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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开始在上市公司实行，新会计准则不仅反应了中国的经济政策，也适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并且，新的会计准则又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搭建了舞台。于2008年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给内外资企业的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了法律指引。但这两种法律对所得税的相关规定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即会计——税收差异，这种差异的程度和水平又会对投资者异质信念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一、国外文献综述
Miller（1977）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市场上不同的参与者对同一种风险和收益的预测和判断往往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市场参与者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即投资者异质信念。后来，Miller又详细地指出了投资者异质信念能影响其对公司股价的需求。同样，投资者意见分歧也会导致其他结果。
Karpoff（1986）指出，当投资者存在意见分歧即信念异质，并且这种程度增大时，其对同一支股票的交易量也会更多。同样地，Berkman（2009）指出，当投资者存在意见分歧时股票收益的波动也将会增加。
Ajinkya（1991）指出，不同的投资者对同一支股票产生的意见分歧的结果往往就是分析师预测的离差，因此，分析师离差也经常作为投资者意见分歧的代理变量，通过检测分析师预测的离差，能够提供其他的更为复杂的市场参与者意见分歧的证据。分析师预测的离差会随着投资者意见分歧的增长而增长。
Berkman（2009）指出，对投资者意见分歧的多个度量标准可以确保最终的研究结果不是一个特定代理变量的产物。Bailey（2003）认为，会计——税收差异缺少透明度似乎增加了投资者意见分歧，然而增加这种透明度就能减少投资者意见分歧。
Mills （1998）发现会计——税收差异肯定和IRS提出和审计调整有关。Desai（2003）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会计——税收差异的增长一部分由于公司避税活动。新近，Wilson （2009）and Frank et al.（2009）通过检测已经被熟知的存在激进的税收庇护交易的公司样本，发现这种交易导致了永久性的会计——税收差异。激进的税务申报和永久性的会计——税收差异两者相互支持Weisbach’s（2002）的论述，即理想的激进的税务申报业务不用产生财務报告成本就会节税，也就是说，理想的税务报告策略会产生永久性的会计——税收差异。
关于暂时性和永久性差异的讨论表明会计——税收差异来源于关于未来决议的多种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潜在原因。先前的研究已经指出，通常不确定性能影响财务报告的信息量和忠实度。例如Hanlon（2005）发现大的正面或负面的暂时性会计——税收差异会导致较少的持久收入。
Lev、Nissim（2004）提出证据指明会计——税收差异反应在未来收益中，与投资者在将会计——税收差异并入到他们的投资决策中时有困难相一致。类似，Weber（2009）发现分析师在做盈余预测时也不会完全结合会计——税收差异。Weber进一步发现对于分析师而言，他们把会计——税收差异并入到预测中的程度是有变化性的。
其他的最近的研究把会计——税收差异的特征与某种负面经济后果相联系。Ayers et al.（2010）检验了会计——税收差异对信用级别的影响并且发现大的正面的或负面的会计——税收差异的变化与信用评级的消极变化相联系，表明会计——税收差异影响公司的债务成本。类似，Dhaliwal et al.2008）发现会计——税收差异的时序变化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并推测这个结果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会计——税收差异导致的市场不确定性。两个研究都把它们的发现归结为会计——税收差异对财务报表所反映的信息的精确度和质量有负面影响。
二、 国内文献综述
王延明（2003）以实际税率与执行税率的差异为变量，同时考虑投资收益和资产减值，对我国上市公司1994—2001年间各年的会计——税收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投资收益是造成会计——税收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2000年和2001年当年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对税率差异也有很大的影响。
叶康涛和陆正飞（2005）以2002年制造业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盈余管理和所得税支付的关系，并考虑了公司和纳税调整项目。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越大，会计——税收差异也越大，且相较于低税率的公司，高税率的公司利用会计——税收差异规避所得税的动机更强烈。但其研究范围有限，且纳税调整项目替代变量的设计也值得进一步的商榷。
戴德明和姚淑瑜（2006）以2002—2004年间各上市公司（母公司）的报表数据为研究对象，首次测定了会计——税收差异的大小。研究发现，制度因素是造成会计——税收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固定资产折旧和投资收益则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制度因素。研究指出，会计制度制定机构与税务机关应当加强在双方制度层面的协作，特别要关注坏账准备、固定资产折旧以及投资收益等重点差异调整项目，同时加强双方监管部门的协作，防止企业利用制度差异来规避所得税。
伍利娜和李蕙伶（2007）以1999—200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会计——税收差异与盈余预测价值、市场回报的关系。研究表明，对上市公司来说，会计——税收差异越大，其盈余质量越低，而投资者不能很好地识别会计——税收差异对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启示作用，购买具有大额会计——税收差异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日后利益会受到一定的损失。
周中胜（2009）将1999—2003年深护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盈余持续性的视角考察了上市公司会计——税收差异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会计——税收差异对盈余持续性有显著影响，会计——税收差异越大，盈余的持续性越弱，盈余质量越低。
三、文献展望
目前，国内外对会计——税收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经济后果的检验。对企业会计行为选择的动机的研究多集中在盈余管理动机和所得税避税动机上。尚未研究会计——税收差异对投资者信念异质的影响，所以，研究会计——税收差异对投资者信念异质的影响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视角和创新。针对国外学者Joseph Comprix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进一步的研究会计——税收差异包含的不确定性的对投资者意见分歧的可能影响，尤其是在财务报表中所反映的信息的精准度方面的永久性的会计——税收差异的影响是否更为显著。
（作者单位：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一、国外文献综述
Miller（1977）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市场上不同的参与者对同一种风险和收益的预测和判断往往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市场参与者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即投资者异质信念。后来，Miller又详细地指出了投资者异质信念能影响其对公司股价的需求。同样，投资者意见分歧也会导致其他结果。
Karpoff（1986）指出，当投资者存在意见分歧即信念异质，并且这种程度增大时，其对同一支股票的交易量也会更多。同样地，Berkman（2009）指出，当投资者存在意见分歧时股票收益的波动也将会增加。
Ajinkya（1991）指出，不同的投资者对同一支股票产生的意见分歧的结果往往就是分析师预测的离差，因此，分析师离差也经常作为投资者意见分歧的代理变量，通过检测分析师预测的离差，能够提供其他的更为复杂的市场参与者意见分歧的证据。分析师预测的离差会随着投资者意见分歧的增长而增长。
Berkman（2009）指出，对投资者意见分歧的多个度量标准可以确保最终的研究结果不是一个特定代理变量的产物。Bailey（2003）认为，会计——税收差异缺少透明度似乎增加了投资者意见分歧，然而增加这种透明度就能减少投资者意见分歧。
Mills （1998）发现会计——税收差异肯定和IRS提出和审计调整有关。Desai（2003）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会计——税收差异的增长一部分由于公司避税活动。新近，Wilson （2009）and Frank et al.（2009）通过检测已经被熟知的存在激进的税收庇护交易的公司样本，发现这种交易导致了永久性的会计——税收差异。激进的税务申报和永久性的会计——税收差异两者相互支持Weisbach’s（2002）的论述，即理想的激进的税务申报业务不用产生财務报告成本就会节税，也就是说，理想的税务报告策略会产生永久性的会计——税收差异。
关于暂时性和永久性差异的讨论表明会计——税收差异来源于关于未来决议的多种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潜在原因。先前的研究已经指出，通常不确定性能影响财务报告的信息量和忠实度。例如Hanlon（2005）发现大的正面或负面的暂时性会计——税收差异会导致较少的持久收入。
Lev、Nissim（2004）提出证据指明会计——税收差异反应在未来收益中，与投资者在将会计——税收差异并入到他们的投资决策中时有困难相一致。类似，Weber（2009）发现分析师在做盈余预测时也不会完全结合会计——税收差异。Weber进一步发现对于分析师而言，他们把会计——税收差异并入到预测中的程度是有变化性的。
其他的最近的研究把会计——税收差异的特征与某种负面经济后果相联系。Ayers et al.（2010）检验了会计——税收差异对信用级别的影响并且发现大的正面的或负面的会计——税收差异的变化与信用评级的消极变化相联系，表明会计——税收差异影响公司的债务成本。类似，Dhaliwal et al.2008）发现会计——税收差异的时序变化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并推测这个结果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会计——税收差异导致的市场不确定性。两个研究都把它们的发现归结为会计——税收差异对财务报表所反映的信息的精确度和质量有负面影响。
二、 国内文献综述
王延明（2003）以实际税率与执行税率的差异为变量，同时考虑投资收益和资产减值，对我国上市公司1994—2001年间各年的会计——税收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投资收益是造成会计——税收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2000年和2001年当年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对税率差异也有很大的影响。
叶康涛和陆正飞（2005）以2002年制造业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盈余管理和所得税支付的关系，并考虑了公司和纳税调整项目。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越大，会计——税收差异也越大，且相较于低税率的公司，高税率的公司利用会计——税收差异规避所得税的动机更强烈。但其研究范围有限，且纳税调整项目替代变量的设计也值得进一步的商榷。
戴德明和姚淑瑜（2006）以2002—2004年间各上市公司（母公司）的报表数据为研究对象，首次测定了会计——税收差异的大小。研究发现，制度因素是造成会计——税收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固定资产折旧和投资收益则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制度因素。研究指出，会计制度制定机构与税务机关应当加强在双方制度层面的协作，特别要关注坏账准备、固定资产折旧以及投资收益等重点差异调整项目，同时加强双方监管部门的协作，防止企业利用制度差异来规避所得税。
伍利娜和李蕙伶（2007）以1999—200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会计——税收差异与盈余预测价值、市场回报的关系。研究表明，对上市公司来说，会计——税收差异越大，其盈余质量越低，而投资者不能很好地识别会计——税收差异对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启示作用，购买具有大额会计——税收差异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日后利益会受到一定的损失。
周中胜（2009）将1999—2003年深护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盈余持续性的视角考察了上市公司会计——税收差异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会计——税收差异对盈余持续性有显著影响，会计——税收差异越大，盈余的持续性越弱，盈余质量越低。
三、文献展望
目前，国内外对会计——税收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经济后果的检验。对企业会计行为选择的动机的研究多集中在盈余管理动机和所得税避税动机上。尚未研究会计——税收差异对投资者信念异质的影响，所以，研究会计——税收差异对投资者信念异质的影响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视角和创新。针对国外学者Joseph Comprix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以进一步的研究会计——税收差异包含的不确定性的对投资者意见分歧的可能影响，尤其是在财务报表中所反映的信息的精准度方面的永久性的会计——税收差异的影响是否更为显著。
（作者单位：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