有一套多年来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体系建设，更是大幅提升和完善。但“包打听”的信息传播与影响所及，会使正直廉洁的干部得不到充分信任和使用，而投机取巧和讨好领导的个别干部，则可能得到晋升或逃过追责。如果“包打听”蔓延开来，就会严重扭曲干部的激励机制，使“善者不能为善”，而“恶者反能为恶”，激励机制的正向激励功能就可能扭曲转向、偏离正道。
各级各类官场，权力巨大、责任巨大，同时“压力山大”。领导与领导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各种关系复杂而敏感，只有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文化，才能使各级各类干部用权公正、各负其责。如果各种“包打听”大行其道，不仅扭曲了干部激励机制，也严重污染了政治生态，各种官场“潜规则”就有施展负向激励的制度空间。
腐败之所以发生和难以遏制，就是因为有其滋生的制度缝隙和制度漏洞。“包打听”猎取的各种信息，是其负能量施展的信息前提和基础。斩断“包打听”的信息链条，清除腐败的条件和土壤，正是各地省级纪委遏制“包打听”的制度之举。
正如有受贿者必有行贿者一样，“包打听”能够索取信息，一定有相关领导提供信息。打击和遏制信息“打听者”的同时，必须严惩体制内的信息“提供者”，铲除“内鬼”。而这一切都需要强化正向激励、净化政治生态、厚植廉洁土壤，进一步加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摘自七一客户端/《人民论坛》）
今天所谓的官场“包打听”，是指官场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打探“消息”，并加以传播、利用和出售的少数干部。官场“包打听”，自然是盯上官场信息的“使用价值”，而且主要是从“上层”和领导中刺探消息，可谓“上源包打听”。
官场“包打听”打听什么
官场作为特殊的信息源和信息中心，包含大量关于政策和干部的各类信息。越是“上层”的机构和领导，越是掌握着重要的信息；越是与自身直接相关的信息，干部越有打听的需求。
打听干部选拔任用的信息。领导干部的职位或“官位”，是其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和最为直接的利益，也是干部最为看重的。一到干部换届之时或职位空缺后，有晋升有望的、围绕职位的竞争者，就有按捺不住的“包打听”出笼。由于干部升迁的“选拔”机制，上层主要领导就成为“围猎”对象，越是“重要”的领导，越掌握着“重要”信息。“包打听”就通过各种关系——领导本人、领导的家属、领导的秘书、领导的上司和朋友——打听“谁是候选人、谁有希望、谁上谁下”的信息。同时，由于干部任用的问题敏感，希望晋升的干部不便委托他人代为打听，往往非常谨慎地亲自私下打听和疏通，是为“一级包打听”。只有亲自打听的信息准确可靠，下一步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方能同样准确可靠：找什么人管用？找什么人安全？送什么？送多少？都是“包打听”急需的“信息”。
此類“包打听”，虽为领导干部中的极少数，却是最普遍的“包打听”。预期竞争的“职位”越重要，竞争者越多，“包打听”就越多，“包打听”所下的工夫和赌注就越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完善，其程序也越来越公正和透明，但在中国官场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中，此类“包打听”还是会有存在的制度缝隙和操作空间。
打听纪检监察中的信息。纪检监察，是保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清正、尽职尽责的重要制度，也是发现干部问题、惩处不称职干部的日常机制，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具有强大的震慑作用，自然也为各级领导干部所重视和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巡视的密集展开和严格查处，令干部中的“疑似违规者”或“犯罪嫌疑者”极为恐慌，当纪检监察组进驻一地或一单位时，干部中的“坐不住”者，就可能成为“包打听”，或者委托“代理包打听”。
由于纪检监察组织多是查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财经纪律等方面的负面线索和问题，有违纪和违法嫌疑的干部，多不愿自曝信息或自投罗网，于是多派出自己的亲信，代为打听和试探，所以，这方面信息的“包打听”，多为“替人消灾”型的“代理包打听”。
“代理包打听”往往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多方打听纪检监察中“哪些领导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谁举报的？谁在查办此问题？有什么人认识或可接近查办者？”等，以便准确跟踪案情查办的进程和程度，为背后的领导或委托者提供情报，也为“问题领导”决定如何“疏通关系、掩盖案情线索和材料、干预查办进程”等提供“可靠依据”。
打听领导个人特征和爱好的信息。领导干部的特征和爱好，影响着地方治理的进程和状况，也影响着地方下属干部的业绩和升迁。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意向，是影响下属干部升迁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围绕着“一把手”等核心领导，各类“包打听”频繁活动。为了“投领导所好、讨领导喜欢”，就需要掌握领导的特征和爱好。
打听领导周边关系网络和人脉的信息。领导自有其各种社会关系和亲疏远近。领导一般不太“好见”，越“大”的领导，也越不“好见”。而领导周边的亲近人士，自然相对“好见”一些，故领导的父母、配偶、子女、秘书等身边人物，就成为各类“包打听”的“围猎对象”。特别是一个地方新来了“一把手”领导，马上就会有人各方打探领导来自何方？籍贯何处？父母安在？配偶是谁？干什么工作？在什么单位？子女是否上学？是否需要出国留学？如果工作了是在什么单位？等等，甚至主要领导“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关系也了如指掌。还有，“包打听”甚至吹嘘，能够掌握领导的“谱系学”：领导以前的上司是谁？故吏有谁？导师是谁？门生是谁？领导身边最好的朋友是谁？领导和谁好和谁不好？统统了解得一清二楚。
此类“包打听”，也与上面打听领导的爱好者一样，一般大有人在，掌握的“情报”和“信息”要么自用，要么他用。此两类“包打听”，虽不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但严重污染和扭曲了政治生态，是腐败滋生的土壤。
“包打听”包藏祸心
“包打听”的政治危害似乎不言自明，但身处其中的正直干部也似乎难免其害。政治生态的恶化，使很多干部裹挟其中，特别是不良政治信息的传播，令很多与“选拔晋升”和“责任惩处”相关的干部很难明智应对。不良信息流传到社会上，也对党的形象和政府信誉造成影响。
党的干部选拔任用、纪律处分和问责追责，都有一套多年来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体系建设，更是大幅提升和完善。但“包打听”的信息传播与影响所及，会使正直廉洁的干部得不到充分信任和使用，而投机取巧和讨好领导的个别干部，则可能得到晋升或逃过追责。如果“包打听”蔓延开来，就会严重扭曲干部的激励机制，使“善者不能为善”，而“恶者反能为恶”，激励机制的正向激励功能就可能扭曲转向、偏离正道。
各级各类官场，权力巨大、责任巨大，同时“压力山大”。领导与领导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各种关系复杂而敏感，只有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文化，才能使各级各类干部用权公正、各负其责。如果各种“包打听”大行其道，不仅扭曲了干部激励机制，也严重污染了政治生态，各种官场“潜规则”就有施展负向激励的制度空间。
腐败之所以发生和难以遏制，就是因为有其滋生的制度缝隙和制度漏洞。“包打听”猎取的各种信息，是其负能量施展的信息前提和基础。斩断“包打听”的信息链条，清除腐败的条件和土壤，正是各地省级纪委遏制“包打听”的制度之举。
正如有受贿者必有行贿者一样，“包打听”能够索取信息，一定有相关领导提供信息。打击和遏制信息“打听者”的同时，必须严惩体制内的信息“提供者”，铲除“内鬼”。而这一切都需要强化正向激励、净化政治生态、厚植廉洁土壤，进一步加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摘自七一客户端/《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