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媒介素养应成为大学生必备常识
江作苏在2013年5月29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从传播学角度看，校园环境早已成为典型的传播场域。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新媒体为介质的传播活动渗入校园各个层面、各个角落，成为新时代校园与传统时代校园最显著的标志性变化。现在大学生100%要上网、会上网，学生面临的生活环境和信息传播环境，深刻改变和影响着学生。当代学生无可回避地要在媒介作为环境要素的校园中学习和成长。因此，媒介素养的养成教育，就理应成为基础性养成的重要部分。
基础性素养可以分为道德素养、科学素养、文史素养三个部分。我们面对的新命题是，在当代教育中，媒介素养成为了跨越和融合了这三个部分的粘合性素养。在大学时代增强媒介素养，可以说是获得了一项引领性的素养，因为一旦形成良好的媒介素养，以此为支点，可以促进其他三项素养内容的养成。它能够扩大视野、增强学力、活跃思想、协同创新。纵观各国媒介素养的养成教育，基本都是形成学校、家庭、政府、社会、媒体五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其中，学校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场所，家庭是素养得以养成、教育得以巩固的关键之地，同时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更需要各类媒体的积极配合，提供媒介信息、媒介技术、媒介产品和练兵场。实践已证明，只有各方积极参与、通力合作，才能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有效发展，促进学生媒介素养的提升。
师德“一票否决”究竟谁来决断
唐伟在2013年6月2日新华网撰文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某种意义上讲，师德的重要性应是最重要的职业前提。若一个师者师道德低下，就会耳濡目染影响下一代，成为教育和社会之忧。故而，加强师德考核，净化师资队伍，以保持教师和教育本身的纯洁性、高尚性已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师德问题不是今天才有，师德标准也早已有之。现在，将师德表现作为老师考核的重要标准，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固然有强化之意；但有一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师德究竟如何评价，由谁来评价？若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可能就很难实现预期的效果，甚至陷入“走程序，行过场”的形式化敷衍。
一方面，教师好不好，道德高不高，不应由少数几个教育官员、或者固定的考核机构来作出。否则，所谓的师德好坏，就会成为迎合教育官员需求的标准，而非家长和学生的所需所盼。比如，一些在学生中并不受欢迎的老师，却成了学校管理者心中的“宠儿”；一些受学生喜欢、家长欢迎的老师，在考核结果上却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如果将考核教师的主动权全部交给家长和学生，也未必合理。管严了或说了重话，学生和家长未必领情；管松了成绩上不去，学校和领导又不满意。在这两种标准的反差下，我们可以看到师德出现了两种异化，一是体罚现象的屡禁不止，二是“下跪式”教育尝试的方兴未艾。
更重要的是，师德是一个极难界定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指标体系，会受到社会整体道德风气的影响，以及行业体制的左右。在整体性问题和体制性症结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单兵突进”的师德考核该如何破题，考验着相关部门的智慧。
高校宿舍管理应摆脱圈养思维
李妍在2013年5月31日《中国教育报》撰文指出：近日，一则有关广西大学公寓门禁的新规在网上迅速扩散。该规定称，今后学生进出公寓均须刷卡。其中一条细则还提到，“一天未出门的，即被视为‘住宿异常’，将给予处分。”
本应自由开放的大学，却安上了严查进出的门禁，“异常者”还要予以处分——一幅家长式的大学宿舍管理图景，再度跃然纸上。同时，大学生中的“宅男宅女”早已非新闻，但学校明文禁止并要处分，也还是第一次听说。
用门禁管学生，说白了，无非又是管理之手伸得过长的案例之一。大学生大多已经成年，学生向宿舍方付费，彼此更多应是房东与租客的关系，宿舍方有向学生提供安全舒适宿舍环境的义务，却没有限制学生来去自由的权力。此前，一些大学在宿舍走廊安装监视器，甚至把监视的目光放到了学生寝室内部，无不以安全为名，其中问题，如出一辙。
看国内的大学宿舍管理，准时熄灯，准时断网，不准在寝室随意用电，甚至还出现了严查进出的情况。学生在这里只是被管理、被圈养的对象，无法进行自我管理，更难以在宿舍生活中与教授们相处交流。当宿舍只是一个管理睡觉的纪律场，而不是一个拥有活动、学习、娱乐等多种功能，充满趣味的家，学生在这里学会“宅”，便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如果说“宅”是一种自我圈养，那么，类似于严查进出的管理方式，则更是一种圈养管理。大学宿舍管理首先要摆脱这种圈养思维，不能把管理之手伸到学生自由进出之地。除此之外，再想想如何发挥寄宿制的教育、归属、认同功能，应该不无裨益。
江作苏在2013年5月29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从传播学角度看，校园环境早已成为典型的传播场域。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新媒体为介质的传播活动渗入校园各个层面、各个角落，成为新时代校园与传统时代校园最显著的标志性变化。现在大学生100%要上网、会上网，学生面临的生活环境和信息传播环境，深刻改变和影响着学生。当代学生无可回避地要在媒介作为环境要素的校园中学习和成长。因此，媒介素养的养成教育，就理应成为基础性养成的重要部分。
基础性素养可以分为道德素养、科学素养、文史素养三个部分。我们面对的新命题是，在当代教育中，媒介素养成为了跨越和融合了这三个部分的粘合性素养。在大学时代增强媒介素养，可以说是获得了一项引领性的素养，因为一旦形成良好的媒介素养，以此为支点，可以促进其他三项素养内容的养成。它能够扩大视野、增强学力、活跃思想、协同创新。纵观各国媒介素养的养成教育，基本都是形成学校、家庭、政府、社会、媒体五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其中，学校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场所，家庭是素养得以养成、教育得以巩固的关键之地，同时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更需要各类媒体的积极配合，提供媒介信息、媒介技术、媒介产品和练兵场。实践已证明，只有各方积极参与、通力合作，才能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有效发展，促进学生媒介素养的提升。
师德“一票否决”究竟谁来决断
唐伟在2013年6月2日新华网撰文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某种意义上讲，师德的重要性应是最重要的职业前提。若一个师者师道德低下，就会耳濡目染影响下一代，成为教育和社会之忧。故而，加强师德考核，净化师资队伍，以保持教师和教育本身的纯洁性、高尚性已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师德问题不是今天才有，师德标准也早已有之。现在，将师德表现作为老师考核的重要标准，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固然有强化之意；但有一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师德究竟如何评价，由谁来评价？若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可能就很难实现预期的效果，甚至陷入“走程序，行过场”的形式化敷衍。
一方面，教师好不好，道德高不高，不应由少数几个教育官员、或者固定的考核机构来作出。否则，所谓的师德好坏，就会成为迎合教育官员需求的标准，而非家长和学生的所需所盼。比如，一些在学生中并不受欢迎的老师，却成了学校管理者心中的“宠儿”；一些受学生喜欢、家长欢迎的老师，在考核结果上却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如果将考核教师的主动权全部交给家长和学生，也未必合理。管严了或说了重话，学生和家长未必领情；管松了成绩上不去，学校和领导又不满意。在这两种标准的反差下，我们可以看到师德出现了两种异化，一是体罚现象的屡禁不止，二是“下跪式”教育尝试的方兴未艾。
更重要的是，师德是一个极难界定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指标体系，会受到社会整体道德风气的影响，以及行业体制的左右。在整体性问题和体制性症结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单兵突进”的师德考核该如何破题，考验着相关部门的智慧。
高校宿舍管理应摆脱圈养思维
李妍在2013年5月31日《中国教育报》撰文指出：近日，一则有关广西大学公寓门禁的新规在网上迅速扩散。该规定称，今后学生进出公寓均须刷卡。其中一条细则还提到，“一天未出门的，即被视为‘住宿异常’，将给予处分。”
本应自由开放的大学，却安上了严查进出的门禁，“异常者”还要予以处分——一幅家长式的大学宿舍管理图景，再度跃然纸上。同时，大学生中的“宅男宅女”早已非新闻，但学校明文禁止并要处分，也还是第一次听说。
用门禁管学生，说白了，无非又是管理之手伸得过长的案例之一。大学生大多已经成年，学生向宿舍方付费，彼此更多应是房东与租客的关系，宿舍方有向学生提供安全舒适宿舍环境的义务，却没有限制学生来去自由的权力。此前，一些大学在宿舍走廊安装监视器，甚至把监视的目光放到了学生寝室内部，无不以安全为名，其中问题，如出一辙。
看国内的大学宿舍管理，准时熄灯，准时断网，不准在寝室随意用电，甚至还出现了严查进出的情况。学生在这里只是被管理、被圈养的对象，无法进行自我管理，更难以在宿舍生活中与教授们相处交流。当宿舍只是一个管理睡觉的纪律场，而不是一个拥有活动、学习、娱乐等多种功能，充满趣味的家，学生在这里学会“宅”，便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如果说“宅”是一种自我圈养，那么，类似于严查进出的管理方式，则更是一种圈养管理。大学宿舍管理首先要摆脱这种圈养思维，不能把管理之手伸到学生自由进出之地。除此之外，再想想如何发挥寄宿制的教育、归属、认同功能，应该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