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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入党为什么？现在为党做什么？今后为党留什么？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作出回答的人生选择题，是事关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观的问题。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左权将军诞辰110周年，左权将军作为八路军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作为抗战精神的杰出代表，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树立怎样的人生价值观、如何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创造性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宗旨和人生价值取向。“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当他选择了做共产党员，就等于选择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
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指明一个党员应当更加懂得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人怎样活着才最有价值。“左权将军牺牲为的是咱老百姓”、“他为国家他为人民费尽心血”，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追求的高尚的人生价值观。但是，当前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猛烈冲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现实，对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观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一些党员中出现淡化或丢弃为人民服务的现象，有的甚至走上了唯利是图、崇拜金钱、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道路，这些都突显了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而在这方面，左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第一，坚定信念，把握人生坐标。左权将军的一生“无愧于他所信仰者”。左权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从苏联回国并被派往苏区工作。他深知革命不免牺牲，便将自己在上海的两箱俄文书寄回老家，同时给母亲写信，信中说：“母亲，我虽回国，但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毓林。我将全力贡献革命……”1937年12月3日，左权百忙中给慈母再次写信：“母亲，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我们决心与华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就这样，左权从离家到殉国，整整17年没有回家！他牺牲后，周恩来曾撰文说：“左权同志不仅是革命军人，而且是革命党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时代，这成为他以后近二十年政治生活中的准绳。他之牺牲，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面对着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因此，必须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着力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才能把握好人生的坐标，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第二，对党忠诚，做到人生无悔。回顾左权的一生，是真正做到了“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 。1932年6月，红军回师赣南后，左权被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诬为“参加托派组织的嫌疑者”，撤销了军长兼政委职务，并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尽管这之后左权多次申诉，但“托派”和“留党察看”成为戴在他头上10多年的政治“紧箍咒”，直到英勇殉国。多年后，已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耿飚在回忆此事时写道：“作为他的下级，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一点感觉左权是蒙受不白之冤，受过委屈的人。”他“没有苟安”，“也没有消极”，党无论安排他做什么工作，他都坚决服从并尽职尽责地做好。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忍辱负重，受得住委屈，经得起考验，一切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甚至舍生取义。他以崇高的党性， 证明了他是中国共产党最忠诚、最优秀的党员。对党忠诚是我们党对党员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党的事业顺利发展的坚强政治保证。正如习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
第三，终身学习，力求人生出彩。《左权烈士传略》这样写道：“左权同志是我国有数的军事家之一，他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成就，融合了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代，内战时代及苏联红军最先进的战术，为中国著名游击战术创造人之一。他对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有其永不可灭的功绩。”周恩来认为左权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毛泽东称赞：“左权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啊！”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1924年，左权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堂，11月间他所在的讲武学堂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夏他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冬又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翌年秋，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留苏4年多期间，左权博闻强识，掌握了丰富的军事理论，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事指挥员。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他既是挥戈前线的战将，又是运筹帷幄的智囊，并在辉煌的军事实践中形成了自己丰富的军事谋略艺术，多次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正如刘伯承指出：“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国共合作成功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讨论部队副参谋长人选时，毛泽东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就这样，32岁的左权进入了中共军队最高领导层。以后，左权长期战斗在太行山上，参与指挥了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百团大战和黄崖洞保卫战等著名战役。在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中，他仍坚持学习与写作，经他起草、撰写或翻译的电文、论著及译著就达数十万字。反观现实中党员干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能力不足”的危险却大量存在。习近平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要力戒浮躁，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心思考，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使自己任何时候才不枯、智不竭”。 第四，修身立德，树立人生楷模。左权虽然已是前方总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他平时在生活上都十分艰苦朴素，仍然保持着普通战士的本色。每当部队行军宿营，他都和战士一样徒步行军，住的地方也非常简单朴素。八路军总部来到武乡砖壁村时，左权听说民房不宽裕，就主动住在村中的一座小庙里，战士们看到这种情景，心疼地说：“参谋长，你住的破庙太冷了，和我们换一下房子吧。”左权说道：“那怎么行呢？你们房子里住着一个班，我能让一个人住暖和而叫十几个战士受冻吗？” 总部警备连是一个有200多人的加强连，谁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有何爱好、特点等等，左权心里都有一本账。对待下级的缺点错误，他总是启发诱导，进行正确的批评帮助，以理服人，从不以首长自居、靠命令权威使人驯服。正如朱德总司令评价左权：“对同志则虚心和蔼，对部属则以循循善诱的说服教育精神，去帮助和带领他们，注意他们的生活，体贴他们的困难。”左权具有儒将的风范，也富于高雅、稳重的个性，处处为人表率、样样事情都是以身作则。他经常穿过枪林弹雨，到前沿和战士们一起度过阵地上最紧张的时刻。他还常常对别人说：战斗越紧张，战士们就越需要自己的指挥员，指挥员在他们的身边，会给他们带来无限的信心和力量。左权同样热爱百姓，经常语重心长地说，八路军好比一条鱼，老百姓是河中水，鱼在水里游来游去，离水的鱼儿难得活，我们一定要热爱老百姓。他还勉励官兵要进行节约，要减轻人民负担，“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每当日寇“扫荡”时，他总是指示部队要掩护好群众安全转移；群众有困难时，他总是指挥部队竭力相助。1941年敌后抗战进入到严重困难阶段后，他和彭德怀带领部队与驻地群众在清漳河畔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同群众吃住在沙滩；1942年春，他又和彭德怀带领广大军民共同完成了清漳河中段筑堤工程，增加肥田400余亩，被当地群众传为美谈。当前，党员干部面临的最大考验不是“枪弹”而是“糖弹”，在名与利、得与失、亲情与党性之间，如何正确抉择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习近平特别提出了“三严三实”的要求，还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第五，敬业奉献，实现人生价值。左权的一生“为人民费尽心血”，直到舍身取义。从苏联回国的12年中，未曾一日离开人民军队，抗战5年，没有一天离开抗日前线：1938年2月在山西临汾地区指挥警卫部队伏击日军，掩护八路军总部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同年11月主持召开八路军晋东南部队参谋长会议，制定各级司令部暂行工作条例，健全了司令部的工作机构。从1939年起，先后3次组织整军，并注重对新战士的政治教育和利用战斗间隙整顿部队，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在此期间，领导创建黄崖洞兵工厂，生产了数量可观的武器装备，有力地支援了敌后军民的抗日武装斗争。1940年8月，参与指挥百团大战。1941年11月指挥黄崖洞保卫战……为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许多日子彻夜不眠。八路军总部下发的命令、指示、通报等文电，许多都是由他亲自起草。朱德回忆说：“就是在昼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是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都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与暴躁。他在不断地解决问题，叮咛部署，起草命令，检查工作，甚至有时疲乏过度，梦中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作。左权同志这样工作，十余年来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从未要求过一天休息。”左权牺牲后延安、太行山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纷纷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周恩来于1942年6月21日在《新华日报》撰文说：“左权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为纪念左权将军，辽县万余民众签名请求，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1942年9月18日辽县易名左权县，1965年5月，左权县人民政府将左权将军牺牲地十字岭更名为左权岭，并于1985年在十字岭山顶修建 “左权将军殉难处纪念亭”，太行人民还谱写了一曲脍炙人口的《左权将军之歌》。左权虽然牺牲了，但他的事迹却激励着一代代人。今天，在“四个全面”建设的关键时期，共产党员要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的过程中实现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
（责编 王燕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创造性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宗旨和人生价值取向。“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当他选择了做共产党员，就等于选择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
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指明一个党员应当更加懂得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人怎样活着才最有价值。“左权将军牺牲为的是咱老百姓”、“他为国家他为人民费尽心血”，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追求的高尚的人生价值观。但是，当前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猛烈冲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现实，对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观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一些党员中出现淡化或丢弃为人民服务的现象，有的甚至走上了唯利是图、崇拜金钱、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道路，这些都突显了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而在这方面，左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第一，坚定信念，把握人生坐标。左权将军的一生“无愧于他所信仰者”。左权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从苏联回国并被派往苏区工作。他深知革命不免牺牲，便将自己在上海的两箱俄文书寄回老家，同时给母亲写信，信中说：“母亲，我虽回国，但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毓林。我将全力贡献革命……”1937年12月3日，左权百忙中给慈母再次写信：“母亲，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我们决心与华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就这样，左权从离家到殉国，整整17年没有回家！他牺牲后，周恩来曾撰文说：“左权同志不仅是革命军人，而且是革命党员。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时代，这成为他以后近二十年政治生活中的准绳。他之牺牲，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面对着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因此，必须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着力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才能把握好人生的坐标，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第二，对党忠诚，做到人生无悔。回顾左权的一生，是真正做到了“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 。1932年6月，红军回师赣南后，左权被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诬为“参加托派组织的嫌疑者”，撤销了军长兼政委职务，并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尽管这之后左权多次申诉，但“托派”和“留党察看”成为戴在他头上10多年的政治“紧箍咒”，直到英勇殉国。多年后，已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耿飚在回忆此事时写道：“作为他的下级，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一点感觉左权是蒙受不白之冤，受过委屈的人。”他“没有苟安”，“也没有消极”，党无论安排他做什么工作，他都坚决服从并尽职尽责地做好。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忍辱负重，受得住委屈，经得起考验，一切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甚至舍生取义。他以崇高的党性， 证明了他是中国共产党最忠诚、最优秀的党员。对党忠诚是我们党对党员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党的事业顺利发展的坚强政治保证。正如习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
第三，终身学习，力求人生出彩。《左权烈士传略》这样写道：“左权同志是我国有数的军事家之一，他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成就，融合了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代，内战时代及苏联红军最先进的战术，为中国著名游击战术创造人之一。他对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有其永不可灭的功绩。”周恩来认为左权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毛泽东称赞：“左权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啊！”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1924年，左权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堂，11月间他所在的讲武学堂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夏他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冬又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翌年秋，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留苏4年多期间，左权博闻强识，掌握了丰富的军事理论，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事指挥员。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他既是挥戈前线的战将，又是运筹帷幄的智囊，并在辉煌的军事实践中形成了自己丰富的军事谋略艺术，多次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正如刘伯承指出：“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国共合作成功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讨论部队副参谋长人选时，毛泽东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就这样，32岁的左权进入了中共军队最高领导层。以后，左权长期战斗在太行山上，参与指挥了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百团大战和黄崖洞保卫战等著名战役。在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中，他仍坚持学习与写作，经他起草、撰写或翻译的电文、论著及译著就达数十万字。反观现实中党员干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能力不足”的危险却大量存在。习近平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要力戒浮躁，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心思考，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使自己任何时候才不枯、智不竭”。 第四，修身立德，树立人生楷模。左权虽然已是前方总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他平时在生活上都十分艰苦朴素，仍然保持着普通战士的本色。每当部队行军宿营，他都和战士一样徒步行军，住的地方也非常简单朴素。八路军总部来到武乡砖壁村时，左权听说民房不宽裕，就主动住在村中的一座小庙里，战士们看到这种情景，心疼地说：“参谋长，你住的破庙太冷了，和我们换一下房子吧。”左权说道：“那怎么行呢？你们房子里住着一个班，我能让一个人住暖和而叫十几个战士受冻吗？” 总部警备连是一个有200多人的加强连，谁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有何爱好、特点等等，左权心里都有一本账。对待下级的缺点错误，他总是启发诱导，进行正确的批评帮助，以理服人，从不以首长自居、靠命令权威使人驯服。正如朱德总司令评价左权：“对同志则虚心和蔼，对部属则以循循善诱的说服教育精神，去帮助和带领他们，注意他们的生活，体贴他们的困难。”左权具有儒将的风范，也富于高雅、稳重的个性，处处为人表率、样样事情都是以身作则。他经常穿过枪林弹雨，到前沿和战士们一起度过阵地上最紧张的时刻。他还常常对别人说：战斗越紧张，战士们就越需要自己的指挥员，指挥员在他们的身边，会给他们带来无限的信心和力量。左权同样热爱百姓，经常语重心长地说，八路军好比一条鱼，老百姓是河中水，鱼在水里游来游去，离水的鱼儿难得活，我们一定要热爱老百姓。他还勉励官兵要进行节约，要减轻人民负担，“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每当日寇“扫荡”时，他总是指示部队要掩护好群众安全转移；群众有困难时，他总是指挥部队竭力相助。1941年敌后抗战进入到严重困难阶段后，他和彭德怀带领部队与驻地群众在清漳河畔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同群众吃住在沙滩；1942年春，他又和彭德怀带领广大军民共同完成了清漳河中段筑堤工程，增加肥田400余亩，被当地群众传为美谈。当前，党员干部面临的最大考验不是“枪弹”而是“糖弹”，在名与利、得与失、亲情与党性之间，如何正确抉择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习近平特别提出了“三严三实”的要求，还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第五，敬业奉献，实现人生价值。左权的一生“为人民费尽心血”，直到舍身取义。从苏联回国的12年中，未曾一日离开人民军队，抗战5年，没有一天离开抗日前线：1938年2月在山西临汾地区指挥警卫部队伏击日军，掩护八路军总部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同年11月主持召开八路军晋东南部队参谋长会议，制定各级司令部暂行工作条例，健全了司令部的工作机构。从1939年起，先后3次组织整军，并注重对新战士的政治教育和利用战斗间隙整顿部队，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在此期间，领导创建黄崖洞兵工厂，生产了数量可观的武器装备，有力地支援了敌后军民的抗日武装斗争。1940年8月，参与指挥百团大战。1941年11月指挥黄崖洞保卫战……为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许多日子彻夜不眠。八路军总部下发的命令、指示、通报等文电，许多都是由他亲自起草。朱德回忆说：“就是在昼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是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都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与暴躁。他在不断地解决问题，叮咛部署，起草命令，检查工作，甚至有时疲乏过度，梦中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作。左权同志这样工作，十余年来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从未要求过一天休息。”左权牺牲后延安、太行山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纷纷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周恩来于1942年6月21日在《新华日报》撰文说：“左权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为纪念左权将军，辽县万余民众签名请求，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1942年9月18日辽县易名左权县，1965年5月，左权县人民政府将左权将军牺牲地十字岭更名为左权岭，并于1985年在十字岭山顶修建 “左权将军殉难处纪念亭”，太行人民还谱写了一曲脍炙人口的《左权将军之歌》。左权虽然牺牲了，但他的事迹却激励着一代代人。今天，在“四个全面”建设的关键时期，共产党员要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的过程中实现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