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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世界”理论诞生的历史背景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各大国的首脑都对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提出过相应的理论。但是，谁都没有也不可能注意小国、弱国和穷国的利益，他们所奉行的都是代表不同国家利益的由大国划分势力范围、主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但通观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无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都受到过强有力的挑战和冲击。
雅尔塔体系的实质是苏美两极格局。而在世界出现两极格局的同时，多极化的趋势就作为一种潜流存在着。这首先是战后通过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产生的新兴独立国家，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中国。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另一个对世界两极格局形成挑战的是两大阵营中的离心和分化倾向。它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国从苏联阵营中分化出来，独树一帜；二是法国等欧洲国家同美国闹独立性。到70年代，又出现了所谓五强格局和美、中、苏战略大三角的态势。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后世界在以两极格局为主导的同时，世界多极化趋势孕育、发展并逐步突出的时代。这个时代呼唤着代表弱国、穷国、小国利益并反映多极化趋势的国际关系理论。“三个世界”理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毛泽东始终对世界上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抱以同情和关注，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处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两者密不可分，利益息息相关。正是在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关于国际战略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对于形成“中间地带”的理论，并发展成为“三个世界”理论，起了至关重要的铺垫作用。
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问世
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不同看法，是在1946年8月，即中国内战正式爆发之后。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那一次举世闻名的谈话，科学地分析了战后国际格局，提醒人们注意在冷战对立的两极之间处于游离状态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中间地带”理论一直是毛泽东观察分析国际问题、制定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他又根据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及时补充、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使之逐步得到检验和完善。
1956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瓦拉底时指出，要注意“中间地带”的重要性。他认为，“中间地带”包括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和最多的国家，包括有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还在争取民族解放；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他还认为，在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内部纠纷。这些纠纷应该用和平方法来解决。
60年代，中苏论战后，中国成为独树一帜的国际力量，这是战后世界格局发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与此同时，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同美国的裂痕也日益扩大，矛盾趋于表面化。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提出了存在着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还使用“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来代表他所说的“中间地带”。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等外国朋友。他在谈话中说：“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他还说，“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
正式提出“三个世界”理论
进入70年代，世界格局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多极化趋势对两极格局的挑战和冲击日益公开化、显著化。
首先是中国战略地位的明显提高。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试制成功，标志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中国作为一个同时拥有核技术和航天技术的亚洲大国，其战略地位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特别是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赢得了它们的信任，代表了它们的利益。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之后，重新回到国际社会，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呼声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尤其是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以后，客观上形成美、苏、中战略大三角格局，中国的战略地位呈上升趋势，对两极格局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已成定局。
其次是资本主义各国纷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对美国的盟主地位提出强有力的挑战。西欧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运动进一步发展，并在政治、防务等方面加强合作。日本终于成长为经济巨人，同时积极扩大在东南亚等地的政治、经济影响。美国为摆脱越南战争的困境，改变战略上的下降趋势，不得不对这些挑战持容忍和克制态度，并开始调整其亚洲政策和欧洲政策。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来自东欧。东欧各国开始走改革的道路，并试图改变对苏联的依赖状况。苏联在同美国争霸世界的同时，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了来自东欧各国的不满和挑战。
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对两极格局的冲击日益明显，国际社会呼唤并孕育着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间地带”理论已不能适应这一要求，客观局势迫切需要从中发展出新的理论。
面对激烈变化、迅速改组的世界，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最终形成了“三个世界”理论。这是“中间地带”理论的超越和升华。
关于“三个世界”理论，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了很久。但是，这个理论的正式提出，却是在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开始正常化以后。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专门谈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这个发言是根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毛泽东审阅批准。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国际斗争的主题是反对霸权主义。他还郑重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最主要动因，是要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为中国找到一个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合的战略地位，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在这方面，中国的确获得了最大的战略利益。最直接的收获，就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国外交新格局的出现。
（摘自《时代邮刊》）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各大国的首脑都对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提出过相应的理论。但是，谁都没有也不可能注意小国、弱国和穷国的利益，他们所奉行的都是代表不同国家利益的由大国划分势力范围、主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但通观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无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都受到过强有力的挑战和冲击。
雅尔塔体系的实质是苏美两极格局。而在世界出现两极格局的同时，多极化的趋势就作为一种潜流存在着。这首先是战后通过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产生的新兴独立国家，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中国。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另一个对世界两极格局形成挑战的是两大阵营中的离心和分化倾向。它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国从苏联阵营中分化出来，独树一帜；二是法国等欧洲国家同美国闹独立性。到70年代，又出现了所谓五强格局和美、中、苏战略大三角的态势。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后世界在以两极格局为主导的同时，世界多极化趋势孕育、发展并逐步突出的时代。这个时代呼唤着代表弱国、穷国、小国利益并反映多极化趋势的国际关系理论。“三个世界”理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毛泽东始终对世界上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抱以同情和关注，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处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两者密不可分，利益息息相关。正是在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关于国际战略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对于形成“中间地带”的理论，并发展成为“三个世界”理论，起了至关重要的铺垫作用。
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问世
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不同看法，是在1946年8月，即中国内战正式爆发之后。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那一次举世闻名的谈话，科学地分析了战后国际格局，提醒人们注意在冷战对立的两极之间处于游离状态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中间地带”理论一直是毛泽东观察分析国际问题、制定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他又根据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及时补充、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使之逐步得到检验和完善。
1956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瓦拉底时指出，要注意“中间地带”的重要性。他认为，“中间地带”包括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和最多的国家，包括有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还在争取民族解放；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他还认为，在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内部纠纷。这些纠纷应该用和平方法来解决。
60年代，中苏论战后，中国成为独树一帜的国际力量，这是战后世界格局发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与此同时，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同美国的裂痕也日益扩大，矛盾趋于表面化。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提出了存在着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还使用“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来代表他所说的“中间地带”。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等外国朋友。他在谈话中说：“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他还说，“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
正式提出“三个世界”理论
进入70年代，世界格局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多极化趋势对两极格局的挑战和冲击日益公开化、显著化。
首先是中国战略地位的明显提高。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试制成功，标志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中国作为一个同时拥有核技术和航天技术的亚洲大国，其战略地位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特别是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赢得了它们的信任，代表了它们的利益。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之后，重新回到国际社会，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呼声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尤其是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以后，客观上形成美、苏、中战略大三角格局，中国的战略地位呈上升趋势，对两极格局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已成定局。
其次是资本主义各国纷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对美国的盟主地位提出强有力的挑战。西欧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运动进一步发展，并在政治、防务等方面加强合作。日本终于成长为经济巨人，同时积极扩大在东南亚等地的政治、经济影响。美国为摆脱越南战争的困境，改变战略上的下降趋势，不得不对这些挑战持容忍和克制态度，并开始调整其亚洲政策和欧洲政策。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来自东欧。东欧各国开始走改革的道路，并试图改变对苏联的依赖状况。苏联在同美国争霸世界的同时，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了来自东欧各国的不满和挑战。
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对两极格局的冲击日益明显，国际社会呼唤并孕育着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间地带”理论已不能适应这一要求，客观局势迫切需要从中发展出新的理论。
面对激烈变化、迅速改组的世界，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最终形成了“三个世界”理论。这是“中间地带”理论的超越和升华。
关于“三个世界”理论，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了很久。但是，这个理论的正式提出，却是在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开始正常化以后。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专门谈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这个发言是根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毛泽东审阅批准。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国际斗争的主题是反对霸权主义。他还郑重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最主要动因，是要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为中国找到一个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合的战略地位，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在这方面，中国的确获得了最大的战略利益。最直接的收获，就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国外交新格局的出现。
（摘自《时代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