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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当下困扰某些县级人民政府最大的难题是财政问题。
有一句口头禅：“中央财政盆满钵满，省级财政有序运转，市级财政跌跌撞撞，县级财政天天哭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财政的状况。
债务核心的问题是，产生债务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权责不匹配的问题。
债务由几个方面产生。
第一，刚性支出在逐渐增加。凡是上级部门，都可以给你发文，比如，某项工作的预算必须按照现有人口每人两元的标准来计算，而预算的核心要有财力支持，预算不到位，考核就会受限制。但是，这些刚性预算支出在不断增加。2011年我刚工作的时候，我县的村级事务支出约为3000万元，2018年村级事务支出高达1.2亿元。村干部的待遇要提高，不提高留不住人;村上服务老百姓要有专业经费，都需要财政预算，因为没有村级集体收入能够支持它。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配套资金压力大。过去配套比例较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地方财政配套70%。后来调整为“以奖代补”。例如，把一个项目建好后獎励3000万元，但是，项目完全建好可能需要1亿元。可是，如果你不去建设，一分钱都没有。所以，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地方配套资金或先期投入，是产生债务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近几年，县域经济，特别是西部地区县域实体经济支撑太弱。严格意义上看，一个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能够达10%，就已经是比较良性的状况，经济发展质量是比较高的了。但根据公开数据，目前西部很多地区达不到这一比重，一些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约有5%。西部很多地区，整个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本身对税收的贡献并不大。
客观来说，过去几年，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过度依赖，造成了税收结构畸形。随着国家宏观政策调整，房地产对税收的贡献在减少。实体经济方面，部分低端的、落后产能关闭了，实际上税源是在枯竭。当然，我们处于经济转型的阵痛期，未来还是会迈向高质量发展。但是在当前来看，税收是在减收，而非增收。
与此同时，国务院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减税降费的措施，我们的一些规费收入、政府基金收入也在减少。但是，大家都不承认自己财政收入要减少，从数据上看，还在不断增长。西部地区工业有很大规模，但工业税收附加值太低，营改增实际上令县域税收减少了。可能从全国大盘子上看，税收还是整体增长，但具体到一个市、县，以一个区域为单位进行分析，税收减少的不在少数。大家都不提这个事儿，主要因为GDP考核的需求。
卖地收入这一块，实际上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也没有了。房地产企业对于经济的感知能力非常强。我们县距省会城市一个小时车程，房地产的经济效应传导到我们县一般要一年。前些年，我们省会由于新区建设，房价飞涨。这股效应从前年下半年传导到我们县，房价开始上涨，库存也去除了大部分。我们抓住机遇，卖了两次地，后来就卖不动了。房企看到全国一线城市限购，他马上就转入观望。
实际上，西部地区县域财政对土地的依赖非常大，土地卖不掉，基本上运营非常困难。最近提前下达了2019年的转移支付，实际上都是补充财力的。
目前，中央财政已经把各地政府债务全部锁定，各地正在填报隐性债务统计数据，统计十分严格，必须落实到项目上。不是今天你报30个亿，明天40个亿。对于政府融资平台，与政府债务有关的，也要看合同和支付凭证，每一笔钱一套档案。
实际上，有些县市的债务状况走到这一步，过去肯定是上了一些大规模的建设项目。
但还是要考虑，这个风气刹住之后，未来怎么办？
过去有些地方政府靠卖地，现在地卖不动，税收实际上也在减少，就没有收入了。财政的职能本身就是保运转、保稳定、促发展，保运转是摆在前面的。现在我们可以发债，国家鼓励发行专项债，坚持“开前门、堵后门”的改革思路。专项债是立足于当前开工和在建的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等领域的专项债我非常赞成，但是有个现实的问题——以前的债务怎么办？它是分年分月到期的。
我们县财政债务率只有50%，一直控制得非常好。其他地区不一定是这个情况。但站在宏观角度看，兑付的时间到了必须支付，不然政府就算是失信了，要被纳入黑名单，影响整个地区融资源的配置，最终影响的是当地的实体经济发展。像西部省份，我估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的8%～10%是比较好的。实际上，债务风险预警是按照1这个系数来控制的，在1以内都是安全的。地方要发展，有一定负债还是合理的，保持合理的杠杆水平，就是100%以内都可以接受。
现在有些地方在搞财政重整。财政重整就是省一级在保他们的工资运转，其他的债务问题，实际上现在还没找到解决办法。还是那句话，还是该干活还得干，公职人员该发的工资还是要发。财政三个基本职能，保运转、保稳定、促发展，最后才是促发展。
有一句口头禅：“中央财政盆满钵满，省级财政有序运转，市级财政跌跌撞撞，县级财政天天哭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财政的状况。
债务核心的问题是，产生债务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权责不匹配的问题。
债务由几个方面产生。
第一，刚性支出在逐渐增加。凡是上级部门，都可以给你发文，比如，某项工作的预算必须按照现有人口每人两元的标准来计算，而预算的核心要有财力支持，预算不到位，考核就会受限制。但是，这些刚性预算支出在不断增加。2011年我刚工作的时候，我县的村级事务支出约为3000万元，2018年村级事务支出高达1.2亿元。村干部的待遇要提高，不提高留不住人;村上服务老百姓要有专业经费，都需要财政预算，因为没有村级集体收入能够支持它。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配套资金压力大。过去配套比例较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地方财政配套70%。后来调整为“以奖代补”。例如，把一个项目建好后獎励3000万元，但是，项目完全建好可能需要1亿元。可是，如果你不去建设，一分钱都没有。所以，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地方配套资金或先期投入，是产生债务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近几年，县域经济，特别是西部地区县域实体经济支撑太弱。严格意义上看，一个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能够达10%，就已经是比较良性的状况，经济发展质量是比较高的了。但根据公开数据，目前西部很多地区达不到这一比重，一些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约有5%。西部很多地区，整个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本身对税收的贡献并不大。
客观来说，过去几年，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过度依赖，造成了税收结构畸形。随着国家宏观政策调整，房地产对税收的贡献在减少。实体经济方面，部分低端的、落后产能关闭了，实际上税源是在枯竭。当然，我们处于经济转型的阵痛期，未来还是会迈向高质量发展。但是在当前来看，税收是在减收，而非增收。
与此同时，国务院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减税降费的措施，我们的一些规费收入、政府基金收入也在减少。但是，大家都不承认自己财政收入要减少，从数据上看，还在不断增长。西部地区工业有很大规模，但工业税收附加值太低，营改增实际上令县域税收减少了。可能从全国大盘子上看，税收还是整体增长，但具体到一个市、县，以一个区域为单位进行分析，税收减少的不在少数。大家都不提这个事儿，主要因为GDP考核的需求。
卖地收入这一块，实际上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也没有了。房地产企业对于经济的感知能力非常强。我们县距省会城市一个小时车程，房地产的经济效应传导到我们县一般要一年。前些年，我们省会由于新区建设，房价飞涨。这股效应从前年下半年传导到我们县，房价开始上涨，库存也去除了大部分。我们抓住机遇，卖了两次地，后来就卖不动了。房企看到全国一线城市限购，他马上就转入观望。
实际上，西部地区县域财政对土地的依赖非常大，土地卖不掉，基本上运营非常困难。最近提前下达了2019年的转移支付，实际上都是补充财力的。
目前，中央财政已经把各地政府债务全部锁定，各地正在填报隐性债务统计数据，统计十分严格，必须落实到项目上。不是今天你报30个亿，明天40个亿。对于政府融资平台，与政府债务有关的，也要看合同和支付凭证，每一笔钱一套档案。
实际上，有些县市的债务状况走到这一步，过去肯定是上了一些大规模的建设项目。
但还是要考虑，这个风气刹住之后，未来怎么办？
过去有些地方政府靠卖地，现在地卖不动，税收实际上也在减少，就没有收入了。财政的职能本身就是保运转、保稳定、促发展，保运转是摆在前面的。现在我们可以发债，国家鼓励发行专项债，坚持“开前门、堵后门”的改革思路。专项债是立足于当前开工和在建的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等领域的专项债我非常赞成，但是有个现实的问题——以前的债务怎么办？它是分年分月到期的。
我们县财政债务率只有50%，一直控制得非常好。其他地区不一定是这个情况。但站在宏观角度看，兑付的时间到了必须支付，不然政府就算是失信了，要被纳入黑名单，影响整个地区融资源的配置，最终影响的是当地的实体经济发展。像西部省份，我估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的8%～10%是比较好的。实际上，债务风险预警是按照1这个系数来控制的，在1以内都是安全的。地方要发展，有一定负债还是合理的，保持合理的杠杆水平，就是100%以内都可以接受。
现在有些地方在搞财政重整。财政重整就是省一级在保他们的工资运转，其他的债务问题，实际上现在还没找到解决办法。还是那句话，还是该干活还得干，公职人员该发的工资还是要发。财政三个基本职能，保运转、保稳定、促发展，最后才是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