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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 李冬君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8.10
262.00元
刘刚
自由写作者，主要著作包括《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自由的款式》《中国近代的财与兵》《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近代卷）》《回到古典世界》《中国史诗》等。
李冬君
历史学博士，独立学者，主要著作包括《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乡愁的天际线》等。
本套书重新划分了中国历史时段，貫穿了从六千年前的良渚化世界到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并结合对地理、考古、艺术、文物的考察，解读中国的内涵及其演进，并重新发现中国的源头和文明延续的规律。
良渚化世界
——良渚人是文化中国的播种机
沿着玉石之路，长而又长，良渚人奋然北上，不像是逃难，反倒像扩张。虽然战争难免，死人的事会经常发生，但良渚人还是锲而不舍逐玉远行。
他们往西北去，最远到了哪里？齐家文化遗址里发现了良渚化的玉器，是良渚人追求玉石追到了这里，还是良渚玉文化的影响到了这里？这一分别，对我们来说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一追求中，良渚文化的“越禹”，变成了“戎禹”。
禹在不同的文化区系和文化板块里，都显示了他的存在，这种跨越地缘和超越血缘的泛文化主义的存在，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曾经有过一个“良渚化世界”。
“从东南往西北”，“越禹”变“戎禹”，已不单是个传说，结合考古学已发现的越来越多的遗址遗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从神话到历史的运动大势。
正是在这一大势中，不仅普及了良渚文化，还使玉成了“中国”的标识，以至于在论及东西文化源头而众说纷纭的今天，我们辨别一处遗址，观其文化，究其来源，究竟由“西来”，还是从中国本土自发，确认那文化归属的就是玉。有玉，那文化便是中国的，因为西方新石器文化里没有玉，遗址里没有玉，才可以另当别论，问一下它们从哪里来。
那时候，良渚文化的影响，有点像亚历山大帝国以后的古希腊，在帝国解体后，还留下个希腊化世界，良渚人也是如此，离弃本土本国以后，他们反而拥有了一个良渚化世界，那是一个玉文化的世界，就像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人都自称为希腊人的子孙一样，那时的中国人，也都是玉的传人。玉不光成了中国文化的标识，同时还成了中国人的身份标志和个体人格的范式，不仅国家制度取法于玉器制作，发展出制度文明的规范，而且个体人格也向玉的审美属性看齐，形成了精神文明的标准。参考西方人的“希腊化世界”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把那个玉器时代的“中国”称为“良渚化世界”。就像后来的欧洲人自称“我们都是希腊人”和中国人自诩“炎黄子孙”那样，也许史前中国就曾经有过一个“我们都是玉的传人”的时期。那时，还没有“炎黄子孙”一说，玉成了当时中国人的身份特征。
良渚人的迁徙是全方位的，除了向东出海未见有遗迹，向西南和西北去的都发现了遗址遗迹。往西南的良渚文化，分别进入皖赣、闽粤、巴蜀，被融合于当地文化中，把一种文化统一性的理想赋予了当地文化，像播种机一样，一路上播下了文化中国的种子。但是，真正发展起来，开出中国历史运动大势，形成文化主流——“良渚化世界”的，是往西北的一支，这一支，在与其他文化的强强联合与冲突中，一起缔造了中华文明共同体。
“良渚化世界”首先是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前面我们多次提到这两种文化的亲缘关系，在此，我们试举一例，略做说明。孙机在《从历史中醒来》一书中，谈中国古文物，一开篇，就谈到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鸷，那是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遗物。在“鸷鸟、神面与少昊”一章中，孙机指出：此玉件由三部分组成，上部为一欲飞之鸟，中部为人首，下部为基座，或曰为“青玉鹰攫人首佩”，恐不确，因为人首当为神面，而非供鸟啄食的祭品。孙机还指出，与之相似的玉饰，还有两件，一件是山东日照出土的龙山玉圭，另一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龙山玉圭。三件一对照，可见刻纹有多么相似。
首先，这三件神面顶部都是“介”字形，外撇两檐，耳垂两旁，眼如旋涡，如此造型，最早出现在良渚文化中。还有更为引人注目的立于神面之上的那只鸟，就颇有“天命玄鸟”的意味，其样式，最早也出自良渚文化的玉立鸟。所不同者在于，龙山玉鸟，做威风凛凛的鸷鸟状，而良渚玉立鸟则浑然素朴，萌态可掬，这大概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两种诉求。龙山玉鸟在扩张时期，令人敬畏，体现了国家本质所要求的威权那一面，而良渚玉立鸟处在萌发时期，令人亲近，恨不得将那鸟儿抱在怀里，形成共同体。这样两只形似却迥异其趣的鸟，反映了古代国家起源的两个不同阶段以及国家本质从亲民到威权的两个方面。
龙山文化出自大汶口文化，同时又大量存在良渚文化的因素，有可能是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融合的产物，一个是文化的父本，一个是母本。这种融合的情况，在良渚文化的遗址里有反映。孙机在书中提到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良渚玉镯，一面刻有大汶口式的意符文字，另一面刻了一个带座神主形象。两种文化符号，统一在一个玉件上，分明在提示着两种文化已有了合二为一、融为一体的趋势，为良渚文化进入龙山文化准备了前提。
除了神主，还有安放神主的基座，孙机也对两种文化的刻纹做了比较。他发现，大汶口之带座神主式的记号曾在南京北阴阳营出土的良渚陶尊残片上出现过，而且就在天津博物馆藏的那只龙山玉件的基座上，他又发现，基座上部刻有“反动”之二鸟—两只反方向飞翔的鸟是否有暗示“反者道之动也”的意味呢？这样的图案，在良渚文化的玉梳背上也时有发现。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龙山玉圭神面刻纹两侧还刻有两个人像，这也是从良渚文化里来的，在反山16 号墓出土的良渚玉冠饰和瑶山7 号墓出土的良渚玉三叉形器上都发现有神面两侧的人像。种种迹象表明，良渚文化推动并参与了一个伟大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正是在这一建设过程中，良渚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令人神往的“良渚化世界”。
中国历史的统一性，若要追根溯源，就应该到史前“良渚化世界”去寻觅。孙机说，孔子周游列国时不用带翻译，秦始皇“书同文”只不过是一道行政命令，之所以能心想事成，是因为“中华古民族在遥远的时代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也许就从“良渚化世界”开始，也就是孔子“祖述尧舜”的那个尧舜时期。
中信出版集团
2018.10
262.00元
刘刚
自由写作者，主要著作包括《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自由的款式》《中国近代的财与兵》《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近代卷）》《回到古典世界》《中国史诗》等。
李冬君
历史学博士，独立学者，主要著作包括《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乡愁的天际线》等。
本套书重新划分了中国历史时段，貫穿了从六千年前的良渚化世界到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并结合对地理、考古、艺术、文物的考察，解读中国的内涵及其演进，并重新发现中国的源头和文明延续的规律。
良渚化世界
——良渚人是文化中国的播种机
沿着玉石之路，长而又长，良渚人奋然北上，不像是逃难，反倒像扩张。虽然战争难免，死人的事会经常发生，但良渚人还是锲而不舍逐玉远行。
他们往西北去，最远到了哪里？齐家文化遗址里发现了良渚化的玉器，是良渚人追求玉石追到了这里，还是良渚玉文化的影响到了这里？这一分别，对我们来说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一追求中，良渚文化的“越禹”，变成了“戎禹”。
禹在不同的文化区系和文化板块里，都显示了他的存在，这种跨越地缘和超越血缘的泛文化主义的存在，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曾经有过一个“良渚化世界”。
“从东南往西北”，“越禹”变“戎禹”，已不单是个传说，结合考古学已发现的越来越多的遗址遗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从神话到历史的运动大势。
正是在这一大势中，不仅普及了良渚文化，还使玉成了“中国”的标识，以至于在论及东西文化源头而众说纷纭的今天，我们辨别一处遗址，观其文化，究其来源，究竟由“西来”，还是从中国本土自发，确认那文化归属的就是玉。有玉，那文化便是中国的，因为西方新石器文化里没有玉，遗址里没有玉，才可以另当别论，问一下它们从哪里来。
那时候，良渚文化的影响，有点像亚历山大帝国以后的古希腊，在帝国解体后，还留下个希腊化世界，良渚人也是如此，离弃本土本国以后，他们反而拥有了一个良渚化世界，那是一个玉文化的世界，就像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人都自称为希腊人的子孙一样，那时的中国人，也都是玉的传人。玉不光成了中国文化的标识，同时还成了中国人的身份标志和个体人格的范式，不仅国家制度取法于玉器制作，发展出制度文明的规范，而且个体人格也向玉的审美属性看齐，形成了精神文明的标准。参考西方人的“希腊化世界”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把那个玉器时代的“中国”称为“良渚化世界”。就像后来的欧洲人自称“我们都是希腊人”和中国人自诩“炎黄子孙”那样，也许史前中国就曾经有过一个“我们都是玉的传人”的时期。那时，还没有“炎黄子孙”一说，玉成了当时中国人的身份特征。
良渚人的迁徙是全方位的，除了向东出海未见有遗迹，向西南和西北去的都发现了遗址遗迹。往西南的良渚文化，分别进入皖赣、闽粤、巴蜀，被融合于当地文化中，把一种文化统一性的理想赋予了当地文化，像播种机一样，一路上播下了文化中国的种子。但是，真正发展起来，开出中国历史运动大势，形成文化主流——“良渚化世界”的，是往西北的一支，这一支，在与其他文化的强强联合与冲突中，一起缔造了中华文明共同体。
“良渚化世界”首先是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前面我们多次提到这两种文化的亲缘关系，在此，我们试举一例，略做说明。孙机在《从历史中醒来》一书中，谈中国古文物，一开篇，就谈到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鸷，那是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遗物。在“鸷鸟、神面与少昊”一章中，孙机指出：此玉件由三部分组成，上部为一欲飞之鸟，中部为人首，下部为基座，或曰为“青玉鹰攫人首佩”，恐不确，因为人首当为神面，而非供鸟啄食的祭品。孙机还指出，与之相似的玉饰，还有两件，一件是山东日照出土的龙山玉圭，另一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龙山玉圭。三件一对照，可见刻纹有多么相似。
首先，这三件神面顶部都是“介”字形，外撇两檐，耳垂两旁，眼如旋涡，如此造型，最早出现在良渚文化中。还有更为引人注目的立于神面之上的那只鸟，就颇有“天命玄鸟”的意味，其样式，最早也出自良渚文化的玉立鸟。所不同者在于，龙山玉鸟，做威风凛凛的鸷鸟状，而良渚玉立鸟则浑然素朴，萌态可掬，这大概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两种诉求。龙山玉鸟在扩张时期，令人敬畏，体现了国家本质所要求的威权那一面，而良渚玉立鸟处在萌发时期，令人亲近，恨不得将那鸟儿抱在怀里，形成共同体。这样两只形似却迥异其趣的鸟，反映了古代国家起源的两个不同阶段以及国家本质从亲民到威权的两个方面。
龙山文化出自大汶口文化，同时又大量存在良渚文化的因素，有可能是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融合的产物，一个是文化的父本，一个是母本。这种融合的情况，在良渚文化的遗址里有反映。孙机在书中提到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良渚玉镯，一面刻有大汶口式的意符文字，另一面刻了一个带座神主形象。两种文化符号，统一在一个玉件上，分明在提示着两种文化已有了合二为一、融为一体的趋势，为良渚文化进入龙山文化准备了前提。
除了神主，还有安放神主的基座，孙机也对两种文化的刻纹做了比较。他发现，大汶口之带座神主式的记号曾在南京北阴阳营出土的良渚陶尊残片上出现过，而且就在天津博物馆藏的那只龙山玉件的基座上，他又发现，基座上部刻有“反动”之二鸟—两只反方向飞翔的鸟是否有暗示“反者道之动也”的意味呢？这样的图案，在良渚文化的玉梳背上也时有发现。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龙山玉圭神面刻纹两侧还刻有两个人像，这也是从良渚文化里来的，在反山16 号墓出土的良渚玉冠饰和瑶山7 号墓出土的良渚玉三叉形器上都发现有神面两侧的人像。种种迹象表明，良渚文化推动并参与了一个伟大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正是在这一建设过程中，良渚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令人神往的“良渚化世界”。
中国历史的统一性，若要追根溯源，就应该到史前“良渚化世界”去寻觅。孙机说，孔子周游列国时不用带翻译，秦始皇“书同文”只不过是一道行政命令，之所以能心想事成，是因为“中华古民族在遥远的时代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也许就从“良渚化世界”开始，也就是孔子“祖述尧舜”的那个尧舜时期。